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3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五章：流放盐源农场
第八节：参观
正当我们的学习刚进入辩论高潮，1966年3月下旬，农场接到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的通知，要所属的所有劳改单位按照规定的比例，挑选代表，去成都参观由公安厅所组织的“形势教育”专题活动。
参观的内容包括成都的市容，以及当时正在青羊宫展出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五十五面红旗全国巡回展览”和“全国三新产品成果展览”。
中共建政以来，曾组织过几次在押战犯到社会上参观，其用意不外乎是向在押人，展示国家在中共领导下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加速对他们的洗脑，并借此来向国际社会显示他们“劳改”的人道主义，以改变孤立的国际处境。
不过这一次参观，是在国家经历了一次和平时期的空前灾难，一场大规模的饥荒刚刚“复苏”之际，想借犯人之口，来“歌颂”被国内外普遍谴责的“三面红旗”，带有明显的打肿脸充胖子这种自欺欺人目的。
按照省劳动厅分配的名额，盐源牧场派赴本次参观的总名额共二十二名。场部分给六队的名额占了三人。而李培连又从他举办的这个改造思想为主的“试验田”中指派了两个人，一个朱国骥，一个便是我，朱国骥是选出来的思想改造好的代表人物，我当然是“实验田”里要进行“攻坚”的人物。
选择我们俩一起参观学习，“全面”的反映管教科正、反兼顾，有一种“效果”上对比的考虑，也是加强监督，及时收集反映的一种手段。
（一）刘顺森
剩下的一人，李培连选中了刘顺森。1963年从重庆监狱调往甘洛途中，我们在雅安监狱抢馒头事件中相识，但一直分在两处，彼此还没有朝夕相处的机会。这一次相聚，我有机会详细知道了他的出身、家庭等等。
他出身工人家庭，父亲和母亲都是工人，用共产党的话说，祖宗三代都是工人阶级，本属于“革命”依靠对象，就因少年时代读到苏共第十九大上，赫鲁晓夫所作反斯大林秘密报告中，少年敏锐的他，恰对中共产生相反的认识。
后来他又从姐姐在重庆市青年团机关工作的便利，得到了当时从来没公开的党内“机密”材料，更深的认识了中共内部的虚假和残暴。加上1958年他亲眼目睹了中共对知识份子无理的摧残，以及粮食定量的灾难性结果，与陈力可谓同一类型的人，成为毛泽东主义的叛逆。
1957年，仅十五岁的他，因为在街上散发反对粮食统购统销的传单，涉及当时中共在粮食问题上的“秘密”材料，而被认定散发反革命传单，被抓进了重庆市少管所。
李培连评价他是：“初生之犊不怕虎，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狂”，这次在两百人中选中了他参加成都的学习，足见管教科对他的重视！
三月十三日，按照场部的通知，全农场选出来的二十二名代表集中在农一队，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参观前学习，我们三个人带上换洗衣服和毛巾，跟着钟管教再次来到农一队。
离开这里只有两个月，钟平波除夕之夜在这片坝子里的精彩表演，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同他交谈，我和刘顺森商量后，决定趁此机会同他聚一聚，那次相聚彼此非常坦诚。
自从黄联关调到西昌，钟平波一直就在农一队，这因为他的刑期较短，而我和刘顺森刑期都是十五年以上，大家讲了一些分别后的见闻，讲到对这次参观的看法，他态度非常冷淡，说农一队近三百号人仅只有一个名额，而且是一个平时负责出工集合的大组长，用他的话说：“这是做给别人看的，没什么意思。”并且说最近从成都来的人，讲到内地情况，老百姓依然穿补巴衣，半饥半饱渡日，所以没有什么可看的。
参观集中的当天晚上，偏偏赶上停电，全场一片漆黑。派出去监督大家的干事一个也没有到，负责这次带队的管教科股长庞玉笃，显得十分紧张，他担心摸黑跑了人就负不了那责。所以赶紧吩咐农一队的余管教，将二十二个人集中在干部会议室，点起了蜡烛，组织了参观第一次点名和座谈。
庞玉笃拿出点名册，点过名以后便叫大家坐谈对这次参观学习的体会，参观还没有开始，“体会”又从何说起？自己被管教科相中，在农场近万人之中，中了这难得的头采，明摆着要大家对场部进行一翻感激零涕的吹拍，对本来就很低下的犯人，受宠若惊，这本就是预料中的事。
坐谈会一开始，朱国骥迫不及待的放了头炮，接着，依次都表了态。说些不辜负之类的奉承话。惟独只有我和刘顺森以及古柏来的代表，始终缄口沉默，因为讲违心话，实在有悖于这么多年的亲身体验，事实的伤痕实在太深了。这恐怕决不是一两次参观所能抚平的。本来沉默表示我们的反对已经是很策略，何必在这参观前夕去扫了这位庞玉笃的兴？
