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4日讯】红卫兵是什么？就是文革冲锋队，毛国党卫军，极权接班人。这三者集于一身。凡四十五年，基本上，完成了他们的历史定位和现实核准。其在中国政治中的危害，不自今日始，却在今天，实现了他们不但不被追究于党的法则和决议，而且从邓的金蝉之下脱颖而出，转变成为中共各级大佬和精英；与毛利用之、再抛弃之之后，登台接班，成为毛邓二重唱的主角和红歌今唱的实质主人。虽然，有所谓老三届“余孽”跟进伴和，外围其身，但是，和文革时期“红外围”其实不能进入主子圈内一样，如今之老三届的丑陋奴仆主义，也顶多是红卫兵的一个注脚和跟班。这是中国特色政权在文革和今天产生的特殊主、仆关系之一。
一如我们曾经给文革，纳粹，社会主义下过不容更改之定义一样；对于红卫兵的定义，也无法从这个罪恶的集体名词中，抽离其丑陋和残暴的任何内涵。说，某些红卫兵忏悔，觉悟甚至反水，就要积极肯定云云，那其实是一种另类说法——这个说法就是，这些少数反省派最终列入“反对红卫兵”的阵营，而非红卫兵本身有何合理、合法性可言。就像文革里面那些反对文革者，并不能列入什么人民文革和大民主之列，只能说，他们是反对者和质疑者——这个提法，最终还会回到如何估价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不会因为为其加上民主，人民和其他桂冠，就等同于民主纳粹和人民纳粹；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也永远不会发生。纳粹阵营里面那些刺杀希特勒者，不是“人民纳粹”，而是反纳粹。这是明确无误的事实。“社会主义”这个列宁毛主义载体，从来也不会因为它被冠以任何光荣定词而有丝毫改变（世界上没有民主社会主义—— 北欧是民主资本主义）。
我们说过，红卫兵，究其实质，其实，就是一种血统和种姓裂变；这种变化，被毛文革时期一时间的所谓战略错位所误导。这个误导就是，毛要借红卫兵打击社会、党政、国务系统，让文革极左派控制局面；所以，他施行两种策略：一是，他支持中学（北京）红卫兵，打乱社会秩序，造成天下大乱，从中混水摸鱼；第二，当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为其掌控全局以后，他不惜抛弃红卫兵核心组织“联动”（北京中学“贵族”红卫兵），转位支持反对联动的中学大学红卫兵，以打击联动之父系官僚体制；最后，这个动向完结以后，他再抛弃大学造反派……直到七十年代末叶，等他死后，由邓、陈完成他的血统接班人政策。于是，一切饶了一个圈子，最终，从所谓“体制外”接轨于内，促成了联动接班。这是红卫兵运动的真正逻辑和真正现实。忽视这个现实，就是为今天的权贵集团中过去之联动之张三李四变相辩护和吹喇叭。这是新的一种丑陋（接之我们以前批判之“丑陋的老三届”。）
抓、放联动的游戏，早有笔录于一些作者。摘录一段如下——
“1967年4月下旬的一个夜晚，近百名‘联动’分子从北京公安局的看守所里被集中送往人民大会堂。这些‘少年政治犯’在这座国家元首迎接、宴请、会见外宾的豪厦中受到国家总理和中央文革主要成员的接见。江青流着眼泪说：‘你们受委屈了’。
周恩来说，抓‘联动’是不教而诛，他也动情地流下了眼泪。‘联动’分子身心震颤，痛心疾首。他们相互嘘吁、热泪涟涟。
“他们被宣布当场释放。联动分子自然是感恩戴德，在三呼万岁之后，昂然跨出人民大会堂的门槛。随后，北京各城区的公安分局也将各种类型的亲‘联动’分子统统释放。
消息传来，京城百姓目瞪口呆。这个玩笑实在开得太大了——当时的中国人还不太习惯于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游戏。人们只是在古代章回小说中看到过忽而满门下狱，忽而鸡犬升天的情景。释放联动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联动分子的大多数都是一年前"八一八"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过毛泽东接见的红卫兵，尤其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是他们最先喊出了"造反有理"的口号，并使之成为‘文革’中喊得最响叫得最广的纲领性口号。时间刚刚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昨日革命小将，今日反动分子，于情于理都讲不过去。从‘文革’的长远利益出发，红卫兵运动是不会因此而被否定的。周恩来在接见时，特别追问清华附中红卫兵来了没有。红卫兵创始人1986年曾撰文叙述过当时的场景（见清华附中红卫兵创始人卜大华的回忆文章，1986年第十期《中国青年》杂志）。
“在人民大会堂，由党和国家最高层领导人接见政治上‘持不同政见’的学生的事情，在‘文革’的历史上发生过两次。
“联动的被接见是第一次。‘联动’的政治生命虽由此而告结束，但是就其成员的命运而言，并没有因此影响到他们今后的前程，无论是在‘文革’中，还是在‘四人帮’倒台之后，确属恶始善终。
