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18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八章：嬗变
第五节：我们还不如你们
林彪事件以后，记不起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六队的山梁上那片宽大的洋芋地里，在我们下午收工去锨洋芋的队伍中，加入了一些年龄大约从十五到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从他们的口音和打扮上判断，这些孩子不是本地农民。
经过我们的接触和交谈才知道，原来这几个人是从眉山和乐山来的中学生，是不久前下放落户到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下乡知青。其中年龄稍大的，是“大风大浪”中撞荡过来的“老红卫兵”。
不过从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孩子看，他们虽在撞荡江湖中沾染了江湖习性，对人对事绝不像当年我们中学时代那种书生气，只是还没有脱掉孩子气，于是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印象。
（一）偶遇
高原地区，下午只要太阳一挨近地平线，出不了半个小时，天就黑下来了。这天下午，我匆忙完成了草皮任务，顶着下午的狂风，躲到山梁低洼的山沟那片平时洋芋长势最好的地里。一为避风，二为了锨洋芋。那天下午运气不错，不到两个小时，我就锨了足有半撮箕洋芋。
看看太阳已经开始落到三号梁的背后，知道时间不早，便收拾起铲草皮的工具，将锨的洋芋装进了一个小麻布口袋，正准备挑起箩筐往回走。
距我大约三十米远处，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朝我喊道：“把你的撮箕给我装一下”，那口吻完全是命令式的，教人听了好不自在。我没有理他，挑起自己的“行头”径直向山坡下走去。
这时他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将我拦住，一改刚才那种强行索要的口气，带着稚气和请求的口吻说道：“大叔，我忘了带口袋了，锨了这么多洋芋，只好向你借你的撮箕装一下了，明天下午三点钟，我一定准时在这儿把撮箕还给您”。
我看了看他那带着恳求的眼睛，从他那晒得黑黝的脸上淌下的汗珠，和他那件在风里飘拂的破衣见到了他的窘困。再往四周一看，山上已经只有我们两个人了，夜幕已经渐渐降下了，风还在呼呼的吹。
心中想一个才二十岁的孩子，还在穷山沟里为填饱肚皮忙碌，唤起了我一丝同情心。于是便停下脚步，放下了肩上挑着的扁担，并从箩筐里取出了撮箕向他递了过去，一边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听你口音不是本地的社员，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
他接过撮箕，迅速把刚才甩得一地的洋芋捡了进去，一面回答道：“我叫冷军，原来是眉山中学的学生，毕业两年了，当时满以为中学毕业后可得到一份工作，巴望着学校或用人单位的通知，没想到通知我的街道居委会，要我在三天内到居委会报到，接受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安排，后来便把我们分到这里来了。”
从他简单的回答里充满了灰色，不同于这个时代无法无天的红卫兵们。
在监狱里，这些年来陆陆续续接触到，打上“文革”烙印完全崭新的一代，例如沈良玉、潘羽方、孟平等人，他们性格中的自以为是、渺视一切，与我们这些同样在共产党校园里泡出来的浅见自私，胆小怕事，形成鲜明差异。
我曾用心思索过，形成我们之间代沟的原因：恐怕首先要归功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地位，我们那个年代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革命”运动，学生被打上了资产阶级烙印，一直处在被整的社会地位上；而现今的学生又是毛泽东调教的“夺权枪手”。
