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13日讯】 笔者转载了信力建先生的博文“军人更应该爱好和平”，其实这文章也是他在在广州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先生喝早茶时，与他交换了许多方面的意见和看法，席间胡德平先生谈到前几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日建交40周年大型献礼纪录片发布会，胡德平先生和陈赓之子陈知建先生都认为，军人应该更加爱好和平。对此，信力建先生深表赞同，将此则新闻连同他们的发言一并辑录而成一篇博文。
陈赓之子陈知建先生在纪念中日建交40周年献礼片《暖流》的发布会说，中日文化交流之初就是从暖流为先导，中日关系的一切从暖流开始。他说，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从来没有军人会热爱战争，我们军人不怕战争，但军人最痛恨战争。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先生讲话实录中，更是回顾了他自己儿时的记忆，说那时作为国际主义者的许多日本朋友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数可能上万，或做医务工作，或做军事技术工作，或做教学工作，有不少人直接就是连排战士，其足迹从白山黑水直抵南国海岛。他们的子女均作为解放军子女，进到各地部队的子弟学校。
他说，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我国涌动起一股改革开放的大潮。在大平正芳任日本首相期间，一笔500亿日元的贷款得到落实。当谷牧（注时中共任国务院副总理）与日方代表签约，并有电视直播，谷牧的母亲，拿着拐棍敲着地板骂道：“汉奸！汉奸！”。
他说，从那时起，到2009年的统计为止，我国总共获得日本2248亿人民币的开发贷款和各种形式的无偿援助。其用途主要用于中国的基础建设，其贷款额度大，周期长，利息低，不附加条件，同时日本也进入了中国市场。
他说，胡耀邦同志1983年访日时，他还陪同父亲全程参观了新日铁。1984年我党决心举行一次新形势下的中日青年大联欢，王震同志任中日青年大联欢筹委会主任，李先念同志批示的经费是800万元。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同志代表军委，借给联欢活动九架大型飞机接送日本朋友，军队各大总部还腾出多家饭店配合此次活动。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全国青联主席的胡锦涛同志，当时是中日青年大联欢筹委会的秘书长。他对中方接待人员详细讲解了大联欢的重大意义要从三个方面提高觉悟：“从国际角度出发”，“从国内建设角度看”，“从青年工作角度出发”。
他说，中国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二，又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但国究竟和邻国如何相处，在国际上应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如何看待战争和平问题，仍然是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一个严肃问题。……
胡德平先生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笔者很赞赏陈知建先生“军人不怕战争，但军人最痛恨战争”的认知。更对胡德平先生的忧虑表示钦佩。也许，他已经看到了当前中国大陆的一个窘境：军人可能更爱和平，但文人——笔者所指的文人是那些已经被意识形态驯化得已经没有正常思维的文人——却更爱忽悠，对国民尤其是青年人的忽悠，用“宣传”的形式将国民忽悠成只为立场而无分是非的白痴，导致中国大陆成为愤青、愤老和五毛党横行肆虐的“战场”，世界文明几乎很难进入这片“特殊国情”的领地，几乎毫无自由与和平理念的容身之地。教育部部长赒济曾夸耀：“今后十几年，我们15岁的初中毕业生人数保持在1700-1900万之间。”不能想像，这其中每年会有多少人会成为愤青、五毛的新鲜血液，中国的自由与和平力量堪忧！
在这里，可以列举太多的实例。比如近年来，中国报纸和杂志被迫商业化，党报《环球时报》为争取读者，以侵略性的编辑风格，辛辣的语调，大量碰触敏感议题，但骨子里还是以宣传权贵专政为定位，将中国的社会舆论加以塑造和扭曲，引来国际社会的不满批评。
