【新唐人2011年12月20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三章：一段教书的日子
第五节：对母亲的岐视
母亲受到的多年歧视和压迫，至今还在继续蹂躏她的心，她怎么能安心在这个医院呆下去？几次三番请求调出这个医院，其实只想图一个清静的晚年，够可怜了！但是她仍像一个叫化子那样，被政策落实单位一次又一次的当成皮球踢来踢去。
我在二十四中任教以后，母亲便积极筹划能在蔡家医院分得“家”所必需的房子。邹银双的婚事告吹以后，我的安家便成了她最关心的事。
中国人传统的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虽被冤狱夺走了青春和恋爱的黄金岁月，剩下的就只是娶妻生子的大事，“房子”便成了母亲需要迫切解决的头等大事。
眼下医院正在原来两层楼的基础上加高一层，以解决职工的住房要求，两年前，这个扩建工程开始实施时，也是母亲改正右派落实政策之始，党支部书记，曾指着加高楼层的图纸向母亲保证说：
“我们医院像你这样身兼数职，又要挂号，又要作出纳，又要负责全院工作的报表，真是难得，我们缺不了你，现在按工龄排，你的工龄也是没人能同你相比的，这一次分房无论从道义上，还是政策上，你当之无愧的排在分房的第一名！”
眼看着一天天修好的房子，耳听书记的甜言，她盘算今后的新家规划，心想能在身前了却这椿人生大事。然而，她低估了，对她多年的歧视依然存在。
中共统治三十年来，老百姓普遍没有休养生息的窝。近年来靠恢复农民单干，老百姓肚子在逐惭填饱后，安家的“窝”便空前紧张起来。
农民住在简陋的茅草屋里，还有一个可供遮风避雨的立足之地，城市居民住房的匮乏堪称为世界之最，据当年重庆市统计，城市居民每人住房面积平均不到1平米。
一个三口之家有一间10平米的小屋已相当不错。几世同堂共挤一间或几家挤住在集体宿舍，中间用布遮挡一下的情况相当普遍。在毛泽东淫政下，城市里的“吉普赛”人，长期在政治运动中耗尽自己的精力，没有国家的投资和计划谁都不敢在“国有土地”上擅自修建自已的“窝”。
毛泽东驾崩，中共新的统治者，提出拨乱反正口号，庶民们为了争这些破房烂屋，发生打架斗殴、杀人纵火事件层出不穷！。
尽管国务院颁发了一个国企职工分配住房的条例，规定单位分房按职工工龄进行打分，再按分数高低排队分房。
但这个条例一到各级基层党组织手里，便彻底变样！掌握住房分配大权的基层党棍们，运用自己手中的分房大权，或公开窜通，或暗地交易，他们现在又成了抢住房争待遇的强手。
一幢住房从刚刚开始平地基开始，一场围绕分房排队的争夺战就明里暗里展开了。这种争夺战是世界上罕见的中国特产，准确说这是共产主义牛皮吹破后，赤贫者如梦初醒的争抢。
这种蛮不讲理，手长心黑之风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利益分配上，此风要一直延续到专制政体彻底解体的那一天。
新房建成后，便成立由支部书记“挂帅”的分房小组，按照本单位中势力大小和利害关系制定分房办法。
按小组成员意见塞进“贵献大小、在本单位工作的时间、业务水平、职务高低”的条款。以体现小组成员利益的打分办法。任何单位所执行的分房条例，与国务院规定按工龄打分的办法根本是两回事！
共产党一贯有“保密”的规定，凡是党的政策、会议决议，老百姓是不能过问的。这一条被分房领导小组利用得很好，他们把本该由职工讨论决定的分房条例，和打分办法当成了党的“绝密决定”。
胆小的医院职工，事前没有人探问分房条例，就由医院的领导和掌红吃黑的职工在“暗箱”中，任意塞进有利于自己的私货。
按照当时流行的规矩，蔡家医院为分配新的房子，也成立了王明为组长的分房领导小组，然而，分房条例却迟迟没有公布，蔡家医院首次住房分配，充满了诡秘，四十几名职工预先都不知道分房办法是怎样制定的。
分房时，到了公布结果的时候，即使是错误的也成了既成事实，这样的单位，奉行欺善怕恶这个处世法则，成了无可救药的现象。
然而，老实巴交的母亲，吃了二十多年的亏，还在轻信王明给她灌的“迷魂汤”，认为许给她优先照顾的保证，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不容怀疑，虽然她一辈子都在受共产党的骗。在建房中有人悄悄告诉母亲，王明是骗你的，但她还是将信将疑地相信了王书记的许诺！
她搬着指头算，四十多名参加分房的职工中，工龄在二十年以上的仅只有五个人，这五个人中她排在第一，新的一层楼一共建了二十间房间，第一梯队的五个人每人占两间房还剩一半……
蒙冤二十三年，她一直住在厕所旁边，一个有起码人性的人，不会做出再剥夺她正当分房权的事！
然而在分配落实住房的前一天，分配的办法仍然没有公布。提前几天，她已在原来住的三人房间里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把那些装衣服的纸箱子和破烂捆好，一心一意等着搬进那盼了不知多少年的，一个像模像样的“家”。
因为我从未见识过分房子的事，不知道这分房中，有那么多的诡计，也从来没有见过分房条例和分房程序，不会想到掌权者在那里靣塞进那么多暗算。
加上我刚刚才接手高中的数学教学任务，连日正在加班加点的熟悉教材，对于母亲分房的事情并未充分关注。
直到星期天我回家去，母亲告诉我，下周星期三医院就要分配新的住房了，等要我回来搬东西时，我才问母亲：“搬进哪一套房子？”她摇摇头说：“还没有公布呢。”
星期三上午我请了假，当我跨进医院大门时，便听见楼上人声嘈杂，一股股的灰尘从楼梯口上直灌下来。我捂着嘴连忙奔上二楼，只见那医院职工的家属们正忙着往三楼搬东西。忙跨进母亲原先住的那间“病房”时，只看见屋子已是空的，满地的废纸破布、空瓶，人却不见了。