可偏偏他指明点姓的要我讲讲我的感受，既然如此，我也不能不识抬举，便从容的说道：“首先声明，对参观这件事，我本来就没有太大兴趣，所以也不会说感恩戴德的话，只是希望我在参观中看到的事实，能与报纸上的宣传相一致就好了。”
那庞股长早就习惯了我这种不冷不热的反调，倒是朱国骥却认为，我应该体会到这是管教科对我的关怀。真没想到，在农六队的较劲他还觉得不过瘾，现在居然到了这里还要纠缠我玩。“感恩戴德”显然被他理解为我对他的挖苦。
不过，事实很快令人信服地证明我的冷淡是对的，按照这二十二个代表估计，管教科会对我们出去参观学习的人，生活应有所表示，大家猜想在这短短的几天参观中，不会再吃每天一斤的定量，其次至少也要在这几天内让代表们不受约束，晚上可以住几天旅馆什么的，以显示政府对我们的宽容和信任。
到了第二天庞股长便将二十二名代表分成了五个组，每个组都安排了一名管教干事跟班，出发前首先就向我们宣布本次参观的纪律，规定参观期间禁止单独行动，有事要离开组必须经本组管教干事同意，否则擅自行动则以逃跑论处。看来我们仍要在枪杆子监督下完成“参观任务”。
庞股长宣布的出行纪律，反映出对大家的不信任，原先欢天喜地的个别“代表”被泼了当头一盆冷水，第一天发言原先激动的情绪已经熄灭。
至于生活，庞股长继续宣布道：“在队上定量的基础上，每人每天增加二两粮食。”原先打算吃几天饱饭的人失望的看着他。散会后，看看时间还早，有钱的人都一齐朝场部走去，在小卖部买了许多饼干，干粮之类的东西带上。
三月十六日一大清早，二十二名“代表”便坐上了一辆带棚的卡车，在另一辆吉普车里载着五名管教干事押送下，卡车向成都进发了。车行途中，大家没有说笑，开始集中那天的新鲜气氛，被庞股长宣布的“纪律”和森严的守备彻底破坏了。就连情绪最亢奋的朱国骥也搭拉着脑袋，在拥挤的车里一言不发。
当然庞玉笃们根本不在乎这些参观者们在想什么，他们向来是奉命办事，最大的忌讳便是有人从他们的手底下跑掉。
于是，刘顺森开始向朱国骥取笑道：“别垂头丧气的，你当了上万犯人的代表够体面的？”对方报以苦笑！
第一天行程，中午在平川附近的一个小饭店里停车吃午饭，这是我们到盐源来第一次进馆子。原先已听说三自一包以后，农业开始有点复苏，进饭店再不象原来那样，除了交纳粮票和配给一瓢连油星都看不见的牛皮菜外，便只有凭粮票才能买到的“高级饼子”。今天这一顿吃的是包谷面与米绊在一起的“干饭”，三个盘子里装的虽然都是些青菜萝卜之类的东西，但已能品出“油炒”的滋味，每人四两饭，装了一个“冒儿头”，吃下有饱感。
能体面的坐在饭馆里，同干事们异桌同餐，使朱国骥又笑逐颜开起来，吃完饭上车以后，大家还猜今晚西昌会不会住旅馆，因为饭馆都准“代表”们用食，为了体现“参观”的特殊需要，住旅馆又怎会成一件难事？古柏来的两个年轻“代表”还大谈“自然灾害”时期的旅馆，是凭户口和“票证”去住的，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下午的旅途显然活跃了许多。
可是，当我们到达西昌时，敞篷卡车却径直的开到了西昌看守所门外，那时大约是下午五点钟光景，天色尚早，几个年轻人苦苦要求庞股长允许他们能“集体”去西昌街道上“参观”。并说了一大堆为更好完成本次学习任务的好话。
可是这位庞股长毫不犹豫地将我们赶进了那监狱的铁门里。还向西昌监狱的守门值班干事交代了总人数，“交差”完毕后，吉普车开走了。
我们这二十二个盐源来的囚犯，排好了队，由那接收我们的干事带领着钻进了黑洞洞的铁门，来到两间显然是早已为我们准备好的监房里，那里面扑来一股臭味，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桶盛满尿的罐子敞开放在屋角落里，地上铺着草，看样子是关押犯人腾出来的监舍。
在车上讨论得兴高采烈的小伙子不开腔了，“旅馆”岂是我们住的？等待我们一路的肯定就是沿途这样的带臭味的牢房。还好，不一会炊事员给我们挑来了菜稀饭和二十二个碗，大家喝了稀饭便倒在那草铺上睡去，半夜里仿佛听到隔壁监舍里传来的镣铐声，咒诅声。
第二天的行程，几乎重复着第一天的样子，晚上又在石棉的看守所里过了相似的一夜，几个年轻人做的“旅游”梦彻底破灭了，如果此时庞玉笃再要组织“代表们”谈“参观前的感想”恐怕就很实在，就不会有人发表“感激”政府的人道主义发言了。
第三天晚上到达雅安时，天色已经很晚，我不由得又想起了三元宫，进入雅安城以后，我便从汽车后面开的棚窗口，下意识的张望，想从新的回顾一下三年前抢馒头的地方，却没想到汽车在雅安城里，拐弯抹角的把我们送到一处高大建筑的铁钎门外停了下来，我们将头探出车棚张望，只见铁门旁边的门灯下面，挂着醒目的招牌“雅安砖瓦厂”。
恰好那一天又正逢星期六，铁门紧闭，庞股长一边打着门，一边向黑压压的大楼里喊了好一阵子，才走出一个老头，他一面走来，一面在揉着惺忪的睡眼，当庞管教隔着钎子门向他说明了情况，并亮出证件，他才慢腾腾的打开了大门。
