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4日讯】中国大陆被誉为新兴经济体的“楷模”，许多人到中国大陆发展商业或进行投资。不过，国际商务组织近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大陆官场政治透明度低、不讲信用、腐败严重，中国大陆劳力市场风险高，商业投资环境差，投资者赚钱难。报告指出，统计数据令人大跌眼镜，“金砖五国”综合指标“出乎意外”地拖后腿，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最佳商业投资地。
报告指出，加拿大的商业投资环境好于美国和任何新兴市场的国家，包括“金砖五国”巴西、中国大陆、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的税收系统和有利于企业发展的低商业税。报告根据政治透明度、劳力市场状况、商业投资风险和税务系统等综合指标来评估一个国家的商业投资环境。报告对20个发展国家的商业投资指标进行了研究比较，并用加拿大的相应数据作为参考。
根据BWB报告数据，中国大陆政治不透明、腐败和非法侵占私人财产情况严重，劳动力市场风险高，税务系统效率低，商业税重。《环球邮报》10月13日“中共加入无信用俱乐部”的报道指出，中国大陆过去几十年“无节制”和“不可靠”的经济增长已经导致严重的资产分配混乱、巨大的民间及银行借贷坏账、难于控制的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由于没有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在中国大陆发展商业和进行投资，私人财产得不到有效保障。
报道指出，由于长期操控货币汇率，中国大陆官场政府信誉不断恶化，并终将失信于世界，“一个不能令人信赖的政府很难长期保持经济繁荣”。
10月13日，中国大陆官方贸易报告数据，中国大陆9月份贸易顺差为145亿美元，低于经济学家预计的170亿美元，是2011年5月以来的最小贸易顺差，9月份出口增长为过去7个月的最小增长。由于全球经济增长和需求减缓，中国大陆出口增长恐继续减缓。“现在跟中国大陆做生意很难赚钱。”管理2千亿加元资产的加拿大魁北克退休基金CDPQ副主席BernardMorency说：“近几年来，中国大陆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市场变得更加不稳定，投资多样化优势逐渐消失。”
报告指出，“金砖五国”中的巴西、印度和中国大陆在受调查的20个发展国家的排位中拖后腿，分别位于倒第2、倒数第3和倒数第5，俄罗斯位于第11位，南非位居第4。在调查的20个发展国家中，综合指标值（66个指标的平均值）排列前5位的国家依次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第1）、智利、马来西亚、南非和台湾（第5）。排列最后5位的国家依次是阿根廷（倒数第1）、印度、巴西、越南和中国大陆（倒数第5）。
中国大陆的政治透明度为3.5（满分为10）；俄罗斯为2.1最低；智利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政治透明度最好，分别为7.2和6.3。
中国大陆劳力市场的风险值为64，在受调查的发展国家中位居倒数第2，倒数第1是越南。劳力市场风险最低的3个国家（地区）分别是台湾、匈牙利和智利，分别得分32、32和36。数字越大，风险越高。
中国大陆的商业风险值为47，智利商业风险值22为最低，阿根廷58为最高。中国大陆商业风险分别是加拿大（18）的2.67倍。中国大陆的商业税为63.3%，在受调查的20个国家中是税收第4高的国家，是加拿大商业税（29.2%）的2.2倍。中国大陆税收系统的得分为114；印度的税收系统的效率最低，得分164。分数越低，报税程序越简单，效率越高，使用的人力和时间越少。中国大陆商业保税的复杂程度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22.8倍。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税收系统最有效，得分5。
受调查的20个发展国家综合指数的排名依次是（括弧中的数字为排名）：阿拉伯联合大公国（1）、智利（2）、马来西亚（3）、南非（4）、台湾（5）、土耳其（6）、秘鲁（7）、匈牙利（8）、波兰（9）、泰国（10）、俄罗斯（11）、菲律宾（12）、墨西哥（13）、埃及（14）、哥伦比亚（15）、中国大陆（16）、越南（17）、巴西（18）、印度（19）、阿根廷（20）。作为参考，加拿大政治透明度为8.9，劳动力市场风险值为29，商业风险值为18，税收系统的效率值为10，商业税为29.2。
对于中国大陆，国内民众也感触甚深。他们经常的话语是：见过腐败的，没见过这么腐败的！中国大陆官员在民众中的整体形象，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糟糕程度，中国大陆如今官民之间的关系，紧张到剑拔弩张。原因当然很多，但最直接的、最经常的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是腐败！是官员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穷凶极恶的腐败！
谁也无法说清当代中国大陆各级官员的贪污和各个领域的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