母亲的纸箱和木床已经搬走了。不是说要等我回来搬的吗？我正感到诧异，急忙又抽身向三楼跑去，炊事员秦国秀的两个儿子正在把一口大木箱抬上楼去。过道上到处都塞满了纸箱、坛坛罐罐。
好不容易挤上去，在一个屋里找到了母亲。只见她正坐在那堆搬上来的横七竖八纸箱面前发呆。我环顾了那屋子，只有东北方向那垛墙上留一个窗子，偏偏那窗子的外面便是过道，平时因为要过人所以根本没有打开。
所以，只要进了屋便成了四面不通空气，不见阳光的“口袋屋”。
我忙坐到母亲的身边向她询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母亲木然的看着我，讲述了刚刚发生的“分房过程”。
原来，直到昨天下午，分房领导小组的人，才把每个职工这次分配住房的决定，张贴在楼下的布告栏里，母亲这才知道，这王书记花言巧语向她许诺让她满意安渡晚年的，也是她盼了一辈子的“家”，竟是一间四面不通风的口袋屋。
这位道貌岸然的王书记已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反倒是分房小组的人向母亲发出最后通谍，必须在明天之内将所占的病房腾出来。
这天晚上，她整整一夜没有合眼，想到自己的命苦，想着共产党给她带来那么多灾难，整得她家破人亡，她被迫害，被欺骗，为共产党作了半辈子奴隶，受了大半辈子的欺侮，至今还在受人欺侮不觉潸然泣下。
第二天她还想等儿子回来后，再与医院交涉，所以迟迟未搬动。谁知，早上刚刚上班，护理室的四名护士和传达室的小张，五个人奉命一齐拥入母亲住的那间病房，不顾母亲的反对和制止，便将她打了的背包、纸箱全部搬进三楼“分配”给她的那间屋子里。
恰是：“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公然抱茅入竹去……”
她就这样被连哄带逼地搬进了分配给她的新居，……直到十七年后，她逝世时都再没有给她一间遮风避雨的房子，使她临终抱恨而去！
我听到她这么一说，便走了出去，对整个楼层巡视了一遍，整个楼层的十套二十间住房都已被占据。位于西南面的两套两面凌空的房子，已被工龄未满八年的院长李德富、会计许晓龙占据。另一套则已堆满了家什，是给即将赴任的付院长留的。
所有通风好，光线也好的的房子，全被医院里大小“干部”们抢占一光。
直到此时，医院领导们为策划新房而挖空心思，暗中私自交易并隐瞒一年的私分方案，终于才公开！以王明、李德富为首的分房小组，完全没有按工龄分房的原则，而是利用职权将本该由大家公开评分的房子私自瓜分了。
对老百姓公开掠夺和霸道、欺骗仍是中共执政的贯伎。我们忍受了二十多年，看惯它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幌子下，干的对善良百姓的公开抢掠。眼前发生的只是一个小小乡村医院，在住房分配时所表现的强盗行为。
当然，这种既要抢人又不准被抢者出声的作法，早就被我领教，并预先告诫母亲，然而我却没想到人心会那么坏！！
此刻我已按捺不住这种被骗，被辱的愤怒，冲上楼去，找王明讨公道。行政办公室里，王明不在，只有李德富心神不定的坐在那里。不时把头抬起来，从窗子里窥视着楼上的动静显得心虚，见我满面怒容的冲了进来，心中早已明白，便从坐椅上站了起来。
“你们医院这一次分房子是根据什么办法？”我一进屋并没有向他打招呼，觉得没向他大吵大闹已是很客气的了。
面对我的责问他自感心虚，他参加工作才七年，在医院第一次分配住房时就抢在母亲的前头，必竟有点说不过去，不敢像王明那样说什么“这是我们医院内部的事，你们家属无权过问”的蛮不讲理的话。
“你是讲你母亲分的住房吧！”他沉住气，有准备的回答道；“她的工龄是全院最高的这不假，我们已对她进行了特殊的照顾。分给她的房子，不当西晒，不受风寒，还是整个楼层里面积最大的一间。”
睁眼说瞎话是党棍们的擅长，决不会因此脸红。
我立即向他喊道：“既然这么好的住房，我娘就同你掉换吧！你们把一间四面不通风的口袋屋，光线和空气最差的房间逼她搬进去住，你们还有人性和良心吗？再说，我也回来了，你们凭什么把她放在单身职工的档次。你们不怕她上统战部去告你们吗？”
我憋足了一肚子气提出：“所有的人统统从所占的住房搬出来，直到弄明白了以后再来从新分配。这是最起码的办法。否则，我们不会答应的。”
李德富自觉理亏，心里很虚，怕我指责身为一院之长，竟公开抢夺老职工住房，当着全院职工不好交待！正陷于尴尬语塞时，王书记突然从门外走了进来。
李德富看到来了解围人，便退到自己办公室去了。
王明听到我的责问，板着面孔回答道：“你凭什么推翻分房小组集体确定的分房方案，你又凭什么说我们按单身职工的标准对待你母亲？本院的职工像游再郁，肖信芳都是有家的，她们都只分了一间，你也不想想全院这么多人，人人都要分房，这点房子怎么够分配？现在已经优先解决了你母亲的房子，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看来他早有准备，想继续维护他一手遮天的地位。职工的权利和公道在他的眼里，一直就有杆他自认为必须维护的“秤”，这次分配住房就是用这杆秤称出来的。分房必须抺良心，这就是他悟出来的“党性”。
他刚才列举的肖信芳是一个才廿多岁，才参加工作的护士，按工龄分配怎么也轮不上她，就因为她是中共党员，丈夫又在本地的供销社供职，仗着这小小的背景，她能堂而皇之与六十岁的母亲争房。