汽车开了进去，在一栋大楼前面停了下来，我们下车后，庞股长带着命令的口气，要看守人赶快通知值班干部，守门人回答说：“今天星期六，大家早就回家了，办公大楼里没有一个人。”一边说一边还埋怨说：“为什么你们来前不早一点通知？现在上那儿去找人？”
庞股长只好指着我们这二十二个人向老头说道：“就打开你们的会议室什么的过一夜，明天还往成都赶路。”商量了好一会，我们被带进了一个宽大的屋子里，里面是一排排的靠背长椅，看来今天我们只好将就在这儿“和衣而眠”了。
住处找到后，肚子早已饿得咕咕直叫，我们又走出大门，叫开了近旁一个小饭馆，店伙计为我们从新捅开了已经封好的炉子，在那里每人吃了一碗面。
当我们回到今晚落住的大房间里，庞股长照例把我们交给了守门人，便离开那里，开着车另找住处去了。
我们被锁在办公大楼里，打开那屋子的窗户，庭院里将一股股玫瑰的芳香送了进来，我从窗向外望去，依凭着月黑头，可以分辨出那走廊边黑压压一片的灌木丛，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
第二天，已经八点钟了，所有的二十二个人已经醒来，将就着在安在走廊角落的自来水龙头，取出毛巾洗了脸。走出那屋子，其余房门都上了锁。便走出这栋大楼的门，沿着石梯走了下去，石梯的两侧是花圃，里面裁满了玫瑰和月季，昨夜的芳香就是从这里传出的。玫瑰的花藤覆盖了四周的墙角，整个环境倒十分幽静，院子里静悄悄的毫无动静，也不知道有没有人。
只是奇怪昨天那开门的老头却没有看见，而昨晚进来的大门上一把大锁静静的吊在那里，看样子那老头还在睡觉，这老家伙也真贪睡，看看挂在办公室楼门口的那口大钟，已经是九点了。
“组长们”没有一个露脸，倘若此时，有人乘机不告而别，这庞股长的约法三章便只好落空。最令我们感到难受的是，昨晚填进肚里的那碗小面实在不抵事，胃里空空的直叫，本无散步兴趣，但是，干巴巴在大门上等，还不如走走。
于是我和刘顺森信步沿着那灌木夹着的过道向里走去。两排平房中一排被变电室占去，空着的另一排好像是车库，上了锁，四周的围墙很高，上面架着电网，估计这里原来可能是规划作犯人监舍的，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这么做。从墙头上望去，大约两三里远是砖瓦厂的烟囱，原来真正的砖厂并不在这里。
耐着性子，我们一直等到十点钟，依然没有一个人来，仿佛这二十二名代表被人遗忘了似的。几个年轻人早以按奈不住，扒在钎子门的铁条上朝外面大喊“开门”，嘴里咕噜着牢骚和怪话，然而这都无济于事，便相约着合著拍子，一齐合声大喊！附近楼房里的老百姓，惊奇的打开家门朝这里张望。
看看挂在办公室楼里的时钟已经十一点钟了，人们在墙角找到了一些砖头，不知谁还找来了一根铁棍，不管三七二十一，怒气冲冲的刘顺森对准那钎子门上的铁锁砸去，门被砸得乒乓作响。
一个人影在大门外出现了，几分钟后，几名全副武装的民警赶到了铁钎子门外，二十二张嘴开始向民警陈述事情的经过，说我们是到成都参观的代表，昨晚把我们关在这里，饭也没吃，现在快到中午了，还不见带队的人来。还说：“如果我们趁大楼里没人，把所有办公室偷个精光，你们上那儿去找人？”警察们正在商量怎么办，庞股长的吉普车在这个时候开到了。
大门外也围了一大群人，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庞股长下车后，故作惊讶的问道：“昨晚我已经跟他们的队长在电话上联系好了的，怎么到这个时候还没人来？”又问道：“昨晚开门的那个老头呢？”围观人群中的一个老太太发话了：“他一清早就走了，我看见的。”
刘顺森按不住喊道：“这些国家干部，吃饱了肚子，平时什么事都不干，星期天只顾自己寻欢作乐，连自己的办公室和正事都不干了，我们这二十二个人可是饿着肚子被关到这个时候。”那庞管教立刻板起面孔，隔着钎子门呵责道：“你一个犯人骂谁呢？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吵闹撬门”？
围观的老百姓又一阵乱哄哄的议论，听得出他们对这个官僚的横蛮态度颇不以为然。砖瓦厂的队长终于出现了，他提着一大串钥匙，从老百姓围观的人群中挤了过来，费了好一阵劲才把门打开，看样子那锁也不知道被那块砖头砸中，锁心变形了。
铁门打开了，庞玉笃立即把二十二名“代表“从新叫到昨晚过宿的房子里，关上了门，一迭声吼着，要刘顺森明确自己的身份，并且承认今天带头喧闹砸锁是一种严重犯罪行为，而刘顺森据理力争说，这明明是庞股长一手造成的，大家无凭白故饿着肚子被关了半天，如发生更大的事故，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两个人唇枪舌战地在屋子里干开了。
所有同行的二十二个人都瞪大了眼睛，静静地听他们吵架，他们中也许多数人还没有看到这备受打骂的犯人，敢同管教干事们如此顶嘴。