当然学生因成分不同烙着家庭的印记。黑五类的孩子，处于被歧视的位置上。红五类的孩子，一旦夺权使命完成后，他们将落根于什么样的社会阶层，是统治阶级还是和我们一样成为奴隶？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
不过这不会影响他们的性格在形成中，被各自特殊的遭遇和条件左右。
所以我决定抓住眼前这个年青人，听听他的自我介绍。便不顾天色已晚，索性放下箩筐坐在地边。一边看他捡洋芋，一面同他聊起天来。
“你住在那个生产队？”我问道。
“梅雨三大队”他回答道。
“是住在生产队长家里还是社员家里，还是同其它一道分来的知青住在一个地方？”我继续问道。
“刚来时分散在农家，后来生产队长说你们还是自己住一处，自己管伙食，公社专门给我们分了一间房子，我们同时分来的人便集中到了一起，自己开伙。”
“你们的口粮是多少？有工资吗？”我问，年轻人摇了摇头，好像回答起来特别困难，我见他已将地上的洋芋捡完，装了整整一撮箕。不过那里面混着许多生了芽和烂掉一半的，便顺手将不能吃的甩掉，随口说道：“这些已经含有毒素不能吃了。”
他显得很难为情的说道：“不怕你见笑，其实我们比你们还不如，你们一天还有三顿饭，我们全靠自己了，工分粮不够吃啊。讲老实话，我们一年之中就没有吃过饱饭，到了这种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只有靠在山坡上打游击过日子了！”他苦笑了一下。
天色已黑下来，他捡起那甩在地头的绿色尼采破棉衣，提着一撮箕洋芋向我点了点头，便朝东北方向的土垅子沿着下坡大步走去。
第二天，他果然守约，准时把我借给他的撮箕送回到昨天相约的地点，与他同来的，还有三个比他年纪更小的孩子，看上去大约都不满二十岁。
第一次打交道就能守约，这让我们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大家欠了洋芋后，看看时间还早，便围坐在土边的石墩上侃起龙门阵来，同他一起来的是同他一道来这里落户的同学们。
“你们知道，我们是犯人，同我们交朋友，你们不怕么？”我看着那最小的孩子问道。可是孩子们回答得很恳切，他们说：“犯人怎么样，其实我们连你们都不如，我们过的是有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这同冷军昨晚上的话是一样的，也是我们接触到的这些“知青”们共同发自内心的哀叹，一个刚刚走向生活的年青人就背上这沉重的包袱，还在那里去寻找他们的‘广阔天地’？
“你们到这儿来当知青，不是说完全根据你们的自愿么？你们为什么要选择到这儿来落户？”我问道。
冷军立即回答说：“我们从中学毕业后，是没有大学可升的，中学毕业表示我们的学生生活结束了。那时，如果不沾着亲戚朋友在工厂或政府里工作的光，找份工作比什么都难。总不能老守着在家白吃，街道的居委会三天两头来家里作工作，要我们报名上山下乡，说农村有广阔的天地，我们虽然也知道那是骗人的话，但并不敢反对。后来便硬性下了下农村的通知！”
冷军的话还没有说完，那最小的孩子便介面了：
“居委会的人把农村说得天花乱坠，说这里牛羊肉当小菜，我爸开始还怀疑，他问居委会的人，上山下乡有没有一个年限？一年还是两年期满后回家，分不分配工作？我们做梦都没想把我们弄到这鬼都不生蛋的地方，一晃过了两年多了，至于回城工作就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既然受了骗，为什么不回家呢？现在回到家里为时也不晚啊？”我打断他的话。
“没那么容易了，上这儿来时，我们的户口是跟着我们过来的，现在想迁回去要办户口根本不可能。但是你们都知道没有户口的黑人，派出所可以随时办你的收容，把我们抓了起来。”冷军恨恨地回答说。
我终于有点明白了，这些小青年是怎么被骗到这里来，欺骗加户口足以堵塞他们返城的路，这穷乡僻壤，对于再难治的调皮学生，足可以使他们就犯，天真的学生怎么玩得过北京的政治流氓？
“那么你们现在的口粮是多少呢？”四个孩子为了回答我的问题开始斗起胀来，大致结果是，去年大春，一直到国庆节以后，才开始分粮食。
每人分得的工分粮大约是二百五十斤谷子，这些口粮到了今年五月份早就吃光了，小春分配的口粮，洋芋加麦子每人折合只有九十多斤，还不够偿还向公社已经借来吃空的口粮。所以他们只好出来“打野食”，包括捡农场土地抛洒的粮食，无怪乎他们老是说：“我们还不如你们。”
当我告诉他们，我们每天的定量只有一斤一两，如果让我们自己来开支，肯定也是寅吃卯粮，仅仅这么一算账，就把我们间的隔阂全打消了。
