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17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三章：一段教书的日子
按照中国民俗，腊月二十九是祭祖的日子，明天就是这个日子。不过，文革时期，民俗被诬为封建残余而一扫光了。今天，母亲同宿舍的人都已回家过年，整个楼里冷清清的，只剩下几个病人和我们娘俩，尽管比在狱中好，但仍感到孤伶伶的，心中正怀念死去的亲人，中午胡妈来了。
小妹仍像上次那样，提着竹篮跟在她的后面。见面以后，妈妈像待孩子那样，忙拉着小妹给押岁钱，一边问：弟弟怎么没有来？
胡妈回答说，“他们的爹还没到家，范山去火车站接人去了，抽这个时间，把给你们留的过年货送过来。”
说着，从小妹手里接过篮子，取出准备好了的腊肉和汤圆面，并说，“明晚团年饭，干脆你们娘俩到我家，同老头子一块吃。”
母亲答应，倘如钟老也回来了，我们初三来乡下，母女俩便告辞回家。
第一节：走人户
第二天除夕，钟治渊没有回来，因为我和母亲在四川没有其它亲人，所以就把范家当作自己的家。按民俗我和妈妈初三去了范家。
这患难结下的干亲家，住在莲花大队中部一个土山岗上，距医院两里地。在山冈的垭口，泥墙围成的瓦房群里半隐在竹林之中。
门外是一口大约两亩多地的池塘。我想，范山姊妹两为母亲送来的小鱼，多半就出在这池塘里了。
当我和母亲在山垭口露头时，范大叔正在房边的自留地里办菜，看到我们走来，连忙向院子里喊道：“山，干妈来了！”胡妈闻声从围墙的门里走了出来，她栓着围腰，正在喂猪。
我看见她走到门边的刹那，小妹紧跟在她身后，但她并没有跟着母亲走出门来，而是闪了一下又缩了回去。
我们走上垭口，范大叔迎着我们走来，当我们走近他，伸出手去的时候，他局促地搓了搓满手的污泥，口里歉声的说道：“脏！脏！”。这是一个身体结实的老人，虽年过花甲，但那矫健的步履顶有精神。
听母亲说他因为“解放”前当过一贯道点传师，所以“解放”后不久就被抓起来判了五年刑。刑满后一直留在劳改队，监狱把他的耳朵弄聋了，平时不大与人交谈。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依然是一个“刑满释放犯”。
可是从他那朴实憨厚的老农型脸上，实在无法同中共宣传中，对“一贯害人道”所宣传的阴险狡诈嘴脸联系起来。
我和母亲在胡妈和范大叔的陪同下，跨进门坎，一股农村特有的猪潲酸臭扑鼻而来，门里的左面猪圈里睡着两个刚刚从集市买回来的仔猪。
胡妈走进里屋，忙着洗手，并从碗柜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汤圆面，和芝麻花生拌的“心子”，放在临窗的木桌上搓着汤圆。这屋子既是他们的灶房也是他们的饭堂，柴火就占了整个房间的1/4，灶边堆着从后山坡竹林捡回来的竹叶，乡下人的节俭，恐怕世界其它国家都少有。
小妹忙着将堆在里院的柴火捡了几根进来，用柴刀劈开，然后划上火柴将已经放进炉膛里的乱叶败草点燃，并且向灶上的铁锅里掺水。做完这些便坐在柴灶口外的小凳上，给炉膛里不断的添加那些树叶。
我突然从那炉膛里射出来的红红火光中，看到她那张充满青春少女的脸，那是一张很美的脸！
不一会铁锅里的水烧开了，胡妈将搓好的汤圆下锅时，妈妈连忙招手说：“刚吃了早饭不久，就不要煮那么多了。”胡妈笑道：“过去你到我这里来，我也没东西招待你。今天，我们柜子里有的是粮食，哥哥今天又是第一次到我们乡下作客，你们都不要见外，今天这汤圆一定要吃够。”
说着取过一个大碗将已经浮起来的汤圆舀了一大碗，吩咐小妹递给我。
我连忙起身道谢，一边说：“我哪吃得了这么啊！”范大叔却笑道：“乡下人没什么招待你们的，汤圆吃够，你不要见外。”说着自己拿起一个大碗满盛了一碗，坐在我对面与我对吃起来。
这可是二十三年来头一次，范大叔的直率和真诚，胡妈的热情，小妹略带羞涩的拘谨，都浓浓洋溢着农家的天伦之乐，让我和母亲溶化在中间，分享他们的快乐。