谁不耐烦地吼道：“我们都整整饿了一夜加半天了，到现在还粒米未沾，先把饭给我们吃了好不好？”大家便一哄响应，争吵才得停止。我们被叫到砖瓦厂的犯人食堂里吃了饭，这一顿与盐源农场一样，吃的是罐罐饭。
下午，庞玉笃从整力量，由五个组长压堂子，正式的召开了对刘顺森的批判斗争会。会上庞玉笃重申这次参观的“纪律”，强调大家不要以为出来参观，就忘了自己的身份，在他眼里，任何时候只有他们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的份，绝对禁止我们的反抗。
不由分说，当场就以“聚众闹监”的名义，给刘顺森带上了手铐。还说因为念及刘顺森年轻，考虑到参观期间从轻发落。
这可是当年我们看到战犯们参观所绝对看不到的场面，大家亲眼看到这件事的始末，内心再次受到了震动，就连朱国骥都一言不发了，我在临出发前的一翻话，果然的言中了。
我们在砖瓦厂就这样多滞留了一天，这天晚上那砖瓦厂的队长总算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派人送来了二十二床被盖，西昌三月底确实相当冷，前一天晚上可以说是冻了一晚上，先前还在唱赞美歌的同行者，也一齐的骂起娘来。
这天晚上我和刘顺森搬了两张长凳拼在一起，背靠在椅背上，一边聊着三元宫抢馒头的那晚故事，大家都围拢来津津有味的听着，忽然，刘顺森理了理手上的手铐，从长椅上站起来用那手铐敲击着凳子的靠背，润润喉咙引亢高歌起来，仿叶挺“黑牢诗”自编歌辞唱道：
（二）带着手铐参观
“带铐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男儿从此去，壮士不回头。长夜盼天明，拂晓待鸡鸣。”唱罢，声音里带着哽咽，满屋子里的人都鸦雀无声，也许触井生情了！。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何尝不是带着沉重的枷锁，行进在这漫漫流放地的长夜之中？到了这个时候，参观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开心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上车时，庞玉笃总算给刘顺森下了手铐，这原因当然是给他自己留面子，眼看就要到成都了，他总不能押着一个戴手铐的人来参加这堂堂皇皇的参观学习吧！
下午四点钟左右，汽车经过新津后沿着平直宽阔的公路宾士起来。同车的人中家在成都的就有五六人，回到自己家乡，便开始相互指点着窗外，讨论这一带的地名和小吃习俗，气氛才开始活跃起来。
川西平原的阳春季节，比之盐源大不相同，春分已过，平坦的农田已点点翠绿，这正是栽秧季节，农夫们在田里栽插的镜头，迅速唤回了六年前我在南桐农村里所见的印象，潜意识中，渴望看到面前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心底里决不希望那灾难岁月的农村继续演译下去，即使毛泽东还没有垮台。因为灾难的直接承受者难道不都是普通老百姓幺？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
六点多钟，我们的车终于驰进了宁夏街监狱，与三年前充军甘洛离开时相比较，阴暗的牢房，碉楼，老天井和狭窄的过道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只是比三年前，现在监狱范围扩大了，可以来回散步和活动，不像上一次戒备森严的整天关在牢房里不敢出来。
这一次我能独自出入监房，走出狭窄的过道，走进右前方的操场，还可以从那里转过墙角走到很大的广场中。那儿塔着戏台，是提供文艺演出和开监狱大会的地方，我默默看着那宽大的戏台，心中想，多少人从那上面下来以后，便被送上了杀场，或送去流放。
两天以后，各地的人员陆续来齐，监舍里已住满了人，白天天井的小院子里围着一堆一堆人群，彼此交谈互通各劳改队的情况，气氛颇为热闹。
在过道出口的右前方那一片操场中，聚集满了到会的参观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穿着奇异，装扮特殊的少数民族“代表”，有藏族、苗族、彝族。来到这里他们都穿得异常鲜艳，还为大家传讲少数民族的语言，例如“吃饭”怎么讲，“你好”“再见”“走路”等等简单的词汇，吃饭时拿出他们带来的特备粘粑奶茶。为大家表演“吃抓饭”，宁夏街一时变成了中华各大民族的监狱。
我本想同他们交流，看看在这些表象背后隐藏着多少残暴的血腥压迫，中共统治以来少数民族地区也没有安宁过，要他们驯服的接受毛泽东那一套“社会主义改造”，必会遭遇反抗。这几个“代表”兴许就经历过被称作“平定叛乱”事变，会向我们提供真实的内幕，了解毛泽东在民族问题上的“霸道”。可惜，一来语言不通，二来到处都是当局的耳目，还别说交谈，便是同他们接触久了都会受到干预。
