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23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十章：“文革”尾声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治囯论，是以暴力和欺骗两手为出发点的，他对黒五类丶右派旡缘旡故的残害，正是建立在人心可以用暴力扭曲，用欺骗麻痹的，中共所谓“改造” 便是交替使用暴力和欺骗两手，以达到奴役人的目的，可惜时间长了，无论当局如何玩弄手腕，丝毫没能改变我们的反抗。
文革开始后，陈力便从农六队押赴盐源县监狱隔离反省，旡奈的中共准备用“处决”来镇压一切反抗力量，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带着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的人总是有的”。1969年8月21日陈力终于被杀。
枪杀陈力，证明当局的“改造”政策已失败。他们无法使陈力屈服，但他们不甘心失败，想继续在我的身上捞一把，以体现他们的洗脑“改造” 术。
管教科仍将我留在蔬菜组内，从事无定额的劳动，定期找我个别谈话，允许我“畅所欲言”，以体现他们的“感化教育”。抓住我同农六队其它政治犯认识差异，有意的扩大矛盾，制造隔阂。
从1968年至1974年的六年间，我没有挨过捆绑和抠打，算是体现他们改造我的“苦心”。
1968年，在文革最猖狂的年代，在我以绝食抵制对我的无理批斗殴打后，何庆云主张对我施行“高压强制为主，兼以怀柔为辅”的政策，把我当成“思想改造”的试验田。
他们期待着，那怕我在口头上认了“罪”，遵守劳改制度，讲他们所灌输的话，便是他们对政治犯“改造”的一大政绩。认为通过我能影响一大批人。
但是，我向他明确表态说：我是无辜的，根本没有必要认罪，而不认罪，就谈不上“改造”，更重要的是，中共的主张是反人民、反民主、反人性的东西，怎能说服我？
每次我与何庆云正面交锋时，往往是以“改造”我开始，却以他被我反驭为结束。
1974年“火炬案件”发生，特别是他们处决张锡锟时，他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的精神，给刽子手巨大的心理震撼，使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攺造人彻底失去了信心，其实改造是欺骗和奴役的代名词，奴役是靠暴力进行的。
所以，徐世奎当着全中队的面，气急败坏地说我是“只配用钉锤锤的‘核桃’”，并且公开警告我“张锡锟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 打杀是狱吏们最后的最简单的手段！
“文革”九年来种种倒行逆施，证明毛泽东的欺骗已尽失人心。革命委员会频繁的人事变动，武斗的升级，各种谣言的雀起，民间盛传的有关江山易色的谣传，乱世之末的征兆，纷纷表现出来。
预言家说毛牛山上有神人显灵，说中共天下拆开一个共字，便是二十八年。又说毛泽东的繁体字共二十八画，印证着他的天下只有二十八年的寿命，这是其中最流行的说法，毛泽东已走完了他的称帝路。
第一节：变脸
在11.8搜查“火炬”扑空后，面对着我提出的抗议，恼羞成怒的何庆云，将我调出了蔬菜组。我明白当局将采用更强硬的措施替代“说教”。
当然，他们更希望从我身上搜出有关“火炬”的证据，可惜一无所获。处决张锡锟，更进一步证明对“顽固不化”的份子，改造必告失败。所以他们撕破了脸，想用高强度劳役，逼使就笵。
我被调入大田组以后，属于劳动力最差的人，所以每到春耕和秋收，我常常是晚上坐在坝子里“找原因”的常客。
(－) 报服的挨捆
1975年夏天某日，中耕包谷时，我们在四号梁包谷地里除草施肥，天气异常闷热，在茂密的包谷林中密不透风，奴隶们挥汗如雨忙着完成规定的任务。
那天早上起来，我就感到头闷，带着一种中暑的感觉。我想自调出蔬菜组后，要加倍领受何庆云的报复，所以我没有请病假，希望熬过几小时病症自行解除，殊不知，到工地不久，便满眼金星，头昏胸闷想呕吐，眼前一片黑，我便倒在茬口上。
旁边的人忙于完成自己的任务，并没有发现我，等他们排上第二个茬口时，正好何庆云检查已经薅过的包谷，钻进包谷林里，才发现躺在地上的我。
他阴沉着脸问道：“你看所有的人都快薅完第二行了，只有你一个人躺在这里睡大觉，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我明白，他所说的老毛病就是指“耍死狗”。
从甘洛开始，我便是以“耍死狗”闻名全场，何庆云估计我从菜蔬组调出来后会“旧病复发”，他鼻子里哼着冷气，阴阳怪气地说道：“这么多年，我们苦口婆心地给你讲道理，长期等待你转变，安排你无定额的蔬菜劳动，你却不识相。看来对你还是要来硬的”。
我依然躺在那里没有理他，他见我如此渺视他，火冒三丈，踢了我几脚，便走出了包谷地。
中暑的感觉越来越严重，头昏沉沉的，感觉发高烧了。
不一会儿何庆云便带着两个士兵来“请”我了。两个士兵没有说话，将我拖出包谷地，在何庆云的授意下，将我按倒在地上，拳打脚踢后将我捆了起来。
捆好后，抓住绳子，反背在他的肩上狠狠催紧。顿时，我感到骨头快散架了，呼吸急促，一阵剧痛后，那士兵还不罢休，将勒紧的我双脚凌空，整个身体旋转起来，顿时我的跨关节像撕裂了一样。
当他将我从他的肩上放到地上时，我已无法站立，从士兵的背上滑跌下来，一动不动的睡在潮湿的地上。
收工时，我像昏死了一样，几个人抬着我进了铁监门放在六队大坝子中，松梆以后，我被人扶进了监舍，唐启荣诊断，说我跨关节脱臼。
我被弄成跨关节脱臼，只允许我休息了两天。第三天，何庆云亲自命令代朝谋将我押到工地上去，“就是死也给我死到工地上”， 他吼道。
蔡先禄和王文典害怕我再吃“眼前亏”，悄悄地向我说，“反正医生开了假条，你的任务是不算的，与其在监舍里继续被节外生枝的找麻烦，倒不如到工地上去休息、晒晒太阳、换换空气，总比呆在监舍里强。”
我就由他们搀扶着上了四号梁子，躺在带来的一床棕蓑衣上，无可奈何的被迫出工了。