原来除了政治上的不同外，实际上处在相同的地狱层里。无非我们戴着一顶令人望而生畏的反革命帽子，行动有枪杆子押着。而这些小青年顶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桂冠，在身不由己和忍饥挨饿上，颇有同病相怜之处。怪不得他们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于是，我产生了到他们住地作客的想法，便提问道：“你们住在一起吗？”四个人不约而同的点点头，孩子们对我将造访他们“家”表示欢迎。当下告诉了他们住的地方，商定两天后下午四点钟，在他们的院子里相见。
按照约定，我预先准备了一小口袋大米，那天在约定的地点，山坡的农家大院里，冷军已在那里等候我了。
我走近才看清楚，原来他们所住的地方，就在我们秋天挑草时必经的路上，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今天我们有缘相逢。
当我跨进大院的门便联想起十五年前，我被放逐到南桐农村中那户姓赵的家中，脑子正回忆往事时，一股猪潲的酸臭夹着霉气扑鼻而来，这与十五年前几乎完全一样。
西厢一间大约十二平米的小屋，便是他们的“家”，农家的猪圈就在他们屋的背后，这又使我联想到起南桐界牌大队那一段集中居住生活。
不过，他们的环境比我们当年还差，屋里光线极暗，整个小屋除门以外，在侧面的墙上开了一个20厘米见方的小窗孔。
凭着暗淡的光线尚能辩认出，小屋里放着两张上下铺的床，两床之间摆着一张旧的小桌子，那上面就是他们四个人“吃饭”和“学习”的地方。
小屋显得十分拥挤，床上乱放着他们的被褥，因为光线太暗，看不清那被子脏成何等程度。
进门的屋角堆着洋芋，一看便知道，这是从我们三号梁子土里拣来的“口粮”，门口廊沿下，是一个用几块大石垒起的“灶”。
四位主人忙着洗锅淘米，洗洋芋。用堆放在院子背后的包谷杆，向日葵杆生起了火，半个多小时后，一盆香喷喷的米饭和一锅热腾腾的洋芋，便放上了那张桌子上，没有菜，只用一个土碟子盛着盐和辣椒水，五个人围坐在木板床上，边吃边说着各自的遭遇。
四个人中冷军年龄最大，经历最复杂，那天下午，也主要是听他的故事。
他从读书，讲到当红卫兵；从北上窜联中途退回讲到武斗；从破四旧讲到打砸川西一带的寺庙和文物，从肆旡忌惮讲到内心的忏悔，整整讲了一个多小时，类似的经历我已听过，只是地点时间不同，并不感到特别新鲜。
不知不觉天已黑净，廊下的炉火早已熄灭，放在小木桌上的盆子里剩下的洋芋全都冷了，我站起身来将堆在盆子边的洋芋皮丢到屋前的土地里，时间已经很晚，我猛然想起，进入六队的那两扇铁门，不知是否关了，进去时，岗哨会不会找麻烦，便连忙起身告辞，匆匆直奔五子梁子而去，耳中还在不断的响起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日子还不如你们”。
从那以后，我们不时在我们的山梁上看到他们为生活而挣扎的身影。
（二）情缘
文革后期，我对二胡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这种善于舒发心底悲情的乐器，从没有人手把手指点过我，李克嘉编到农六队时，农五队原先占据的房子改建成了小监，他入狱的时间比我晚一年，当我们在1964年从黄联关押送到这里来的第二年，他才从成都监狱押到这个农场。
1966年，他从农五队编入六队后，由于累次越狱逃亡，所以名扬盐源农场，成了农场第一流‘反改造尖子’。
1968年夏天，那次在农六队监球场击毙一名从小监逃出来的囚奴，当夜被老管叫出来陪“杀场”的就是我和他。
大约从67年开始，每到晚饭之后，他便坐在监舍房前的廊沿下，拉起悠扬的二胡曲子。在我听到的“江湖水”演奏中，除了从广播里时不时传出的中央乐团的演奏，我还没有听到过像他所演奏的催人泪下。
其实他演奏的仍然是刘天华的老作品，不过经过他的手，那二胡两根弦里，流出来的真有“幽咽泉流水下滩”，“别有幽情暗恨生，”的情调。那一宛流淌的清泉，淌入闻者的心坎里，会让人仰空长叹，轻梳自己所遭遇的悲苦人生。
我听得出他所奏出琴声分明在用心与人交流，一曲一调便是心在呕歌，那琴弦上所飞出的，其实是他心的哭声和呐喊！
我便下决心，一定要学会这种能表达内心的乐器。
我想，在这种特定环境下，也许借助于这种乐器同人交流来得更容易，更能表达心的声音。
当然，我知道要学会用二胡与人交心，对于像我这种连它的基本指法都不会的人一定很难。为此，李克嘉送了一把淘汰的二胡给我，另赠“心领神会，自己摸索”的八字真言，什么也没有教我。