王明给她安排的房子，就在母亲的隔壁，并与母亲共享仅三平方米的“厨房”。这蔡家医院当时仅只有五名共产党员，除王明本人而外，其余四人全都分了房子，这些人全是工龄不满十年的“年轻人”，按正常的工龄排队，他们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在这住房紧缺条件下，与工作一辈子的母亲争夺。
我问道：“我想向你们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凭什么不按国务院按工龄长短排队分房的规定，兑现这次住房分配？第二，你们为什么没有一个分房条例，供每一个分房的人评分，并预先张榜公布？”我提高嗓门，因为我注意到门外被我们的争吵声吸引，围拢的是全体住院病人和全院的护士。
在这种场合下不争是非曲直，不仅在这一次分房母亲受欺侮，今后她恐怕仍会处在抬不起头的地位。
上一次因为伙食团买菜，我已经同这个一手遮天的人物较亮了一次，我不会放过这一次，我知道母亲的处境是要靠“争”才能改变的。
王明也注意到，在这么多围观者的场合，败在一个刚刚刑满的劳改释放犯手上，他的威信怎么说都要扫地了。所以他的声音带着明显的”以势压人”，故意挑拨说：“分配住房不仅要凭工龄，还要根据家庭人口的数目，你母亲就一人要占两间住房，全院的职工也不服。”
这真是睁眼强辞夺理，母亲的老伴钟治渊在德阳，退休后要回蔡家场安居的。这是他故意抹掉的事实。而我就站在他面前，难道也要被他抹去么？何况我已四十二了，马上就要安家，都要靠母亲分配的房子才成。
何况，当初把我安置在二十四中的教育局，口口声声要照顾我们母子团聚，没有住房，“团聚”的许诺岂非空话！？
当我一连串的揭穿“落实政策”的假面具后，王光明居然说：“你的住房应由二十四中解决”，理由是我是那所学校的员工。
看样子，像母亲这样老实忠厚的人，岂有不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蒙骗？至于教育局对我的骗人鬼话，我压根就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我知道，要争取较为宽松的条件，除了靠自已斗争，不会从天上掉下馅饼来。而王明眼看我当着这么多人面，被一个过去踩在脚下的右派指责，怎不恼羞成怒？于是使出党棍蛮不讲理的本领，把桌子一拍，喝道；
‘你是干什么吃的，你要明确自已的身份，你没有资格干预本院的内部事务，有话也轮不到你在这里责问我们’。他声嘶力竭叉着腰，狂怒巳使他不顾一切！我看到这是一个同派出所汪秃子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这种人表面凶狠可怕，心却是虚的。
在政治上未占优势时，除欺哄、赫诈别无他法。尤其对死缠他们针锋相对的人更没了招数，不甘示弱的我也拍着桌子，回敬道：“你瞒着大家私自分房，一手遮天违背政策的规定，我可以去区委告你。”
这一逼，他气得脸色铁青，浑身发抖接连拍着桌子吼道：“出去，滚出去！”
几名年青的医护人员在李德富的带领下，一边劝着，一边推着我，将我拦出了办公室的门外。门“乓”的一声关上了，这时门外过道上围观的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有的围着我，纷纷诉说蔡家医院过去欺侮母亲的事。
我走到后院的天井里当着上百名围观者，朝着办公室的那扇窗子扯开了噪门，痛痛快快地声声斥责着。这不是骂，蔡家方圆十里地，谁人不知道这蔡家医院对我的母亲和出身有些不良的人，多年来的歧视和虐待？现在是当着蔡家街的居民，替我母亲控诉她十几年受到的欺凌和冤曲的机会。
此时，我听见了办公室传出来大声吼叫电话的喊声，那王明拿起话筒正声嘶力竭的吼道：“喂、喂，是蔡家派出所吗，请你们马上派人来一下蔡家医院，这里有人正在闹事”。
那喊声分明是喊给我听的，眼看着“阶级斗争”喊不应了，斗争会也不开了，往日欺压五类份子那套办法没用了，今天要想继续维持自己的霸道，只好求助于警察了。越是想到他还在用昔日对付我们的一贯手段——捆绑，打骂来封我的口，我越是更加起劲地吼开了。
此时楼上搬家的人，纷纷探出头向下张望，也不知道王明打的是假电话故意吓唬我们，还是那姓汪的自从在户口薄上讨了个没趣，对王明报来医院刚刚发生的事，袖手旁观了。
我站在天井里整整数落了几个小时，仍末见一个民兵，或警察之类的人走进医院“维持秩序”。直到我的母亲走下楼来，劝我回屋去时，我才慢慢离开那里，院子里围观的人才渐渐散去。
我被母亲劝进她的“新屋”，但气还没有消，当即我就主张把母亲的东西搬回她原来住的那间病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事情闹大一点，最好闹到市卫生局，甚至市委去，把母亲为落实政策，要求回到北碚的正当要求通通捅出来，看看这区委和区卫生局该如何处理？看看这蔡家医院仗势欺人的作风该助长呢，还是该遏制？
但是，善良胆小的母亲却依然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她说“忍着吧，不就是为了一间房子吗，退后一步自然宽，能住下就算了，我们总会看到这些人遭报应的时候。”
在母亲看来，这天下是共产党的，那里都是共产党说了算。母亲这种忍让使医院的人，在她生前继续欺侮她，以后几次加工资升级都尽量的卡她。晚年移居北碚，直到她逝世，她连一个养老终生的窝都没有！！
中国人的“忍”可谓一种传统美德，劝告的人编了忍字的歌诀，写成警语字幅，张贴在家家户户门口的墙上，我向来认为这同劝人向善的“百过格”，用委曲来求眼前的平安，则终究得不到平安。