我们边吃边聊，话题当然是“昔不如今”，这可不是共产党报纸上像宣传“旧中国”那样，向老百姓“灌输”的，实在因为昨天的饥饿在农民心中留下的伤痕太深，所以自然而然的谈昔今对比。
胡妈指着厢房里的两个用竹席围成的粮囤，告诉我，去年一年土地包产到户以后，三个人的土地足足收了四千斤粮食，几乎是过去公社集体生产时所分得口粮的三倍多。她说到这些不禁叹了一口气说：“过去哪里是人过的日子？今后希望政策不要再像过去那样，农村人有口饱饭吃就知足了。”
说到范大叔的工资，都花到范萍姐弟俩读书上了，经济上很紧。她说：“我就因为没有读过书，所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过了一辈子。城里人不种庄稼照样有口粮吃，乡里人累死累活种地，只图填饱肚子，这吃亏就因为没文化。所以，今天我们把家庭所有收入都花在两个娃娃读书上了。”
说到这里她又千叮万嘱的唠叨开了：“哥呀！你是大学生，你的文化了不起呀！范萍是你妹妹，正在二十四中初中三年级，明年升高中，正在关键时刻，今后呀，就拜托你多多费心帮助她，让她初中毕业，无论如何也考个中师什么的；有个出头的日子，不要像她娘那样，当一辈子睁眼瞎，守一辈子穷山沟……”
吃罢午饭后，母亲提议，胡妈和小妹同我们一道去作坊沟，向当年救助过她的老朋友拜年。
母亲介绍说，这作坊沟在二十年前是蔡家场“赤脚医生”点，蔡家医院成立之初，便将这里暂作临时的门诊室，为解决吃水困难，医院院长决定自己打井，当时母亲刚从北碚来这里接受医院的监督改造。
医院给她的工作，除当时全院谁都不愿干的清洁工：烧锅炉、消毒、打扫院内院外，一天下来已累得精疲力竭，晚上还要强迫她加班掘井。给她每天划定的加班任务不完成不准睡觉。
强迫劳役很快摧垮了她本来十分虚弱的身体。时值隆冬，我的弟弟在黄桷坪电力学校读书没回来。有一天大清早，住在附近的田大妈起来打水煮早饭，就看见打霜的地里，打井工地上躺着一个人。
她忙走过去一看，认得是医院的那个最受人欺侮的方老太婆，见她躺在那冰冻土地上已不省人事，奄奄一息，便高声呼唤她的大儿子，赶快把母亲背到她家里的床上。
田大伯连忙把屋中间的火盆加了一个树疙瘩，烧了一盅姜汤，一边用火暖和她冻僵的身体，用姜汤灌进她的嘴里。好一会儿，母亲才慢慢醒过来。
母亲晕倒在井边的事已过去十五年了，从那时留下了善根。
后来母亲每提此事，都夸田大伯大妈的为人，说：“要不是田家老两口，她恐怕就冻死在作坊沟的打井工地上了。”从此，母亲就认了这个异姓“姐姐”。凡是过年过节，一有机会她都要到这里来作客、拜谢恩人。
今天是第一次带着我给田家拜年来了。
田家的宅院，四周用葡萄架和竹扦子围起来一片土坝子，干打垒土筑墙，瓦房后面是一片茂盛的竹林。当我们一行四人从马路上走到那通向院子的田坎时，一只小黄狗汪汪的向主人报了信。
屋里的主人，一位花白头发，大约六十多岁的大娘走了出来，一见是我们，飞快地迎上来，一把拉着妈妈的双手连连的喊“拜年！拜年！”听母亲说她比母亲大两岁，但那矫健的动作显得比母亲年轻。
这一天天气晴朗，葡萄老藤上已开始有了芽苞，我深深吸着田园新鲜的空气。母亲从提包里取出了两件衣服来，这是她在蔡家百货店，专门给田大伯大娘买的过年礼。
我们囲坐在葡萄架下，大妈打开话匣，叨叨述着往事：
她说：“当时医院那个叫刘巴的多次向我说，方坚志是坏人，贫下中农不要被她的表面可怜样所蒙蔽。可我告诉她说：‘你们年轻人还是积点德，你们也是要老的，欺侮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要不得。’后来那女人还向我们大队书记说我同情右派，书记问我，我却回答他：
‘他们也讲个天地良心！那老方平时又没招谁惹谁，凭什么欺侮人家？’”
亲人相聚，无话不说，看看太阳西斜，我们起身告辞，结束了一整天“走人户”之行。临别时，田大伯嘱我：“你妈那些年吃了不少苦，你今天回来了，一定要守在她身边，不要像你弟弟，到今天也不知道那里去了。”
