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8日讯】中国指数研究院12月1日发布11月份全国100个城市住宅价格样本调查数据显示， 11月份，十个最大城市的新房价格依然保持下跌，全国100个大城市的平均房价跌幅为0.3%。业内专家普遍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拐点，对于中共领导层摆出一副坚决打击房产泡沫的架势，不过，这场房产泡沫大火的始作俑者是中共，现在又频发指令要灭火，最终的目的是让老百姓去买单。
在这十大都市中，房价平均跌幅为0.4%，每平方米下跌15.663元。尽管房价跌幅不是很大，但成交量自年初以来持续下滑，出现有价无市的局面。中国指数研究院监测的30个城市中，逾六成城市成交面积环比下降，7城市跌幅超过30%。其中厦门跌幅最大，达59.95%；其次是惠州，跌幅为42.46%；天津、深圳、广州、杭州、南京等一二线重点城市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12月5日，北京多家机构提供的数字显示，今年前11个月，包括期房和现房住宅，北京新房销售面积约82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超过20%，也创下了自2006年有网签数据以来的新低。
中共副总理李克强上个月在视察河北时声称，明年将继续遏制房价过快上涨。
众所周知，吹胀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力量主要有三股：中央银行投资拉动、地方政府融资和滥用职权透支土地资源的推动、开发商对利润无止境的追求。那么这三股势力纠集到一起共同吹胀中国房地产泡沫背后的真正动力何在？
7月26日，财新网刊登一组与房地产开发有关的20名高官受贿情况一览表：
以上20名高官的共同点，是有在土地出让、工程承揽、工程建设、城市规划、市政建设、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方面为他人牟取利益，进而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有的虽不分管地产，但利用其职务影响力，仍能为开发商或企业谋取各种非法利益。
央行—房地产泡沫的罪魁祸首
最近，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在她的博客中指出：“自2009年开始，央行超量发行货币，作为政府投入刺激经济。中央政府自2009年投入4至5万亿资金。”
何清涟认为，地方政府也大量利用融资平台举债近14.4万亿刺激经济，据说这些钱当中约有一半进了房市与股市，使得中国这两大经济泡沫得以继续胀大。
何清涟还指出，“由于种种原因，周小川这个央行行长对中国的货币政策作不得主，他主政的央行，最多是中央政治局与国务院的一个工具”。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在推动房地产业不断“繁荣”的过程中，作为直接拉动者在其中的获益也是惊人的。
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截至2010年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95.3万亿元，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截至2002年底)的4倍，比上年增长19.9%；负债总额89.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9.2%；所有者权益5.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1.2%。
2010年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前1000家银行排名中，来自中国的银行从1989年的只有8家上榜增加到2009年的52家，再激增至2010年的84家，20年间增加了近10倍。目前这84家银行的总资本占到千家银行总资本的9%，而税前利润则高达千家银行的25%。2010年，工商银行[4.20 -1.87% 股吧 研报](601398)以总资产13万亿元、总市值1.4万亿元，居全球上市银行之首。
因此，可以说，没有央行4万亿的投资拉动以及历年来不断注资的扶持，就没有中国房地产业的今天，同时没有房地产业的“十年繁荣”也没有中国银行业目前的“盛世”。
地方政府—房地产泡沫最有利的推手
在1994 年分税制之前，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是中央和地方分成的制度，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主要归地方所有，并且成为地方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特别是2002 年土地主要是“招拍挂”方式出让后，土地出让金收入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形成所谓的“土地财政”。这也是中国房市连续10 年飞涨背后的最大推手。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管清友在其微博中对此进行了披露：1989 年至2010 年的21 年间，中国土地成交价款增长了6732 倍，而卖地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涨幅也超过300 倍。
