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5日讯】中国大陆官方一直认为，“世界上话语权的分配很不平衡，80%的信息被西方媒体垄断”。自从改革开放积聚了财力之后，就开始通过资助或者直接出资创办貌似独立的华文媒体、华文学校，并鼓励开办各种华人社团，作为统战工作的主要工具，并将这三者合称为政府的“三宝”。从3年前大张旗鼓地全力推行“大外宣计划”。这一计划分为中、英文（含其它语种）两大部分，正以雄厚的金钱做后盾稳步推进。
香港台湾两地的华文媒体是群体生态，中国大陆政府各有不同方式控制。北京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渗透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开始。2001年11月21日，美国詹姆斯坦基金会在其会刊《中国简讯》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政府是如何控制美国的华语媒体”的文章，该文章指出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国大陆政府花费了巨大努力介入海外的中文媒体，其主要策略有：投资控股、给予媒体在大陆的商业利益、安插人员等等。不少中文媒体被收买，或因不敢得罪中国大陆，在有关中国大陆的报道上越来越接近中国大陆媒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日益接近中国大陆的官式语言。该文披露，当时美国主要的四种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星岛日报》、《明报》和《侨报》，发行总量约70万份，但都受着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因为中国大陆政府“金钱统战”的结果，海外华文媒体已经有不少日益偏离新闻自由的轨道，对中国大陆的报道越来越与西方主流媒体的价值判断相反。
自2000年代中期开始，北京又采用了更成熟的控制与渗透策略。除了采取前述手法继续渗透并加强控制之外，还为世界各国的华文媒体提供了各种交流与聚合的平台。这种平台分为两类：
一、是为世界华文媒体从业者提供交流平台。
200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其目的是“聚合海内外研究资源”，该中心与中国大陆专事对外传播的政府管理部门及新闻媒体，还有海外华文媒体及其合作组织——世界华人报业协会等有着密切联系与合作关系，组织各种交流活动，为海内外华文媒体的合作及业务拓展提供“对策研究”，共同编纂《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等。国外华文媒体的负责人在这个平台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大都是如何向世界传播中国大陆官方的声音，还有世界各国华文媒体的工作心得，如美国华文杂志《彼岸》的副总编所写的“华文媒体在美国的作为以及与中国传媒之间的互动”，有些文章的标题就是“宣传和推动反独促统是海外华文媒体的光荣使命”。
二、定期举办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与各种研修班，对海外华文媒体从业者进行规训。
从2001年9月举办第一届世界华文传播论坛以来，至2009年共举办五届，每次与会的都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华文媒体数百家。按中新社社长郭招金的说法，办这论坛的目的就是“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会者心中也明白自己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据一位与会者事后感想，这种“有吃有喝有玩乐有鼓掌有照相有发言有总结有资料有礼物有欢迎有道别，一种典型的中国庙会式的‘大会’”，对于移民海外者确实有吸引力。举办者意在“招安”，而参加者更是希望自己表现好，在众多受招安者当中鹤立鸡群，备受中国大陆当局重视与关注，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与此同时，由国务院侨办出面，从2006年开始，经常举办各种海外华文媒体研修班，截止2010年共举办6期，来自法国、英国、美国、巴西、南非、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世界五大洲近百个国家的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参加了这种所谓“集体研修活动”。大陆政府的目的很明确，是让海外华文传媒负责人到北京“充电”。每次会上都有负责新闻宣传的官员到会讲课。