搬着指头入监已过去七个年头了，在这七年中，我们吞下了灾难的最坏苦果，经历了那么多饥寒交迫和惨无人道的折磨，已远不是七年前的学生时代，可以被假象所蒙骗。我会带着七年炼狱中已成熟的见解和敏锐的洞察力，进行有效的“参观”，我会躲避不应发生的麻烦，我会抓住给我的，这种实地观察和体验社会的机会，得到真实可靠的东西。
第三天，全体参加本次活动的上千名代表，在广场上集合，本次参观的组织者宣布，参观学习的布置和日程安排，整个参观活动预计在一周内完成，整个参观人员划分为两个大组，分头进行。
我们这个大组，第一天重点参观春熙路的商场和菜市，及人民南路的市容建筑；第二天参观新建起来的文化宫，以及骡马市的市场和商场；第三天便是去青羊宫参观正在那里展出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五十五面红旗巡回展览；第四天便是去人民公园，参观那里展出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工业成果展览；第五、第六天便是分组讨论和学习，总结各人参观心得和体会。
庞玉笃欢迎大家投稿写文章，同时宣布参观期间七天内，每晚都会在广场放映电影或成都监狱演出队排练的文艺节目汇演。
整个参观都让我们坐着公共汽车到达安排的目的地后，便下车排着队列有次序进行，允许在市面上自由行动的时间几乎等于零，我们同市民最多也只能打打招呼，不可能同他们交谈，四天的参观无非是让我们看看，自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贯彻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
可惜，事物总是存在两面的，用之过滥的“思想改造工作”便成了“假、大、空”，至于农业学大寨，则是一窍不通农业生产的毛泽东，坚持他的根本行不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一精品！他想以此来掩盖推行三面红旗的惨败，为三年的饥荒和灾难辩解，也是夺回那“三自一包”占领的“农村失地”。至于三新展览恐怕只能作“形势大好的陪衬。”
我们就这样坐着公共汽车，从位于成都市中心西北方的宁夏街出发了。同六年前我到孙家花园从囚车里掠视灾荒的那种萧条相比，我们今天看到的成都市容、市场确有些起色：商店里有了货物；肉店里也挂着猪肉；菜市的摊位上摆着各种蔬菜和副食；食店门口不再有长长队列排着焦急的市民，倒是店小二吆喝招揽着客人们用餐。
不过，要讲“繁荣”却绝对不够格，堂堂四川省府，连整齐的街道和高耸的楼房都拿不出来。就以肉店里挂着的大大小小肉块来说吧，老百姓只能凭着每月半斤的肉票，才能用平价买到。若要吃“计划”外的肉，可不是一般贫穷的市民所能买得起的，当代中国人勒紧裤带，节衣缩食，是在无产阶级暴政压迫下养成的。靠老百姓节衣缩食换来的市场“繁荣”，不是太可悲了么？
同时“繁荣”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说相对三面红旗时代，可以说今天比那时“繁荣”，但是能将时间的长河纵向延伸而比较么？‘旧社会’有这么穷吗？如果同“黑暗无比”的旧社会都不敢比，能说“繁荣”么？再比方说，同国外比得么？被中共称为“水深火热”的台湾，就无法作比了，那里除了时时传来炮声，老百姓可是什么也不知道啊。
在参观的过程中，我充其量只能像馋猫似的，嗅嗅那副食框溢出来的诱人香味。或者在挂满西服的商店玻橱中，对身上那一套临行时，场部统一发放的新的劳改服自感猥琐，如此“繁荣”倒是凑合了几个年轻的“代表”，他们用家里寄来的钱，买了许多的“蛋黄酥”和“鲜花饼”，塞进早已准备好的包里，准备拿回去美美欣赏几天。
我忽然想到，面前这“盛世”分明是三自一包这种对农民松梆换来的，是牢牢控制着统治大权的老魔头，颇不以为然的，因为这盛世带走了他经营多年的社会主义“大好形势”，有朝一日老魔头元气恢复以后，会不会像一阵风一样，卷走面前的不甚富足的繁荣，从新回到过去？
使我感到“浓厚”兴趣的，是“农业学大寨”展览。我是学生，生来就有一种尊重事实的习惯，毛泽东真拿出一套崭新的政策，以公有制为基础，开拓出一条比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更为发达的农业之路，那么，我们又何妨不尊重事实，同全国人民一道山呼“毛泽东万岁”呢？
然而在这么大的全国灾难面前，这位自称的“革命导师”，为什么不能为老百姓纠正自己的错误呢？
我们参观农业展览的那天，天气特别好，又逢春暖花开的季节，据说，每年在这里都举办花会，惟独大跃进那几年却停办了。我想当年除了大家一窝峰的去炼铁，练纲，放卫星而无力举办外，恐怕因为农业受到重创，花木也无源了？
我们穿过布满花卉的走廊，夹在市民行列中进到展览大厅，正厅里挂着新闻图片，摆着的是“改造大自然”的“宏伟”模型，其中当然有大寨大队虎头沟的改造远景，另一个大厅里则存放着一些良种种子和禾苗的标本，以及农业器械，农药之类，据说也来自大寨展览的五十五个典型。