据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报显示，在一些地方，土地直接税收及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在“土地财政”上，地方政府最核心的做法是土地整理，就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力把集体所有或其它用途的土地整合后，进行招拍挂，价格就会翻几番甚至十几番、几十番，其中主要来源是非法侵占的农民耕地。
大陆《财新网》曾经援引专家的分析指出，土地财政具有许多弊端：
第一，土地财政恶化了国民收入分配，抑制了民间投资。本世纪初，就有财政专家研究提出，当时中共政府的各种收入加起来，已占GDP的30%以上，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过高，一方面导致居民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另一方面抑制了社会投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土地收入大多集中用于城市，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恶性化的扩大了。
第二，政府投资影响了产业结构调整，加剧了产能过剩。政府掌握的大量资金投向哪里，对产业结构的变化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多年来，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主要投向城市建设，刺激了建筑业、房地产业的大繁荣，带动了建材、民用电器、民用五金、民用化工等产业的发展，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这条产业链基本处于低端，过度的发展占用了大量社会资源，而高新技术产业无人问津，形成网民们经常调侃的“乔布斯炒房地产”现象。
第三，更不能忽视的是资源、资金的严重浪费 。土地出让收入由本级政府“自收自支”，长期缺乏收支规范与监督机制。近些年来，各地搞了不少“楼、堂、馆、所”和“政绩工程”，攀比之风愈演愈烈，老百姓深恶痛绝。在此过程中，党政干部财大气粗，挥金如土，为所欲为；同时“土地寻租”活动愈演愈烈，公款化为个人“灰色收入”的现象屡见不鲜，公众反应强烈。
第四，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发展愈演愈烈，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这部分人口占中国人口总量的绝大部分，而中国社会福利保障系统并不涵盖这部分人群，换句话说，农民一旦离开土地，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只能是死路一条。这种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爆发，将会引起颠覆性的社会动荡。
垄断开发商和现代官僚—房地产泡沫的最大受益者
“中国房地产开发行业暴利惊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专家梅新育在今年年4月27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直言。
梅新育曾在2003年对北京地区房地产业的利润率做过间接估算，以地处西四环和西五环之间的玉泉路周边地区商品房为例，其销售利润率大概为34.7%，投资收益率则高达138.8%。而福州市物价局在一份年报中公布，对23个楼盘的调查数据显示，开发商利润率平均约50%，最低约20%，最高超过90%。其中利润率超过50%的楼盘有10个，呈现出楼盘越高档、利润率越高的特点。有媒体曾报道称，杭州、上海的多个楼盘利润率都超过100%。
梅新育说：“中国房地产开发行业更是暴利惊人，成为造就中国大陆亿万富翁的最大温床，在中国大陆的各类富豪榜上，房地产富豪们始终占居着显赫的地位。”梅新育说，在“福布斯2005中国富豪榜”上，前50人中有15人以房地产为主业或主业之一，另外至少有3人也涉足了房地产投资。
今年，大陆央行公布了一份有关“中国官员向境外转移大批资产”的研究报告。在这份名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的研究报告中，披露了中国贪官在近15年的时间内，是如何将多达8,000亿人民币转移至国外。报告分析说，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外逃党政官员、企业高官的失踪人员在16,000到18,000人左右。
