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日讯】近年来，由于中国大陆各种矛盾加剧，各地抗议活动是此起彼伏。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在今年的危机管理报告上称，2010年大型社会群体事件有72起，比2009年的60起增加了12起；其中，33%的事件在每天的媒体中报导，67%通过网络传播。除此之外，中小型抗议事件更是多如牛毛。大陆当局近年来有两大建树，一是对内建立大维稳体制，用调动整个官僚系统参与维稳的政治动员方式，形成自上而下的维稳网络；二是对外推行大外宣战略，以充足的国家投资和财政支持，鼓励宣传喉舌走向国际自由传媒市场。
大陆当局的大维稳系统大致可以分为社会维稳、党内维稳和军内维稳，这三大块维稳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2008年奥运前后，为了保证奥运顺利召开，当局把社会维稳当作维稳的重头戏；2010年8月，温家宝在大谈政治改革之后，屡遭党内重批，显示当局为了维护党内稳定，不惜剪灭不同声音；2011年2月中东茉莉花革命的星星之火传到了中国大陆，当局要求军队服从党的绝对领导，这说明军内维稳系重中之重。这个维稳体制，对大陆前景至少有三大影响：第一，官民对立越演越烈；权贵集团为了维护一党专政的利益，以维稳为名，严厉对待上访者，放纵警察和地方官员在维稳的名义下为所欲为；该体制用政治镇压对付经济诉求，用国家暴力对付和平抗议，因而凭空制造出许多国家敌人，使官民对立越演越烈，埋下了大规模社会动乱的不定时炸弹。其次，大维稳体制把中国大陆社会的全面溃败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曾撰文指出，中国大陆社会的全面溃败已经蔓延到各个领域，如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利益集团以权力的霸道和蛮横，肆无忌惮地侵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司法部门和腐败官员，沆瀣一气，民众有冤无处申；而任何试图治理社会溃败的企图和政策宣示，在大维稳体制下，都难起作用。第三，大维稳体制给继任的新政权将带来不少难以预期的麻烦。这个体制创造了一个吃9千万亿元维稳饭的庞大利益集团，而该利益集团在维稳怪圈中，正在越滚越大。在现有的政治体制维持不变的前提下，试图缩小这个利益集团的任何尝试，都会受到利益集团从上到下所有官员的积极抵抗。
当然，在过去的两年中，大维稳体制对维护一党专政还是有效的。但由此而造成的短期效应，远不及它对中国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造成的长期损害。这些长期损害，已经渐渐地达到了顶端。即使今后的执政者要照旧高举维稳大旗，也已经难以为继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大维稳体制迟早会破局。现在看来，有两种可能的破局结果，一个是偶然的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有可能导致大维稳体制的彻底崩溃；另一个是大陆将来的领导人主动消减大维稳体制的致命性损害而使该体制寿终正寝。从目前状况来看，前者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后者。
为了掩饰对内实施高压的大维稳体制，大陆当局的另一个建树，就是在境外推行大外宣战略。大陆政府于2008年年底制定大外宣战略，一是出口“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二是为了反制西方媒体对中国大陆的批评，宣传中国大陆的国家形像；三是为了改变国际传媒现有格局，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争夺国际话语权。大外宣战略自2009年初开始实施，迄今不到三年，但其格局已经赫然成形，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已经形成三足鼎立的外宣态势。和大陆官方每年数百亿元的大外宣投资相比，西方传媒如美国之音等则因差钱从传统重镇撤出，这显示西方在这场没有硝烟的传媒争夺战中，已经越来越处于守势。现在，大陆官方喉舌在自由传媒世界挤占国际话语权，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大维稳模式管用吗？《财经》记者以《新观群体性事件》为题，采访了几位中国社科院和大学的学者。他们说，这种办法在短期内减少民变的升级，使人员大规模聚集变得困难，从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群体性事件发生，所以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呈现增势趋缓的态势。但从长期来看，可能引起更大规模、更持久的对立。今年发生在广州、上海、湖北、内蒙等地的事件就是严重警告。这种大维稳模式实际上对民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用政治镇压对付经济诉求，用国家暴力对付和平抗议，其恶果之一，就是凭空制造出许多国家敌人。大陆学者说，本来许多人的上访、抗议是为了自己的经济物质利益，诉求非常明确，而且行为合法，但是在现有的维稳模式下，这些上访人或抗议者往往被劳教、被关进精神病院，甚至被判刑，他们最终演变成了敌人。
