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15日讯】（新唐人记者宋风综合报导）对文化大革命最权威的论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样说的： “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近日，江青秘书阎长贵撰文《究竟谁利用谁？——对《决议》中关于文革定义的评析》，用事实对文革的产生、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并认为，文革说成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只是政治的需要而已。
阎长贵认为，中共《决议》中关于文革定义“由领导者错误发动”和“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历史事实，对此没有异议。
但阎长贵对《决议》中认为，文革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在文革中不是毛泽东“被反革命集团利用”，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利用了林彪、江青。
阎长贵文中引述研究文革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王年一先生的观点：“‘文革’的‘伟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是林、江作出的。”因此，林、江做坏事，“都是在毛‘伟大战略部署’下作的”。王年一先生还特别说到：“江在打到刘少奇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但是打倒刘是毛下的决心，不能归罪于江。”
吴法宪也有类似的观点：“‘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说我们几个人，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内，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
显然，把文革及其所造成的灾难的责任都推给林彪、江青，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毛泽东对江青的利用
阎长贵在文中列举了文革中毛泽东对江青的利用。
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这件事实际上是他即背着中央，利用江青到上海通过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做的。没想到这把火点得有些失利，受到没想到的抵制；毛泽东又出新招：他利用江青懂点文艺的本领，叫她去找林彪，所谓“请尊神”，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把江青送上政坛，这样使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好地为他所利用。
毛泽东为了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成立了代替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并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并一度任代组长），实际上是叫江青掌控中央文革小组。
而江青也不负毛泽东的“厚望”。江青作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先锋——急先锋，是他最直接、最密切而又始终如一的合作者和支持者。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每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不论是如前面所说的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还是起草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档《五一六通知》，还有打倒刘少奇、打击林彪、“批林批孔”以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毛泽东都充分利用了江青，而江青也都是积极回应和千方百计地变着花样去做，所以毛泽东称赞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都立有大功。
而江青对毛泽东也是忠贞不二的。江青在特别法庭的辩护词《我的一点看法》中对着广大听众公开说：“……你们借助国家名义，拼凑了一个特别法庭，给我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些罪名一条也不能成立。……现在你们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泽东主席……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过了河的卒子……”
江青说“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这话虽不雅，却是江青和毛泽东关系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对林彪的利用
阎长贵指出，从根本上讲，说林彪利用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不能成立的。
如，关于打倒罗瑞卿，中共史书上还是这样说：是林彪的诬陷和诬告，是林彪要毛泽东除掉罗瑞卿，毛泽东答应和满足了林彪的要求。
阎长贵指出，事实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林彪本来没有出席会议，是毛泽东要求林彪上山出席会议，并安排林彪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后，提名罗瑞卿担任了解放军总参谋长。本来毛泽东有些犹疑，但林彪坚持，又经过周恩来做工作，毛泽东才同意了。
从1963年起，林彪因身体不好需要休养，毛泽东指定贺龙主持军委工作，但罗瑞卿作风“霸道”，和其他元帅、大将的关系很紧张，他们纷纷向林彪报告。林彪批评过罗瑞卿，但罗瑞卿是他的手下爱将（四野的干部），是他提名的，同时也是毛泽东信任和重用的人，人称毛的“大警卫员”，因此林彪不会提出打倒罗瑞卿。要打倒罗瑞卿，只能是毛泽东的决策。
实际上，打倒罗瑞卿是毛利用军队的派系矛盾，以及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和罗瑞卿的矛盾，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个前哨战。
另一个例子是，现在中共党史书上还在说，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在林彪的“完全支持”下召开的，最后形成了一个座谈会《纪要》。这个座谈会及其《纪要》是“江青与林彪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产物。
事实是，毛泽东指示江青到苏州去找林彪，是她要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请求林彪支持。江青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林彪不能不支持。1966年3月22日林彪在给军委常委的信中，巧妙而又十分明确地说：“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
毛泽东为什么指示江青去请“尊神”？正如江青所说，只有请了“尊神”，“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当时情况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没有打响，没有像毛泽东所想像的那样“一呼百应”，而是受到许多学者的非议，特别是受到一些中央领导人（如彭真、陆定一等）的顽强抵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要江青去找林彪，要把林彪及其代表的军队拉上文革的战车。《纪要》的炮制和出笼，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
再就是，是林彪要打倒刘少奇吗？阎长贵认为，绝对不是，是毛泽东写了打倒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毛泽东主动利用林彪，依靠军队打倒刘少奇，而决不是相反。
林彪的上天和入地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上，林彪被捧上第二位，成为接班人。
对此，阎长贵认为，毛泽东就是要让林彪在这个位置上为他所用。林彪也正是在接班人的位置上，从积极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到消极、到应付以致到准备“九大”时希望迅速结束文化大革命，再到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林彪讲话批评文革的极左代表张春桥。张春桥等人“四面楚歌”，江青携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哭告“御状”。毛泽东“龙颜大怒”，认为反对张春桥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
在“枪杆子”和“笔杆子”大斗争中，毛泽东坚定地站在“笔杆子”一边，从此林彪和毛泽东分道扬镳，最后酿成——或者说“逼出”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从列举出的事实看，在文革中，主要是毛泽东利用林彪，而不是林彪利用毛泽东。
连林彪之死都成了毛泽东利用的物件。李德生回忆，对林彪出逃摔死，毛泽东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阎长贵认为，从文革开始（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到林彪折戟沉沙的“九一三事件”，一桩桩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哪一桩不在毛泽东的掌控之中，而林彪只不过是他所利用的工具罢了。“文革定义”说林彪利用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基本没有什么根据；而所以要这样做，显然是一种政治需要。
前中国西单民主墙联系会议召集人刘青认为，“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对“文革”不负主要责任，“文革”应由毛泽东负责。
前中国西单民主墙联系会议召集人刘青：“我觉得首先把文革的责任推到四人帮或是林彪团伙的身上，这个是舍本逐末的，是替毛泽东的罪行在遮掩的。因为谁都知道，是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四人帮不过是毛泽东在发动文革中遵照毛泽东的几个帮凶而已。把最主要的罪责承担者，最主要的罪人毛泽东放过，完全是为毛泽东说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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