最近，美国《外交政策》期刊发表拉尔森的评论文章“中国的福斯新闻”就是一个代表。作者以美国福斯新闻（被认为经常立场偏颇，引喻失当）讽刺《环球时报》，认为《环球时报》骨子里还是以“宣传”定位，而且立场偏颇，引喻失当。对一位西方人而言，《环球时报》一些社论语气磨刀霍霍，十分偏激。拉尔森指出，《环球时报》将中国的社会舆论塑造和扭曲到什么程度？中国著名网络作家安替表示：“坦白说，我认为它的立场是赚钱。民族主义是《环球时报》在市场的定位。”拉尔森认为，《环球时报》在报导中国时经常带着罹患幽闭恐怖症的世界观。今年10月有头条新闻标题为“攻击中共成华盛顿时尚”、“参议院的投票危及中共”、和“印度和越南签订合约以挑衅中共”，就是很好的例子。
中国媒体专家金玉米指出，《环球时报》具侵略性的编辑风格，是两种趋势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两者包括将“爱国教育”引进学校，以及当局限制或撤销赞助，因此中国报纸必须藉由订阅和广告赚钱。在过去10年来，中国报纸和杂志被迫商业化，因而采取不同的方法争取读者──有些转向揭发名人丑闻。金玉米说：“但《环球时报》采行不同的策略，它以更具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语气进行报导。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但他们以更现代的方法对其进行包装。”拉尔森说，目前《环球时报》并不以新闻着称，而是以让人“热血沸腾”的社论知名。其常见的主题是批评西方的诚信问题，特别是指控美国“虚伪”，并攻击美国的价值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该报于7月28日以社论抨击《外交政策》发表的2011年失败国家指数说：“（该指数）以12种不同的指标将177个国家排名。不令人意外地，大多数排名在前面的国家都是饱受内战、贫穷和天灾之苦的非洲国家。但我们有必要问：什么和谁使这些国家失败？”
以发行量来说，《环球时报》是中国第三大报，其每日发行量为240万份，即使这些数据是灌水而来（中国的统计资料很难确认），但也很惊人，因为相较之下，《华盛顿邮报》的平均每日发行量只有55万821份。至于《环球时报》为何发行量这么多？该报一名王姓编辑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他指出：“自由主义者说，因为《环球时报》提倡并销售民族主义。其他人则说，因为《环球时报》非常辛辣，而他们敢碰触敏感议题。”
但《环球时报》表面毫无禁忌的倾向，可能是为赢取读者的最有力作为。当然，《环球时报》的崛起可能也是读者的选择有限的关系。正如一名《北京青年报》前记者所言：“人们为什么要看《环球时报》？因为选择很少。中国没有真正的新闻。我们的选择有限。”
以下是《外交政策》文章中列举的两个《环球时报》磨刀霍霍的例子——
标题﹕“不要将和平视为理所当然”（2011年10月25日）。“如果这些国家不想改变对待中共的方式，他们将准备听到大炮的声音，我们需要为此做好准备，因为它可能是海上纠纷得到解决的唯一途径。”（背景：社论认为，越南和菲律宾等国正在利用中共的“温和的外交姿态”，威胁有争议的中国南海。）
标题﹕“美国对南海军事冲突没有兴趣”（2011年10月30日）。“中国坚持和平，但美国和其他国家却以此威胁，当其他国家一次又一次挑战我们的底线时，我们应该停止坚持和平。”（背景：社论作者署名是中国能源基金委员会分析家龙涛，内容是评论美国与越南和菲律宾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
从《环球时报》，笔者不禁想起德国纳粹政权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他无限忠诚于希特勒，不惜动用国家可以动用的一切手段宣传纳粹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灌输最高领袖的思想。他不仅控制一切媒体，指示什么新闻可以报导，什么不可以报导，而且对出版和其他文化领域也进行全方位的控制，每本书的出版和每部电影的发行都要预先报送宣传部审查。他绝不允许党和国家的宣传工作有任何纰漏。在戈培尔看来，“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党的工具，它的任务是向民众解释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党的思想理论改造人民。”“宣传是一个组织的先锋，宣传永远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即使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人民大多数比我们想像的要朦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秉承着这样的“宣传”指导思想，在戈培尔“卓有成效”地领导下，当时的德国人所知晓的天下事都出自一个口径，一个论调，全国的舆论高度统一，全国人民看到的书籍和电影也都千篇一律。领袖的语录无所不在，对领袖的赞颂无所不在。