说到弟弟，当年从电力校毕业被下放农村，开始就在这里落户，至今田大伯的儿子还保存着弟弟当年使用过的农具，这么十几年了，弟弟下落不明，每提到他，母亲都很伤心。
第二节：二十四中学
大年初五的上午，医院开始上班，母亲在挂号室里刚刚打开挂号室小窗口，窗外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他们向母亲询问道：“请问孔令平老师在吗？”母亲抬起头来，诧异地盯着他俩；两人面孔很熟悉，只是一时记不起是谁来。
心中暗自寻思；儿子到蔡家场才四个月，哪里相识的年青朋友？便发问道：“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找孔令平有什么事吗？”那女青年回答道：“我们是二十四中的教师，今天奉校领导的委托，专门来找他商量工作的。”
我在王书记安排的“招待房”里，接待了两位二十四中的来客。来人主动自我介绍，男的叫李兴全，女的叫韩泽红，两人都是数学教师，上学期放寒假之前，数学教研组组长周兴在安排下一学期的课时分配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按教育局的“命令”，二十四中初中部增招了两个班，却没有增派相应的教师。增加的课时，硬分摊到原有老师的头上，当时老师们的课时负担已大大超过规定，加上教师们的抵制，学校教务处只好用减少学生周课时的办法来解决。
结果这事不知是哪位学生家长向区教育局反映了，二十四中的领导被狠狠批评了一顿。所以，从下学期开始，只有将所缺课的课时分摊给任课老师，数学老师每人平均每周增加了四个课时。
小韩老师哭丧着脸诉苦道：“经过这么一加，我每周就要承担32课时的工作，也就是说，每天要在讲台上足足站五个课时以上，几乎天天都要上联堂课。在课堂上一站就是一上午，我们女同志最怕连站一上午，上学期我就发生过上了一上午课，走下讲台昏倒在教室门口的事。”
“算算看，每天上五小时的课，加上备课、改作业，每天都要保持十二小时的工作量。这哪里是在教书，简直在拚命！我们年轻人可不想早死，如果下学期真要强行加课，我就只有请长假一条路可走了。”
教研组长周兴只好请何校长来解决。这何希廉因作风霸道，闻名蔡家地区，人称活阎王。后来大概因为文革中被冲击过，坐了九年“牛棚”，打掉了他的霸气。四人帮被打倒，他官复了原职，总算领了些教训，说话做事收敛些。
当周兴把他请进数学教研室时，他满脸堆笑，带着他多年难改的奸笑向大家说：“大家的辛苦我是知道的！对我校缺乏数学老师的事，我向区教育局多次反映了，但现在教师正缺，教育局也苦于无人，加课时的事，实在希望大家能谅解。”
说到这里他眯逢着眼睛，带着讨好的口气说：“不过，最近教育局告诉我，一个家在蔡家场的落实政策人员，原来是重庆大学的学生，1957年被划为右派，现在正等落实政策，就在蔡家场，他母亲在蔡家医院，你们都认得。如果你们哪一个能把他说来顶你们的数学课，那么，我就答应：谁说服他就减少谁周课时五小时，你们看怎么样？”
被超课时工作量压得喘不过气来老师，谁不想有人来分担一下过重的负担？何希廉今天把招人进校，用减少课程的条件交给了任课的老师。
何校长反右时整过不少的老师，被整的老师心有隐痛，现在，凡是他出面去请老教师，都会以年事已高相拒绝，迫使他想出用老师去请老师的绝招。
两个年轻人也清楚，但无奈事已至此，经过全教研室讨论，便公推了两个年轻人到医院来试探一下。
我听了他们讲的故事，两个年轻人眼睛里那请求援助的眼神，马上联想起重大一行时，那钱企范的爱人所讲的故事，想到被毛泽东摧残的臭老九可怜状态，也想到那些同样被害的骄横一时，一无所学的年轻孩子们的可悲。我可以置当局的硬派软骗于不屑一顾，但我却不能无视这些被害师生的请求。
想到这些天来，母亲的劝告，心中一直被搅得很烦。当然教师也是一个神圣的工作，只因为这些年累受摧残，地位低微，待遇菲薄，才无人问津。
为使我的生活尽快走上正规，结束目前这种心神不定状态，我还有许多事要做，不能老在谋职上空费时间。