网民对此发表议论时指出，官方公布的数字还不够个零头。中国房地产业所造就的“亿万富官”远比企业界的亿万富翁多。
百姓—房地产泡沫的最终受害者
今年5月中旬，新华社记者曝光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从2008年以来，打着城乡统筹、建设新农村的旗号，通过“以租代征”等方式，大规模“圈占”耕地。据农民反映，政府违规圈地高达万亩以上。记者向香河县政府求证时，香河县常务副县长凌少奎承认违规、违法占用土地4000多亩。
4月19日至5月6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走访了该县60余个村庄，对38个村庄的土地增减挂钩情况进行统计调查，发现： 约4万亩耕地被闲置或修建厂房、商品房等，其中多数为基本农田；香河县隶属河北省廊坊市，下辖7镇2乡，面积458平方公里，人口31万人，是中国最小县级行政区划之一，如此小县竟有4万亩耕地被强占，全国侵占农民耕地的现象可见一斑。
群众反映和记者调查发现，香河大量耕地“低价”租用后，经政府层层“包装”，改变土地用途，以高价“倒卖”给开发商用于开发。村民反映，自己“口粮田”被征占后，得到的补偿很少，生活难以为继，尽管工资低的可怜，也得不到开发商的建筑工地打工，成为开发商与政府联手组建的“农民血汗压榨机”下的填充料。
在大陆城镇，市民的祖屋在得不到合理补偿的情况下被强拆的实例更是不胜枚举，为抗拒强拆跳楼、自焚的事件时有发生。中央银行、地方政府、垄断开发商三股势力互相勾结，共同打造中国房地产业十年的辉煌，也铸就了中外历史上最严重的泡沫经济，由于资源分配不公而造成的社会积怨也得到了空前的加深。
大势将去，各个利益集团出现裂痕
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10月份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显示，1-10月份房地产开发商资金来源约为6.8万亿元，其中来自国内贷款比重约占15%（同比增长1%），企业自筹资金占比约为41%（同比增长30.8%），其他资金（包括定金及预收款和个人按揭贷款）占比约为42%（同比增长18.8%）。
分析认为，这说明受当前房地产调控及货币紧缩的双重影响，作为房地产开发最重要资金来源的银行信贷增长及占比已大幅收缩。企业自筹资金已上升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有分析指出，这次房地产大滑坡与以往不同，由于多年来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生态资源包括土地资源透支殆尽；占全国人口多数的温饱家庭收入水平已接近底线，再也没有油水可榨；多重社会矛盾已浮出水面，一触即发；
此外，面临十八大换届，各股政治势力角逐日益公开化，经济利益对中共高层的吸引相对政治影响来说已处于明显的次要地位，因此指望央行再次出手托市似乎不太可能。
大部分房地产开发商都已“弹尽粮绝”，面向房地产开发商融资的一扇扇大门都已关闭，许多开发商把融资之手伸向了民间借贷即黑市高利贷。
9 月24 日，鄂尔多斯市中富房地产开发责任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福金不堪债权人追债压力，在办公室旁的男厕所内上吊自杀。此前，中富因为1.5亿的项目售房按揭贷款迟迟没有获批，已经面对着经营困难。债权人差不多都从9 月份就没有拿到利息了。而公司第二大股东王福金自杀前面对着月息高达3%、总额2.63 亿元的贷款，意味着每个月他光利息就要支付789 万元。
据官方报道，过去6 年间，鄂尔多斯房价上涨了5 倍，人均拥有住房目前已达3 至4 套房，按照当下的建设速度再过两年人均住房拥有量将达到10 套以上。而今年以来，持续的信贷紧缩政策导致开发商资金链受压，7 月份之后鄂尔多斯房地产市场几乎没有成交。现在不少项目已经停工，不仅工人向老板要债，老板和老板之间也在互相讨债。
业内人士称，王福金事件并非孤例，近几个月来，“鄂尔多斯现象”已在全中国迅速发酵，多年来由央行、地方政府、垄断开发商组成的号称“铁三角”的利益集团共同体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破裂。
纵观多年来中共政府的作为，无非是周期性的投资“救市”，纵起了泡沫经济的大火，而后又“宏观调控”，充当英勇救火的消防员，最后看家的招数是大量印钞票，超量发行货币，最终结果是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各利益集团在泡沫中赚饱赚足后由中国人民买单。
然而，在中国社会矛盾极度尖锐化的今天，特别是互联网等通讯手段已高度完善，远非22年前六四之时可比，信息传递足以在瞬间可以让受众达到数以亿计，许多网民质问：党中央还敢故伎重演，再赌一次玩钞票的游戏吗？他们还输得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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