举办展览的说明人，声嘶力竭为毛泽东改造自然的“伟大气魄”唱赞歌，那音调和音色都绝对与当年大练钢铁的开始曲一模一样，惨痛的经历倒使我担忧这些抽象的图片和模型，除了为惨败的三面红旗招魂外，几乎没看到一点解救饥贫的中国农民，所迫切希望得到的东西。我只好用“假、大、空”三个字来概括这些图片和模型。
（三）稍加统计的“大寨精神”
那一天，我专门带去了笔记本，趁解说人员说教的时间，快速简单地抄下了五十五面红旗的全部“业绩”，一股灵感油然而升，揭穿假、大、空的最好办法，就是对具体的事例，进行一翻实实在在的核算，这是毛泽东三面红旗时期没有人去做的事，例如谁也没有去算算一个土法上马的小高炉，投入了多少劳动力和原材料，砍了多少树木，而最后练了几吨铁？谁也说不出一块实验田里投了多少工？费了多少种子和人力，耽误了多少农时？而第二年又收获了几许？这种简单的经济核算本属国家的基本依据，却被毛泽东黑着脸给禁止了。
因此，谁也说不清楚，那些年，人们在“紧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口号下干了多少蠢事？是因为没有人想建没需要核算，还是人们不敢算这些账？揭毛泽东的底？所以在这场大灾难中，竟无人拿出一份有数据，有说服力的调查材料劝阻蛮干，速速悬崖勒马。
是因为大家头脑发热，被毛泽东的气壮如牛“气魄”弄糊涂而没有想到，还是有人想到却不敢为之？尤其在庐山上，那些从朦胧中醒来的开国元老们，早知终没有逃脱囚死狱中的悲惨命运，倒不如在庐山会议上，抛出足有说服力的报告，用数据和事实揭底，就是牺牲了也会名垂千古。
于是，我从五十五面大寨红旗的典型中，选择了一个用简单数字加减法就得出结论的例子——河南安阳县宅北小屯公社，南滚龙沟大队的“事迹”，图片介绍这个大队在党支部“带领下”，选择二庄生产队一条田坎，费了两个冬天时间，投入八千个劳动力，动用两千土石方，筑起一条长90米高差9米的石坎，将一快平时只能种些豆子的坡地，改造成一块面积二分八厘的平地。
我们不妨把当时最廉价的农村劳力，每个工零点五元计算；并以一元钱一土石方，最廉价的投入来算，为了这二分八厘地，这个生产队便投入了六千元成本，然后假设改造后每年按亩产千斤的最理想收益，按当时粮价每斤0.06元折算，二分八厘地一年收250斤粮食，除去当年人口、肥料、种子的投入，每年从这二分八厘地里取回的最理想收入不会超过八元。
这就是说假设这快田经改造后，风调雨顺，年年获最好的收成，每年所得的8元要补偿耗掉的6千元，得花上整整七百五十年时间。
而七百五十年以后会是怎样呢？不妨让我们回顾七百五十年前，那不正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大都建立大元帝国的年代吗？环看华夏，从那个时代流传至今的这种简单的垒石结构，有几个保存着？像这种民间的垒石结构能耐住一百年不被风化和风雨冲刷，便已是“古绩”了，这同毛泽东当年一轰而上的士高炉群有什么两样？而大跃进中轰轰烈烈上马的社会主义业绩，到今天没过八年，所剩几何？
三年灾难，数千万同胞饿死这惨痛的教训还不够么？毛泽东在指挥他的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时，真是没有把为之打江山而牺牲的农民兄弟的死活，当成一回事，硬要把他们引向那个不可能有任何“美好前景”，和任何收获的，无止境的劳役之灾中，让他们备受饥饿死亡的痛苦？看来，眼前这点靠“三自一包”刚刚复苏的国民经济，使民不聊生局面暂趋缓和的局面，竟反而成为他积蓄力量阴谋组织一场，打倒敢于同他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的“党内走资派”的本钱！
独裁欲正酝酿着，一场比“反右派”更大的政治阴谋，使经济上暂时的复苏，面临着销声匿迹的结局，农业学大寨明显的同三自一包相对阵，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中国将发生的社会危机，不是所有人都看得清的。
于是我便写下了“从南湾龙沟这个典型看大寨精神”一文！这是我留在盐源农场管教科，在文革开始前的一篇有深刻说服力的文章。这一篇当年曾搅动西昌地区的“反动文章”，就是我对这次参观学习最精彩的总结。
1966年4月初，正当报纸上起劲的批判邓拓吴晗等人的三家村札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将北京城里，中共内部的“思想交锋”极为浓烈的火药味，从报纸上洒向了全国。
可惜被长期愚民政策弄瞎了眼睛大多数中华苍生，还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就在这时，结束了九天的‘参观学习，’我们从成都回到了盐源农场。