既如此，不妨去二十四中当一段时间老师，在我熟悉情况后，再另作他图，于是我爽快地答应了两个年轻人的请求。
小韩老师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教育局都无能为力的事，他俩竟没有花上十分钟就轻而易举的敲定了。感到最沉重的工作压力一下子便得到了减轻，连连向我表示感谢。我把他俩送出医院的大门时，他们一再的和我握手道别，李兴全还叮嘱我，生怕我变卦。
第二天他们又高高兴兴地给我拜年来了，这一次他们从自己的“书包”里取出了一包两斤重的白糖说：“学校领导委托他俩给我拜个晚年，这白糖是学校春节发给全校教职员工每人一份的过年货。”
说着又从书包里取出一本高中一年级的数学教科书，和一本数学参考资料以及两个备课本、一支钢笔。
周兴正等着消息，一听说我已经答应任课，当即便安排了工作。
由于我初上讲台，还有一个熟悉过程，暂时把高中一年级一二班的数学课交给了我，周课时总共十六节。我申明：“我没有上过课，怕不能胜任”。
李兴全却说：“你别谦虚了，像你们这样五十年代的本科生，现在正紧缺着呢！怎么说你比那些文革期间鬼混出来的师范生，强上百倍。”
我就这样，在脱离了数学课本二十五年之久，因流放而荒废了二十三年学业的老学生，未经师资培训，出狱后一步就跨上了“高级中学”的讲台上。
好在，我在中学求学中数学和物理基础很扎实，加上在盐源时，为郭三小的两个小子补习功课，尤其是我对工作一贯很强的责行心，不会“误人子弟”，把教书仅当作只拿薪水的手段。
下午范小妹和弟弟来了，提着的菜篮子里装着一篮子鸡蛋，那是胡妈平时积攒下来的。
当她听到我要去二十四中教数学时，高兴极了，当下就跑回家将书包提来，她已初中三年级了，她说：“数学和物理从没听懂过，一上课，课堂里乱哄哄的，大家各讲各的话，老师也不干涉。老师是顶班的，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搞懂，讲起来让大家坐飞机，眼看初中就要毕业，这么下去，还能学到什么呢”？
经她这么一讲，我想起每次胡妈的嘱托，便答应专门为她从初一的课程开始补习，这样我也好熟悉整个初中的数学和物理教材。从那天开始，她每天都带着书包和一颗渴求知识的心，到我所住的病房里同我一起做作业。
学校开学前两天，按校方通知，我去二十四中报到，行政办公室的总务主任办理了我的入校手续，并在靠学校北端的松林坡教师宿舍里，给我安排了一个单人房间。
第二天，我便正式搬到了二十四中学的教员宿舍。在边僻蔡家场，有了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安息窝。
虽说地处边僻，但校园却是满不错的，足足有五万平米的校区被浓浓的绿茵覆盖，周围被农田所包围，东面临着一个高耸的悬岩，山下便是从北碚通往重庆的公路。
一幢四层的教学行政办公楼位于中央，两幢三层的教师宿舍楼分别位于南北两侧，掩藏在丛林中，加上学校前方大约八千平米的操埸，整个学校相当大，抗战时期，这儿原是国民党驻军建立的一所军需学校。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就将这里改成一所国立中学，取名战国时期燕国的贤士乐毅。其中含寓着陪育求贤的宗旨！
真的，它的优美的环境自畜着一种陶冶学生情操的魅力，那山林的气息，又含着稳居求读的气氛，这真是一处难得的求学圣地。
可惜，这样圣洁美丽的校园，却被中共糟踏了。
在风雨吹打之下，早先军校的建筑黄色的粉壁从泥墙上剥落，房梁被白蚁蛀空，连同泥墙倒塌成一堆堆废墟，不知什么时候建的教学楼，像无人管理，窗槛破损、桌椅残缺。那片宽阔的操场上长满了一人多深的茅草，好像一片荒芜的草地无人清整，校舍中的石板通道上长满了青苔。
走进教学大楼，二楼开始是初中的教室，一大群孩子在整个的教学楼里狂奔乱吼，不时传来玻璃被砸碎的响声，和桌椅倒地发出的沉闷冲击声，令人心神不宁。上课的铃声响过后，大楼里传来的杂响仍没有间断，一直要等到十分钟以后，走廊里才惭惭的安静下来。