“忍”固然在某些场合，是反对专制主义在策略上的一种需要，但无原则的忍，就变成向统治者的妥协。
相安无燥，有时恰恰是中国专制主义施行霸道政治的需要，立足在这个世界民族之林中的老大中华民族，受发达国家民主思潮的冲击已快两百年历史，然而专制主义政体还在中国大陆上岿然不动，其原因之一就是专制主义扎根于被压迫民众所积沃“忍”的土里太深。
毛泽东统治二十八年间，中国人民屈从冤狱和惨无人道的奴役；在刺刀下把嘴封起来；在独裁者制造的遍地饿殍中，宁可忍受啃树皮草根，茹毛饮血的生活，不敢奋起反抗，还以固守自己祖宗所留传下‘忍’的遗训为美德。
想我二十三年像畜牲一样忍受皮鞭抽打，除怒对中共的奴役，在语言上表达愤怒外，也只能适可而止，今天我除了还是忍气吞声与母亲挤着，‘团聚’在口袋屋里外，还能搬石头打天么？
我不幸的眼看中华民族在未来的日子里，还将忍受特权阶层剥削，眼看他们贪污，荒淫无耻，穷凶极恶骑在劳动者的头上作威作福。忍受着道德沦丧所造成社会各种丑恶现象。眼看贿赂猖狂，盗贼丛生、赌、毒、嫖的毒害而无所作为；
中国的专制狂和中国人的忍让，相辅相成危害着这个古老民族。
忍者诚然少了不少眼前的麻烦，却因此牺牲了公理，牺牲了老百姓保护自己的人权护身符。
忍者助长了掌权者的猖狂，不忍者会因奋起反抗而遭到独裁者的屠杀，所以才会有：“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智者警句，和“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的传世名言。
现在我悟出了横扫四旧的毛泽东，把忠孝仁义批得体无完肤，却对这“忍”的名句格言却没触及的原因。
从那以后，每天早上，各家把炉子一起提到那仅一公尺宽的走廓里逞威，顿时浓烟夹着令人窒息的煤气，便会从各家的门缝里窜进屋去。因为没有出气的窗口而留在屋里弥漫盘旋，常常呛得母亲咳嗽不止。
而我也只好跟着被迫在这间屋子里结婚生子。
倒是与我们隔壁的肖芳，充份利用了母亲的忍，扩大着自己的地盘。
两家人共享的厨房，基本上被她的锅、盆、碗占据，她的丈夫用供销社的车，成天来往于蔡家镇所辖的基层政府之间。物资局仓库，农机站及至武装部，派出所都有他的熟人和朋友，那间屋子里几乎天天宾朋满坐，热闹非凡。
晚上九点一过，楼下面响起汽车喇叭声后，不一会，便有一群人跟在男主人的身后，上楼后便挤进那屋子里，少不了两件事：搓麻将，喝酒。那三平米的厨房顿时烟火滚滚，在油烟夹煤气之中，一盘盘的炒菜端进那小屋去，顿时猜拳行令之声响震整个医院大楼。
吃饱喝足后，便在香烟燎绕之中，铺开了麻将桌，希里划拉的总要闹上一整夜。住在隔壁的母亲被闹得无法睡觉，被迫只好天天吃安眠药。
第二天起身打开房门，本想买一点豆浆之类的早点，可那走廓里，却满地堆了空酒瓶和没洗的油锅，菜盘以及鱼、鸭、鸡的骨头。
至于厨房更是堆得连脚都插不下去，根本就别想进厨房。小心翼翼的把这些杯盘端开一个刚刚插得下脚的小空间，走进去，将自己的小煤油炉好不容易从厨房的角落里清出来，躲进自己那口袋屋里，放在那个没有丢掉的小方桌上，点燃了火，从新过着在二楼病房里自炊自食的独居生活。
那厨房已被她完全霸占，母亲组建一个小家的美梦，终于破灭了。
由于长期的监狱生活，我的身体很虚弱，稍不经意咳嗽感冒是经常的事。为了改变这种状态，在二十四中任教以后，我摸索出规律的生活习惯，因为那里树木茂盛，空气特别好，每天清早六点钟按时起床，接着便围着操场，坚持两千米的长跑。
晚上保持着一个独自静静思考和回忆的习惯。准备着写出我一生的经历，用事实抨击黑暗统治。我和母亲在落实政策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和歧视，在客观上起着鞭策我的作用。
中共改革开放时期，在经济上实施改良，而政治制度仍然奉行毛泽东那套，人民要求把暴君焚尸扬灰遭到拒绝。对中共欺压我们的种种霸道，只妤奉行‘忍’。
恰好，二十四中这种远离闹市的偏僻环境，给我提供了回忆和思考往事的条件，同时也提供了忍的空间，我开始实现早已定下的计划，写了许多回忆片断，为我今后长篇记实的撰写，作了准备。！
第六节：我的初恋和婚姻
我在二十四中工作安定后，婚姻便成了我个人首先要完成的大事，然而，结婚首先要恋爱。在封建时代，那时中国人在男女授受不亲和旧礼教的束缚下，婚姻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来决定。看孔雀东南飞，梁山泊与祝英台这些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戏中悲剧人物往往触动我。
不过，导演我的悲剧，正是当年抨击封建制度的中国共产党。
大学里那段因反右斗争酿成的冤魂恋，成了我刚刚踏上人生的一场噩梦，我知道当年演出这种悲剧的人远不止我一人，好多人自杀，好多人殉情，又好多人被逼着走上不归路。
但是我没有死，生命从冤狱中延续下来，婚姻和爱情也延续了下去，直到今天。由于我特殊的遭遇和不甘屈从命运的摆布，使我的婚恋故事，充满了传奇和悲哀——
1979年，42岁的我回到蔡家场，冤狱好像决定我此生只能接一个老婆回家过日子。
同邹银双那场“见面散”的戏演完后，结婚对我只留下延续后代的使命，可是我生性倔强，硬要把快死去的爱情拽回来，老天又把一段孳缘赐给了我……
中共统治三十年来，一面空喊消灭城乡差别的口号，一面为巩固它的统治，实施了严密的户口管理制度，人为将国民划为城市和农村两类，农民在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上都比城市的贫民更苦，城里的一个职工再穷，好歹每月也有二十多块钱的工资，就是没有工作，吃粮按居民供应也有“保障”。