从成都回归盐源的路上，暖烘烘的春天忽然变脸，料峭的春寒使我们因少带了衣服而得了感冒。回到盐源农场，农场管教科再次组织了参加本次参观的二十二人，重新集中农一队，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参观观后”的总结学习。
庞玉笃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将成都看到的“大好形势”写成“发言稿”，交他审核修改后，轮回地在农场所属的古柏，北鸟和二道沟三个分场进行分队传达，藉以教育一直对形势抱怀疑态度的一万名农场流放者。
刘顺森因为路途上挨了刑具，本来早被庞玉笃划在宣讲人之外，我推口感冒不适，提前离开参观小组，回到了六队。
六队的“学习组”全体成员，以空前热情围着我们，询问成都之行的前前后后。一言难尽的我只能平淡的讲述了一路的经过，当说到刘顺森还为被铁门砸锁而挨了手铐的事以后，老头子们都沉默了。
陈力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怎么朱国骥还没有回来，我们就先回来了？我向他讲了详细的经过，特别向他说：“我写了〈从南滚龙沟这个典型看大寨精神〉一文后，他问我留下了原稿了吗？我说留下也没有用，经常都要大搜查的还不是要搜去，反正我的原稿已经记在脑子里了，随时都可以写出来的。
第二天，下午在院坝里碰上了李培连，他的态度十分冷淡，想来庞玉笃已经向他讲了我在参观中的表现，只问了我一句“回来了？”通知我吃完饭到他的办公室去一下。
第九节：杨修的故事
晚上，他正在办公室看书，见我进去以后，并不马上说话。我盯着他那张阴沉的脸想猜出此刻他准备向我说些什么？凭我的直觉已经感觉到我这次参观有违他的初衷。一个“学习班”推荐出去的人，写出与当局完全相反的东西，等于给他的工作“抹黑”了。但是，我想倘若他正处于一个彷徨的时期，他应当认真的读一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也许他就会明白是非曲直不决定于口舌之辩。
我想只要不是死心塌地地为虎作伥，不盲目崇信而自甘愚昧的人，都不会违背人的认识普遍规律，李培连也肯定一样。
如此静默了几分钟，他慢慢地抬起眼来，似乎文不对题地问道：“三国志想来你是看过的，不知道你注意到‘曹阿瞒兵退斜谷’这一章不？”我一时的被他这个出其不意的问话感到不解，竭力回忆起我在初中读过的三国志，只记得曹操失了汉中退守阳平关，在斜谷界口被蜀军围困，其细节已经记不起来了，便摇了摇头。于是他不紧不慢的把这段故事细细的讲来：
曹操与刘备率军战于阳平关斜谷界口，由于粮草被张飞所劫，遇马超而累累失利，欲退兵恐蜀军耻笑，正在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之际，是夜，疱官给他送来了一碗鸡汤，曹操看到碗中的鸡肋，心中有感。正逢夏侯惇请示今夜军号，曹操随口回答“鸡肋。”惇出帐传令全军，今晚以鸡肋为口令。
行军主薄杨修见传此令，便教随军将士打点行装，准备回程。惇不解而询问杨修，杨修说：“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可惜，今承相进退不得，正思考在此无益，不如早归，故出此军令，所以还是早打点行装，以免临行仓促。”
夏侯惇闻言置信，正在令军士收拾行装，正好碰到曹操因心烦巡视军营，见夏侯惇军内如此行动便召惇问原由，惇答：“这是主薄杨修解破今夜军令，知道主公已无心恋战，不日就会撤退，不如早作准备啊！”
曹操想起扬修恃才放旷，累次在朝臣和自己的儿子面前，点破他的内心机密，早怀忌恨素有杀他的心思，这一次终于找到了借口，便以扰乱军心的罪名令刀斧手将杨修推出斩首。
第二天，曹操率兵出斜谷界口被马超魏延大败，中了一箭几乎丧了命，这才想起扬修的话，悔不该为了自己的面子而杀了道出真话的杨修，才有如此败局。遂下令收杨修尸体，厚葬，并传令班师，带着箭伤回到了洛阳。
杨修因屡次识破奸诈的曹操肚子里的花花肠子，因而遭到曹操的忌恨，最后召来杀身之祸的故事，本来就是了解三国志的人所共知的，罗贯中是否怀有警示后世的文人，不可恃才的意思姑且不论，但出在今天社会上，人人自危的时代，在层层封锁，隔墙有耳的监狱这种险恶之极的环境中，李培连几乎是坦言了他的观点，用历史的典故来告戒一个备受监狱狱吏注目的“反革命要犯”。
在他的心目里，是否把我看作杨修式聪明外露的人物并不重要，但这种坦露内心，作为一个狱吏确实难能可贵。他这不等于在告诉我，在对毛泽东的看法上，我们原本是一样的。向我讲杨修的故事，仅仅表明他对我“赤膊上阵”的担忧。
中共党内派斗已演化为公开争夺权力的生死斗争，在激烈的“路线斗争”中，那一个派别的成员都会严守心扉中禁忌的一页，否则随时会被自己的“同志”抓住小辨子，引来杀身之祸。到这个时候我明白，他组织我们这个特殊学习班真费了一翻苦心。他确认，只要还没有失去人性和良知，处在不同社会层次上的人，都会用不同的方法向恶势力作斗争。