与此同时，我托上山伐木的李相华为我从山上带回几块黄秧木，并请擅长木工的人自制了一把新二胡。
听众告诉我，拉哑胡进步不大，认为既要练习就必须按上卡子把声音抖出来练习。于是我大胆的安上了二胡的高音卡，让我的“杀鸡杀鸭”声接受大家的评议。
农六队的几位“胡琴手”，琴声有别，三个月后，当陈孝虞听到我的琴声后，惊奇的问我道：“还从来没有听你拉过二胡，不料你也会这一门。”还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学的？”我微微一笑问道：“能打上等级么？”他说：“不错，只是声调太悲伤太压抑了！”
这正是“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高山流水有知音，他对我的夸奖，证明我用琴表述了我的哀伤，被他听出来了。
只要闻者能听得出那琴声中的悲伤，便证明我这种用琴说话的初衷得到了实现。也唯有能听出那悲伤的人，便是亲身领受这种处境的同情者。
唯愿从琴弦上抒发出来的压抑，能唤起精神麻痹的人，从昏昏渡日中惊醒。我想连自己的处境都不知悲伤的人，就不可能想去改变这种处境了！
这一年下半年秋播到来之前，蔬菜组被派去毛牛山上为菜地积肥。那里是以松柏为主要树种的原始森林区，成为聚居在那里的彝族人放牧的场所。
因为多年积存下来以松叶为主的腐植土，以及遍地牛羊拉撒的粪便，便是我们积肥的主要原料。
进山那一天，我带上的除了被盖衣服，还带上了李克嘉送给我的那把二胡，汽车把我们带进了原始森林，一个小时后，在密林中的公路旁边，一幢中式大庄园里停下。
这大宅院便是我们暂住的地方，进入大院大门左侧厢房的楼上，爬上楼梯在木楼的地板上铺好了地铺，下午就进了山林。
来到大自然中栖身而居，久被铁窗之下长期闭塞的心灵暂时获释。这儿再也没有报告声和监狱那股恐怖和阴森，时值深秋，那林间散发出来的自由气息，慰抚我心灵长期受到的压仰。
“森林真美！”我大声呼叫着。陈肖虞在远处传来了惊呼，“看，好大的蕈。”他手里正捧着一朵足有半斤重的红白相间的山蕈。我们都围了过去，相互询问，无人能说出它的名称。
继续收索，那在树下和草丛，石壁中藏着黄色的红色的、白色的蕈还真不少，久在外住的李相华给我们指点那些是无毒的。于是我们边收拢腐植土，顺便的捡回了那些山蕈。
庄园附近的水井里，正好有几个彝族的女孩子在那里取水，水装进一个像坛一样的瓦器中，顶在头上便赤脚踩着山间小道的石子路，很快消逝在密林中。因为语言的障碍，我们没有同这些取水的女孩子交谈过，但那情景绝对比画上的生动多了。虽然她们头脚甚至脸上都是“花”的，但那绝对是美丽的。
堂屋里升着火。铁锅里煮着一大锅下午捡回的蕈子。我独自爬上楼梯，取下挂在墙上的那把二胡，调整了一下弦的紧度，轻轻开始拉了一曲‘良宵’。朝着木楼上的小窗子向外望去，暮色的白雾已徐徐复盖了远近的松林，渐渐地我陶醉在琴声中，有意让那些飞进密林深处的旋律，召唤那些无家可归的幽灵！
忽然，在那上来的楼梯口上，半暗的烛光中晃惚地冒上了一个人头来，紧接着从那里传过来一声低声的呼唤“老孔”。
我吃惊地转过脸去，狱中十五年，人们一直呼唤我为“孔老二”，用“老孔”相称的同难实在不多，尤其是这个蔬菜组。“孔老二”的称谓使我同大家很贴近。这“老孔”的称呼，听去却极为熟悉，我很快分辩出来，并且几乎失声惊叫道：“冷军。”
果然是他，他很快地跨了上来。在农六队山梁上我已有很久没看到他了，万没有想到竟会在这个地方重逢。我丢下了二胡，迎上去同他紧紧握手。再看看他那模样，暗淡的烛光下，只觉得他瘦了些，不知是什么时候还戴上了眼镜。楼上没有凳子便只能坐在地铺上。
入坐后，我发问道：“你怎么也会到这个地方来？其它的几个同学呢？”他开始慢慢地讲出这一年来的变化：“原来在一起共患难的四个同学，只有一个得到了城里的招工指标，据说是他父母疏通了县招工办公室里的负责人，回城去了。
“剩下的三个人去年冬天合计偷杀了公社的病羊，被抓住挨了民兵一顿打同公社闹僵了，便回了眉山。”
“老爸死后，我的家便不再存在。正好碰上盐源公路局的养护段招工，我报了名，临时工工资每月二十元，除掉伙食以外，每个月剩下四五元另用钱。但生活上比原来在农村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安定一些”。他叨叨讲述一年来的经历。
“这几天我们住的道班正好也在这座大宅院，下午六点钟收工回来，正在弄饭，便看到你们从树林中回来，夜色中看到你，因为光线太暗，我还不敢认，直到吃过晚饭听到楼上的二胡声，循声找来，刚刚爬上楼来，果然是你。”