除传统的媒体报纸外，中国大陆还广泛涉足电台，电视业，操纵美国一些当地的华语电台，电视。中央电视台第九频道英语节目24小时不间断通过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的有线电视网在美国纽约、洛杉矶和休斯顿三城市播放，这是中央电视台与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达成的协议。自从开始这项合作之后，时代华纳旗下的CNN对中国大陆的态度马上转了180度的大弯。应该说，中国大陆政府统战海外华文媒体很有效果，每逢中国大陆有大型活动，海外华文媒体非常自觉地配合中国大陆政府的宣传。
为了海外华文媒体更自觉地配合中国大陆政府的宣传，中国大陆官方还不惜投入巨资大搞何谓“外宣媒体本土化”。所谓“外宣媒体本土化”策略包含三方面内容：
1.聘请“外宣对像国”人士作刊物的记者与编辑。
聘请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刊物对像国就地聘请。入选者多是当地有新闻从业经历者，同时还请对像国的政府官员出任外宣杂志的顾问，参与选题策划，并重金约请当地主流媒体的有影响人物为杂志撰稿，借他们的口为中国大陆说话。这类经过巧妙包装的文章有时候被当地主流媒体引用，可增强宣传效果。另一种则是以外国专家名义聘请，在北京中国大陆外文局本部工作。
2.改变以往在中国大陆印刷再运到目标国的方式，直接在对像国印刷出版。
从2004年开始，中国大陆外宣的旗舰──中国外文局率先实施“外宣期刊本土化”策略。当年10月，《今日中国》杂志社中东分社和拉美分社在开罗和墨西哥城成立，该杂志的阿拉伯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均在当地出版发行。2005年6月，《北京周报》英文版的本土化站点在北美开始运营。2005年7月，《人民中国》在日本实施本土化。这些出版物均采用国家购买方式（即所有出版物均由国家出资购买，并发送到中国驻外大使馆，由其免费赠阅给当地政要及各界精英）。以《北京周报》为例，主要赠送给北美国家国会议员及当地各大图书馆。
3.设定挑选外宣“专家”的标准。
中国外文局已积累60余年聘用外国专家的经验，参考国家外文局选拔“外国专家”的标准，就会明白大陆官方如何挑选外国专家。先说聘用“外国专家”的目的；据中国外文局国际合作部官员刘东介绍，为了弥补外宣刊物主办者远离对像国、远离读者的缺陷，外宣刊物选题时，“将外国专家当作对像国的代表”与“第一读者”，认为这些专家与预想的读者是“在同一种文化氛围下长大的”，“有他所代表的人群的性质”，知道“本国人对什么话题感兴趣，并采用本国人喜欢的方式与语言风格介绍”。在外宣部门眼中，相比中国大陆外宣记者而言，外国专家能够更好地与母国读者沟通。因此，中国外文局共聘有百余名来自世界各国的外宣专家。入选者除了有较强的母语写作能力之外，还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对华基本友好，二是愿意正确报道中国，三是有新闻写作的经历。”被大陆政府严格甄选并聘用的外宣“专家”享有较高待遇。他们的专业工作就是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为大陆政府从事外宣工作。他们涉足的领域包括图书、期刊、网路对外传播，主要是在外宣刊物的选题、采访、编辑、设计等方面提出建议。对这些外宣“专家”的待遇与工作，中国大陆专门颁有各类《外国专家管理条例》。中国外文局的相关条例中规定：工作满5年，一般不再续聘。但后来发现，5年过后，正是“专家”了解中国大陆情况比较到位的时候，也是中国大陆编辑与外国专家比较熟悉，且有合作经验的时候，因此对所谓5年服务期限有所放宽，有些专家获得长期聘用。
但人们会看到，大陆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的其本身格局：没有引导能力，从宪政到民生都是如此，不能对抗官僚集团既得利益自身运转的逻辑；甚至政令已经不能出中南海。所以，这种意识形态话语的变迁，世界舆论对其所谓“假大空”的批判，不是白说的。
在代理软体例如动态网没有广泛传播之前，或者翻墙尚未普遍之前，海外媒体成为国内渴望真相的民众的消息源，例如“杨锦麟读报”能在凤凰卫视占据收视率头把交椅，原因就在于此。可是动态网流行，翻墙成为常规动作，国外网路与国内市场化传媒和国内网路达成了一片，海外媒体就不再是消息源。打开了大门，就不要窗户。这时候海外媒体的重要性，就急剧下降。如果这时候，再以赞美政改的方式维持亲共格局，那么就会丧失公信力。
毕竟，公信力是媒体的生命，特别是要在海外生存华文媒体。现在，人们逐渐都注意到一个趋势，海外亲共媒体已经从“小骂大帮忙”来忽悠读者，不得不走向“中骂大帮忙”。因为官方越来越天怒人怨，“小骂”已经失去读者，丧失公信力，无法“大帮忙”了。
