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17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八章：嬗变
第四节：十年生死两茫茫
1959年我被重庆大学强迫扣上右派帽子，无理踢出校门，送往南垌矿区接受监督“劳动改造”，留在我心坎上除一腔冤屈怨恨外，还有一个对我亲人的牵褂，该如何处理这骨肉分离之痛？
当时我很渺茫，看不清地狱前方何处才是尽头？想到抚养我的老人忍着从心头割肉之痛，我的心便像被刀割般难受。
外婆和弟弟在父亲被捕时，已经历了一次心灵的重创，接着又是母亲划为右派，这雪上加霜后，现在我又遭入狱大难，当时我想无论如何不能告诉他们，给他们层层创伤的心上再洒上一把盐。
既是中共菜板上的肉，把我们一家赶尽杀绝，我们就只好忍受这“灭门”之灾的降临！
入狱后把一切可怕的后果埋藏在我的心底，万般无奈中，我只有选择不告而别。十九岁的我要像男子汉一样独立承担一切，但家人将承担怎样的挂欠和伤痛。
剩下的孤儿寡母会不会踏遍千里寻找天涯沦落的我？常使我陷在不知如何处理的两难之中！我只能如此了。
入狱开始的那段岁月里，我往往在夜半睡梦中哭醒。
最后，一个决心与命运抗争到底的信念控制了我，当时想，除非我从监狱里沉冤昭雪那一天，我能体体面面的回到亲人中去，绝不会以“带冤”之身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主意打定，我就突然消失了。
从此就再没有向家里写过一封信，告诉他们任何关于我的信息。从那以后，我独自任由劳改队发沛冲军，从一个鬼门关到另一个鬼门关。
算起来，我在狱中渡过这段日子至今已整整十五年了。每一年的中秋之夜，我都要透过瓦背上挤进来的月光想念他们。每逢大年卅日晚上我会摆着从厨房端来的饭菜，默默地坐在我的铺位上，面前摆着四个碗和四双筷子，合著掌，祈求他们在远方平安。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千里孤飞的失群之鸟，终有回巢的时候，“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悲歌•乐府
对亲人长年的眷念，像一杯永远无法喝尽的苦水。屈指算来，我已“三十五岁了。先前还是一个稚气的孩子，十五年已变成了未老先衰的小老头。如果那倚着竹篱，盼我归来的白发外婆还在人间，那么她已经是八十五岁了。
有一天，心灵的感应像一股强电流聋击着我，使我强烈地感到一种说不清的预兆，隐约感到这些我日夜萦思梦绕的人都不在人世，
一种不能再与他们相会的恐惧催促我，我不能再音信杳无的继续下去。否则，我也许永远都找不到他们了，那么就算我从这里活着出去，我将要终身负罪，我既对不起日夜盼我归来的老外婆，也对不起艰辛中抚育我的母亲。
（一）寻母
1973年春节期间，就在这股寻亲思潮的冲击下，我结束了十五年的固执。第一次提笔向母亲写了狱中给她的信，全信仅用了一百多字，因为十五年的变迁，我不知现在我到那里去寻找他们！该怎么去寻找他们？
“妈妈，已经整整十五年没有给您写信了，我仍按十五年前的地址试着写这封信，倘若你能收到它，就请立即回我的信。我这是在四川西南边陲上一个小县城里给你写信，希望这封信能接上我们之间已断了整整十五年的联系。
您的孩子孔令平1973年2月于西昌盐源909信箱六中队。
这一百字寄走了我整整十五年对亲人的朝思暮想，也寄走了十五年筑成的自闭，我想这封信她如果不能收到，那么至少告诉我一家人全都亡故，倘若这封信寄到她手里，那么我估计得出，在这个文字狱紧锁，我们间唯一可沟通的窗口上，魔鬼正用怎样的眼睛监视着这些信！这第一封信，必会受鬼蜮们的盘查，嗅出阶级斗争的火药味。
然而这一百个字，堆积整整十五年的血泪意欲喷溅出来。就宛如一个丢失了母亲整整十五年弃儿的呼喊，在误入地狱的不归路上，寻找归途！寻找她的喊声！