（三）归宿
他一边讲，一边摸着我放在床上的琴，羡慕的赞道：“真没想到你还会拉这么一手好二胡。”听到他这一番相别后的介绍，在昏暗的烛光中，我注视着这位邂逅相逢的“知青”朋友。
临时工是暂时的，每月收入仅这么一点，转瞬间已经二十四岁的人了，到了成家的时候，但，谁又愿意同他同甘共苦？目前条件娶妻安家成了奢望。生活的教育，使他把我们的命运联接在一起了。
在山上停留的仅仅只有两周短暂的时间里，他每天晚饭后都要爬上我所住的楼阁来“杀鸡、杀鸭”的练习二胡。
我告诉他我的体会是琴为心声，不一定要跟着别人的老套子练习，只要学会基本的指法后，便可根据自己的耳朵和感觉拉出好听的旋律来。
两周后，我们从那里离开的时候，他依依不舍向我辞别。那一天，他送来了一个瓶子，里面装着配发给他们的白糖，并且一再的摸着我带上山的那一把二胡，我明白他的心思，当即把这把二胡送给他作为分别的纪念，并在那琴上刻下我的名字。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一年以后，即1975年初，我在农六队的围墙里，读到了一张由当时成都地区某法院盖上了公章的“严打布告”。布告中公布的那一次枪毙的十几名名单中，其中排在第三名的朱红批笔下面，赫然印着“冷军”的名字。我楞住了，天下同名姓的人多的是，这冷军难道真的凑巧是他吗？
于是站在那布告下详细地读起来，当我读到这是一个眉山中学的学生，又介绍他曾落户盐源县梅雨公社落户后，我的眼前活现了他的身影，再去读被枪决的“罪恶事实”，那上面写道：
某年某月某天的一个晚上，他翻进了某农宅，准备偷走那人家放在屋里的一背兜三十多斤包谷子，当下被主人发觉，阻拦他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黑暗中，两人打了起来，老太婆还一面吼着。冷军顺手拣起一根扁担，将阻拦他的老人打倒在地，匆匆抢走了那一背包谷子。
不料那老太婆当即倒地身亡。又一起为抢三十斤包谷子，赔上一老一少两条人命的悲剧，便发生了。这样的悲剧，在穷蹇饥饿的毛泽东时代，可说是天天发生着。
不用怀疑冷军翻墙入室，只为了偷一背包谷，当然是饥寒所迫。而年轻的冷军之所以下手杀人，难道不是道德沦丧，人性泯灭的结果么？
在他们身上留着文革“你死我活”的畸形烙印，被长期的中国饥饿现状所逼迫，这冷军为三十斤包谷子，而早早付出他年轻的生命！
他那杀鸡杀鸭的二胡声，仿佛还响在我的耳边，想到“你死我活”这句文革时髦的语言，以及对道德观念的摧残，他会早早丢失年轻的生命吗？
这么一张布告在我读来，怎么也是当代“知识青年”对毛泽东悲惨命运的控诉，我在监狱中萍水相逢的这位“知青”，就这样在地狱大门上跳进万劫不复的火坑中。
后来，在我落实政策以后认识了更多的“知青”朋友，他们命运大致相似，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在进入中年和老年时回首过去，往往会与我一样，扼腕叹息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而这一代被欺骗的孩子们，无论从道德修养还是知识都是空白，文革把他们变成了满脑子空空的愚民。
真不明白，这追逐独裁复辟的毛魔头，为什么对于无知的青年学生会如此捉弄伤害？难道这种对中国社会毁灭性的破坏出自他的本性？
难道，在中共独裁统治下，像冷军这样旡知的青年学生归宿就是死亡吗？
第六节：喋血苹果林
盐源的地理位置，从纬度看应属于亚热带地区，如果不是因为海拨较高，使它形成旱季特长，秋冬风沙大，冬季严寒的高原气候，这里应是气候易人的地方。几年试种苹果和梨子成活率较高，种下的树只要在苗期经过灌溉、培土、中耕后，第二年就可开花结果，就是种在红土坡地上也是如此。
如此年复一年，成活的果林便从山沟里向山上延伸，几年后，各队的周围逐渐变成了果木林。囚奴们用自己的汗水和辛勤劳动改造着这荒漠红土，果木林使原来的红土地变成了片片绿州。
只是在中共暴政之下，这些绿州下面不知埋着囚奴们多少白骨？
二道沟地区的场部，为了专门供应干部和武警的疏菜，将二百多名刑满囚奴，继续留在这里种植蔬菜。被中共称为“刑满释放犯”是身份特殊的“公民”。
1972年开始，在菜地周围种上了果树。几年后，这些果树长大成林，管理人员在蔬菜地周围用墙圈成了果园。
原先关押我和陈力的那个“仓库”也划在果园圈里，从围墙墙头上日渐冒出来的果树，已覆盖了早先那些红砖建筑群。