我在第一天并没有课时，教研组的周兴，建议我去听一下高一年级三班的刘老师所上的数学课。
高一年级的教室基本上在三楼，那走廊上的秩序比二楼稍好一点，当我走进刘老师正在上课的四班教室时，顿时被乱哄哄的课堂弄得头脑发胀。
只见那五十开外的刘老师在讲台上，声嘶力竭的叫喊！不时的还在用手里的教鞭，拍打着黑板，可是无济于事。
已经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讲的讲话，互相打闹，调笑不停。有的往前面座位上的学生背上，贴上一张画着乌龟的纸，引起后面学生的哗然大笑！还有两个女生在合拍唱歌！这哪里是课堂！简直就是顽童的游乐场！
我深深为讲台上上了年岁的刘老师感到难过！想他苦心备了一晚上的课，全给这些不懂事的少年践踏了。
一堂课下来，刘老师的授课技巧我是一点没学到，脑子里却想着，明天我上高一年级二班的课，第一个动作该是整顿这游乐场般的课堂秩序。
晚上，当我想到白天所看到的乱哄哄的课堂秩序后，无心备课，便聚在李兴全的宿舍里，同隔壁几位老师一起聊天，那话题从简单的身世介绍开始，接触到学校现状，大家无不为纷乱的教学秩序而烦恼。
唯独只有李宏老师，最无所谓。他是接他父亲班来教化学的，他的父亲曾在文革时被赶出校，最后死在忧郁之中。他说，他决不会像父亲那么死心眼，上课时，学生不听，干脆便停下课来给他们讲故事。
“反正学校的任务就是管着这些孩子不出校门，不到外面惹事就好”！他无所谓的说，只有对文革遗风无可奈何的人，才用这种自欺欺人的办法对付学生，这倒合符统治者的要求，当然，这不是教书育人的态度。
在文革中这所学校并没有逃掉厄运，原先一位资格最老的数学老师罗某，在1968年因忍受不了学生们的打骂，在王家大院里悬梁自尽……
晚上十点钟左右，聚在一起的老师们已散去，各回各的宿舍。我独自走下楼来，心情极不舒畅。
自己冤狱半生几乎丧命，在监中我自比‘奴隶’，‘平反’并未沉清是非，冤屈旧胀远未了结。而今‘命运’还操在他人手上。我对在这种边远学校，管束顽劣少年的差事，心中愤愤不平。
想着想着，便独自向那棵教学大楼门口最大的老槐树走去。听学生们说它已有百年历史，是这里百年变迁的见证人。
一边走，脑海里还在不断涌现白天所看到闹哄哄的课堂。听那百年老树在寒风中瑟瑟作响，似乎正在述说那渐渐远去的故事。
想到在狱中那么苦的环境中，仍以读书为乐事。那可真是：“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当年，为了保存一本书不被鹰犬搜去毁掉，我曾绞尽脑汁藏书于瓦砾、草垛，拼着命来保护那被当局蹂躏的知识！
却没想到，生在如此优美环境下，如今的孩子们竟视知识为粪土，视读书为蠢事！毛泽东你的罪恶滔天！
第三节：在课堂上
今天是我上课的第一天，为了建立良好的上课秩序，一上课堂便与全班同学约法三章：课堂上不许喧哗；不许看小说，做与本课无关的事；所布置的作业必须完成。
这个班的四十名学生，果然被我特殊的上课风格和严肃态度所震慑，没有出现我在刘老师课堂上所见到的喧哗吵闹，这使我相信孩子必竟是可塑的，只要教师作风严厉，对事认真，没有政治流氓的干扰，文革搅乱的学风仍是可以扭转的。
怕只怕执政者的顽劣，视教育如敝履，教育只当成粉饰社会一团糟的遮羞布，以此忽弄世界。用“教育兴国”欺骗百姓，用改善教育环境和教师地位的空话来欺骗社会。今天只要看看教学设备的简陋，教师素质的低下，教师地位的卑下，便知道中国教育事业今天难以康复。
上第二堂课，按照教学大纲上的安排，仍是复习初中的数学：解一元二次方程，按照寒假备课时准备的题目，写在黑板上准备叫两名学生上黑板来做，其余的在黑板下面做，然后就黑板所做的订正评讲，指出常常容易错解的地方。
于是我在点名册上随便叫了一个周云的学生，可连喊了两遍却没有答应，我向教室里环视了一下，发问道：“周云同学来了吗？”全班的人一齐把头扭向了后面，那里有人发出了顽皮的笑声。
迟疑了好一阵，一个坐在最后排坐位上，个头高高的男生，满不在乎的站了起来，既不答应，也不走上黑板。