所以我纵有再多的怨恨要倾诉，但委曲和苦都不能露出丝毫，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徒生枝节，不但我这一百多字不能打破关闭了十五年的亲情大门，还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我这封问亲信，整整过了五十来天，与其说因为她在十五年来从北碚托儿所任教，到目前在一家乡村医院接受监督劳动，需要辗转传递，还不如说，经过了多部门折信检查层层审阅，耽误了这么长时间。
三月二十五日，蔡家医院的门房叫住了母亲，说有一封从西昌寄给她的信。
咋闻西昌来信，她心中一惊，自1967年小儿子失踪后，已整整六年，她没有收到任何信件。
从1966年文革以来，至今整七年，北京，上海，那些她曾寄托过希望的，她年青时代的老师和同学们，突然好像从大陆这片海裳叶上消失了，从此再没人给她写信，使她隐约感到，当年学生时代的好友，也在文革中自身难保。
那么，现在又是谁从西昌给她寄来了久久盼望的信呢？
当她急忙来到门房，从小张手里接过这一封腊黄的信时，她心中交织着一种复杂的预感，“莫非小儿子方兴有了消息”？当她注意那信封被人折开过好几次，有的地方已经撕破，她也只能坦然相对。
其实自己已没有什么值得当局神经过敏的。这么多年来地处北碚边沿的小镇医院，被强迫监督劳动的母亲，对所受的人身侮辱，和非人虐待早已习以为常。她的家已被查抄过十几次了，“革命”群众搜去了他所有稍稍值钱的物品，连一身像样的防寒棉衣都没有给她留下。
前年就为给自己缝一件蘌寒棉衣，招来一顿毒打和斗争，使她断绝了生活的念头，那次她烧掉了珍藏三十多年的老照片，并且决心投湖自杀。
然而苍天却安排了她绝处逢生，她被救生还，并在附近农民们的安排下，一个小女孩在她的身边伴她聊渡晚年……
然而此刻他来不及思考得太多，捏在手里的信封上所写收信地址，分明是：北碚机关托儿所，那字迹好熟悉。她的心紧张起来，立刻又去看那信封上所留下寄信人的地址：西昌909信箱，邮戳上印着：西昌盐源。这会是谁呢？她连忙拆开了信封，拿着信笺的双手在微微颤抖：
“妈妈”这称谓使她从一场恶梦中惊醒，从她那昏花眼睛里闪出了一束十几年从末有过的喜悦来，难道是失踪六年的兴儿？兴儿，你在哪里？你真还在人间吗？这么长的时间妈为你流过多少泪？你可把妈想坏了呀……
一股暖流溶进了她身上的每根血管，纵使枯木逢春老树新芽，好比行进在沙漠上快要渴死的探险者，忽然发现了一缕清澈的甘泉；一个深埋在地底下将要绝命的矿工，触到了救援者的手，那惊喜和绝处逢生交织在一起的感情，千头万绪般钻动在心头！
儿哇，你可知道妈妈活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
一阵激动的初潮拂过心头后，她又从新在老花眼镜背后去分辨那熟悉的字体，写在那发黄信笺上的就这么短短几句话，信的落款是孔令平。
再翻看那信封的背后写着这孩子嘱咐邮递员的话：“邮递员，如果这封信的收信人已调往他处，请务必将这封信转到她现在的单位上去。”
现在终于明白了，含愤断绝音信整整十五年的大孩子此刻现身了！
“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已忍伶俜廿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孩子呀，这么长岁月你到哪里去了呀，你可知道这十五年来，我怎么盼你的音信？然而每次都在黄昏之后，失望的望着街灯。你的外婆哭过不知多少次了，直到她临终还不停喊你的名字呀！而我熬过了多少断肠的长夜，有过万千次祈祷么？
唉！我的孩子呀，你纵有再大的冤屈和难言苦衷，也该托梦向你的妈妈报一个吉凶吧，然而你却一点声息都没有。
在那个时侯，为娘的也身遭劫难，我因禁锢之身又不敢多打听，写信去重大问到你的下落时，他们从不告诉我关于你的情况。
从此生死两茫茫，直到今天，你才突然从地下钻了出来，向我喊道:妈妈，我在这儿呢”
天哪！这是真的吗，这是我在做梦，还是苍天安排的悲剧呢？如果这是一场悲剧，那么这是多么残酷的悲剧？这整整十五年来，我的泪水都已经哭干了啊！