从此以后，我就带着韧带拉伤的伤痛，每到阴雨季节，左跨关节都会稳稳作疼，有时严重得要借手仗支撑着才能走动，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这次受刑。
(二) “特 赦”
1976年4月5日，北京城爆发了毛泽东生前第一次规模空前的反独裁、反专制的学生运动。预示着毛泽东的独裁统治进入癌症晚期。
1月8日周恩来去世，从广播中传出的衰乐中，已能隐隐约约听到反对中国一人独裁的呐喊声，天安门上喊出了“秦始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四月五日一声惊雷，压抑民众向全世界吹响了“神州欲变，风雨已迷天。昏星暗月，红日当头已显难。妲已想统赤县，自称武则天。长江日夜向东流，聚义群雄在人间”的号角。
将江青公开比作妲已，毛泽东理所当然就是暴虐无比的纣王了。
为了对付两百个赤手空拳的祭扫哀师，独裁者竟出动了三万民兵，九个营的正规军，三千名公安人员，在天安门广场上演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毛泽东已经感到自己坐在一触即发的火山口上。
中苏两大国为争夺老大地位而剑拔弩张，客观上为中美关系的解冻创造了条件。1972年上海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开启了一个新历史进程。
根据上海公报的有关条款，1975年中共颁布了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的特赦令，对所有在押的国民党人员实行大赦。
经过二十多年的苦役摧残和公开杀戮，当年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已所剩无几。幸存下来的人，也垂垂老矣。已年届六十五岁的潘朝元，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熬过了二十多年的炼狱，在1975年“国庆节”前，离开了盐源农场，回到了重庆。
我的跨关节韧带受伤刚刚康复，特地利用了一个下午的空闲，赶到场部去拜望他。
我找到那里时，他们都在休息，我见他们全部睡在地铺上。五十多个被遣送人员，大部分我都认识。其中有一半是要回重庆的。年龄最小的也五十岁了。虽然已脱下了平时褴褛的劳改服，换上了统一缝制的制服，表面上似乎精神了许多，但那强打起来的精神，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了二十年练狱的伤痕。他们所经历的岁月，早已刻在他们布满皱纹的脸上了。
他们出狱后，还能活几年？中共对他们进行长期洗脑，已将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变成了政治上的哑巴，晚景凄凉。
无产阶级专政却还要在他们身上大做“人道主义”文章，中共宣传机器像当年特赦战犯，在报纸上接连登载他们的报导和照片，掩盖他们身上练狱留下的伤痕和血腥气。
那天下午，我同潘朝元、徐伯威、张清云会面，坐在“街心花园”的石凳上促膝谈心。原想好好畅述一番，可惜我们四人落座后，是谈十五年来的狱中苦难？还是回忆铁窗里伤心历程？风风雨雨岂是几句话所能畅述的。
若讲眼下的政局，从珍宝岛冲突到尼克松访华，将这二十年的事件窜在一起，在这里能畅谈么？何况老头子们的楞角早已被练狱磨钝了。
于是我们只好默默对视，相对无言，静数对方额上的皱纹。
默默无言许久，我便问起回归的日程安排，潘朝元简单的追述着相别了二十多年妻儿的下落，我拿出预先准备的笔记本，请他留下重庆最先落脚的地址。
潘老告诉我回重庆以后，暂时留住在大女儿家中，还不知重庆方面的“统战部门” 如何安顿他？
徐伯威则告诉我，他回成都，也暂落脚大女儿家，他的条件比潘朝元似乎好一些，成都市的参事室已向他发来了邀请函，请他写一点回忆录和孙子兵法注释之类的东西。
在潘老返回重庆后的一个月后，我就接到了他发来的第一封信。说他在距菜元坝不远的黄沙溪一家百货商店站柜台，每月薪水40元。
看来中共将他们奴役了大半辈子，还要靠自已用劳动来换取极低微的报酬以飨晚年，这大概就叫共产党“改造人成为自食其力者” 的结果吧！
张清云也来了信，他写得十分耐人寻味。介绍成都地区的生活水平，说小菜已是20分一斤，而猪肉是300分一斤。张清云在信中虽没有直言一路陡涨的生活费用，却把每月40元收入的拮据状况作了陈述，可谓曲笔通幽。
我给潘老写的回信中，只是嘱他抽空去看看我北碚蔡家场的母亲，他果然就在第二年抽空去了一趟蔡家场。
潘老是我在狱中所遇到相处最久的长辈，1960年，我在入狱时就认识了他，1963年初，我俩同批发配凉山的甘洛农场，一同渡过了甘洛的鬼门关，又一同从甘洛送到西昌盐源，彼此成为狱中的生死之交，他正直的品格铭刻在我的心中。
（三）苛 刑
1974年初，我们正在筹划“火炬”时，李克嘉从地震棚里越狱潜逃了，他的出逃，事前没有任何人知道，他身材魁梧，擅长野外生存，只要逃出去，抓捕就有相当的难度，所以在六队，他一直没有脱离过严管组，这第二次逃亡，立即引起了监狱当局的重视。
出逃第二天，场部成立了陈文仲为组长的追捕小组，向西昌及四川境内发了通辑令，各公路要道、水路、桥梁都犮了他的近照，设卡严查，重点捉拿。
但是半年过去了，李克嘉却没有任何消息，好像他逃出了当局布下的“天罗地网”。
这一年夏天，又发生了黄学全从小监屋顶越狱潜逃的事件。一连跑了两个要犯，六队的气氛显得格外紧张。
因为林扯高和何庆云积怨很深，互斗的结果，气出在在押奴隶身上，一度因林彪事件而缓和的气氛，再度紧张起来。
打人风潮也在六队坝子里从新掀起，黄学全不久被抓回，并根据林扯高的提议，把他从小监放到大监，以赦免他的死刑为条件，要他告密“火炬”。
75年12月，出逃近两年的李克嘉，也被场部的追捕组带回了六队。
那时，正是北风凛冽、严霜覆盖的季节，我们身穿特制的棉铠甲仍冷得瑟瑟作抖。刚刚吃过早饭，便看到追捕组两个成员将李克嘉从大铁门外押了进来。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李克嘉，就像是一头被乱枪打得全身窟隆，再用铁丝捆起来的的野兽。真不知他是怎样熬过这酷刑的？在凛冽的寒风中，李克嘉赤裸的双臂几乎呈紫色，上身只披着一件大红背心，而他的手臂和肘腕被两根粗铁丝缠裹着，深深陷进了肉里，手腕上还铐着一副铁铐，膝关节部位又被粗铁丝缠锁着，脚上套着双蓝色布面胶鞋，虽没上脚镣，却比上脚镣更难开步。