尽管强大的宣传机器暂时将德国人封闭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德国人只能愚昧地盲从党和领袖的指引，但靠谎言支撑的邪恶不可能获得终极的成功，彻底灭亡是必然的归宿。希特勒和纳粹党最终走向了失败的命运，而戈培尔的灭亡也是彻底的。
1945年4月29日，戈培尔亲手毒死了自己的5个天真烂漫的孩子，最大的12岁，最小的才5岁。然后，他与太太饮弹自杀。但在戈培尔死后4年多，在古老文明的中国，崇尚暴力、鼓吹造反的毛泽东夺取了政权。在其统治期间，为了掩盖其一系列暴行，官方向人民灌输马列毛一整套蛊惑人心的理论，动用一切手段控制媒体、出版业以及所有文化领域，媒体开始将人民玩弄于鼓掌之间。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有短暂的时间放开了媒体、舆论、出版业等，让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一度点燃了中国人的希望，但1989年后官方再度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和宣传，直至今日。其实，“宣传”一词从戈培尔开始，名声就不好。中宣部老部长陆定一概括为：“中宣部主要工作就是研究今年批判这个人，明年批判那个人。”从批判文艺界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到批判自然科学界的生物学的摩尔根、化学的共振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都有“宣传”的粗大黑手的介入。只有短暂时期曾任宣传部长的朱厚泽被誉为最好的部长，他留下了“宽容、宽厚、宽松”的人性的名言，也因此被赶下了台。到了21世纪，文革发动已过去45年了，“宣传”仍旧以思想沙皇的身份，打压言论自由。老百姓无从知道真相，失去了知情权、参与权。“宣传”的权利太大了，超越了宪法和党章，企图垄断思想与舆论，打压一切不听指挥、坚持正义、真理和良心的媒体与新闻工作者。权为民所授，什么时候人民给予“宣传”如此大权？最高权力机关——人大没有授予“宣传”垄断思想意识形态的大权；政府内设有新闻出版署，应由国务院领导，而不归“宣传”管辖；党代会、党章也没有授予“宣传”打压言论自由的权力。
作为党的一个职能“宣传”，理应做好的分内之事，就是党要管党，要教育和管好共产党干部思想这件头等大事，应正名为“党内教育”，而不要眼睛向外：要教育防止党内官员“自由资产阶级化”，制止党内官员自由地腐化堕落成极端自私自利的权贵资产阶级分子，成为贪污腐败的刑事犯。中纪委处长李永发撰文在《炎黄春秋》2011.08期上公布了一个地委书记的内心自白，这位高级党官罗萌国原任广东茂名市委书记，被检察机关刑拘后，公然扬言：“我要是真进去了，茂名官场就没有一个好人了。不腐败不是官，像我这样级别的，谁不能供出来百十来个人？我是腐败分子，我的上任不是吗？我敢肯定，我的下任绝对还是。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吗？！”好一个“腐败分子反腐败”、“上任、下任绝对是腐败分子”的结论！对于从早到晚反复宣传“三个代表”的“宣传”，这个贪官自白真是个尖锐的讽刺。人们也知道，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这位贪污犯被枪毙之前，他拥有“三个代表典型”之类的崇高称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在贪污事发被判死刑之前，在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中讲他的成长史，他的“三个代表”学习心得，都是讲的津津有味的。至于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陈良宇在判刑入狱前的“三个代表”、“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报告，更是讲得顶呱呱。从中人们看到，全国上下成系统的“宣传”，恰恰没有对这些官员进行最基本的“宣传”教育：贪污腐败绝不是“三个代表”题中应有之义，贪污绝不代表先进文化，也不代表先进生产力，更不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现在“宣传”方式实际上为党培养造就了一批表演绝佳的政治两面派，思想上双重人格的两面人。在机关、在会上、在文章中，这些双重灵魂的高官表面上是宣传“三个代表”的好手、正人君子、优秀党员、第一书记；但骨子里在家中行贿者面前、在情妇石榴裙下、在“权、利、名、色”面前是“自由资产阶级化”的贪官、淫棍，思想品质、道德极为低下的人类渣滓。这样的满口仁义道德、真正男盗女娼的灵魂上的两面派，正是两面派方式“宣传”教育下的必然产物。