母亲连忙找来了放大镜，又拿起那个腊黄的信封反复看那邮戳，再一次证实是西昌盐源县发来的，她又拿起信笺—–是大孩子的亲笔手迹，一点都没有错啊，十五年了，连这么熟悉的笔迹，竟一时想不起来了。
泪水再次模糊了她的眼睛。唉！真的老了，没用了！她把那腊黄的信，摆在小桌上，好久才回过神来，将那腊黄的信收折好，再将它放在自己的枕下。
此时一个年仅七岁的女孩，正挨着母亲身旁。这就是两年前一位附近农妇送来的‘干女儿’。此时她正瞪着那童贞稚气的眼睛望着她。
她认识方兴哥哥，不过那时她仅只有两岁，只记得他长得很高很瘦，但为什么突然走了，从此以后，就再没有回到母亲居住的小屋子来？
一切都怪怪的，小脑筋里盘旋着一连串疑问：妈妈是那么善良，她成天为医院打扫清洁，不像其它人偷奸耍滑，医院把所有的重活和脏活都扔给她，而医院的人为什么总是找岔欺侮她？为什么妈妈在忍受人们欺侮时，总是低着头，好像医院里有一根令她无法解脱的绳子，牢牢捆着她？
今天还是第一次看到妈妈这么高兴，她注意老人的一举一动，数着她戴了几次老花眼镜，一会儿取出那腊黄的信封，看看又放回原处，虽然她什么也不懂，但为母亲难得的高兴而高兴。
现在她才知道原来自己还有一个很大的哥哥，他可是在她还没生下来时，便离家出走的，妈妈从没有讲过的啊！他长得像什么样子？她只能依凭她所见到的方兴哥哥的照片，想一付很大很大的图象。
他真是一个奇怪的人，听说在重庆大学念书时就离开家了。他为什么要离开家，为什么离家这么多年从没回过家呢？今天又怎么知道妈妈在这里？
她那小脑袋瓜里翻滚着一连串的疑问，看妈妈在她布满皱纹的鬓角边扑刷刷流下的泪，心里猜测着，这大哥哥什么时候才回家呀？她知道在这种时候，妈妈不喜欢打断她的思考，就是问她，她也不会回答你的。
晚饭以后她躺在小床上，盯着妈妈从新从枕头底下取出了那腊黄的信，然后戴上她那付老花眼镜，在电灯下面从新细细读起来，仿佛那信写得好长好长，一直就没有读完似的，一边读，一边又在擦着眼泪。
妈妈为什么还在伤心呢？大哥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她想着想着闭上了眼睛，去了她的梦乡。
“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告梦见之。梦见在我傍，思觉在他乡。”（乐府）
这一夜是多么寻常的一夜，母亲望着身边已沉沉睡去的小女儿，她没有睡意也无法入睡，他得马上去找回这个失散了十五年的孩子，最好此时，她能插上翅膀，腾空飞去……但望断茫茫华夏，他在那里呢？
想到这里，于是翻身下床，去抽屉里寻找出那本很旧的地图，这还是兴儿的遗物，在方兴出走时她就反复地看那本地图，想从那地图上找到孩子所去的地方，可是她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了，地图上没有一丝孩子出走的痕迹。
现在有了：西昌盐源。在模糊的老花眼镜后面，她终于找倒了那个位于她所在位置西南方向，相距她足有千公里的盐源县。
凭着她的灵感，她知道自己的孩子正在崴崴耸山一片，人烟稀少的地方服刑役，她得马上给她写信。
于是她伏在小桌上，开始提起笔来，但是千头万绪如乱麻股的脑子里，怎么开这封信的头？第一封信中该告诉他什么呢？
手上的那张信纸，柔了又写，写了又柔。
她知道自己和儿子今天的处境都很危险，纵有千言万语，也是万万不能在信上倾泻的，她知道所有信件都要被对方监督的人拆开检查，寻找“阶级敌人”“蠢蠢欲动”的线索，于是，这封信便这样写道：
“亲爱的平儿：从我收到了你的信后，你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一想到我从新获得了我心爱的儿子，便全身有劲。热烈地渴望着有一天我们能母子见面，我仔细地翻阅了地图，我知道你是在四川的边区，离我这里很远很远。但我的一颗心离你是那么的贴近……”