在西方社会，公信力是媒体的生命之源，这点恰好是中国大陆外宣媒体所缺乏的。中国大陆“大外宣”的目的是要塑造其良好国际形像。但一个国家的国际形像是由其国内政治社会状况来决定的，比如美国的国际形像就不是依靠美国新闻总署和白宫发言人塑造的。尽管中国大陆“大外宣”运用了金钱的力量，但商业逻辑无法取代文化逻辑。由于互联网的开通，国际社会对中国大陆的高度腐败、过于悬殊的贫富不均、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灾难，以及政府对社会反抗的暴力镇压都不陌生，也知道中国大陆媒体与互联网均处于官方严厉管制之下，缺乏公信力。因此，中国大陆政府只要继续控制媒体，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就会被视为“宣传品”，很难进入西方主流社会。在中国大陆被腐败与不公正笼罩之时，这种缺乏公信力的外宣媒体办得再多，也不可能凭借它来改善中国大陆的国际形像。相反，只会引起国内外民间舆论的强力反弹，适得其反。
不过，大陆官方的努力也没有白费。现在甚至可以说，世界华文媒体的版图已呈红色与粉红色。港台两地媒体已被北京采用种种手法渗透控制，自由度连年下降。世界各地的中文媒体也早就被中国大陆采取上述各种手法收归己用。还能够坚持独立立场且有规模效应的中文媒体只有美国之音、BBC、自由亚洲电台等少数几家。其他少数异议中文网站由于其内容的限制，与其说是公共媒体，勿宁说更象是同仁讨论圈。在中国大陆正以咄咄逼人之势，意图垄断华文媒体话语权时，西方社会裁撤美国之音、BBC等媒体的中文广播电视节目上，无异于主动放弃中文世界中最后一块未被北京掌控的言论空间。有评论说，这既对推进全球民主化事业有损，也是对中国大陆人权民主事业的放弃。
看来，全球民主化事业与中国大陆人权民主事业离中国人民是渐行渐远。因为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中国大陆再无政治家（尽管笔者对毛泽东没有正面评价）。只有政治家才能对继续急需解决而尚未解决的政治问题，承担责任和大规模推动。也就是说，包括高层在内，都是官僚集团体系大机器的螺丝钉，都是处在科层体制之下，受到科层体制捆绑的小钉子。既得利益，使他们成为一个严密的利益集团，视全球民主化事业与人权事业为仇寇。
人们注意到，大陆官方对海外媒体的关注，是“形左实右”，保留强化左倾的形式形态或者政治正确，是为了进一步攫取既得利益，尽可能实现寻租最大化，直接利益损益成为首要考虑的因素，而是否政治正确，是否亲共颇为次要。例如亲共的默多克和凤凰卫视，也一直没有好果子吃，是因为他们的进入必然侵犯既得利益。毛泽东对郭沫若说，留在党外，做外更大。也就是从意识形态渗透、宣传的角度出发，官方也会将一些海外报纸，限制在海外，来统战港台人士亲共，这也是大外宣的组成部分。如果这一些报纸进入大陆，那么就丧失了统战意义。因此，大陆官方决不允许海外报纸进入国内。非我组织之内，其心必异。官方有如此强烈的敌我之分，作为政治决断前提。官方最怕的不是敌人，而是伪装成自己人的那一些人。所以最可笑的，就是认为伪装成官方内人，就能保护自己。
构成海外媒体主笔或者主导性政治判断是中国大陆1980年代语境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着身为局外人却是局内人的亲善幻觉。1980年代知识分子有着从文革到改革的上升身位形成的虚幻同一质，和上升的可能性。他们不把自己当做共产党的外人，觉得改革还有希望。实际上，经过精神分析，他们本质上是幻想进入体制和参与分赃。
1980年代统治者因为文革，显得没有力量感，因为需要让人觉得与知识分子在合作，顺从民间的潮流，这不过是在委曲求全而已。所以让知识分子有与官方二位一体的幻觉，忘记了从来都是潜在敌对关系。1980年代与1950年代的知识分子良好幻觉，本来就是同床异梦，一个要延续专政，一个要意淫自由。目前能获得“自由”，是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特许的，随时都可能被剥夺。偶然的，不确定的成就，无法制度化。总体上还是猫手上待吃而玩弄的老鼠。老鼠不能自大，以为有了自由。还是应该按照猫的眼光认识自己是否有自由。
市场化媒体成都商报与南方报系，竞标《新闻周刊》非价格原因被拒绝，其原因在于尖锐地新闻价值对立。不管如何市场化，中国大陆媒体都是有狼性的，如何伪装成羊都没用。如此一点，不管如何努力靠近，与西方自由媒体比较，都是人与神的不可跨越差距。
精卫填海的故事告诉人们，1980年代知识分子他们玩的不是政治，不追求收益和进展。行为行动与目标之间的鸿沟，用幻想来填补。他们有着民主化进程中极权主义心理，不会出于民意而政改也不会处于西方压力而政改。只有意外的天谴，例如大规模战争威胁、大规模灾害。只有神力，才能迫使政改。绝不会出于人力。
海外报纸的读者，当然是当地的。他们有着强烈的资产阶级情绪，例如温和改良，来看待大陆政局，也希望大陆人民能如他们一般。可是他们是局外人，不知道局内人的水深火热，内心如焚，尤其是中国大陆前途如同深渊就在眼前的时候。他们是“冬江水寒鸡不知”，是后知后觉，因为没有切身的伤害。即使这一些海外媒体还是立足于海外读者，那么其网路版的读者，就应该是国内读者。而中国大陆官方一直认为，“世界上话语权的分配很不平衡，80%的信息被西方媒体垄断”，为推动以争夺话语权为目标的“大外宣计划”，中国大陆不断挥洒金雨扶植各种外宣媒体。——这，也是一种愚昧，最后结局只能是鸡飞蛋打。
文章来源：《大中华思想门户》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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