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7日讯】六四事件前夕，1989年5月21日，中共下达戒严令翌日，《文汇报》发表四字社论“痛心疾首”，这是1949年之后中共报业史上第一次有传媒以开天窗形式写社论。当日，天窗社论动员了香港百万同胞走到街头抗议中共当局的屠城准备，在当时起了足以比拟千军万马的难以想像的威力。当年的时事评论员程翔今天撰文，指《文汇报》开天窗是集体决定。
最近，程翔透过香港《明报》发表文章，指《文汇报》前副总编辑曾敏之先生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先生的传记及回忆录分别发表，不约而同地提及22年前《文汇报》的“痛心疾首”开天窗社论。程翔认为，他们在表述自己的立场时，刻意中伤了另外两位当事人，《文汇报》时任社长李子诵和前总编辑金尧如，对所谓的《文汇报》“起义事件”有所歪曲。
故而，程翔以知情人的身份，撰文悉数天窗社论出炉经过，期望对回忆录进行释疑和辨伪，保存历史原貌。依曾敏之在《曾敏之评传：敢遣春温上笔端》中所言，曾敏之主动提出以“痛心疾首”开天窗，李子诵表示支持，然后致电张浚生，未提及金尧如。而张浚生在自传《亲历：回归与合并》中，声称事件由金尧如策动，而张浚生强调不能开天窗。程翔指出，以当时的分工，没有张浚生的同意，社论根本不可能出版。曾敏之的说法是邀功，张浚生的说法是诿过。
同日，法广记者发表署名文章，指出程翔的说法与记者以往的了解吻合。法广文章陈述，时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兼代理总编辑曾敏之在中共宣布戒严后翌日深夜致电社长李子诵，主动提出以“痛心疾首”四字开天窗。李子诵听后，与老拍档兼由总编辑退任为董事的金尧如商量。两人商量后，担心“痛心疾首”四字太刺激，不容易为以新华社香港分社为名、实质是中共香港工委通过，故建议改用较为平和的“夫复何言”。曾敏之不同意，于是决定把这两个建议一同送新华社审批，由组织决定。结果，时任分管香港中共报章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张浚生选了“痛心疾首”四字，而时任社长许家屯是在翌日才被告知。
程翔对法广记者表示，由于当时曾敏之对事态发展深感恐惧，李子诵获悉后，安排曾先到新加报暂住，后再由朋友安排转到加拿大，约半年后回港。当时李金二人基于保护他，才没有公开提及曾敏之与开天窗社论的关系，但曾敏之反而因此误会别人抢去其功劳。而从曾在过去二十年都不作澄清，便知道是他自己不愿牵扯入开天窗社论事件中。
他估计，退休多年的曾敏之，意识到开天窗事件会在中国报业史上留名，故此到了现时便跑出来确定自己的功劳。而张浚生仍在中国体制内生活，自然想洗刷自己在“痛心疾首”这个被中共视为错误的决定。程翔认为，不论是争功还是诿过，当事人在作传时，必须尊重客观事实。他总结，开天窗社论是集体决定，有功有过，各人都一起分享荣誉或承担后果。
刊登在1989年5月21日的《文汇报》第二版上的“痛心疾首”的开天窗社论，是中国当代政治史和中国报业史上的一件大事。程翔解释曾张二人说法有异，关键的转变是1989年的6月9日（即开枪后5天），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充分肯定他们的镇压成果。
这个信息对当时香港很多共产党员以及长期追随中共的左派人士来说，是考验自己良心和良知的课题。
《明报》分析，“在《文汇报》“痛心疾首”社论问题上，四位当事人的反应分别为：
一，曾敏之：他痛苦地挣扎了好几个月，终于向现实低头，“归队”了。
二，李子诵：他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在电视机镜头前宣布从此不再跟共产党。
三，金尧如：他也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退出共产党，远走异乡。
四，张浚生：他迅速“回到正确的路线来”，并且制造出一起《文汇报》事件来，以洗刷自己在“痛心疾首”问题上的错误（从中共立场看）决定。
时任《文汇报》副总编辑的程翔，在该报开天窗社论刊登时身在北京，血腥镇压前数天被召回港，经历报社的人事变迁，其后因不愿“归队”而辞去副总编辑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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