“我在这里想告诉你，我于1958年下放农村劳动，1959年又下放工厂车间劳动，1962年调到蔡家场这家医院，1961年11月8日，你外婆在北碚逝世，临死那几天，我和你弟弟守在她身旁，死前她一直喊唤着你的名字！
“弟弟于1959年在四十四中毕业，考入重庆电力学校，62年压缩回家，一直跟着我，64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落户在我附近的一个社员家中，母子二人朝夕相处，生活尚好，文化大革命他瞒着我，于1967年7月14日离开了我，从此音信全无，生死不明。
“我在这所医院整整十二年了，这所医院离北碚四十里左右，汽车不到一小时。规模不大，是综合性医院，附照片一张，你妈妈已经老了，希望你也能给我一张像片，要说的话很多，下次再谈。”
这便是一个在遭到家破人亡后的母亲，同阔别十五年沉沦监狱的唯一儿子写的第一封信，那中间被压仰得喘不过气来的辛酸，只能‘领会’。
她知道，要把家破人亡的噩耗告诉天涯一角的孩子，又让当局放过它，必得写些中共强迫人们说的“话”。
她微微闭上了眼，想到在中共建国的二十三年中，自己同丈夫，老母亲和两个孩子组成的平常百姓之家，就因丈夫的历史“罪”，不但他本人入狱至今不知生死，母亲在忧愤和潦倒中去世，两个无辜的孩子一个在“劳改”，一个生死不明。自己孤伶伶一人被医院的造反派任意践踏侮辱，这究竟是为那门？
而今大孩子居然还在人间，就算一种最大的“快慰”了。唉！这种遭遇岂可用“生不如死”所能概括啊？
她从新望了望那张刚刚才写完的信。拿起那破藤椅上的棉垫子靠在小女儿身边躺下，此刻脑海里再次回到十五年前，脑子里全是大儿子的音容。可惜，照片已经完全烧掉了，敞若不是那杨婆婆，自己早成了池塘里的水鬼，这个家就算无声无息在暴政下消失了。
现在想来，杨婆婆的话果然没错，她那时就劝过自己，“像你这样的人中国多的是。凭什么要走这条绝路呢？就不能长着眼睛看看这世道还会变成什么样？”那话里可是一种预言，一种普通老百姓在黑暗中的等待，一种希望啊！
她想着想着，脑海子里又呈现出大孩子的样子，活鲜鲜的，宽大而长园的脸旦，白皙的皮肤，从淘气的童年直到中学时代……背着背兜捡二煤炭的身影，晚上伏灯读书的身影，又重新回到眼前。
记得他考上大学离家时，几乎整整一夜同儿子促膝交心，谆谆劝导他：“千万不要去从政，那是一个说不清的危险领域；也千万不要去从事教育，你父亲就是一个活的教训。你选择了工科，有一门专长就是自己一生一世安身立命的本钱了。”这可是父母从动荡的年代里，为躲避暴政总结出的切身体验。
可惜，这样的躲避，依然没有躲过劫难。为什么中共连这么一个勤奋苦读的孩子也不肯放过啊？
想到这里她痛苦地翻了一个身，于是又想到自己同大陆上受残害的知识份子一样，她自己又招惹谁使她家破人亡？想到这里，她只能打住了，唉！今晚被那些痛苦思绪扰得乱麻一团，总是高兴不起来。
“时难年荒事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州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白居易）古人的灾难有今天这么沉重么？
渐渐地，她在朦胧中感应到自己的骨肉，正在无数大山相隔的那一面向她呼唤，于是她真的腾空飞起来了，穿越那重峦叠障的山脉，在那雾气缭绕的冯虚之境，她找到了自己可怜的孩子，他褴褛一身，瘦骨凌峋。不过那一刻，扑进她怀里的依然是那又长又园像鸡蛋一样白净的脸……
记忆可真是一个怪东西，十五年过去了，处境限涩，音容依旧，就这样母子相逢在梦中，相拥在幻境。醒来时，泪水浸湿了一片枕头和被盖。她望了望熟睡在身旁的小女儿，替她盖好露出被外的手脚低声叹了一口气。
当这一封信从何庆云的手中交给我时，他那脸上堆着一脸奸诈的笑。
“现在，你总找到精神寄托了吧！你看你的母亲还健在，她可不像你处处同政府对立，你可要好好读读她的来信，不辜负她对你的希望。”他说着，把信交给我。到此时我们母子断绝了十五年的联系，终于接上了，不过十五年前那时，负气天真的想法，已被十五年的折磨彻底纠正，此时此刻我才知道，我日夜牵挂的亲人除了母亲，都已不在人世！欲哭无泪，断肠天涯。