这时，坐在第三排座位上的一个脸蛋圆圆的男生，傻里傻气的说道：“老师，他是哑巴！”课堂上顿时哄堂大笑！我听出这笑声中哗众取宠的味道。厉声的向他喝道：“我没问你，你多嘴什么？”
哄笑的课堂嘎然静下来，那孩子没料到这位刚来的老师竟当堂给了他一个没趣，不甘示弱的向那站起来的男生嘻皮笑脸的吼道：“周二娃，你有本事不站起来！”这一挑逗，那周云果然扑通一声坐了下来，课堂上又是一阵笑声。
没想到这才第二堂课我便遇上了难堪，我看出那坐在第三排的圆脸孩子，一定是这个班的最有影响的调皮生，如若不坚决回击这种公开挑衅，今后，我就休想在一个较为安静的课堂上讲课。
于是毫不犹豫的喝令他站到讲台前面来，课堂的气氛顿时又静下来。
估计按过去的惯例，恐怕没有老师对这调皮生的挑衅回击过。那圆脸的孩子也许没料到，这种在平时根本就不当一回事的“小玩笑”，会遭到如此严厉的制止。这种出乎意料的处置，他被怔住，乖乖的从坐位上站了起来，态度虽然仍那样傲慢，但必竟不敢对抗，站到黑板跟前后，课堂又恢复了安静。
课堂里所有的孩子正在注视老师的态度，窥探老师的水平，这时会因处置不当掀起轩然大波。抓住这个肃穆两分钟的气氛，我开口说道：
“你们想过没有，是谁让你们在这里读书的么？你们想过没有，此时此刻，你们的爹妈正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在地里挥汗劳动吗？他们省下了辛苦挣来的口粮，将卖猪、喂鸡的钱，省吃俭用舍不得花，却积攒起来给你们缴学费让你们读书，容易吗？难道他们把你们送到这里来，是让你们在这里上课做游戏，顶撞老师，调皮捣蛋吗？”
我停顿了一下，用眼睛扫过那站在黑板面前学生时，我看见了他脸上多少显示出无可奈何的沮丧，我的态度在他身上发生了抑制作用。
于是接着说：“如果你们的家长同意你们到学校来鬼混，那我想，何必到学校来自寻约束呢？如果你们已不愿读书，你们完全可以不进课堂，在课堂外不是自由得多么？何必坐在课堂上自讨苦吃？”
课堂一片沉默，看样子，我的话，至少给仍在蒙里蒙懵的少年们一个思考！我坚信，如果我能恢复这些孩子们的理智，便能有效的整顿课堂秩序！
“如果你们不是到学校来鬼混的，还真想学到一点文化知识，今后也还有一点对生活的理想和追求，那么，我还要告诫你们，古人说得好：‘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你们不可以跟着那些混日子的人鬼混，你们还年轻，正是少壮时期，从现在起就抓紧时间还来得及，如果你们要荒废自己的学业，到头来会很后悔，不但辜负了你们的父母，也对不起自己的生命！”
我继续的说下去，我注意到有人在用心的记着笔记，有的把眼睛盯着我，从他们眼神里可以看到他们接受了我的话！
下课以后，我把两个学生喊到办公室里，询问了两人情况。那圆脸的孩子叫杨福他说他的家里父母都是农民，周围的亲戚朋友中，除了有一个表哥考进大学外，其余的没有一个人是靠读书混出个明堂的。
反而他的小叔和堂兄是从来没有读过书的，但做生意发了财，还有一个叔伯长兄，帮人开汽车挺阔气，也没读过书。所以他得出结论，读书实在是傻瓜干的事，与其有时间浪费在读书上，不如去学做生意。这就是他的“人生经验。”
当我问他：“那你又为什么要来上学呢？”他说：“那是爸妈逼他的，像我们这样的蹩脚学校，一学年下来，没有一个考得上大学，最后还是回农村”。读是这个命！不读也是这个命！所以他便选择了不读书。
我实在没有理由来反驳他，但我听到了几乎所有学生都这么说！二十年后当我在一次偶然中，在北碚街上看到灯塔建筑公司所打一则广告，上面竟写着：总经理杨福先生，我才好奇的打听到，这当年的调皮蛋，竟然现在成了拥有千万资金的建筑老板，并拥有两处别墅和小轿车，这就是残酷的生活！看来，在这个社会中，教师简直是最没有出息的职业。当我问到周云时，他很直率地告诉我，除了他同意杨福的观点外，他现在没有值得担忧的。
他父亲就是附近蚕种场场长，他早已安排了儿子的工作，说好了，中学毕业，就任蚕种场办公室秘书兼小车司机，所以到学校来读书，只是为了拿一个高中毕业文凭。