这些年来，凡被捉回的“逃亡者”，照例是被“修理” 得遍体鳞伤，惨不忍睹，好像不用这种残酷手段，就不足以产生震慑作用。
李克嘉押回当天，就在“反省”圈里整整站了一个上午，寒冷的天气，使他瑟瑟发抖。
到了中午，大家收工回来后，何庆云才叫唐启荣和一个铁匠为他剪断已嵌入肉中的粗铁丝。
剪下的铁丝带着发紫的肉，每剪一段他都发出一阵痛苦的喊叫，何庆云想用这种惨不忍睹的现埸，来恐吓六队的逃亡者，但我看来，这又是一份对无产阶级专政极好的控诉。
李克嘉被抓回，人们对抓捕他议论纷纷，有人说，在郑州抓捕他时，追捕的人冲进李克嘉藏身的地方，遭到了他赤手空拳的拒捕，终因寡不敌众，他被越来越多的民兵和公安制服。然后就像捆野兽一样，用铁丝捆了起来。
也有人说，李克嘉被抓到以后，在押送的路途上挣脱手铐，还打伤了押送者，再次逃掉。被当地民兵包围捉住以后，恼怒的追捕者，便不用手铐，而用铁丝把他捆了回来。
这天晚上点名集合时，正逢林扯高值班，他夹着那本深绿色的点名册，还没开始点名，就扯开嗓子喊道：“你们已经看到了，顽固不化决心与人民为敌的李克嘉，现在被抓回来了。你们不是说李克嘉都已经跑了一年多了，恐怕再也抓不到他了吗？。
今天，你们也亲眼看到了他的下场，谁也不要再心存侥幸，想逃脱人民的法网。李克嘉今天的下场，再次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论段‘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的正确。六队还有人反心不死，也只有死路一条。”
林扯高挥舞拳头，神气活现，好像六队囚奴们的命运都攥在他的手心里。
听林址高眉飞色舞的训话，在文革已接近尾声时，六队接着发生张锡锟事件，现在又亲眼目睹李克嘉被弄成这样，感到刽子手已经疯狂，会不会来一次垂死前的大屠杀？大家都在思考怎样渡过这段时光？六队的气氛非常紧张。
李克嘉被关进反省室，曾风闻他将同张锡锟一道押赴刑场，准备“秋后问斩”。但过了几个月以后，1976年4月初，出人意外他却从小监里放了出来，而且没有重新关进严管组中，而被编入大田二组。
当人们盘问他出逃的动机时，他拒绝回答，好奇的人们于是猜测，他有一些没人知道的隐情，北京城里暴发的“四五”运动，是不是与他有某种联系？
大约在四月底，因为天安门事件，引发了监狱当局那根异常敏感的神经，借五一“大检查”名义，六队进行了继74年11月8日大搜查以来又一次彻底搜查。主要搜查我们从报上摘抄下来的天安门诗作。
（四）四个详芋人
盐源盛产洋芋，十几年来，我们利用“工余”时间在地里翻捡这些“加班粮”，从没人想到用它来进行艺术造型，然而李克嘉却用洋芋来造型人体。
他先用小刀将洋芋刻出了头和身子，再雕出眼睛、鼻子、面颊、嘴和耳朵，还用了彩笔勾画了眉毛和头发。在身上画上彩色的衣服，最后将洋芋人的下端切平，四个小巧玲珑栩栩如生的人体艺术雕塑，被他摆到他的木箱子上。
更为奇特的是，四个洋芋人中的一个，画上了齐肩的长发。三男一女四个洋芋娃，摆在李克嘉的箱子上看着李克嘉。
这一年，“5.1”大检查时，检查人命令李克嘉抬出木箱，他按照检查人指定的地点，将木箱连同四个洋芋人，一起搬了出来，放在检查人的面前。
四个洋芋雕塑人像，一下子吸引了林扯高的注意力。林扯高瞪大了眼睛，直接走到李克嘉的位置上，站在四个洋芋人面前仔细端详审视，然后指着四个洋芋人，一脸严肃地责问李克嘉：
“这是什么？”
“洋芋”李克嘉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我是问你，你把四个洋芋做成了什么？”林扯高厉声的呵斥着。既不愿意当众点穿哑迷，也不想在李克嘉面前示弱。
“人体造型” 李克嘉很随便的态度被林扯高理解成对他的渺视，在林扯高看来，四个洋芋娃，是一起很严重的“政治事件”，四个洋芋娃，正好击中了林扯高心中的鬼胎。
这些年来，经历了狱中文字狱的长期迫害，知道当局可以随便找一个借口，为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表情，动不动对囚奴一顿毒打。
三年前的徐世均，就因用有毛泽东画像的报纸包东西，差点要了他的命。不过，李克嘉没有丝毫惊慌，反而嘲弄了对方，使林扯高十分狼狈。
“你别装蒜，李克嘉，你是大学生，我知道你们这些臭知识份子，向来喜欢用暗语、影射之类的手法散布你们的反动观点。你今天必须向我交待清楚，这四个洋芋人你指的是谁？你雕这四个小人的目的是什么？”林扯高直点正题，逼问李克嘉。
李克嘉依然平静的回答道：“我可没有任何意思，我觉得好玩，闲着没事，随便雕雕，怎么？犯了那条法？”语气里显出明显的讽刺。
林扯高的火气上升：“混蛋，我这是在问你！你做的四个人究竟是影射的谁？别给我装蒜。今天不交待清楚，有你的好果子吃”。
两个人的对话看似玄虚，当时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中国政局的动荡和分裂，到了文革晚期，毛泽东已无力继续控制局势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盛行巫蛊之术。民间对于奈何不得的敌人和仇家，往往请来巫师，仿造对方的形象，扎成一个草人或布娃娃，并在草人或布娃娃的身上写上仇人的名字及生庚年月，然后施以“法术”，用咒语，火烧，溺水、针刺等方法来诅咒仇家。据说如此作法，可以使之心神不宁，或发狂生病，甚至于遭到横祸。
巫蛊之术传播很广，我只是听到过这方面的故事和传说，并没在生活中看到这种把戏真见效，小时候看到小伙伴玩过这种游戏：扎了一个小布人，说是某个欺负过他的人，然后用手比作枪，对准小布人，嘴里发出叭叭叭的枪声。
共产党执政以来，严厉取缔了宗教和民间信仰。巫师道长的咒语和法术早已绝迹。怎么到了今天，林扯高会把李克嘉的洋芋人当成了巫蛊之术，相信这李克嘉在监房中作法，来发泄对当今的不满？
林扯高平时一惯疯疯扯扯，六队流放者确实没把他放在眼里，但张锡锟一案以后，却给我们上了一课。断不可小觑这个头脑简单的家伙。他照样能用毛泽东那套整人方法，把我们送上断头台。