从内地引进的一批良种苹果，每到夏季结实累累的果树上，硕大的果实压得碗口粗的树枝躬身垂地，果子的芳香招来一群群蜜蜂。为了防止刑满人员和流放者偷摘果子，苹果成熟后刑满人员，便被禁止踏入那林中。
原先的围墙加高到三米，墙头布着铁丝网，并专门买来凶恶的狼狗。从此果树园子变成了阴森森的禁地，在几次不知情的“小偷”越墙翻入，被狼狗咬得血淋淋的惨案发生后，就绝少有囚奴们进入那园子了。
直属场部的三角洲而今也是绿茵复盖，原先的基三队改为机修厂和木工车间。从成渝两地押来的少年犯进行了改编，大多调往其它中队，留下的修理工和车钳工，成为机修厂的骨干。但他们永远都脱不掉“刑满释放犯”那张皮。
一个叫郭贤的老师傅，有一手好修理和驾驶技术，场部专门为他配了徒弟，既作帮手也作学艺的学生。
郭师傅性格内向，不大说话，对狱中的残酷压迫，都抱着“忍”字当头，熄事宁人的态度，成天埋头修车，开车时极少与人口角争吵。
派给他的徒弟叫孙明权，据郭贤介绍孙的父亲原是一名屠夫，母亲早亡。文革开始，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家被抄，年仅十五岁的孙明权，流落街头成了“黑七类”。后来因饥饿所迫几次行窃被抓住后，少管所判了他三年徒刑，并把他流放到这里，刑满后便安排到机修厂当了郭贤的徒弟。
孙明权性格内向，从小所遭到的厄运，埋下他爆炸性的反抗基因。在盐源农场他饱赏奴役。不过他在咬紧牙关，默默承受给他的种种不公正待遇，积蓄它们，把它们变成引爆后可以毁灭一切的力量。
在机修厂一晃六年，孙明权已是廿四岁的年青人了。
1974年的一个秋天傍晚，孙明权吃过晚饭，沿着通向场部的马路，向场部大操场走去，那里今晚放映露天电影。
那时正逢苹果收获季节，马路左手，高高围墙圈着的苹果园，不断向路人散发出果子的香味。
平时路过总要捡一块石头，向那沉甸甸的树杆打去，掉在墙外的果子便是他的狩猎物，但此刻他抬头看时，发现园内的果子刚被下掉，松了包袱的树杆重新挺直了腰，马路上稀稀落落掉了一地黄叶。
这时，跟来了两个小伙子正向场部快步走去，看到孙明权在那里发楞，便向他喊道：“孙明权，电影开映了，还站在这里等谁呀？”孙明权没有回答他们。他发现，那扇平时留给刑满人员出入果园的小侧门半掩着，推开门跨了进去。
天色暗淡，茂盛的苹果园静悄悄的。周围果树，果子刚被下完，树下草丛中偶尔还露出半边白而带黄的“落果”。
他扒开草丛拾起一个来看，却是烂掉半边熟透的果子，砸烂被弃的果子东一个西一个藏在草丛里，看样子，因为时间匆忙来不及收拾“战场”。
那侧门大概也是匆忙中忘记了上锁，于是他重新扒着草丛，一边寻找，一边在又大又黄的果子中挑选起来。这里的苹果都称得上“极品”，果实不但香甜而且硕大，大的都在半斤以上。
没花上十分钟，他在草丛里捡了六个“落果”，装进裤包已鼓鼓的装不下了。最后拣的两个拿在手里，正准备从那铁门里离开时，忽然背后果林深处传来了女人的尖叫声：“站住！”
孙明权缩回了脚转身过去，那女人正从黄色大楼的方向向自己走来。他已经认出此人是场部的会计彭××，在所有场部的女“干部”中，这彭某一向以对两类人员刻薄著称，人称“母老虎”。
此时她的脚上正拖着一双拖鞋，好像吃过晚饭后刚洗过澡，上这儿来散步的。
孙明权停下了脚步，心中思量这女人究竟喊自己干什么？
那女人走近他，相距大约五公尺的距离，带着训斥口吻喝道：“谁叫你私自到果园来的？知不知道这儿是不准你们进来的。”
孙明权对这种训斥非常反感，这片果园从栽种到管理，他都一手一脚参加了，这女人凭什么不准我进来？
“你们这些贼性不改的家伙进来偷什么？把你偷的苹果全部掏出来放在地上。”女人带着轻蔑和侮辱的口气命令孙明权。
孙明权木然的站在那里，没有听从那女人的命令。面对着这个母老虎，此刻他还真没有想出对付她的办法，如此僵持了五分钟。
“听到没有，把你偷的苹果统统给我拿出来放在地上，你晓得偷一个苹果罚多少钱么？”女人继续泼声吼着。
“我没有偷，园里果子已经下完了，我路过这里在草堆里拣到的烂苹果”。孙明权被逼开始申辩，口气里满含着委曲。
“捡的？你上那儿去捡这么大的苹果？”女人指着他手里拿着的果子尖声呵斥道：“还有，你是怎么进来的，从那儿翻的墙？
“后院小门是开着的，我进来时看到苹果已经下完了，才进来捡几个落果。”孙明权一边指著身后的小门，一边将自己手中的苹果向她递了过去，说道：“你看，这果子是摔烂了的。”
“你敢顶嘴，你敢说不是偷的，今天人赃两在，被我抓到你还敢狡赖？”女人暴燥起来，母老虎的威风抖露无余。
面对这个蛮不讲理的女人，孙明权有些激怒了，他站在那里，满面带着怒色一动不动。