农民起早摸黑，还得自己挣口粮，常年劳累不得温饱，形成中国社会的最穷困的阶层。农村这种低下地位，成了中共统治者，关押不服从其统治的“五类”份子“大监狱”，每次政治运动，都要把相当一批人下放农村，作运动的惩罚，独裁统治有意制造并扩大了城乡差距。
恶毒的是，为了防止饥寒交迫的农民向城市逃荒，中共的政权机关加强了户口管理，一旦发现流入城市的逃荒者，便被收容和劳教，其生活条件的恶劣甚至比劳改更差。
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这种人为差别，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公开等级，农村人要落户城市，除了严格的审批还要交高额的户口费。
农村女孩子为了摆脱又累又苦的农村，老夫少妻的家庭悲剧层出不穷。这样的家庭没有爱情基础，说穿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买卖婚姻，是中共制造的社会不公平产物。
1980年我和母亲的工资加起来总共每月150元，在低收入的蔡家平民和贫困的农村中，我和母亲算是蔡家地区的“富人”。
加上当年国营单位的职工老来退休后，直系的后代有顶替父母岗位的规定，我的母亲眼看就要退休，谁能成为她的儿媳，便有可能获得进这家医院工作的机会。所以我的条件，对蔡家场的贫民和农村女姓，是有诱惑力的。
当时向我母亲提亲的人并不少，只是她们中属于街道居民的，都是伤偶或离异的二婚嫂，而且都带有孩子，在计划生育年代，要和她们再生一个孩子是不可能的。
没有结过婚的女孩子，要未在外地已经有了男友，要未是十八岁以下还没有到结婚年龄的少女，到了法定结婚年龄难说不会变卦，更主要的是，这种单纯从经济利益考虑的婚姻，无异于买卖婚姻而暗藏悲剧。
在我的心目中，未来的伴侣要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同时应当不妨碍我的写作，所以对伴侣的选择有了要求，可是冤狱注定我今后建立的家，会出现许多不幸。
“片断”的第二个读者
我写完第一本“片断”时，第一个读者就是我的母亲，她在读完后，老泪纵横，并在篇未的扉页上，留下这样的话：“看了我的孩子这本用血和泪写成的片断，情真意切发人深省，想起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一页一页再现其间，我的心也随之振动”。
这期间范小妹已经初中毕业升入高中，仍留读二十四中，因为她已经长大，不便再寄居母亲那里，她的家距二十四中太远，只能寄宿学校，晚上上自习时，她常到我的宿舍里补习功课，久而久之她对我晚上的写作引起了关注。
有一次，她很天真的问我：“哥，你晚上常常深夜还在写东西，看你写东西的样子，好像什么都忘了，心里也很伤心的样子，有时边写边流泪，你在写什么呀？能给我看一下吗？”
小妹在我母亲身边生活多年，对母亲的不幸很同情，加上她出身农家，对农民的处境，有切身之痛，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使她萌生了对现实的反感。虽然她根本不懂政治，在信仰的领域尤如一张白纸。
我想我写的片断，会有助于年仅十六岁带着探索来认识社会的她，所以我答应了她的要求。
我只告诉她，我写的“片断”是中共绝对忌讳的，所以我暂时还没有拿给任何外人看，请她看后不要向任何人张扬。
她便在我的办公桌上翻开了这些“片断”，她是继我母亲的第二名读者。读着读着很快她由好奇变得严肃，渐渐双眉紧锁，看得出她的内心已进入我所描述的境界。两小时过去了，我已将第二天的课备好，她仍在专心读着并不愿释手。
我轻轻拍着她的肩说道：“夜深了，明天再看吧。”她才如像从梦境里初醒，闭上了眼睛好像在回味片断里的情节。
好一会，她才抬起头来，眼里绽出一阵很奇特的光，是一种极为柔和的光，我曾接触过这样的眼光，低下头，轻轻地说道：“你写得真好，像诗，像歌！我差一点都要哭了！”说时，她又抬起头来，这一次那眼里分明噙着晶莹的泪。
我情不自禁伸出双手，轻轻地楼着她那札着小辨的头，一面掏出手绢，为她擦去已经夺眶而出的泪，我的心中立刻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暖流在窜动，她把头靠在我的手臂上，静静的听得到我的心跳……
那以后，她见到我总有一种异样的眼光，偶尔两人的眼睛在课堂上碰到一起，她总会低下头去。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她的弟弟在中午时到我的宿舍里告诉我说，“姐姐病了，请你向他们的班主任请一个假”。
那天下午正逢我没有课，吃过午饭，便专程去了她家。
从二十四中到她家，足足要走半个多小时，穿过正街和通向广场的一段机耕道，途中全是田间阡陌小路。今年春节期间，第一次同母亲一起到过她家，这一次我是第一次单独去她家。时值九月中旬，正是收割中稻的季节。
绕过她家门口那池塘，见围墙上的小门半掩着，走近小门，我在那门上扣了两下，里面并没有人应，于是便轻轻推开门，走过猪圈向那灶房屋走去，灶房里堆满了晒干的包谷杆，我向通向里院的小门望去，院子里堆满了包谷棒，胡妈正在忙碌着。
再向里屋望去，里面一共三间卧室。最里面的一间，放着一张古式的大木床和粮食的围囤。靠着外面的两间小屋，各放着一张小床，一间屋子里放着一张极陈旧的木柜，一间屋子里放着一张桌子。没有粉刷的泥墙上贴着发黄的报纸，已剥落下来吊在那里。范小妹正面墙而卧，我进屋时她并没察觉。