从外婆去世的年代，可以判断，因为长期无人照料，饥饿年代死于营养严重不足，而我的可怜的弟弟，真想不到会惨死在造反派的乱枪之下。我又回想起当年小龙坎的夜。我真没有想到我和他共进的那一顿年夜饭，竟是和他共进的最后晚餐。临别时没有遗留下一张照片，我那断肠的追念又向谁表达？
母亲有了下落，我该向她简单讲一下我这几年来的遭遇，以及我生活在监狱的概况。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所在单位掌权的造反派们，不仅公然无视公民通迅自由的法律规定，把我们的信件私下拆阅，还因为这些小痞子为表现自己的政治嗅觉灵敏，而把信中他们所不认识的字句和不懂的词语，拿来集体“破译”，对信中用到“亡羊补牢”，“扑朔迷离”等辞句，整整研究了一个上午。
他们为此专门找来新华词典，按照那些词的字面解释，一面按照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点逐一分析，把亡羊补牢说成是我想待机逃出牢房，把“负荆请罪”说成拿起杖棍毁灭罪证，牛头不对马嘴的解释以后，还要责令母亲作出解释。
可笑的是他们竟会以蔡家医院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向盐源农场的革命委员会写来一封信，要求盐源农场对我严加追查和管教。
在接到母亲下一封回信时，要我写信中不要用成语。
哭笑不得之余，我只好用常人写信的四段式，即称呼、问好、说事、祝身体健康。这大概就是文革对社会改造的一大成果吧！
从那以后，远在千里外的我，算是结束了孑然一身，举目无亲的孤独，每逢过年过节不再独唱悲歌。还能同其它有家有父母的流放者一样，收到一小包慈母一针一线缝好，熨上她体温和关爱“礼物”。
她把省吃俭用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变成了儿子身上穿的背心，脚上穿的鞋，洗脸用的毛巾，以及粮票。
我知道在这物质极溃乏的年代，寄来的东西来之不易啊！在那一小块肉，一截香肠，一包水果糖中凝聚了多少深情。！
这一年秋收季节，我在山上那些烂在地里的砍皮瓜中，挖出了许多白瓜子，把它们洗净晒干，用晚上学习时间，倦缩在屋角落，一颗一颗地剥出它们的仁，再用一块毛巾缝成一个口袋装好，准备找机会带给她。
（二）一包砍皮瓜子
第二年，刚刚刑满的王大炳，回长寿探亲。我便委托他在途经北碚时将瓜仁带给母亲，并拜托他，把母亲生活的情况如实告诉我。
1974年冬天，王大炳在阔别重庆整整十五年以后，第一次回到重庆，并且专程沿途询问，找到了北碚蔡家场东方红人民医院，然而，他还没有进入这家乡村医院的大门，便被传达室里的“门卫”截住了。
“你找谁？”那门卫从黑洞洞的窗口里，向外上下打量着这个农民打扮的陌生人。
“啊，你们有一叫方坚志的吗？我是来给她捎信的。”大炳直言寻找的人。
“你是从那里来的，找她干什么？”门卫死死盯着来人，好象要从来人身上发现什么秘密似的。大炳好象一个被盘查的人，一身都感到不自在。
整整十五年了，就像一个隔世的来者到了一个令他恐惧的环境中，他犹豫了一下，只好将我托他带给母亲的信，一包瓜子仁拿了出来。一面恳求他说：“我是从西昌盐源来的，是方坚志儿子的朋友。这次因为回家探亲，受他的嘱托给他母亲带来一包东西和一封信，拜托你是否能通告一声。”
门卫把信和毛巾包接了过去，掂了又掂，满不在乎回答道：“那么你就在这里等着吧。”说罢，转身进去。
不一会，便走了出来，一脸严肃地向他喊道：“你要见的这个人是我们单位的重点监督对象，任何没有本单位的介绍信，不能同她单独见面，我已请示了领导，你带来的信和东西，我们可以代她收下，并且转交给她本人，你走吧。”
这闭门羹，使大炳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向门内窥望，那不就是一所普通的乡村医院么？里面的过道上穿梭着赤脚的普通农民病员。