此刻，林扯高看着四个洋芋人，脸上露出一股阴森森的杀气。李克嘉已经感到了一场杀身之祸正在向他逼来，所以沉默不语，静静地观察。
“李克嘉你说说，不多不少，你只做了四个洋芋人。又不多不少，只有一个女人。你别装糊涂，你究竟借此来影射谁，咒骂谁？你是聪明人，你知道，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算是自由公民，弄得不好也要杀头的，何况你是个犯人？”
林扯高几乎将四个洋芋人的性质点穿了。院坝里的人们，即使平时不关心政治的，也被他点醒了，便将眼光一起扫射了过来。
制作这四个洋芋人，纯粹出于李克嘉的艺术欣赏？还是另有所指？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在于，经林扯高这么一“认定”，只消将“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罪名按在李克嘉的头上，那么李克嘉的生死簿，就攥在林扯高的手里了。
此刻的李克嘉已完全明白，他的四个小洋芋人，已把他推向了“绝境”。
李克嘉被再次关进了小监，而且情况比上次从郑州抓回来严重得多，除了套上十五公斤重的死囚脚镣外，还加上手铐。
四个小洋芋人被当成了“罪证”，被林扯高小心翼翼地装进了一个特制公文箱里。随即，比张锡琨更残酷的刑讯加到他的头上。李克嘉无意中，成了林扯高往上爬的踮脚石。
然而，李克嘉在小监关了五个月后，便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政治气候陡然骤变，他不但保住了性命，还因此获得了提前释放。
（五）特大喜讯
就在紧张追捕刘顺森等三人的同时，9月9日下午，我正在猪圈里淘猪粪，突然听到场部的高音喇叭里一遍又一遍的播放着《蝶恋花•答李淑一》。中共把这首词曲当成丧歌。每当中央广播电台里反复播送这首丧歌，人们便知道中共的某位要人一命呜呼了。
由于连日广播都有毛泽东健康情况的公告，我猜想这哀乐便是宣告毛魔命归黄泉了。正挑着猪粪向场部方向走去，却被兴冲冲的陈孝虞叫住。
走近以后，陈孝虞附着我的耳朵告诉我：“特大的喜讯，老头子驾崩了！”因为特别的兴奋，两人紧紧拥抱，我情不自禁的满脸热泪。
我俩放下手中的工具和粪桶，快步向六队正面那个小山头上跑去，想在那里听听从广播里传来的更多消息，然而那高音喇叭里除了一遍一遍播送的《蝶恋花》，便是冗长的治丧委员会名单和讣告，此外，就听不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了。
我首先想到毛泽东归天，象征他的专制皇权结束了，我相信，天怒人怨的毛家皇朝解体，比之历史上任何暴政来得更快。
毛泽东对中国人民所欠血债，仅他提出大跃进的三年中饿死的人，(由于中共有意凃抹严密封锁，至今没有一个精确数据)，仅四川一省，后来廖伯康说至少1300万。和平年代饿殍遍地，冤狱囯中，白骨成山！
同时疯狂地扩军备战，畸形发展核武器，想把中国带进万劫不复的核战大灾难中！至于说到他对文化、教育，科学、卫生、工农业生产等等领域的蹂躏破坏，用“馨竹难书”都难以概括。
毛泽东独裁解体后，是出现一个新的专制主义政权呢？还是顺应世界湖流进入一个民主时代？这虽难以预见，但可以肯定，魔王挖空心思为保住其专制帝国永不变色的梦想，以文革彻底失败作了绝笔。
现在，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这场空前大灾难，己载入中国历史最黑暗的一页。
不过，他在廿八年的经营中，所建立的专制制度，机构盘根错节，百足之虫死而未僵，独裁并不就此结束，中国社会还要经过一个长期痛苦的改造时期，才能从专制深渊中走出来。
我还估计，毛泽东归天，一段时间因争夺权力，难免亲毛嫡系与“走资派”的火并，一时虽然难预计这场火并的结局。但在世界民主大潮流冲击下，东方专制主义被迫退出历史舞台的时间已经不远，最起码地说，无论他们打什么旗号，皇帝已经不能再登上历史舞台了。甚至终生任职这种人类历史最落后的政治制度，也要在中国消失了。
那天晚上，何庆云臂戴黑纱，扎着小白花，组织六队的全体囚徒坐在坝子里，喇叭里广播喇叭一再回放这一“特大喜讯”。农六队所有囚奴，心里压抑喜悦相互传递着，悄声议论。
在中共这辆专制列车上，刘少奇被弄死了，林彪叛逃身亡，江青无驾驶大局的能力，最后毛死前匆匆忙忙拉了一个华国峰，给他定下了“按既定方针办”而闭上了眼睛，他这种做法又能延续多久呢？
毛泽东灵堂里鬼气弥漫。看得出前去吊唁的人们，各怀鬼胎，都在磨刀霍霍，双方在身后藏着一把利刃，企图一剑击倒对方，夺取政权一剑再定乾坤，结束这场权力争夺的恶战？
第二天，与队部办公室相隔的那垛墙上，何庆云将老魔头的三尺像框挂在上面。算是临时布置的“灵堂”。
八点多钟，何庆云宣布全队不出工，将全队人员列队集合，参加“向毛泽东遗体告别”的追掉大会。队列拉开，人与人之间保持一公尺的间隔，他宣布，开会期间不准任何人交头接耳和喧哗，专等广播喇叭里传出向毛泽东遗体告别的那一刻。
主持仪式的华国锋宣布告别仪式开始，广播喇叭里一片肃穆，三鞠躬后，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了嘤嘤的哭声。
而在农六队的坝子里，却传出了一片清脆的耳光声。这是农六队的囚禁者在剌刀逼迫下，发生的一场“送瘟神”最后一次“悔罪仪式”。队列深处，传来了一声声诅咒。
“你在念什么”？一个兽兵，一面朝那些不愿低头的脑后勺上劈着响亮的耳光，一面追问从队列中发出的声音，但是谁也没有吭声。
站在前面位置上的邓自新回过头去的时候，立即被卫兵走过去抓住：“你看什么？”邓自新回答道：“舒展一下颈子，已经受不啦。”那名卫兵无法反驳，却朝着邓自新劈下一掌。邓自新立刻反抗起来：“我犯了什么法？那有在追掉会上还打人的？”然而卫兵并不回答他，又是重重的劈下一掌。
我昂着头站在那里，结果我的颈项上也被重重的劈了一掌，队列虽然还维持着原来的队形，却激起阵阵喧哗，庄严肃穆的气氛一扫而光。
只有何庆云端立在队列前方，如丧考妣，对身边发生的骚动喧哗装做没有察觉，只是呆立垂头，三鞠躬做得虔诚恭敬。
魔头升天了，经过魔头几十年的经营，此刻虽已没有任何公开反对他的势力。但此时此刻，统治者在更疯狂的争夺权力，会对反抗者施以更残酷更疯狂的镇压。灾难也许将延续一段时间。