老百姓说起腐败，没什么高深理论，没什么精确数据，但极为朴实，极为形象。民间曾有一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是“如果把中国大陆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现在又有了最新版，说：“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还有一句民谚，也很经典，说：“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党！”这两个“经典”的警示意义和深刻程度，实在是超过所有中央文件、领导报告、党报社评、学者高论。
以往，贪污万元便是大案要案，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而今贪污罪款数字巨大，动辄千万，上亿，如：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4.2亿；中国大陆官场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还有最近被“双轨”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忆！今年落网的原铁道部长据说贪污百亿，网传他居然要用20以买一个副总理当当！
以往，揪出一个局长，就算是大老虎，就会引起震动，就会口口相传，议论很久。如今贪官太多，多得让人难以记住，多得让人熟视无睹。老百姓说，如今揪出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一百个人民大会堂，揪出的科长、处长可以站满十个天安门广场。现在就是揪出个省长、部长，人们也已不再大吃一惊；即便揪出个把政治局常委，也断然不会像以往揪出陈希同那样举国震惊。当今中国大陆的腐败和以往不同，和国外也迥然有异；中国大陆的贪官们也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时俱进，在贪污的规模、腐败的层次、应对的策略、选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确有鲜明的中国大陆特色。
1、集团化。
中国大陆的腐败在20世纪的后50年，绝大多数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基本上是一人一案。那时的腐败分子只是一锅饭里的一粒老鼠屎，一堵墙上的一块“豆腐砖”；腐败分子之间很少同谋合污，很少窝案串案。自从上一世纪最后十年，腐败分子逐渐结伙抱团，动辄便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甚至出现数十人、数百人的贪污集团，规模化了，集团化了。上一世纪末的陈希同一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说它，进入本世纪后，集团性的腐败越演越烈，遍布全国，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如，2001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败分子有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省公安厅副厅长、国家安全局官员，还涉及军队、政府、警察、海关等方面人员200多人；2002年4月，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一案案发，绥化市下辖的十个县市，一半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将近260多人都卷入此案。同年，顺藤摸瓜，又相继揪出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以及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洪彦；2004至2005年，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和他的后任徐波因贪污腐败先后落马，张华琪一案涉及120人，徐波一案涉及78人，先后共有200人纷纷倒台。此前，从阜阳政坛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两位省部级、8位市委常委、11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阜阳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却是专出腐败干部的高产地；2005年初，黑龙江原政协副主席韩桂枝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龙江政坛大震荡。原副省长付晓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原省委秘书长张秋阳及原省检察长徐发、原省法院院长徐衍东均被免职。此后，黑龙江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调整之频繁，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先后有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等多个地市，以及交通厅、人事厅、司法厅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被撤销或免去职务，整个黑龙江政坛几近瘫痪，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内向黑龙江紧急派出6位省部级领导，分别担任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长、省高院院长等职。此后，中央又从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厅级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空降”黑龙江，分别进入各省级党政机关综合职能部门，出任省长助理、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