心中暗暗后悔，如果不去门房打听，径直走了进去，说不定根本没人问他是什么人，今天自己找了麻烦，先暴露了自己的身份。看来，今天这么大老远的来，母亲是看不见了。如此看来，母亲的处境，十分不妙。
当大炳回到盐源，把蔡家医院所见情况告诉了我，顿时对母亲的担忧压在我的心头。她在信中不厌其烦的写道“要听党的话”，恰恰证明她是多么无奈，母亲所受的精神压力，超过生活在枪杆子下面的我。
这一年春节，我照样收到了她寄来的一斤猪肉，并在信中告诉我，我给他带的东西已经收到。一再要求我能将半身的近照寄给她。
在狱中，我们的像片一直由当局摄制。所以，母亲这小小的心愿，对于失去人身自由的我，还真成了一件大难事。我的身边已有十多年没有保存过一张像片了。为了满足她的要求，我一直在寻找去盐源的机会。
盐源地处云贵川高原，在这个汉、彝、藏、苗等民族杂居的地方，有广阔的牧场，放牧的牛羊群，和过路畜群，撒在这一带草地上的牛羊粪一直被农场各队争抢。徐世奎也不示弱，在春耕栽插完毕后，便派了一个由六人组成的小组，长期驻外拣粪。
这个小组在马路边租了一间公社的小茅屋，六人吃住都在里面，每天所拣的牛粪便堆积在屋外马路边，等到凑足了可以用解放牌拉上几车的数量后，便临时从场部抽调汽车，再派两个人跟着汽车一起到积肥的地点为汽车装牛粪，当时装粪的人一般指派菜蔬组的人。
（三）照像的见闻
当我和肖弟良接到装粪的“指派”后，在我的衣服包里，把平时舍不得穿的一件“半新”中山服翻了出来。
在狱中大家都一样，劳动时穿什么，并不感到衣衫褴褛的羞涩。为了不让母亲看到我的光头犯人像，我向陈孝虞借了他的呢帽，就这样，把衣服和帽子包好，匆匆到场部汽车队上了汽车。
汽车开抵目的地大约是上午十点钟了，为了腾出照像时间，我和肖弟良用了不到一个小时便把车装满，估计汽车往返至少需两个小时，就抽这段时间，汽车开走后，洗了手脚，换上中山服，我俩便向盐源县城中心走去，这是我来盐源十年来，第一次“自由”上街。
盐源就只有纵横交叉成十字的两条街，那天显得很冷清。因为一心想寻找照相馆，并没有过多留意街上的市容。
不多一会，我们就在一家临街小店门口，看到悬挂在街边的照片剧照。走进去，里面坐着一位中年妇女起身向我们打招呼。问我照的几寸，便吩咐我在一张长木凳子上坐下，没到五分钟，我的尊容便掇了下来。
开票的是一个老者，他向我询问道：“听你口音，可不是本地人，你们是临时到这儿来出差的吧？”我含糊应了一句，没有在意他对我们的关注。
像照完了，身上感到发冷，便取随身带的“铠甲”披在身上，没想到那老者立即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盯着我，披在我身上的可是一件全身上下，沾满牛粪的吊巾吊挂“体无完肤”的烂油渣。
这些年老百姓虽然也穿得破破烂烂，但毕竟还没有烂到这样程度，加上“铠甲”散发出来的臭气，使那位老者立刻判断出我们的身份。
他当即表示，我所照的像片不能取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我和老肖费了足足半小时的口舌，我还掏出了母亲给我的信，向他说明我照相的来由，好说歹说最后店主人答应，要我必须一周内来取像片，不准取走底片。
真想不到“劳改”连自己照像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更想不到这么一件“铠甲”，竟被当成了劳改标致惹出麻烦来，也罢，比起‘破帽遮颜过闹市’来，我虽不如故人，我就偏偏要穿着这“万巴衣”游一下盐源街头！
便大摇大摆的敞开破“铠甲”，向前走去。只觉得那上面数十块破棉絮和破布条随风飘摆动，扑扑作响，衣服上粪便臭味也随风散发，使我一时获得那济公活佛的潇洒感。
马路渐渐变得干净起来，左手隔马路大约十公尺地方，出现了一排围墙。前面斜放着两个很宽的玻璃厨窗，厨窗上的玻璃剩下几块残片，那里面贴着许多“文章”。
左面厨窗里，彩色的刊头上贴着：“革命大联合，复课闹革命”十个大字，右面厨窗贴着“批林批孔、斗私批修”八个醒目大字。
厨窗间夹着宽大约十米的水泥过道，是学校校门。校门右侧墙柱上挂着“盐源中学”四个大字的木板校牌。