“第二次接见是在1968年夏天。由于毛泽东派遣的‘宣队’被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用武力阻挡在校园之外。毛泽东亲率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的领导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蒯大富等五大学生领袖。伟大领袖指责造反精英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五大领袖’的政治地位随之一落千丈。‘四人帮’倒台后，几乎都被投入监狱，恶始恶终、身败名裂。”（资料）
这便是中央关于文革《决议》绝口不提红卫兵问题的秘宗和症结，并为一般文革史料和文革定性研讨者有意无意忽视和规避之。这个秘密的要害，就是红卫兵接班。对于毛而言，造反派是文革的最大功臣；对于邓而言，红卫兵是接班的最好人选（他给造反派以致命打击，称其为要打击的“三种人”……）——这二者合二而一
——其中的要害是，邓要任用血统世袭政制；他当然要迫害毛利用民粹主义时期的造反派，大学生；虽然，在此一点上，毛给人一种“人民”领袖的假相；而邓直接搬倒这个假相，施行他的红色“贵族”政治。这两点的合一是，邓继承毛的权力和建制基础；而反对毛的“打击”红卫兵政治（而毛释放联动于当年，业已为他们后来接班做出让步）。故此，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更多的统合，对于他们则是，要在不同形式的共产党统治下，施行变通的文革策略，反文革策略和驳斥与赞同毛主义策略。也就是我们提到的，权力基础和利益基础在文革前后的协调一致。这是他们出台“决议”和“改革”的首要前提。一些人幻想邓时期可以搬倒毛的权力旗帜。殊不知，邓砍旗之举动等于自残。他根本不会动摇这个权力基础。因为邓以后钱财的基础来源就是毛奠定的权力基础和世袭基础。
我们屡次提出这个课题，却并未引起坊间文革研讨者的注意。现在，源于这个课题的缺位和疏忽，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趁机而入。我们看到，文革研究出现的另外一种为红卫兵辩解的轨迹正在蔓延嚣张。这种嘶喊，主要表现在，为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打死人辩解（卞仲芸案件被她们说成是“挽救”之……）；为文革肇始者（历史的祸害之首）清华附中元创红卫兵辩解，谓其不主张武斗——这就好像戈培尔为自己辩解，他自己不曾掏出手枪……为整个红卫兵全国造反、屠戮和镇压（协助党国）辩解，谓其造反有理，民主有功；为林彪及子辩护，说他们是荆苛刺秦（殊不知那些刺事都是康生和周伪造的事实）……为毛主义歪曲的巴黎公社和“不断革命”叫好，却不知毛根本就不施行点滴巴黎公社原则——而此公社原则，大违西方政治路径和普世价值，早就为雨果，左拉等人痛击之，揭露之……这种辩解甚至谓张春桥为理想主义，江青为女权主义，毛为民主试验、试错主义。最后，他们转了一个圈子，告诉国人，红卫兵还是有积极作用于历史，于现实的；因为，他们后来转变成为什么另类东西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红外围主义核心。为此红卫兵辩护者也说了他们出身的“二”类性质——也就是我们所谓中国特色民主党派之二类性质（“二”，是北京话指责那些雌雄共体之阉人一类者）——这个红外围的历史，亦不自今日始。我们所谓“四四派”（北京中学文革时期之保护党委、军队之一派），就是这类团体。这类团体的特征，就是在丝毫不触及和不能维护自身利益的古怪情势下，为主子和红卫兵辩护；这个辩护主要体现在，后来他们和卞仲芸“拯救者”（宋彬彬等人）沆瀣一气，制造伪史，颠倒黑白，胡说八道。这类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省者和觉悟者，而是不折不扣的混淆是非，混乱史料者。他们现在似乎占据了文革研究的主要位置，且在各种边缘性报章上，以讹传讹，祸乱文坛。那些被这些人震撼者不知内情，还在为此颠三倒四的假忏悔叫喊叫好，真是可发一笑。
进而论之，四三，四四派的特征是什么？倚靠子虚乌有的“不断革命论”和“公社原则”起家的四三派，既是过时黄花，四四派又是如何一种思潮？其缘起的大致情形又是如何？我们说，这是毛极权主义思想国有化和洗脑运动的两颗毒果。四三派是毛和托洛茨基极端革命叫嚣的产物，他们产生毛之第一种意志；这个意志用来造反和革命——独仗此意志，不能实行专制极权统治，相反，他每日每时产生所谓的反抗，毛也每日每时堤防之，扑灭之；这样，毛即便在最极端使用这个意志的时候，也必须转向第二意志——就是前述体制内压制、控制和分化。所以，四四派的基础，其实，比较而言，相对于四三派更加牢靠；这当然是对于统治者和顺民奴才附庸而言。表面上，四三派打打杀杀，而四四派修修补补，这是阴阳两卦的对峙、倚靠和和谐。但是，四四派引发的课题研讨尚不止于此。