2、部门化。
腐败的集团化是以地区划分，或某地的省市委，或某地的地县委，主要是指党的系统的腐败。但中国大陆从来党政不分，党的干部往往兼有行政职务，所以在一个大的腐败集团里，是不以部门为界的，一定会牵连到各个部门。而且一个地区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出现腐败，才有可能出现腐败集团。而腐败的部门化，是指某一地区的职能部门和行业系统的腐败，虽然这也有集团性质，但其部门的特点非常突出，如交通部门的腐败、组织机构的腐败、司法系统的腐败、教育单位的腐败、军队领域的腐败、医疗事业的腐败等等。
在所有部门腐败中，交通部门的腐败也许最为严重。全国交通厅长犯罪之多，骇人听闻，1997年至今，计有江苏省原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四川省原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广东省原交通厅厅长牛和恩、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晋福祥、黑龙江省原交通厅副厅长王孝慈等近20名省交通厅长、副厅长，因腐败纷纷倒台。至于市县一级腐败的交通局长，就更不计其数了。最不可思议的是河南省竟然四任交通厅长像接龙似地前“腐”后继。按理说，在同一个部门里，前任翻车，后任自会本能地格外小心，不太会重蹈复辙，谁知主管交通的这些厅长们，居然如此不遵守“交通规则”，连续出现“交通事故”，而且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一个比一个更贪！
党的组织部门本应是最守党纪，最讲原则，也是最为清廉的清水衙门。以前说跟着组织部“提高觉悟，思想进步”；如今则是“倒腾干部，发财致富”。到了本世纪，凡是腐败的组织部门统统成了“官帽批发商”。1996年3月到2002年5月，安徽的韩希鹏在担任颍东区委书记及市委组织部长的6年间，总共卖出23顶官帽，平均一个季度出售一顶。收受钱物75次达90多万元。韩希鹏把家当成了“顶戴花翎”门市部。他说1998年春节，往市机关大院行贿送礼的车子有几百辆，往他家买官送礼也多得要排队。湖南郴州市的刘清江，曾化100万元向他的亲家市委书记李大伦买到组织部长官帽一顶，然后两人狼狈为奸，干脆让市委大院当成“乌纱帽批发公司”，各种官帽均按含权量大小论价出售，总共收受2000万元。比如疯狂卖官的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他在离任前大肆卖官，从“零售”到“批发”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突击“批发”官帽432顶，致使该县许多单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整个县委机只有打字员等6人是兵，其余全是官，全是领导。有个会计竟升为法院副院长，有个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全国各地领导让自己司机当官的其实并不少，上海就有！
但所有的“乌纱帽批发”案发后，卖官人的乌纱帽给摘了，可买来的乌纱帽还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有一个官帽买主说：“这把交椅我是花钱买的，所有权就是我的。我要是买了一辆自行车，是小偷偷来的，后来失主知道了，要我还，我能还吗？要还也行，把钱退给我！”说得还理直气壮，真让人哭笑不得。
组织部门的腐败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腐败和集团腐败，它已是制度性腐败，已是剧毒攻心，病入膏肓的腐败。
在中国大陆，权、钱、色从来是三位一体。人民赋予官员们权力，本来是想让他们帮助人民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让人民更好地投入到生产经营和发展中的，本来是想让他们用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未曾想到，人民赋予官员们的权力，被狗日的官们拿去糟蹋，狗日的官们不仅拿着人民赋予的权力巧取豪夺了太多的人民血汗财富，还将人民踩在脚下，欺压人民，剥削人民。贪官们不仅巧取豪夺人民血汗创造的财富，还大肆玩弄人民的妻子和女儿。时至今日，官们的疯狂的反动的举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报载，当今贪官“玩女人”已经到了疯狂之极的地步；如今的贪官“玩女人”不再像他们的某些“前辈”那样“遮遮掩掩”了，而是堂而皇之公开化了。“玩女人”对于他们来说是“小菜一碟”，不怕组织管（事实上通常组织也不管），而且也不怕下属议论。他们不仅敢于公开地玩，还玩出了很多花样。嫖娼对于当今的贪官们而言，已经“没什么意思”，他们已经不干这种“低级活”了，他们更愿意将自己中意的女人像养金丝雀般地“包养”起来；“玩”“风尘女子”那太没劲了，他们更喜欢玩“女干部、女教师、女老板、学生妹”；光自己玩没劲，还开始共同“享有”情妇，或交换情妇，换着“玩”；女人年轻漂亮，那是必须的，那些年老色衰的，他们才不感兴趣呢，像他们的某些“前辈”多老土，是个女人也“上”；嫖嫖幼、“玩玩”学生妹、体验体验强奸的刺激，这是当今一些贪官的“特殊嗜好”，他们才不怕法律惩治呢，法律对于他们来说算个屁！据说，现在的一些贪官“玩女人”又出现了“新动向”——他们只跟有利用价值的女人上床。为什么？