毛魔头归天的时候，正值刘顺森从农六队越狱的四天之后，重庆市的警备区接到了盐源发过来关于刘顺森出逃的通辑令，文革中，接到这类“边关”发来的紧急通辑令，负责捕捉逃犯的人都禁不住要骂娘，骂那些劳改官员都是一群饭桶，拿了国家俸禄，连几个赤手空拳的犯人都看不住，还要别人去擦屁股。
其实，盐源监狱方自己都弄不清楚刘顺森、孟平、杨汉群三人的准确出逃路线和目标。
近一年来，四川省劳改厅所属的各监狱，发给重庆地区要求协助拘捕归案的案子有增无减，当时，仅盐源农场管教科的挡案柜里，就摆着几十个没有归案的逃犯档案，这种现象似乎更说明了政治气候的变化，酝酿着某种动荡。
就在毛魔头归天这个时候，刘顺森三人正坐在一辆从雅安开往成都的班车上。
第二节：疯狂的油库湾
1976年9月，909狱方正驱使二道沟的奴隶集中在油库湾，召开一个“奋战一百天、改造油库湾”的誓师动员大会。
油库湾因盐源农牧场油库所在地而得名，站在它最高处，向西俯瞰可以看到小金河从盐源县城外缓缓流过，回过身来，一条长500多米，雨水冲刷而成的沟壑就叫油库弯，它是一条顶部平均宽度大约50米，而它的底部则被冲刷成宽度100米的山沟。
(一)监狱学“大寨”
所谓改造油库湾，就是把这条因雨水冲刷而成的沟壑，用流放者肩挑背磨填成一湾梯田，并在这湾梯田一侧的山腰上，修出一条宽八公尺的公路，成为由盐源农牧场进入盐源县的通道，设计者把它描绘得十分宏观。
根据测算，整个工程的土石方量大约一百万方。如此浩大的工程，要求集中在这里的1000名囚奴一百天内完成，这就是说，每人每天要完成十立方的挖土和搬运的工作，当时挖方的定额是两立方，就是要求现今上油库弯的囚奴完成正常情况的五倍工作。
平时喜欢画漫画的陈容康，在地上用石头作笔，画了一个天平。天平一头吊着一个瘦骨嶙峋的流放者，手上端着一灌三两的包谷巴，另一头是一座大山，大山将人高高举起，悬在天空中，无法下来……
毛泽东晚年掀起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本想掩盖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惨败，然而他是用新的罪恶来掩盖先前的恶果。他把全国大饥荒归罪于老天后，想出驱使农民，劳命伤财的改土改田，美其名曰“愚公移山，人定胜天” 的“大寨精神”。
中共农村的基层组织，以每年完成改田改土的工作量作为政绩考核，年复一年，原来土地表层的沃土，被“大寨田”埋入地下，形成贫脊的瘦土，加上农民被剥夺了土地的所有权，积极性完全丧失，土地歉收日益加剧。
而每年在这些农田建设的大军中，也不知多少农民，累死在改田改土的工地上，而压在农村最底层的五类份子及其子女，更是受害最惨烈的群体。
老魔头升天后，阴魂不散，继续残害人民，下层官僚继续奉行不顾劳动者死活的大寨精神，油库弯的改造便是其中一例。
经过十年文革，农六队反抗迫害的力量遭受了残酷摧残，像陈力、张锡锟等优秀份子，纷纷惨遭杀害。其它的人，像邓自新、陈蓉康、陈孝虞、赖开明、王文典等，经过长期的黑审、斗争、绳捆、镣铐、殴打的折磨，磨钝了棱角和锋芒。
油库弯改造工程打响后，我们在枪杆子押送下，在油库湾工地上，再次承受暴政的蹂躏。
工程的第一天，天还没有大亮，我们便肩扛工具，推着板板车，向工地进发。
进入工地，借着灯光，我看到：两面是黑压压的山头，入口处，就像是一扇进入地狱的大门。
工地上还亮着电灯，高音喇叭里“东风压倒西风”的狂叫，向我们压来，好在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疯狂的大跃进，麻木而无所谓。
广播里播放着“鸟儿问答”，陈容康走到我面前，低声向我问道：“这首词是什么时候写的？什么时候发表的？怎么过去从来没有听到过？”我摇摇头。对着这地狱的入口打着寒颤，天气特别冷。
不一会，徐世奎来了，冯俊伯紧跟在他的后面，两个人用皮尺在荒山坡上比划了一番以后，便在要挖地方划出了第一根石灰线。接着，徐世奎站在土坡上宣布：“从现在开始，油库弯工程正式开工，今后，由冯俊伯负责把每天要完成的作业线划出来，必须完成才能收工。冯俊伯所耽误时间算半个工。”听到他这一命令，所有的流放者都搭拉着脑袋。
“画地为牢”，邓自新嘀咕道。
大家心中明白，这是一条在当天绝对没有希望完成的“任务线”。就为这条线，可以牺牲工地上苦役犯的休息和睡眠时间；为这条线，可以抽干他们的血汗；为这条线，还不知道谁会被埋骨于黑幽幽山沟中，毛泽东最得意的军事化管理，再次搬到苦役犯身上，任务像军令一样，以不可违抗的形式，压迫着每一个人。
陈蓉康还在兴味浓烈地吟诵着那首诗：“炮火连天，弹痕遍野。”他背诵着：“怎么得了，啊呀我要飞跃……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他读着读着，突然骂道：“这也叫诗么？流氓！流氓诗”他叹着气，愤愤然对着广播声传来的地方呸着口水。
黄占帮推了他一把：“干活吧！什么天地翻覆，现在是泥土翻飞，要你腿杆跑断，筋骨压弯，汗水流完，那才叫放屁。别听了，干活吧。”
陈蓉康拿起了畚箕和锄头，开始上起土来。
“唉：中国人真可怜，霸王在城头上饮酒作乐，奴隶们在阵前拼力厮杀。什么天地翻覆，外国人哪里晓得，我们已经有多少年没见过土豆红烧牛肉了。”他一面发出低沉的叹息，像是从地底下发出的呻吟。
奴隶毕竟还是奴隶，尽管意识到必需反抗压迫，但是十几年的挨斗挨打和折磨，磨掉了我们中青年时代的血气方刚，变成了驯服的劳动机器。
改田改土是我们每到冬天都要从事的苦役，它的工序极为简单：挖土，上土和运土。按照实作经验，运输距离在二十米以内，一个人挖土，可以供应三个人上土和一个人推车，每个作业组大致由五人组成。
现在为了不让任何人闲着，五人作业小组，就配备两台板板车。
推车人将满载的车推出去倒掉同时，还停着一辆空车供人继续上土，等第二车中的土上满了，推土手刚好将空车拉回来，再将已装满土的车推出去，满负荷运转没有停歇的时间！！
照这种安排，平均每人每天可完成的最高土方量不会超过三方。而面前的那道白线，是按照每人十二方土的工作量划出来的，纵然将劳动时间廷长一倍，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四天工作量迈过这条线。