我们看到，四四派中人，既不是联动特权分子那一帮，也不是四三派多为知识分子子弟（汉少数干部/黑干子弟）那一帮。这个血统的分梳带来一种“红外围”的说法。这是极权主义保守和造反的两端。没有这样两端，毛的游戏自然很难展开。对于军队的所谓四四式支持，也说明了这一点。大致而言，四四中人有碍于造反的情结。这个情结，当然不是因为（就如联动一样）其为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权力的宠儿和无法无天、不受法律约束者，相反，他们中很多人的父母，都是受迫害者——受迫害者起而捍卫迫害者——这就是极权主义政权、社会和人众的特有典故。这是西方人所说的斯德哥尔摩情结：你越是剥夺和侵犯其人格，尊严和利益，他约会觉得你是权威和霸道，从而再三再四地探讨这类救世主的魅力，内涵和可塑性。
这个四四派风格业已贯穿整个中国大地。从文革开始，迄今，并未改变。他们这些人很难理解造反者、真正的造反者起而推倒克力司玛迷信的任何举动。他们说，一切都会渐变的，只是我们不可以轻举妄动，以造成社会动荡，成本过大，稳定破坏……他们说，四三派否定毛主席，否定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否定解放军，真是罪莫大焉——这个说法的今天版本，就是要“救党”，要否定毛、肯定党，肯定毛早期，肯定新民主主义，诸如此类。我们说，当极权主义统治丧失了四四派这种附庸，他们就如丧考妣，不可终日——而奴才众人也会因此大叫，文革联动之“维护秩序论”和四四派的“捍卫十七年”；……这就是我们所谓四四派心结，四四派“毛”病，四四派奴相。可惜，这样的四四派人众，过去是中国大多数，现在仍是。这是我们考察四三、四四的另外一种发现。很可惜，这个发现对于中国更加可悲。因为四三派中人，如果从毛造反，变成真造反，不无可能；四四派中人，变成此类真正异端的可能性，等于0。
阿伦特说，“从理论上说，在极权主义政权下也可选择做反对派；但是，假如自愿的行动只是带来每一个别人都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惩罚’，这种自由就几乎是无效的。”老阿的阐述比较晦涩。我们结合中国实际的诠注是，一，极权主义制度下的“反对派”有几种；主要表现在毛主义、民粹主义造反时期的两种类型；一种，是革命时期的造反派，解放军和地下党；一种，是文革时期的派系争斗和造反派、红卫兵之间的，为了毛主义的厮杀。
二，这样的反对派，其实是附庸派；一切以崇拜和完成毛主义战略和策略为转移。这样的造反出格，或者不出格，都是毛主义体制内、外权力争斗需求的表现。
三，这类“自愿”和结社“自由”，莫不是毛毁灭结社自由的变型记和变戏法。这种造反的性质，就是打击毛旗帜下的他人——造成他人就是地狱的运动类型，而取缔真正的自由结社和人权意志——文革时期的文斗、武斗、乱斗，就是这类行为。丝毫与自由，与民主无涉。
四，这种中国人打中国人的自杀式斗争，当然以“带来每一个别人都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惩罚’”为起点和终点。这样的惩罚，一是，表现在人民反对人民的残暴斗争之下；另一方面，表现在官方对于人们的镇压上；前有造反，后有镇压。这是文革荒诞残暴悲剧的始终。
五，如何整体辨正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和红卫兵中人，是一个难题。但是，删繁就简，我们说，其实，除去全国为毛驱使的一般红卫兵（四三、四四，天派、地派，团派、四一四派及外地诸如此类的派系，等等），都是毛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乌合之众和一般打手；含那些思想上的打手和附庸；真正关键的红卫兵实体，就是一，当时的造反派——为毛打击刘、邓者；二，后来的红卫兵接班人（联动，老兵）。这才是文革的真正辩证法。
于是，真正的红卫兵定位和诠释是，他们是文革真正的为害者，领导者和实践者；他们的出现，只有纳粹德国的党卫军和冲锋队可以类比；不同的是，法西斯覆灭于盟军的打击，而红卫兵，却在中共崛起的同时完成接班。这是黑白冲突绝对鲜明，迥然大异于之之现实，之悲剧。人类之中，迄今为红卫兵辩护者中外皆备，不一而足。这些故去，尚存或者人还在心，不死者，仍然千方百计为什么红卫兵之中的反省者辩护叫好。是的，历史的例外是存在的。红卫兵中人不但反省者确实存在，就是反共者，坐牢者，死亡者，也是存在的；但是，这丝毫不能说明“红卫兵”这个盖棺论定的罪恶名词有任何正面积极意义上的内涵与外延。这是铁板定定的事实。不要说他们其实并不反省，如宋，如骆，如蒯，如聂……他们不是在为自己辩护，就是在为毛唱赞歌（姑且不提其名姓氏）……与其说，他们是在反省，不如说，他们一直以来，就在反扑。所以，澄清红卫兵实体和红卫兵思想，任重道远。我们这一代，也许不幸于斯，碰到如此众多为其辩解者和混淆者。那么，我们的后代如何呢？我们的子弟如何呢？悲观与之，还是乐观与之，真不好说呢！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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