到盐源整整十年，只听说盐源中学是盐源县唯一一所完中，也是这个县的最高学府。虽经文革血洗，横扫牛鬼蛇神弄得它面目全非，但此时校门很安静，没有碰到一个学生进出。
校门口的屏风墙挡住了我们向内窥探的视线，正好，一个十六岁左右的男孩子，从屏风右侧闪身出来。我忙向他问道：“你们的学校还在上课么？”他诧异地望着我，摇了摇头，接着又点了点头，露出一种不知如何回答的神色，便匆匆走进那“屏风”消失了。
我实在想看一下，文革以来学校被红卫兵整治得怎么样了？正想向里面走去，但又自觉不妥，自己这付尊容，冒冒失失往里撞，倘若被红卫兵拦住，找我的麻烦，我该怎么说？于是收住了脚步。
这些年，六队收纳了一些从文革沙场上扫进来的学生“另类”，从他们口里知道，在学校里，上了年纪的教师除逃亡在外不知去向的，留在校内低头苟且渡日的“良民”，其状况并不比五类好。
校园成了革命闯将的习武场，十三四岁的毛孩子，个个都成了老子天下第一，使枪弄棒的“红小兵”。
我的目光集中到校门两边玻璃厨窗内贴出的“文章”上。这是些字迹潦乱，错别字连篇，文理不通的杰作。
好半天我才读出，两个厨窗里虽有“坚决把复课闹革命进行到底”的承诺，但许多“纸”上写着“打倒×××小爬虫”，留着文革年代的野蛮味。
好在在“文斗”约束下，只保持着口头上的“杀气”，并没有血迹。
我极想去看看那屏风后面在演“什么戏”，便同肖弟良商量道：“你想进去看看吗？”老肖露出犹豫的面色，忽然屏风后传来一声大喝“干什么的？”那口气显然冲着我们在问。
我们立即停住了脚步定晴一看，原来是一个年龄比刚才那孩子还要小的孩子。不过，他身着草绿军装，正站在校门中间叉着腰，双眼雄视着我俩，显得幼稚又野蛮。
我原想以交朋友的心态同这些孩子们谈心的，但看到面前这孩子那威风凛凛的样子，使我原先已堆在舌尖上的话，倒了一个拐，全部的吞回肚里去了。满不在乎地回答说：“怎么，不可以参观一下么？同志”。
那小孩居然悖然大怒，挑畔的喊道：“谁是你的同志，我看你们就不是什么好人，该不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犯人吧！”
糟糕！我们的衣着成了我们身份的标记，在盐源城里，让这些孩子们都能认出来。我和老肖会意地相对一视，此刻我再不想像潇洒的济公，萌生对校园怀旧和好奇心了。
但我们今天招惹谁呢？难道就因为我们的形像也犯了王法？使那男孩用这种口气训斥我们？想到这里，便板起脸，俨然以长辈的口气训斥道：“小朋友，说话要讲礼貌，不要让别人听到像没有受过家教似的。”
那孩子看我们不但没有被他吓走，反而还教训他，立刻更凶恶地吼道：“你们再不走，我就喊人了。”看来，这里是进不去了。
争吵声很快把校园里的学生们吸引过来，屏风后面转出来了五六个脑袋，年龄基本上是十五六岁，一齐用好奇的眼光盯着我们。听得他们窃窃私语议论说：“我敢打赌，他们肯定是盐源农场的犯人。”
两个女孩子向男孩嘀咕了一阵，回过身便朝我们喊道：“你们赶快走吧？”老肖拉着我的袖子，暗示着犯不着同这些不懂事的孩子称狠。
面对着这种被人赶出来的尴尬，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悻悻离开了那校门，老肖向我解释：“现在这些孩子，我们惹不起，我们的身份不同，本来今天上街又没向队长报告，出了事还不是由自已负责，何必同这些孩子一般见识。”
学校没看成，反而用阿Q精神来安慰自己。一面向着那装牛粪的地方大步走去，任那风吹破棉甲发出的拍拍的响声，一面心里还在消化今天一天的不愉快，咀嚼在像馆里受到的冷遇，和在学校门口的闭门羹。
这一天，我像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在这少数民族聚居的国土上，不但看到它极其贫穷，更体会了它精神的极度空虚。如此在中共禁锁下封闭的社会，如何去面对一个文明世界敞开的大门？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