抬头望去，春节时吊在屋梁上的熏腊肉已经没有了，这比我在盐源时詹大娘的家好不到那里去，看来，胡妈辛勤一生将五个儿女拉扯大，却落得一贫如洗，这便是当年中国普遍的农家。
我的单独作客，是胡妈没有料到的，见了我，比春节那一次还要热情，连忙招呼我坐下，并马上走进里屋，取出一只装着白糖的瓶子，给我泡了一碗糖开水。当时，白糖“凭票”供应，农村里是不分配白糖的，所以白糖很稀贵，糖开水是农家用来招待贵客的“饮料”。
小妹被母亲的动作和人声所惊醒，翻过身来已查觉到是我来了，便坐起身来。我走进了她
的房间，用手摩了一下她的额头，果然很烫，便从衣兜里取出带来的阿斯匹林片。
她的母亲正忙着烧火弄饭，说一定要我吃了饭再回学校。
屋里只留下了我们俩，看她脸色青黄，头发逢松好像很憔悴，但仍保持她少女的光彩。此时睁大着一双发红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流露出一种朴质的羞涩。我轻声地问道：“头疼吗”？她点了点头，问道：“哥，你这么忙还过来……”
我端着那盛糖开水的碗，拿着感冒药，递给她叫她吞下。因为穷，乡里的人偶感风寒，极少找医生开药，一般的就只有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了。
吞下药片，我便教她躺下，给她盖好被子，轻声说道“吃了药，好好睡一觉，发身汗，就会好的”。她顺从地躺下，两只大眼睛却盯着我，好像有一种难以启口的话从那眼里向我传递。
不知是一种下意识的冲动，还是人们称作的“情”在作用，我弯下腰，亲了亲她那发烫的额头，那一瞬间就像有一股电流，从我的身上流进了她的体内。
她紧闭着眼睛，体验着那种感觉。
为了让她安睡，我起身走出了她的房间，去帮胡妈弄晚饭去了。
吃过晚饭，已下午六点钟，我便起身告辞。临行前嘱咐胡妈：“发烧病人胃口不好，熬点粥给她吃，我拿来的药一定要按时服下”。说完，便站起身来，向里屋望了望，没料到，她已穿好衣服坐在床沿上，见我要走，便走出屋来一定要送我，说：“天快黑了，那田坎路不好走，我带你走上面那堰沟铺的石板路。”
见她已不像刚才我来时的面容，精神也好多了，显然是刚才吞下的药力发挥了作用。床前已换下了一大堆衣服，必竟年轻，出了汗，烧也就退了。她一边说，一边梳扎逢乱的头发，从新扎好了小辨。
“不行，你还在发烧，就是烧刚退也不能敞风，否则病情要反复发作的”！我反对道。然而她却走到我的面前抓起我的手，放在她额头上，我感到那带着汗迹的额头确实已经凉下来了。
她固执的说：“我在床上已经躺了一整天了，现在全身的骨头节都睡痛了，我也想出去走走，活动一下身体。”见她执意要送我，我推迟不过，便嘱他多穿一件衣服，胡妈拿出了一件夹衣给她穿在外面。
走出木门，天色已经暗下去，但没有风，于是她走在前面领路，我跟在后面，一前一后的出了木门，转过一个弯，便踏上了那用石板铺成的堰沟小道。
走出不远，小道伸进了一片茂密的竹林。走进密林中，我们俩便被包围在绿色的竹林中。夏未的黄昏，竹林里蒸发出一种清新的气息，这是我俩第一次在野外单独相处，好像进入了一个只有我俩的二人世界。
我听得见走在前面，仅一步之隔她那心脏里发出的跳动声。
我忽然觉得，如果此时，她突然停下脚步，回过头来只消深情地凝眸望我，我定会立刻将她紧紧地拥抱在我的怀里，那种我原先以为永远都不会再属于我的爱情，突然奇迹般的降临给了我。
然而，她没有这样做，我也没有这样做，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步之隔的距离，我们双方都在用理智约束着自己，因为她太年轻了，一个高中学生，年仅十六岁。而我已是四十二岁的中年人了，而且是她的老师和义兄，中国古老的道德理念，发生了强烈的制约作用，我们都应当自重……
我俩穿出竹林走出堰沟，前面便是蔡家广场的出口了。
在暮色中，我还来不及向她叮咛，“等病好了以后，再来上学”。她便已经站在沟上，向我挥了挥手，扭过身去，迅速消逝在暮色笼罩的竹林中了……
不过，感情像一头脱缰的小马驹，冲击着理性的约束，带着与范小妹初恋的感情，我向母亲表示过，我要娶她为妻，但是受到了母亲的反对。
逆缘
在二十四中，近百名教职员工中，与母亲有过相似遭遇的一共有八人。其中，外语组的王基敏老师和已经退体的郑修老师，与母亲交往最密，虽然处在两个单位，但处在同一蔡家地区。
过去，“公社”开批斗会便将她们聚在一起游街，批斗，加上两位老师常到医院看病，亲眼见到医院职工对母亲的欺侮，同病相怜，结下了患难之情。
我到二十四中后，她俩又是我的邻居，除了常常给我烧开水、弄饭，提供生活上的帮助，还常向我介绍，当年蔡家场和二十四中打手的“赤色”暴行。
两位老师最关心我的便是婚姻，她俩比谁都替我的婚姻着急，主张找一个能配得上我的，最好也是教师的人作女友。
正好住在我的对面，一位高中政治教师名叫徐乐生的，正为他的表姐寻找对象。他的表姐叫刘启建，在蔡家地区的卫东中学任语文教员，年龄比我小七岁，已经离异，但无子女。
有一次，蔡家地区的中学教师在二十四集中学习，王基敏和徐乐生便商议，将这位刘老师介绍给我，在那次活动结束的当天下午，由王基敏撮合，我和刘启建就在徐乐生的房间第一次相见。
她中等个子，五官也还端正，据说也有一段因家庭出身发生的辛酸经历，受过“劳教”，并与前夫离异。
第一次见面，留给我的印象说不上好，也说不上有什么致命的缺陷，只是感到她与人交谈有意无意流露一种不顺眼东西，讲到文革年代，眼睛老是爱翻白眼，两手还在空中舞动，以帮助她表现出某种“造反”的意态，那挥手说话间，不时叉腰的动作，像从当年的红司令那里学来的。