因为“宣传”本身就是两面派；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革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浩劫是“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任务；中国明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偏偏说成是“特色社会主义”，头上长角的梅花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这种自欺欺人的两面派的“宣传”教育必然培养出一茬又一茬可持续发展的党内两面派，出现腐败高发态势下与时俱进的具有双重人格的特权阶层。
“宣传”通过一个大手段，产生一个大功效，达到一个大目的。大手段就是“控制”，控制媒体、控制舆论；大功效就是“洗脑”，包括给媒体洗脑，也给民众洗脑；大目的就是达到一党专政的目的。不过，令“宣传”头疼的是，如今超越时空的网络控制起来要比传统媒体难得多。除了通过与外界的交往，中国众多的网民还凭借各种网络途径了解了真实的外部世界。而媒体记者的良知在“宣传”的打压下，也并未彻底消失。比如，在当年谷歌被迫撤离中国大陆后，《重庆晚报》罔顾禁令，发表了纪念谷歌的文章；《南方周末》甚至以开天窗的方式，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标语“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大人物，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来抗议“宣传”强制删除奥巴马的专访内容。随着“宣传”媒体公信力的下降，随着民众对“宣传”恶行、本质的认识，“宣传”的使命也即将完结。
这种预言不是无的放矢，也有无数例子可以证明。最近的是，2011年12月10日，南方周末主办的“2011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在广州大剧院举行，白岩松、陈道明、姚晨等8位嘉宾获奖。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为白岩松颁奖时称，感谢白岩松在东方时空讲常识、讲道义。而白岩松则回应，“作为一个1989年夏天毕业的大学生，我们与胡德平先生的家庭始终有一种不是血缘关系的血缘关系。”现场掌声雷动。
据《南方都市报》报导：南方周末主办了“中国梦践行者”评选活动。2011年袁隆平、白岩松、姚晨等被授奖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感谢白岩松敢说真话，作为颁奖嘉宾为白岩松颁奖时称：“感谢白岩松在东方时空讲常识、讲道义。”白岩松接过奖杯后说：“作为一个1989年夏天毕业的大学生，我们与胡德平先生的家庭始终有一种不是血缘关系的血缘关系。”现场则掌声雷动。
著名演员陈道明颁奖时说：“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当别人都在游行的时候，我在散步。”“作为一个演员，戏子，我们没有太多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识形态，表达对社会的看法……现在，我不愿意了。人活一辈子，不能只是取悦别人。”
作为当天唯一的女演员，姚晨表示，她希望自己做一个普通的公民，自由自在地过日子，能做梦、敢做梦，做个生动的人。在被主办方问及“什么是你的中国梦”时，姚晨说：“我也在问自己我的中国梦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我想应该是——我爱我的中国，希望我的中国也爱我。我不知道一个国家应该怎么去爱，但我知道一个国家能够是什么状态，我想的是八个字：安居乐业、老有所依。”
“中国梦践行者”是指那些体现了中国新魅力的人，“中国梦”系列活动不仅仅是给做出成就的“中国梦践行者”授杯，更重要的在于传播“敢于做梦”的精神，激励中国人做更多更大的“中国梦”。身为央视名嘴的白岩松有一段名言在网络上流传：在大多数国家，都是讲真话比较容易，实事求是，既不需要勇气，也不需要牺牲。而讲假话需要很大勇气，因为你骗人要承担后果，搞不好就身败名裂。可我们正好相反，讲假话很容易，张口就来，脸不红心不跳。而讲真话需要极大勇气，甚至需要冒坐牢的风险。这种真假颠倒的实质是是非颠倒了。……
笔者期待的是，在中国，不仅是军人会更爱和平，尤其是更为广泛的民众更爱和平，爱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而“宣传”则回到应有的本来位置，不再是忽悠沙皇。
文章来源：《大中华思想门户》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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