然而，奴隶们依然埋着头，默默的干活，推车的把装满泥土的重车推出去倒掉后，就赶紧把空车拉回来，利用下一车还没有装满的机会，才可以喘上一口气，上土的则利用装好了一车泥土以后，空车还没有拉回来，或者挖土供不上时，才可歇一口气。
无论是那一个环节落后了，就会马上听到站在高处的徐世奎喝骂声。
他的喝骂声像一条皮鞭，一下—下的抽打在我们身上。这大概就是长年累月习以为常的规距，就像耕田的牛，驾辕的马，在皮鞭抽打下，每每因惊恐而无奈前进一样。
随着时间一刻刻过去，挖土的茬口在一点点推进，而推土手推出倒在沟谷的红土，一寸一寸的向沟中延伸，倒出去的红土被车轮辗压着，变成了一条条渐渐伸长的带子。
早上起来，无论天气有多冷，只要开工，不出五分钟，就要脱下披在身上的棉“铠甲”，光着身子迎着寒风，挥汗如雨。汗水滴在那一条条被车轮辗出的带上，泛着红光。
到了上午十一点钟光景，寒霜融化，西北风却从山坡的高处刮下来，乱风常常把泥沙括进我们的眼中，使我们睁不开眼睛。
好在眼睛有一种排泥沙的能力，剧痛一阵，挤出黄色的眼泪，可以恢复视力，实在不行，用衣服揩一下，继续赶，否则，自己工作的茬口拉在后面，徐世奎又会站在高处叫骂了。
“摧命鬼！”黄占邦朝着徐世奎站的地方恨恨地说，一面帮杨家模搬开被泥沙糊住的眼睛，猛吹他紧闭的泪眼。
“换一下吧！”推土手把空车推回来，喘着粗气喊道。他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一边甩着酸痛的膀子。
“亏你说得出来，杨厚模眼睛都要瞎了，你还换他去推土”？黄占邦打抱不平的喊道。
“那么你试试，这千斤的重车谁能推上一整天”？ 胡亚东涨红了脸，不停的甩着膀子。看样子他真的吃不消了，他快已五十岁的人了，入狱已十几年，大跃进年代，他还只有三十出头，大跃进的折磨夺走了他的壮年。
陈明九接过他手上的车把喊道：“条条蛇都咬人，谁叫你滚到这个烂泥坑里来呢。”说着摇摇晃晃将满满一车泥巴推了出去，胡亚东不敢怠慢，拿起锄头上土，蹲在一旁的杨厚模一边还在流泪，一边站起身来继续上土……
紧张的劳动，使人忘记了时间，早上吃的半罐包谷粑早已化成了屎，进大肠了。但汗水流多了，反让人不感到饥饿，过度的体力消耗，使人全身乏力，体力不支，上泥时，因端不上车，而洒落在地上;推土时，推着推着就眼睛发黑。
苦役犯大量出汗，而又缺乏盐水补充，稍一停歇，冷风一吹，就伤风感冒，六队的工地上，第一天就有十几个人得了感冒，头痛耳鸣，但谁也不敢歇息片刻。
中午时分，彭文学驾着马车，把午饭和水送到了工地上，奴隶们歇下来，用自己的破衣服擦了擦满是泥土的手和满身的汗水，便向马车围了过去，每个人手上端着饭盅，围着马车上卸下来的水桶，一大盅水下肚，汗水便如注逼了出来。
整整一上午的超强劳动，胃酸大量消耗掉，胃口极差，拿着罐罐饭，对着它发呆。今天罐罐饭比起以往增加了一截，菜也是平时一周才能吃到的炒洋芋片，算是对劳动者拚命的一点回报，然而可恶的西北风，恶作剧地把泥沙刮进灌灌中，仿佛催促囚奴们快吃。
吃过饭还不到十分钟，山坡上值班的老管就催大家动工，他们坐在荒坡上面，不像往常那样有哨棚可以躲避风沙，便想早点收工。
代朝谋爬上山坡，看了看一上午的“战绩”，一上午的拚命，茬口只前进到全天任务的十分之一，于是向站在茬口前的人吼道，“队部是下了决心的，今天划的白线不挖完，是绝不会收工的，下午不抓紧完成，就只好在工地上睡觉了”。人们都瞪着他。
“反正就这么一把老骨头了，充其量就丢在这深山沟里算了。”蔡先碌喃喃地嘀咕着。
高原的深秋，天空上没有一丝云彩，早上八点钟，太阳才从毛牛山口露出脸来，照着这片红土地，照着这群又黑又瘦的苦役犯，为他们那过渡劳累而叹息，除了徐世奎的叱骂，没有人安慰他们。
单调的镐头挖土声与车轮前进的声音混在一起，劳累至极的人们，挨到下午七点钟，太阳悄悄跌进了西山坡后面休息去了，但工地上的囚奴还在灯光下挥汗如雨。
彭文学赶着马车把晚饭送上工地的时候，星星已悄悄的爬上了天空。大跃进的噩梦整整过去十八年了，它那不眠之夜又复活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劳累了一整天的奴隶，早已困乏不堪。很想就地倒在泥土上，闭上疲倦的眼睛。但不远处发出了一阵粗暴的催促声，当兵的已换了执勤的人，新值班的老管，正摧促想闭上眼睛的人。
十几年来，农场的房屋，道路，农田，水库，都是我们亲手创造，可是暴戾成性的狱吏们，丝毫也不会爱惜这些创造财富的奴隶，他们对我们使用的语言从来就是绳索和棍棒。在暴戾成性的狱吏摧残下，奴隶们大量死亡。然而这一切，被捂得严严实实，不为世人所知，这样的苦役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像人一样生活？
开工第一天，工地上的高音喇叭，从早晨到深夜，不停地叫嚷着：“不须放屁”。幸运的是，今晚随着喇叭安静下来后，工地上的电灯跟着熄灭，工地上一片漆黑，这真是老天救人于危难，在土地上的各中队，被迫收工回营。六队也不例外，我们在漆黑里摸着收拾好工具，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黑洞洞的监房。
第一天，我们从早上六点干到了第二天凌晨一点，整整十九个小时。留给我们睡觉的时间只有四个小时。就这样干，徐世奎宣布，我们“欠下”三分二的任务没有完成。
第二天，早上五点钟，当疲倦已极的奴隶们还在酣睡中，广播喇叭又叽哩哇啦吼叫起来。睁开惺忪睡眼的人们，又在枪杆子押送下，高一脚低一脚赶到工地，耳朵里塞着“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岗山”，的吼声
陈蓉康在我后面骂道：“人都快要死了，还喊给谁听？”
从此以后，工地上那条催命的白线，一天天往山坡上爬。中间的沟被填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深。挖土的茬口也一天天在升高……
（二）神仙土下
挖土也改变了方法：在茬口下方挖空一条槽，使茬口上几十吨的泥土虚悬在凹槽上，再在虚悬的泥块上面，将钢钎插进放土的缝里，用力—撬，使整块土方垮塌下来。
这种取土方法被称为“神仙土”，比之一锄一锄的挖就快多了，但是因为泥层的松紧度不一样，掌握得不好，基脚槽口挖过了头，泥土还没等到钢钎撬动它，便自动垮塌下来，伤及下面没有防备的人。