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说，评价现阶段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要看三个标准，一是组织化程度高低，二是持续时间长短，三是诉求的性质。他说，今年中国大陆大部分群体性事件的诉求还是民生经济利益，如绥江、上海宝山等地的群体性事件，而不是以体制外的行动谋求体制内权利再分配的政治行为。但另一方面，超越民生经济利益、追求公平正义诉求的群体性事件在增加，如锡盟、利川事件。总之，根据这些海外学者的研究与大陆学者的分析，当局的政治镇压手段，导致中国大陆发生较大民变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可以肯定，大陆当局的用镇压防止大规模民变的维稳思路是“饮鸩止渴”，其结果，一定是越饮越渴。
总之大维稳体制，对中国大陆的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几乎已经走到尽头的大维稳体制，有可能会突然崩溃。而大外宣战略亦不能能持续多久。
维稳濒于失控有几大表现：首先，维稳财政已然失控；其次，群体性事件快速增长；再次，中国大陆老百姓和公共知识份子越来越不买当局维稳的账；最后，维稳体制以迫害狂为主要特征，因而绝不可能持久。
首先是经济难以为继。关于维稳财政，中国大陆的维稳经费到底有多少呢？早在2010年6月，《光明日报》就刊出《“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文章说，“权威资料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到了2010年，维稳财政达5,486亿元，2011年，为6244亿元。事实上，无论是2009年的5000多亿，还是2011年的6000多亿，都是严重缩水的数字。《财经》杂志于2011年5月8日刊出一文，叫《中国大陆维稳费：公共安全账单》，对中国大陆2011年的天价维稳，算了一笔细帐。文章说，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预算数为6244.21亿元，而这6000多亿元的公共安全支出，并没有“完全涵盖直接或间接用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费用”。譬如公安部下列的外交、教育、科学技术等项目、各级政法委的预算，国家和地方信访部门的预算就没有包括在内，而这几个部门都承担部分维稳重任，仅国家信访局2011年财政预算就达8425万元。随着国内抗议活动的不断增多，大陆当局用于“维稳”的费用也急剧上升。有国内媒体报导，辽宁省2010年动用了15%的税收用于“维稳”，为223亿；广东省廉江市2009年“维稳”一年的花费是先前五年的总和。清华大学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大陆官方警方“维稳”的公共支出估计高达770亿美元，金额与国防不相上下。部分专家估计，实际金额恐怕更高。比如今年年初，大陆官方为了防堵国内爆发“颜色革命”，针对全国各大都市的民众集会，不论是数十万人的农工抗议，还是对于手机通讯与宽频网络的防堵，都动用了相当大的警力进行“维稳”，自然花费不菲。
显然，大陆官方的“维稳”费用除了用在大量的监视异议人士、镇压民众的警力和国保上，还包括对网络、电话的管控支出，社区、商场等无所不在的“红袖标”的报酬以及“维稳”官员的薪酬、五毛们的发帖费等等上。据官方媒体报导，过去5年来，官方增加了数千位“维稳”的官员以及302万个“维稳”的政府职缺；2009年还决定地方官员必须在平均两个小时以内使“重大事件”的消息在网络上消失；为此，官方软件工程师还开发了一套自动的系统，可追踪热门网上的议题，并快速点出哪些是潜在的破坏性新闻。这笔费用自然属于“维稳”支出。……
其次，高压政策难以为继。在官方看来，在刺激经济增长无法奏效的情况下，遏止民众不断蔓延的反感和抗议，惟有实行高压统治。据悉，在某个省部级领导学习会议上，高层就呼吁增加互联网控制和地方政府服务的投资，以便将“不和谐因素减至最低。”与会高层达成一致：应提高警惕，控制类似埃及和突尼斯的例子在中国发生。此外，在“十二五计划”中，官方也宣示新的“社会管理”机制，以平息动荡。然而，官方是越“维稳”，社会反而越不稳。1980年代全国上访冤民总数为2万多人，现在却达到了4千万人，而大小抗暴维权事件更是平均每个月一万起之多，越来越多的网民们通过网络宣泄着对官方的不满。……
当局的天价维稳显然不管用！中国大陆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完全不以当局的维稳意志为转移。在过去的10年里，群体性事件增长了3倍，2010年达18万起。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先生在今年5月3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上载文“社会失序是当下的严峻挑战”，引用了官方的《社会蓝皮书》和《瞭望东方周刊》的数字，即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到2003年，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从2006年到2010年，由9万起增加到18万起。
与此同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民众不买维稳的账了。2010年9月，人民网、人民论坛杂志和腾讯网做了一个联合网路调查，题为“维稳怪圈，谁的烦恼？”调查结果显示，75%以上的投票线民不满维稳，他们认为，官员心中的“稳定”早就不是老百姓心中的“稳定”了，而所谓的不稳定，大多是官员出于自保而造出来的，如此维稳，老百姓怎么能够配合？！此外，越来越多的公共知识份子，包括那些长期沉默的知识份子，也公开谴责政府在维稳的名义下迫害社会良知的无耻行为。比如余世存说，在我们的记忆中，中国大陆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政权组织这样堕落、猥琐、下作。