因为当今愿意上贪官们床的女人太多了，可供贪官们“享用”的“性资源”太丰富了，贪官们大可不必像他们的某些“前辈”那样“饥不择食”，他们对于送上门来的女人开始变得挑剔了，不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通常只能做贪官的“露水情人”，不能长久，而那些真正能做“长久情人”的，往往是那些姿色颇佳、而且还有利用价值的女人。比如某贪官又看上了一个姿色颇佳的女干部，两人如今经常在一起卿卿我我，难舍难分，此贪官因何要选择此女干部做自己的情人？因为此女干部的老爸是一公司老板，贪官有不少“黑钱”要在女干部老爸的公司里“洗”。而女干部主要是看上此贪官身居高位，位高权重，不仅可以让自己“日后提拔”，还可以“照顾”她老爸的生意。这就是如今某些贪官“玩女人”的“新动向”，他们不仅要从女人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丰富性爱”，还要充分开发女人的家族资源和社会资源，从中获得物质回报，当然，他们给予这些女人的回报也不少。
如今，贪官们几乎垄断了所有的国家和社会资源，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实在太大了，而人民却无法监督制约他们，这样的态势导致一些企图“走捷径”的女人，犹如苍蝇逐臭般纷纷投向了他们的怀抱。在这样一种态势之下，贪官们“玩女人”顺风顺水，春风得意。
政治腐败，导致了经济腐败，而经济腐败又加速了政治腐败的无可逆转。在政经双重腐败下，中国大陆看似繁荣，但一如沙垒的大厦，禁不起风吹草动。目下，中国大陆经济，已经是危如累卵。
这是一般经济学家都认同，经济增长依靠三个动力，投资、出口和消费。中国大陆经济连续增长10多年，依靠的是对外出口和国内投资。一直以来，中国大陆国内消费增长疲弱，也是中国大陆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共识，而且此问题的改善，需要对中国大陆经济收入分配进行大规模的转变，却依靠整个体制的变化。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如果详细考量中国大陆的经济，实际上其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活动本身的货币化过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房地产市场。根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管清友的数据，中国大陆房地产业在过去一年内，便创造了3万亿人民币的政府财政收入。他在微博中发表了一个过去近20年来中国大陆官场地方当局卖地收入的图表，结果相当惊人。根据他的计算，从1989年到2010年的21年间，中国大陆官场各级政权每年卖地的收入，从4.5亿增加到3万亿，增长了6732倍。而各级政权财政收入，则从1989年的1842.38亿，增加到2010年的4万613.04亿，增长了21倍。同样让人惊讶的，是这4万亿财政中，居然有3万亿是卖地的收入，中国大陆官场地方当局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达到75％。管清友特别澄清，有关的数据全部根据官方公开的数据，而非所谓“秘密来源”。数据披露之后，中国大陆网民大声惊呼，难怪中国大陆房价如此之高！
近10多年推动中国大陆经济的另一个火车头是出口。中国大陆对外出口价值每年超过10万亿人民币，占了中国大陆2010年GDP的四分之一，如果加上进口价值，中国大陆进出口创造的GDP占了中国大陆经济的一半以上，大量官营和民营的企业依靠出口货品生存。然而美国经济不景气，欧洲陷入新的困境，中国大陆通货膨胀导致的劳动力和原料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汇率上升造成的问题，中国大陆的进出口即使不衰退，大概也难以获得以往一样的实际增长。根据浙江温州官方的数据，这个中国大陆出口大省，2011年出口大概下降了三成，大约四成的出口企业亏损，大量企业停工。
问题还在于，中国大陆经济滑坡，国家收入下降，将直接导致资金外流。最近几个月，在华投机资金开始出逃，境外企业抛售高档商业房地产，消息每天疯传。经济增长的持续发展，主要依靠初期积累的资本不断滚动，一旦资本逃出系统之外，经济陷入停滞难以避免。上世纪下半叶，南美多个国家经历过类似的局面。
中国大陆商业精英也在外逃。有数据显示，大约七成的中国大陆富人（百万美元资产以上）准备或者已经移民，大规模资金外逃的局面正在发生。
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无非减税和增加投资，前者大陆政权不可能采用，而后者已经是强弩之末。2008年4万亿人民币投入刺激经济增长，结果大部分到了国有垄断企业和权贵手中。中国大陆房地产市场过去两年的飙升和股市上升，都是中国大陆当局经济刺激方案的结果。最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几乎都是望洋兴叹，无法获得真正的支持。目前，浙江、广东的中小企业困境不是偶然的，去年以来有多位经济学者指出其必然性和对中国大陆经济的危害。但中国大陆现行制度已经失去了调整的弹性，各级政权官员以及他们周边的裙带形成的圈子力量巨大，连中南海都毫无办法。
中国大陆经济危机已经在发生之中。而根据牛顿定律，物体质量越大，运动惯性越大。以中国大陆如此庞大的规模，即使有人指出危险，也没有人有力量改变未来的结果。
目前，中国大陆政治不透明、腐败和非法侵占私人财产情况严重，劳动力市场风险高，税务系统效率低，商业税重，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在各方面指标上，都不如对岸台湾。甚至连印度、智利和阿拉伯国家都不如！何去何从？！
文章来源：《大中华思想门户》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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