有些土质较硬的神仙土，基脚挖好以后，无论钢钎怎么撬动，那空悬的土方却老放不下来，使急于抢任务的人们在下面干着急。
然而这种带有人身伤亡危险的挖土方法，却是囚奴们采用的最常用方法。皮鞭下的高额任务，使奴隶们旡法顾及自身的安全！
随着茬口一米一米向前推进，茬口高度也一点点升高，一个工段经过两周挖土，茬口的高度都会在两米高程左右。从旁边去看，要放的泥土便像一个张牙舞爪的妖怪，张开血盆大口，好像随时都要将脚下的奴隶吞进肚子里去。
当神仙土快要垮下前，它会移动自己几吨重的身躯，发出轻微的沙沙声。挖土手就凭借自己的经验和特别敏感的耳朵，捕捉到这种“神仙”发出的信号，向它下面上土和拉车的人报警，大喝一声“来了”。
所有在危险区里的人，凭着这一喊声，便立刻向四方弹射出去。紧接着一声闷响，几十吨泥土，卷着强大的气浪垮塌下来，扬起巨大的烟尘。
神仙土下面的奴隶们，若发觉垮塌的时间过迟，或风声破坏了“神仙”发出的危险信号，或听到的信号太弱，都会造成悲剧。
偏偏每天上午一过十点，强劲的西北风呼啸而来，好像是专门为那神仙打掩护似的。每次狂风大作时，挖土的人什么也听不见，就只好凭经验和直觉来判断。往往神仙借狂风的掩护，施展着它的神威。
工地上因放神仙土而伤人的悲剧，像魔鬼一样缠绕着大家。尤其是那些本身就体弱，过于劳累的人。
蔡先禄，这位身材瘦小，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小老头，一位厚道和善却又显得有些迂腐的中学教员，常常固执地与人争辩，他却是大家公认的善良好人。
在油库湾的工地上，看他推着平板车运土，一车满载的泥土超过他体重十倍， 堆过了他的头顶。从旁看，与其说他在推车，不如说他用瘦弱的身体在同它拚命。
每一车的启动，他都要把脖颈伸得特别长，胀得通红的脸上青筋暴突。他已把最后气力使出来了，可那千斤重车还呆呆地站在那里不想走，到了这个程度，旁边上土的人都会帮他推一把。车子启动后，见他摇晃着全身，踉跄前进。
不知哪一股力量支撑着他，他一车又一车的堆土，每天要把近百吨的泥土推出去倒掉。工地上经常可以听见他低沉的哼唱：“我们折断腰，儿孙筋骨瘦”！当年杨白劳所唱的悲歌，而今出自他口，伴以他低沉浑厚的男低音，变得很凄怆悲凉，听了让人想哭。
“蔡总统的歌声太悲了！别再唱这老掉牙的歌了，换一曲吧。”陈蓉康非议道。
蔡先禄并没有理他，继续的吟唱这两句歌辞。寒冷的空气中他的牙在咯咯作响，喘着粗气，但歌声没有停。
“样板戏不嫌老，唱样板戏！蔡老师”。邓自新在邻近组里向这边喊道。
蔡先禄瞪了他一眼:“要么你唱来听听！”
“好的！”邓自新回应道：“你们可听好了，这几天广播在喊什么？听清楚了：‘久有帝王志，重上万岁堂！千里来寻旧窝窝，皇宫变了样。到处警卫密探，还有刺刀守卫’，你们听清楚了没有？”邓眼镜来劲了。
他用的喜儿的曲调，唱起来别有风味。工地上顿时活跃了起来。“莺歌燕舞，莺歌燕舞，你们看黄占邦才叫莺歌燕舞呢”。
经邓自新一指，大家抬眼看到站在高高的坎上放土的黄占邦。他身上那件棉铠甲，早已撕成了无数的碎片，在大风中飘扬飞舞着。
上油库湾工地以来，每天二十小时的劳役，哪有时间对破损的万疤衣进行缝补？每人身上穿的棉铠甲，都变成了几十条的巾巾挂在身上，被大风一吹，就成了四处飞扬开的乱毛，这装束，人们相互看惯了，倒也不觉奇怪。但陌生人看到，必然心惊：一个个都像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鬼？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陈容康苦笑一声，长声悠悠地跟着那广播员的声音唱道：“好一个换了人间，好一派莺歌燕舞”。
我环视了一下整个工地，锤击声、挖土声，已经淹埋了这广播传过来的“歌声”。这些衣衫破烂筋疲力尽的奴隶，确实是毛泽东统治下“到处莺歌燕舞”的生动写照。
“不需放屁，啊呀！我要飞跃！”刚刚把车拉回来的蔡先禄，朝着广播喇叭的方向唾了一口吐沫骂道：“什么狗屁诗，广播员还一本正经的朗读这下三烂的东西，不感到羞耻！？”
“唉！你可别小看哪！‘先上九天揽星星，再回河里捉王八’，这可是你想都想不出来的绝句！”邓自新又向蔡先禄喊道。
蔡先禄原来是国文教员，他听邓自新添上这么一句，介面道：“对，让我想想，该怎么改，明天上工地来，读给你们听，怎么样？”
“你别唱‘儿孙筋骨瘦’了，别老是苦自己，改一首唱唱吧！”邓自新在隔壁工段喊道。
流放者讨论广播里传来的毛诗新作时，忘却了旷日的疲劳。就在他们的注意力被广播里传来故作呻吟的“诗歌”所分散时，死神却已悄悄地站到那神仙土坎上了。
当蔡先禄口里唱着：“哎呀：我要飞跃……不需放屁”，一面运足了气力双手抬起那满载泥土的板板车，弓身向前启动时，突然站在高处的黄占邦惊慌地喊道：“来了”！大家还来不及抬头，只觉一股阴风从山坡上疾扑下来，足有三米多高的神仙土像一堵建筑物崩塌，一堆很大的泥土夹着呼啸声，扑了下来。大家立即向四面空地飞弹开去。
蔡先禄却夹在平板车两车把手之间，躲闪不及，随着一声巨响，倒下的泥石流重重地压在平板车上，压断了车把，压在他瘦弱的身躯上。
整个的现场，像中了一颗开花炮弹，烟尘四起！同蔡先禄拌嘴的邓自新，从邻近的地上失声惊呼：“哎呀！老蔡遭了，快救老蔡啊。”
人们在灰尘中向平板车扑去，所有在工地的人都自动放下手中的活，囲拢来拚命用手扒开压在蔡先禄身上的泥土。邓自新和黄占邦一面刨土，一边指挥赶来救援的人。
足足花了十分钟，人们才从平板车下把蔡先禄抢救出来。只见他奄奄一息，脸色铁青。抹去他脸上沾着汗水的泥浆，那心脏还在跳动，只是双目紧闭。
邓自新把蔡先禄抱在怀里，焦急的呼唤着他的名字，用手试着他的鼻息。
“掐他的仁中穴，作人工呼吸！”周围的人出着各种主意。在大家手忙脚乱的抢救中过了一会儿，蔡先禄的嘴巴开始蠕动，一股鲜血从嘴角渗了出来，接着眼珠子在紧闭的眼皮下动了一下，脉搏开始加快，鼻中也呼出一口气来。他那几分钟前的笑容，还挂在嘴角上。
唐启荣背着药包从下面的“田”里跑了上来：“赶快要马车，谁跑回队部去叫？”大家正在手足无措的时候，徐世奎倒背着手走了过来，他脸色冷谈无情，显得十分不耐烦，他一面吆喝着围在这里的人群：“关你们什么事？还不各就各位，你们的任务就这么拖吧！”他吼叫着，人们纷纷的散开。