那女人伸过手去，抓他衣服中装得账鼓鼓的苹果。眼捷手快的孙明权盯准了那伸向他的手，迅速抓住它轻轻地向右一带，顺着那扑来的势子，母老虎在出其不意中轻飘飘向前扑去，做了一个“狗抢屎”。
前脚向前一个趔趄，后脚上的拖鞋因跟不上她肥胖的身体，被摔在一边。赤脚站起，这可是她没有防备的。
当她站稳，狼狈地立在草地上后，立即发泼地尖声狂吼道：“快抓贼！……你还敢打干部！”气急败坏下，她满脸通红，语无论次，先前的盛气凌人迅速变成了狂怒。
两个干事闻声从办室楼里跑出来，那女人见援兵已到，越发发起横来，一边尖声狂吼：“抓住他，抓住这贼儿子，这家伙狗胆包天了，偷东西还要逞凶打起老娘来了！”一边从地上捡起那只被甩掉的拖鞋，朝孙明权劈头砍去。
孙明权此时像一个石头人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任凭那泼妇用她的鞋在他的脸上括，鼻血立即沁了出来。女人仍不甘心，指挥从办公室里出来的人，把他扭送进了办公大楼。
直到深夜，三个小时的电影散场后，孙明权的师傅郭贤才接到场部的通知，叫他到场部办公大楼去“取”回自己的徒弟。
郭师傅接到孙明权时，他刚被松绑，遍体鳞伤。当着孙明权的面，那女人还着实教训了郭师傅一顿，说他管理不严，徒弟出来偷苹果打干部还不知道。
少年因父母伤害而流落街头所积郁的恨，已在他年幼的心灵中深深埋下火种，他常说，来他家抄家人是一群虎狼，入狱后，非人的炼狱加深了这仇恨。
而今天他因几个落果受到这女人这般侮辱，更使他感到活下的艰难，人们并不知道他内心的痛楚！但他却因性格内向，忍受这新痛旧伤。
彭干事对孙明权侮辱后，他依然和他的师傅一道，每天一大早，驾着推土机到正在修筑的2号水库大坝上，直到傍晚才带着疲劳，为开回的拖拉机上油、保养。郭贤没有察觉徒弟在想什么？孙明权挨打的事，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有一天，孙明权在工间休息时跑到炮工班去，并从那里拿了十个雷管和一包炸药，放到驾驶室里。郭贤只皱了皱眉不解地嘀咕道：“要那玩艺儿干什么？炸鱼么？”孙明权赶紧附合道：“附近一个老乡想到小金河去炸点鱼要的。”
郭贤脸上掠过一丝狐疑，但他清楚这位徒弟的性格，多问了反而自讨没趣，看看徒弟正在忙着洗抹车身，也就信以为真，不再追问下去。
距“偷苹果挨打”事件大约两个月，这天下午，孙明权向他的师傅请假：说自己肚子疼了好几天了，今天想到医院开点药，便离开了工地。
大约已五点多钟，已到下班时间，办公大楼里的人开始向大门口走去。孙明权独自一人蹲在大门右面，看见有人从里面走出来，他也开始站起身来朝着左侧的围墙走。他边走边盯着从办公大楼出来的人，那彭干事的身影出现了。
孙明权等到那女人从自己的背后超过后，慢慢转过身来，跟在她后面，走过拐角，迅速赶到她的前面，猛然一转身指着她，大声的吼道：“姓彭的，老子今天要跟你算总账！”
说时迟那时快，孙明权将披着的工作服一掠开，露出穿着背心的身子来，那胸前密密麻麻的捆着十个雷管，颈项上吊着一包炸药，左手捏着导火索，右手摸出打火机！
那女人猛然见到的，竟是两个月前亲自处罚的年青人，面对着他的那一双几乎在燃烧的怒眼，这位平常向来把就业人员当成奴隶，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的母老虎，早已魂不附体，心中明白这年轻人要干什么？连“你要干什么？”都没有问出，脸色顿时苍白，两腿发软，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
她想喊，但因为突然的恐惧使她喊不出声来，恐怖地盯着年轻人手里的打火机。她知道，自己的性命已拽在小伙子搬动打火机的指头上了，此刻她看清了这个年轻人，这被她骑在头上拉屎拉尿的“下贱胚”！
对方的眼里射出来的那种蔑视自己，仇恨自己的目光不但使她内心在颤抖，而且感到一阵深深的懊悔，虽然这种悔恨只是一瞬即逝的念头。甚至于她想下跪，她想求饶，但是，已经太晚了，此时她所有的注意力，死死盯着那已经点燃的导火线，火向着那雷管燃去……
突然间，她拔腿就跑，然而哆嗦的两腿怎么也抬不起来。
随着她一声尖叫和绝望喊声，轰然一声巨响，在一股强大的气流和火光中，雷管的碎片带着那从孙明权身上撕下来的血和肉，向围墙上，马路上，以及探出墙来的果树枝上，四面八方飞溅而去。
而那早已吓得魂不附体的胖女人扑倒在地，周围更远处的行人有的被气浪冲出几步远！强烈的爆炸声淹没了人们的惊叫和喊声！。