他说：“我会开车，现在最吃香的就是开车的。”他说的完全是实话，当时一个穷教书的，无论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都无法同一个汽车司机相比。我这才明白，他所以在课堂上对我装哑巴，是因为他根本就看不起讲课的我。
在他的人生中根本就没有“求知”，求理想这种想法，有幸于他父亲的权位既给他的前途打了包票，他还有什么“理想”可以追求呢？这种社会里产生的特权阶层，压根就把教育当成一种装饰。
他中学毕业后，我就一直没有看见过他，但听到学生们讲到他在蚕种场开小车，而且，看见在他的小车上，经常有年轻的女孩子坐在上面与他打笑调情。
后来我在教育某些孩子时，他们会用周云的例子反驳我说，“什么读书，前途光明，再用功也顶不上像周云那样有一个好父亲。”
这使我无话回答。
呜呼！中共提倡人为的阶级划分，因黑五类而受践踏，因红五类而成新贵，已现端倪矣！今天，出身好而平步青云的“太子党”，应运而生！看来，真正懵懂的不是这些孩子而是我了。
呜呼！教育照这样发展下去，社会岂不被徒有一张空文凭，实际上是文盲的群体所充塞？何况中共的老德性，吹牛撒谎已是习惯。只苦了“教育”这头饱受摧残的老牛，又套上了“四个现代化”的枷锁，拖着“实用主义”这沉重的破车。
当世界的知识每年按等比级数在猛烈增长时，中国教育肯定也是“突飞猛进”增长。例如大学生每年增长的数量中，定会把相当大比例“文盲”“科盲”泡沫般充数。所以在中共专制主义领导下，振兴教育是绝对的空话！
第四节：天下靠自已去争
听田大妈和胡德明向我介绍，在我还没有回来之前，母亲在这所医院受够了这所医院品格下流的员工欺侮。这不仅是中共划分五类实行“阶级斗争”的结果，也是丑陋中国人最恶劣的品性——欺弱畏强。
我的母亲个性并不软弱，但她是一个多年从事教育，有相当函养的人，怎能同满口脏话，作风横蛮的造反天棒相对？加上她多年失去儿子和亲人，孤身一个老太婆，又怎经得起无产阶级专政野蛮的压力？所以，从旁人眼里看，她是太软弱太可怜了。
我刚回到她的身边，因为我熟谙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人性多有沦丧，弱肉强食这种动物低劣的品性尤为显着。所以我常常满身芒刺保护母亲，医院的下三滥们都畏我三分，母亲在我的保护下才相安无事。
就是那些对母亲一贯欺侮的人也一改老态度，表面上至少是客客气气的。
去二十四上课之初，既要复习数学知识，写教材，加上忙于整顿教学秩序，所以一连就有两周没有回家。好在，我的努力立刻收到了好评。学生们的家长已有口风，传言二十四中来了一个大学教授，教书颇为内行，课堂上清风雅静，既有此评，算是对我的鼓励。
天气日渐暖和，带在身边的衣物已到了换季的时候，所以，我选择了一个没有课的上午，八点钟为拿几件夹衣回了一趟医院。
我刚跨进医院的大门，便被医院后院里传出一阵女人的呵斥声惊住，那声音尖声吼道：“方坚志，我身上没有钱，今天伙食团的菜你自己去买！”
那命令的口气令我震惊，这女人名叫何玉，医院伙食团的炊事员，今年才二十岁，顶老汉班来的。大致因为从小受文革风气的习染，不但好吃懒做，工作极不负责，唯独长着一张尖刻的臭嘴，擅长泼妇骂街。
我来医院这半年多，便经常听见她同院内的病人争吵。所以无论是医院的职工还是病人对她颇有微词，给赠了一个“小刁妇”的雅号！
今天听她刚才的这么一喊，使我首先感到刺耳的是，她用轻蔑的口气直呼其名，吆喝年龄比她大三倍的老人！何况买菜是医院伙食团定在炊事员份内的事，怎么现在命令起挂号室里忙得不可开交的母亲去做？
倘若这事发生在几年前，母亲尚被全院职工监督劳动的时候，这种年青人对母亲呼奴使婢的口气倒也听惯了！而今，六十三岁的母亲虽入过中共的另册，但也是中共为她平了反，怎么还被呼喝？
于是我停住刚刚上楼的脚步，此时那何玉并没有看到我，还在一个劲的狂喊：“方坚志，我先给你说好，今天中午没有菜吃是你不去买造成的，如果大家要骂就骂你！”