这种动作，大大伤害了她那女姓应有的风韵。
恰恰我的弟弟就是被造反派杀害，我对文革的狂热深感痛恨，从她身上折射的那种阴影，除让我反感还凭添了一层防范的隔膜。我这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已把她拒之门外了，我完全没有与对方恋爱的初衷。
所以，当王基敏问起我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时，我只是笑了笑，把这个初次相见的印像埋在心里，并没有说出口。
大约过了两个月，她第二次到她的表弟处来取一些语文教参书，王、郑两位热心的老大姐抓住这个机会，主动当起义务红娘。把我们单独地关在她表弟的房间里，我们两作了第一次交谈，我们不仅各自介绍了自己的“遭遇”，还介绍了各自的“家庭”。
她的父亲刘学理，年轻时就读于国民党成都军校。抗战时期，原国民政府川东峡防局行政长官卢作孚，曾聘他担任北碚市的民政局长兼城防长官。1949年9月中共军队占领重庆，身居北碚区城防长官的刘学理开城迎共，北碚遂和平“解放”。刘学理也成了国民党“起义投诚”军官。
不过未到五年，这些本想徼幸自保的人们，一个个被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房屋被没收，家被洗劫，刘学理被划为反革份子，受到三年的监督劳动管制，沦为无产阶级政权下一个赤贫的黑五类。
刘学理五个子女中，刘启建是老三，自从父亲被管制，她才七岁就要带弟妹。稍大一点，便在垃圾堆里拣二煤炭，拾破烂，没少受邻人和同学们的歧视，但她却因天性的软弱，从不敢对加给她的不公正表露反抗。
中学毕业后，因为家庭出身，使她没能考上大学，但却幸运的当上了小学教师。在她二十四岁时，被西南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一个姓王的讲师看中，虽然那姓王的比她整整大了十几岁，并抛弃了他的前妻。结婚使她得到一种新的虚荣，做大学讲师又是党员的妻子，使她感到社会地位膨胀了。
据她自已讲，为了装扮自己体面的家，她不顾工薪条件，追求高档的家俱和摆设，宁可负债，向她的学生家长借钱，向兄弟姊妹借钱。
借的钱越来越多，背上的债务越来越沉重，为了躲债，她不得不欺骗上门讨债的债主，学会了向债主施以小利来减缓债务压力，并趁文革期间，学校财务的无政府状态，将学生交来的学费挪用还债。
于是债主的公愤和无产阶级高压的专政，毫不手软的将“诈骗”和“贪污”的双重罪名，扣在她头上，就因为大约几千元的债务和几千元的挪用，她被关进了西山坪劳动教养营，由当时北碚军管会处以三年的劳动教养。
而那位王姓讲师，在判处她劳动教养的宣判大会上，向法院起诉离婚。结果姓王的讲师抛弃了她。
三年劳教期满，她回到老父亲的身边，在她再三恳求下，教育局把她发沛到离北碚二十多里大山上的这所学校，“继续”当她的老师，那可是一所无人愿意去的学校。
我们谈完，已是七点钟了，吃过晚饭后，看天空上月明星稀，一轮上弦月已悬在半空中。她执意要回卫东中学，说明天还要上课。郑修并不劝阻，只是建议我一定要护送她，王基敏叮咛道，“灯塔那一带地势荒凉，文革期间公路上夜间行劫抢人的事累有发生，所以你一定要把她送回学校去”。
经过一下午的交谈，我对她还没有任何好感，我们虽有相似的家庭出身，经历也有相似之处，但对于中共的专制政权，她的认识却与我完全不同，由于相似命运而产生的同情，并没有让我对她发生爱怜。但耽误到这么晚，也是为了我，我总不能眼巴巴看着她一个人摸黑冒险去走那山路。
我们一前一后走出蔡家场，沿着通向灯塔的马路上走去，两旁齐人高的包谷林里黑耸耸在月光照射下，好像路边预先埋伏的不速之客，会突然从那里蹿出来，用刀和棍棒比着我俩，心便仆通仆通地跳了起来，彼此都紧张的窥测着茂密的包谷林并不说话。
我紧握着一根打狗棒，走到灯塔乡的十字路口看看手表已是晚上十一点了，月亮已经开始偏西，光线渐渐暗下来。
当我们走上到卫东中学那段山坡小道时，突然一只山耗子，从路边的草丛蹿出，从我脚下窜过，惊出我一身冷汗，她在田坎上摇晃起来，好像要跌进田里，两手一张便拽住了我的手，为了替她壮胆，我也就紧拉着她的手，走过了那段田坎。
同女人牵手，是我划成右派后整整二十四年来的第一次，三更半夜的在一片荒野之中，这原是很浪漫的事。然而当时处在紧张之中，我却什也没有感觉出来，只觉得背上泛出一阵阵的冷汗。
走完田坎，她才掏出了一支预先准备好的电筒，依靠它，边用棍子驱赶着藏在草丛中的毒蛇。最后总算到达了沉沉静睡的学校大门。
校门囗的两条狗向我们狂叫起来，狗的吠叫惊醒了守校的工人，当木门打开时，我们总算舒了一口气，将她送到了校门内已完成了我的任务。
于是我转身告辞，然而她却坚决不允。来开门的校工是一个四十上下的女工，两个人一齐劝我等到天亮再回去，因为太晚了，周围荒山野地，即使没有盗贼也要碰上野物毒蛇，再说此去蔡家十里路，少说也要走两三小时，何必冒此危险走夜路。在两人苦苦挽留下，我不得不改变回返的主意，跨进了校门。
这里地处偏僻，起居十分不便，比起我所在的二十四中条件还要差，这就是给曾劳教过的刘启建一个安置！比那供销社姓秦的又似乎好多了，总算还有一口饭吃。若不是现在“教师”奇缺，在这种谁都不愿来的边远学校急需补充，恐怕她连这么一口饭都没得吃的。
在入过另册，从地上爬起来的“五类”中，刘启建算幸运的。
学校很小，这里原是一家“地主的宅院”，四周两米高的围墙围着一群泥木结构的瓦房，院中两棵大黄桷树，显得非常的清静。