最近，一些海外学者撰文分析中国大陆未来政局变动的可能。他们指出，中国大陆政治发展正面临着空前大变局，大变局的动力可能主要来自于民间。原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小组成员，现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吴国光在美国费城就“中国大陆政治变革的路径”做了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出一个民变促发官变的观点，说的是老百姓在现行制度下不甘忍受剥夺和压榨，要求改变现有的这套规则；对于老百姓的要求，当局的反应就是镇压；过去十几年民变不断增加，当局不断镇压，但当民变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官方的应对思路就出现分歧，分歧导致政治精英分裂，最后促成官变。吴国光相信，中国大陆未来变革的主力军在民间。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以下促上的政治转型，不同于改革开放时期大陆官方高层开明派自上而下的政治转型类型。他认为，在二十二年前，胡耀邦的悲剧就已经显示，中国大陆的从上到下推动政治变革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只有民变才能促进政治制度的变化”。台湾著名学者余英时撰文谈中国大陆近10年内发生巨大变化的可能性时，也谈到了民变问题。他说他有个朋友曾对大陆改革派有很大信心，但现在很失望；余认为，未来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这反映在三个主要现像上，一是整个中国大陆出现了独立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的运动，而大陆官方正在试图阻止；二是各类民变风起云涌，三是大陆官方高层内部出现分化。
这里，民变指的就是中国大陆官方字典里的“群体性事件”。那么中国大陆在现在的超级维稳模式下，发生大规模民变的可能性有多大？这要从2008年中国大陆政府开始建立大维稳模式说起。那一年中国大陆发生的民变特别多，那一年也是中国大陆维稳政策的转捩点。为了保证2008年奥运会的顺利进行，也为了抑制此起彼伏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局采取了调动整个官僚系统参与维稳的政治动员方式，严厉对待上访者和政治敏感人物，任意拔高警察的作用，使其凌驾于司法，地方官员在维稳名义下可以为所欲为等。这就是大维稳模式。之后，凡是在敏感时间举办大型活动，如2009年国庆60周年、2010年世博会和亚运会，当局就采取大维稳模式。
大陆官方难道真的不懂，自己本末倒置的所为，正将自己引向毁灭的深渊？！
20年前，东德共产党的垮台对于很多中国大陆人来说，依旧记忆犹新。事实上，当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东德政权会垮台，甚至包括法国总统都认为，东德还会存在下去；就连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对自己的下台乃至政权的迅即垮台也都毫无意识。
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一个政权倒台，必然是源于其统治残暴，官僚集团腐败严重，民不聊生，从而官逼民反。不过，虽然东德共产党官员享有诸多特权，但并无特别严重的腐败行为，就连昂纳克本人也没有什么贪腐行为。然而，昂纳克统治后期的危机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因为共产党的欺骗性宣传开始失效，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无法解决商品紧缺、外债突出的矛盾。因此，昂纳克政权只有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管控，而这种管控正是通过其无所不在的强大的“维稳体制”。
东德“维稳体制”的发达有如下表现：一是对公民全面监控，国内情报系统非常发达，东德人民生活在一个庞大的监控网络之中，内心感到压抑，没有安全感。东德垮台后，从东德秘密警察档案中，人们得知，约有三分之一的东德人曾受到监视。二是对言论自由的控制，设置了很多言论禁区；再一个是对自由迁徙的控制。也就是说，在东德，党领导的国家仍然事先规定好了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再加上跟西德自由世界的强烈对比，东德民众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最终，忍无可忍的东德人民选择了投奔自由。
如今，大陆政权正在重蹈东德共产党的覆辙。曾经拥有强大“维稳”体制的东德政权不复存在了，那么，同样貌似强大的中国大陆“维稳”机制，究竟还能持续多久？！试想，一个即使没有明显贪污腐败，没有残暴无道行为的政权，都有可能被人民赶下台，更何况那些视民如草芥，待民如仇敌的而且无官不贪的政权？自从进入2011年以来，中国大陆就在维稳怪圈中越陷越深。当局大幅增加了维稳经费，但越来越多的迹像显示，维稳正在濒于失控，而维稳失控，非常有可能成为官方手中的不定时炸弹。
迫害良知正是这个维稳体制的主要特征，如今已经演绎到了越发荒诞的程度。当局不许戴晴开生日茶会，不许姚立法竟选人大代表，不许廖亦武出国，不许章怡和出书，软禁一个瞎子；汶川豆腐渣学校砸死了近万名学生，却不许他们的父母亲讨个公道；三鹿毒奶害了那么多孩子，却不许他们的亲人追究。……官方的维稳制造了多少“国家敌人”，就制造了多少随时可引发这个体制爆炸的不定时炸弹。
文章来源：《大中华思想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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