这一天正逢赶集，来医院看病的人特别多，我看看挂号室里正忙得不可开交的母亲，根本无暇顾及她，这小刁妇明明是喊给医院职工听的，奇怪的是竟没有一个职工劝阻这蛮不讲理的女人。
今天我只好亲自杀杀这刁蛮女人的歪风了，否则母亲在这所医院休想安渡晚年。主意打定，便向后院走去。正在歇斯底里吼叫的她，没料到这时我会突然出现，见我满面怒容向她走来，预感到不妙，嘎然停止了叫嚷。
“买菜明明是你的事，你有什么资格去叫一个老太太代你去做？”我劈头责问她，语气充满了怒气！她一时答不上话，顿时感到难堪极点，赶紧折回身，缩回厨房去了。
但她马上觉得当着这么多围观的人，就这么缩头，一声不吭也太输面子，何况她所呼喝的是大家呼喝惯了的右派老太婆。别人能呼喝，为什么她就不能？于是便使出家庭妇女骂街的本事，吼道：“吓！你管得着吗？医院的事关你屁相干，你管得着吗”？
我立即窜上台阶进了厨房，向她喝道：“你搞清楚点，今天不是你横行霸道的时候了，你这种不明道理，不懂礼貌，没有家庭教养的人，就得好好地管教你！”说着抓住她的手怒喝道：“你今天非得当着大家说清楚，这买菜究竟是谁的事？”她见我气势汹汹，生怕挨打，终于不敢吭声了。
正在这时，王明从院里钻了出来，走进厨房便问道：“你们吵什么？在他眼里，我和母亲向来只能埋头干活，规规矩矩做奴隶，平时连说话都不敢大声，今天哪来这种“嚣张”气焰？
便向我正色道：“你是知识份子，是知书达理的人，有话好好说嘛！怎么同我院的炊事员在厨房大吵大闹，当着这么多人，气势汹汹像打人的样子，未免有失你的身份。”
他的话为本已理亏，无言以对的何玉壮了胆。立刻大声的说：“书记，你看他好凶，凭啥要他来管我们医院的事？又凭啥来教训我。”
围观的人喧哗起来，七嘴八舌各有评议，二楼窗口上也探出许多身子来。看来，医院职工这种蛮不讲理，对母亲任意呵斥欺侮，根子还在这书记身上。对付这些凶恶的下层官吏，还不能凭吵骂，当着这么多围观者只能讲理！
于是我把脸转向他问道：“你是医院的头，请问，我的母亲究竟现在干什么工作”？这王书记将问就答的说：“这个，我们已根据政策，为她平了反，恢复了干部职务，现在是医院的出纳兼挂号。组织上把经济大权都交给了她，足见对她的信任，她本人表示组织上对她的安排很满意，不信，你问问她。”
我又追问道：“那么请问伙食团买菜的工作该由谁做？”这意外的追问使他没有转过弯来，脱口回答道：“那当然是炊事员的事！”
“既是你安排给炊事员的事，你的炊事员无理的把份内工作，像呼奴使婢一样叫一个年龄长她三倍的老人去做，这像不像话？”
围观者骤然间哄闹起来，喊道：“不像话，那小刁妇一贯不像话！”我指着挂号室高声喊道：“大家请看看，今天赶场，那么多的人看病，这何玉却要喊别人做本该由她自己做的事这叫什么？”
大家的视线集中到门口的挂号处，那儿还排着一排长长的队列，围观者又是一阵哄闹！一阵对何玉的呵责！
那王支书见到这种形势，已极不利医院方，连忙向何玉喊道：“小何！你为什么叫方老师去买菜？”何玉见众怒难犯，畏怯的说道：“没有把钱交给我，我拿什么买？”
“你没看见她忙着吗？你为什么不去向她取钱？还在这儿喊什么”？那女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从地上拣起刚被她扔到院子里的背兜，上挂号室取款买菜去了。
王明打发那女人走后，看看院子里围观的附人渐渐散去，便向我不冷不热的说道：“你看，医院的职工都是很听话的，有什么事，不要动不动和他们吵，你也是当老师的，更要注意影响。”
我看着他那张圆滑的脸冷笑道：“医院这种随便欺侮老人的作风，本是你们医院的传统。今天要不是碰上我，那何玉非逼着我的母亲去买菜！”
中午下班后，母亲回到寝室摇头叹息道：“历来就是如此，在你回来之前，炊事员到我的办室来，动不动就把菜背兜往我面前一掼。那时，我只有忍气吞声驼着背兜去买菜，有时耽搁了时间还要挨骂！”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