十秒种后，硝烟慢慢散去，留在原来那个地方的是孙明权倒在血泊中的残躯：他的胸膛全部炸空，他的五脏六腑带着殷红的血肉，重重地贴在那围墙上，挂在树技上，洒落在马路上……
唯有那顽强的头颅以及那血肉模糊的脸上；那双似乎永远不会被征服的倔强大眼睛，还睁得大大的死死地盯着前方，好像正在检查他的对手是否与他同归于尽！！并向所有目击者，控诉这女人对自己无缘无故的侮辱；倾诉出他长期积郁在胸中的怨恨！！
“兔子逼急了还咬人呢！他们把我们欺压得太过分了。”有人在吼。
“只可惜孙明权没有在办公室下手，在那里一条命少说也要赚他几条！”有人在议论。
“死一个换一个，值得，孙明权真男人！”
男人们在人群中向死者翘起了大姆指。称赞孙明权才是真正的汉子，孙明权终于用他年轻的生命作代价，出了他们心头共同的恶气！
女人们发出惊叹和惋惜，称赞着这个平时貌不惊人沉默寡言的年轻人。这是沉默了十年的盐源农场数千就业人员，第一次表达他们同残暴的狱吏同归于尽的愤怒。
孙明权的名字，一定会记载在盐源地方英雄史册上，为后人所传颂。
无论是男人和女人都对那母老虎发出了齐声的咒骂，在议论中：“遭老天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恶人也有这样的下场。”是共同的。
三分钟后，场部警铃大作，足有两个班全副武装的士兵，列队跑步进入“出事”现场，他们用刺刀和警棍驱散着围观的人群！。顿时，救护车的长鸣，士兵的呵斥，警犬的狂吠，跑步声乱作一团。
邓扬光拿着一个喇叭，声嘶力竭地向围观者吼道：“统统给我回去，这里马上戒严，不回去的统统给我抓起来。”然而，没有几个人理他。他的狂叫被淹没在人们的鼎沸之中了。天空里响起了枪声！
又过了大约十分钟，所有周围的马路通道，田坎上都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骚乱终于没有发生，邓扬光着实捏了一把汗！
第二天，郭师傅被抓进了小监，发生在场部的这椿惊天惨案迅速的传遍了整个盐源农场，也传遍了盐源县城。
自从林彪事件以后，中国大地上疯狂的“阶级斗争”沉静了片刻，这个农场当兵的打人风暂时收敛了一阵。林扯高也从农六队调回场部，并取消了他的革委会付主任的头衔。
不过，在群丒乱午的年代，倒了一个林彪又接上一个更凶的江青，臭了王力、关锋，又会钻出迟群和梁效来，一群群的打手，一帮帮的小丑，走马灯似的充当着专制主义的厉鬼。中国人已经在二十年里见多了，只要毛泽东那老魔头的灵位“大难不倒”，乱必会继续下去。
独裁者既将遮羞布彻底撕掉，便操起加紧镇压和分化两把屠刀，对稍露头的人民反抗会毫不客气地与以铲除。“严打”运动一个接一个，所谓“思想”罪犯，当时是国家机器的主要打击对象。
孙明权事件正好猛烈地触动了当时盐源农场当权派们的敏感神经。
孙明权事件的第二天，以“全体党员和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擦亮眼睛，对敢于以身示法进行反革命报复破坏，和颠覆政权的反革命活动以迎头痛击”的巨幅横幅；伴之以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誓把批林批批孔斗争进行到底的时髦大字报，像一层层白色的网，复盖了盐源农场的场部三角洲！。各队加强了警戒，打人风再度掀起。
不几天，场部召开了“宣判大会”，孙明权被追判为死刑。郭贤因此殊连下狱严刑审讯。一批“言论”犯和越狱犯押上了刑场。各个队都加紧了“搜寻两类人员的反革命复辟活动”的“侦破、立案”工作。
说也奇怪，在如此凌厉的“红色”恐怖中，从场部又传来新闻，说自孙明权自杀后，凡路过那段马路时，都会听到那贴着他血肉的围墙上，发出一种声音来：倘若是场部的管教人员路过，会听到“恶有恶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的呐喊，并夹着不知从那里括出来的阴风，煞是恐怖；倘若是劳教人员或流放者，那声音会变成“我死而无憾，朋友记住替我报仇。”
这奇怪的传闻活灵活现，又一次轰动了农场。
于是场部的干部便亲自督阵，从蔬菜组抽调了几十个劳动力，用了整整一天，将那墙上和地上的血迹一片一片刮去，然而那很深很深的印迹，就像烙在那围墙和马路上，怎么刮也是殷红的；而那依稀可闻的声音便一直没有断过。过路者在那里可以侧耳聆听……
直到六年后，在我平反获释刚要离开这个农场时，我还特地去那儿向这位可敬的英雄道别，默默谨记他的嘱托！！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