看到蔡先禄奄奄一息，徐世奎口里不停的嘀咕道：“叫你们小心一点，你们就是不听。”把事故责任推在受伤人的身上，这就是中共下层人员对“奴隶”惯用的手段。
唐启荣找到了一架留在工地上的凉板，指挥着黄占邦，邓自新等人抬着蔡先禄向场部医院奔去。
自从上油库湾工地以来，矮小而体弱的蔡先禄，同死神擦肩而过的险事已不止发生过一次了。
前两天，在他推车倒土时，因为拉不住平板车车把，他和车一同翻下足有二十米深的沟底，幸好人和车一起翻下沟底时，平板车滚落在一边，避免了重车压在他的身上，但滚下来的泥石压着他，在他身上留下数处伤痕。
当黄占邦等人七手八脚的把他从沟底拉起来时，徐世奎却在上面吼道：“赶快把车拉上来，你们在搞什么名堂，思想开小差。”
平板车被拉了上来，徐世奎并不理会已数处受伤的蔡先禄，而是令人立即检查那辆平板车摔坏了没有，一面催促大家马上动工。
有人建议，跌伤的蔡先禄回监舍去休息一下，上点药。可是徐世奎却恶狠狠地吼道：“我不怕你们装怪相，今天完不成任务，你们就给我在工地上守一夜”。
大家早已习惯了牢头对待奴隶的冷酷，蔡先禄坐在地上，用破布擦着手上和脚上的血，他的两膝盖已经青肿，黄占邦主动接过他拉的车，示意他坐在地上歇一会儿。然而生性倔强的蔡先禄，却从地上站起来，从黄的手上夺过车把，一瘸一拐的继续推。冲着徐世奎喊道：“我就是死了，也不会把自己的任务赖给大家！”
由于过度疲劳，死神随时在窥视我们，现在当我看到蔡先禄被人抬走时，走过去揪开盖在他头上的破衣服，看着他紧闭的双目和嘴角上一抹鲜血，不知是不是最后一瞥？心里怎不涌起惜别之情，我的泪水忍不住流下来。
想着这些年来他的侠肝义胆。每次有人挨斗挨打受伤，都可以看到他拿出自己珍藏的白药精和药酒之类的东西，一次次为伤者送去自己的慰藉，让对方感受这难得的真情，看他一次次为需要帮助的人送去关切和温暖。
后来，蔡先禄虽然从死神的手里逃了出来，但腰部成了终身残疾。
由于六队的工地上连续出现两起骨折的工伤事故，场部派驻工地总指挥在我们工地上开了一个会。徐世奎蛮横的一口咬定蔡先禄受重伤，纯属他个人的疏忽大意，立即引起了奴隶们的非议。
随着工期的推进，奴隶们工作的时间越拖越长，刚开工的一段时间，按场部规定，外线用电最迟不得超过凌晨一点钟，拉闸以后，荒沟里一片漆黑，徐世奎无可奈何的收工。
因关灯影响任务完成，第二天，徐世奎自可搪塞指挥部。完不成的任务，便上交给了路灯值班室。所以晚上熄灯时间也一再延长。
即便这样，徐世奎亲自划定的白线，从来没有完成过。
凌晨时分，疲惫不堪的奴隶们归去的时候，已是微霜初覆，北斗星也西坠在牦牛山上。到了油库湾规定完成的最后几天，奴隶们为了节约往返耽搁，干脆就在寒霜纷飞的时候，选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席地而卧，蜷缩在自己的棉铠甲下呼呼大睡，仿佛经过一场战争，这里横七坚八的躺着许多尸体……
有一天，我被红色的光带照射得什么也看不见了，手里提着的车把，突然沉重了好几倍，使我无法提起来，眼皮也象吊着两只沉重的铁蛋。忽然觉得眼前火星纷飞，心里发慌，反胃呕吐，一股冷汗从背心中窜出来。两条腿怎么也不听大脑指挥，面前那条暗红色的光带仿佛升了起来，伸向远方，伸向黑暗的星空！
过了好久，我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最初感到奇怪，我怎会躺在泥土中？看着那架停在旁边的板板车，我才慢慢想起，我是昏过去了，睁开眼睛，又合了上去，我奇怪身上什么时候结下了霜。更奇怪这么冷的天，我还没有冻死？只觉得浑身疼痛，无力站起身来。
周围怎么这样安静？微微的侧头四下张望，才在晨光中辨别出与我同组的伙计们。我暗自在想，这么冷的天，这么厚的霜，该不会又有人冻死在这里？努力回忆昨天的情景，农三队又死了一个奴隶，不清楚是冻死还是累死的。
工程进入最后收尾时期，工地上每天都有人昏倒，医院的病房已暴满。
其实如果让那些劳累死去的人，吃饱喝足美美的睡上几天，便可以自动复原的。
没有人统计，短短三个月，有几人累死在工地上。几人被砸成手脚残废，毛泽东的接班人接过“四个坚持”“两个凡是”的衣钵，随时都把这种野蛮的桎梏重新套在中国百姓的头上。
1977年初，油库湾工程“如期完成”。当我们离开这令人咒诅的工地时，我们谁也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种疯狂的运动？
人类社会已经建入电子时代。而中国的劳动者，还被“大寨精神”愚弄着，用最原始的劳动工具，拼着性命，去完成愚公移山的拓荒蠢事？这是毛泽东驾驭中共奴役百姓的一贯作风。也是—大罪过！！
工程完工的最后一天，下午六点钟，被摧残得不像人形的队伍，身穿比任何时候更巾巾挂挂的棉铠甲，肩扛劳动工具，拖着平板车，踏着隆冬时节下过的一场大雪，翻过三号梁子时，当场就昏倒了两人。他们在雪地里等待着唐启荣回六队叫来马车，将他们送去了医院，后来这两个人再也没有回到六队。
让人伤感的是，再也听不到蔡先禄和邓自新的一问一答，蔡先禄唱的“儿孙筋骨瘦，老人折断腰”仿佛还响在耳际，邓自新改编的：“久有帝王志，重上万岁堂！千里来寻旧窝窝，皇宫变了样。到处警卫密探，还有刺刀守卫。”至今没忘。
以后的几个月里，水肿病再度蔓延，我想，人是何等脆弱的动物，苛政暴行一加码，人道主义丢得无影无踪，共产主义的豪言壮语，全成了梦呓和昏话。
后来，当农场的领导领着上级前来视察，在公路上指手划脚的吹嘘他们政绩时，却不讲这些“政绩”是奴隶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也许再过几年，山洪暴发，几十分钟，大水就会冲垮这些泥质田坎，连那又直又平的公路一起冲毁，重现一个荒凉的山沟！
我不知道，这样的工程有没有经过勘察？还是仅凭他们的好大喜功，来迎合一曲“莺歌燕舞”的学大寨狂想？
毛泽东年代，人民浪费在这种瞎指挥下的“建设”真是太多了！太冤了！数以亿计的民夫和像我们这样的囚奴，就为这些“宏图伟略” 的实现葬身荒沟！两千两百年后，秦始皇复活了！
从油库湾撤下来后，我们关心刘顺森的下落。也许他们会给我们带回好消息。原来能打听的线索，几乎全部中断了，我们对他们的处境很担心。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