她忙着把我请进了她的房间，房间里收拾得挺干净，在一张桌子上阵列着一个煤油炉，满桌堆着蛋、米、酱油、和盐糖之类的东西，她在同那位开门的工友商量一阵后，走进寝室，点燃了煤油炉，安上了锅，倒了许多油。
我说别去弄了，天已经这么晚了何况我也不饿，但是她并不听我的，一面说：“在王老师那里，我根本就没吃，她弄的那菜连油都不放怎么吃？”听到她的话，一时答不上话来，只好默默的看着她弄“饭”，只见她在碗里，打了整整八个鸡蛋，然后往已经烧烫的油锅里倒。
八个鸡蛋，我还真没看到过这种吃法，那年月虽已经什么都能买到，鸡蛋也并不算贵，但必竟还是非平民食品，整整八个油煎荷包蛋也够出手大方的。
没出十分钟，两碗面弄好了，每碗面上放着四个黄澄澄的荷包蛋，将其中一碗，端到我面前，那时我一点都没胃口，又不好推迟！于是顺手拿起一个小碗，夹过一个荷包蛋和半碗面，心中暗想，这女人不像一个受过苦的人。
吃过面条已是下晚两点半钟，距天亮充其量还有三个小时，我就留宿在她的床上，她到守门的校工那里住了。
当我钻进那白纱纹帐里，一股浓烈的香水味向我扑鼻，好像乡巴佬初进了大家闺秀的闺阁，迷迷糊糊地一点都没有睡着。
脑子有些紊乱，好像缺乏条理。这是我第一次同一个初识的女人半夜结伴同行，并且寄宿在她的床上，这肯定因为东方人的习惯与西方人完全不同，别说这种没有爱上对方的情况，就是已经热恋而没有结婚，也不允许发生这种性突破，脑子里很奇怪，自问是不是这就是大陆人的要女朋友？
然而不管怎么说，我这一夜印象深刻，尤其对她那种洒脱大方，感到非常的格格不入。管他的呢，还没有确定任何关系，我想……
夏天的早上五点钟，天已拂晓，我忙着起身，一夜几乎没睡，头昏沉沉的，好像生了病。好在今天星期天，我得马上赶回蔡家场，在母亲那里睡上一天。
刘启建已经起床，如昨夜的那般热情，忙着给我端上热腾腾的洗脸水，并忙着去煮豆浆，不过事前已说好，天一亮我就走。
她和那女工一再挽留，我被拖到了七点钟，还是独自走出校门，临别时她一再叮咛我，下周星期六再到卫东中学来相聚。
当我匆匆忙忙急步赶回蔡家医院时，已是上午九点钟了。平时按照惯例，周未我都是回母亲那儿住的，昨晚一夜没归，自然引起她的追问，我便把昨晚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她，母亲很不以为然的说道：“没见过这种女孩子，初次见面就要留人住宿的”。
我连忙解释，那确是因为天太晚，加上夜半更深，路上又有狗、蛇，独自回来确实不安全。她只是嘱咐道，下个星期天千万不要再去了！我点头答应了母亲。说心里话，刘启建在我心里没有任何位置，当时我心理真爱着小范。
自古以来被活活折散的情侣，总是归于“无缘”。一声天意难违的悲叹，也不知结束过多少恩爱情人的生命，其实认真思索每一个悲剧的后面，必有一双导演悲剧的黑手。
“梁山泊与祝英台”，“孔雀东南飞”这些名戏也不知赚了多少善男善女的眼泪，然而并不因一曲梁祝，随蝴蝶翩舞，使现实中新的梁祝不再发生。
尽管“朱丽叶与罗密欧”以愤怒的控诉，痛斥中世纪贵族们带给人们世仇的灾难。贵族们用相互拼杀，来继续世仇，甚至酋长的亲生儿女，也不能不为种族仇隙双双殉情。
而我们这个社会，残酷的‘阶级斗争’，与中世纪专制的野蛮相仿，难道反右运动残酷地粉碎了我和马开先的初恋，同中世纪的故事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吗？当年因为阶级出身而被强行拆散的恋人还少么？
而在今天，造成我中年未婚，难道不是这场残酷阶级斗争悲剧的延伸么？偏偏老天在将一个圣洁少女赐给我时，当我们真心相爱，却受到市俗的阻绕。于是我爱情的第二幕悲剧，便毫不留情的降临给我。
后来在好心的王基敏，郑修以及其它老师的撮合下，我听从了母亲的劝告，屈服于市俗压力，狠心地割舍了同小妹的初恋，身不由已的带着伤感，同意和刘启建结婚。
毛泽东时代，这种悲剧太多，两个受害者，因缺乏彼此了解和相互包容，蒙里懞懂建起的家，充满吵架，这样的不幸岂止我一人。
残酷的事实证明，两个不相爱的人结成的家，不仅双方是痛苦的，最后必然破裂，我的晚年注定了鳏居，而受害最大的莫过于孩子…….
结婚那一天自己弄了几个菜，请了热心我们这婚事的王老师和郑修，买了一些糖果，吃饭以后去蔡家相馆拍了一张结婚照，就这样没有举办任何仪式，悄悄的我们就在母亲那间小屋子里渡过了新婚的第一夜。
后来刘启建逢人便说，我和妈妈太吝惜，一千块钱就打发了一椿婚事，想起来确实寒酸。我和母亲平反后，靠自己这点工资白手起家已经不容易，再说，我对这场婚事充满了无耐。
范小妹我几乎没有和她往来，今天突然听到我结婚的事，一定心里很痛苦，而她的倩影、笑声却萦绕在我的耳际。
果然，结婚还没有一个星期，我们就为在那里住，发生了矛盾。按照我的意见，我们三人都应当住在蔡家医院，我不可能因结婚而抛下母亲不管。平时三个人在三个不同的单位上工作，倒也算了，遇到星期天和放假，三个人往那里聚？
三人住在一间口袋屋中，安上两张床，且不说挤，没有活动空间，拉屎拉尿怎么说都极不方便。何况，婆媳同住一屋，本来就有悖于中国民间规矩！
三个人既不愿挤在一间屋里，刘启建从新恢复了她的习惯：星期六就回北碚同她的老父亲团聚，而我也像以前那样，星期六便回蔡家医院与母亲团聚。
分居成了我同刘启建“蜜月”期的奇怪现象，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家就出现破裂的危机。这难道不是这小小医院党支部的坏心眼造成的么？不是中共二十三年迫害结出的苦果么？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