“我看了你这次去成都参观所写的东西，”李培连挑明了今天把我找来的用意。“不过，我提醒你不要以为你才最能洞察现实，若大的中国不乏智者和能人，比你见识广的人恐怕并不少，他们今天都在沉默和静观，没有像你那样锋芒毕露，这些人可并不是你能用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所概括得了的。”
也许在这种光明与黑暗，民主与独裁的博斗之中，一味靠勇气和牺牲是不够的，但是何以证明这种“大智若愚”的沉默，不是为内心虚弱所进行的辩护？观潮和弄潮，所不同的前者是胸无大志，无所作为的旁观者；而后者是不讲时机一味蛮干的莽夫，随时可能成为“铁拳”下的斋粉！
但是，我听得出来，我们对毛泽东其人，以及他今天“革命路线”的认识还有相当的差距！对这位比一般的狱吏思想深厚的人，我何不借这个机会讲出我对将发生变化的看法：
“毛泽东当然不会只是普通玩弄路线斗争的政治人物。他集中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封建君王之道，在开国之时为了稳固自己今后君临天下作准备，你大概不会忘记他早期所作的‘沁园春《雪》’吧！那时候他就产生了一个古代君王无人能同他相比的宿愿。”
“他想把中国拉回到一个独裁的帝王时代。他的“社会主义”既是他认定的王命，违背这王命等于让他从皇帝的地位退下来，这是帝王根本不能做到的。
“一个渺视唐宗宋祖，秦皇汉武的人岂能不采用开国元勋所使用的技俩，他们哪一个不在开国后对开国元勋们大开杀戒啊？刘邦杀异性诸王，李世民玄武门杀自己的兄弟，朱元璋在得到天下以后，竞会认为他的大臣们一个都不可信。
就连忠心不二，通达阴阳的刘伯温都只能回青田隐居，对胡丞相以“叛国谋反”罪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你想一想，刘少奇像不像胡帷庸啊”！
“难道毛泽东所有发动的运动，不都是在革命的外衣下，为自己黄袍加身作准备么？但是时代必竟不同了，他所奉行的公有制的信条，遇到了严酷现实的否定。他必须从这个死胡同里慢慢的拨出腿来，却遭逢了国内，国际那么多的谴责和压力？”
“要他退出历史舞台的声浪，迫使他为保住独裁政权从新组织人马，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么憎恨民主，憎恨代表民主思想的知识份子的缘固了，这也就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所以，今天不是你所想象的理性和革命的时代。更何况他所主张的革命和阶级斗争，已经把中国带到了贫穷和野蛮境地，他已经孤注一掷，走上了消灭一切反对派的绝路上了！”
“所以，只有反抗才是生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不就因为统治阶级过分的残暴，才逼出了农民造反，“皇天当变”来的么？当然，这可能是渐进的过程，共产党或者放弃它们独裁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促使它民主化的，在我看来就是老百姓的不断反抗和斗争，如果都是些“大智若愚”的观潮派，由谁来改变这种苦痛的现状？”
“现在最需要的是能振臂一呼，让人民不再沉默的义士，即使这些义士有些人会牺牲自己，但他们能换来民众的醒悟不是很值得么？”
对于我这翻议论他默默地听完后，没有反驳也没有赞同，我们的争论似乎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但我清楚，对于像他这种开始从新认识中共的人，是不会轻易的表示对我见解的认同的。但是我想总有一天，生活的实践会修正他原来的那一套“信仰”，而今我必须同他保持最大限度的思想交流，获得他的同情和支持，也是我的一种胜利。
可惜，这一次便是我们之间在狱中的最后一次思想交流。
其实，我个人也是在不断的实践和思考中，才渐渐认识了中共的，与李培连不同的是，我是从对自己所遭遇的无辜迫害，和一家人家破人亡的切肤之痛开始的，而李培连却是从中共内部分化出来的异类。当年反右派运动，我是被无端受整的学生，而他当年却是雅安农学院对右派学生进行残害的打手。在三面红旗的振憾下，我也未曾想到过毛泽东真是一个千古暴君，他的解放全人类的外衣，以及恶毒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太令人迷惑了。
敞若我这一晚上给他讲的这一翻道理，拿到1958年去向他讲，说不定，我不但不能点拨他的盲区，还可能为他“邀功”请赏提供材料。今天我这样讲，会不会对他的心灵起着启迪作用，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会的。
直到今天，毛的遗毒还在被他的继承人死抱着不愿清算，给人深深的担忧。我是因为我有一种从切身的痛苦中，产生出铲除他遗毒的深切愿望，来写自己的回忆录的。我把这当成我义不容辞的天职。
（上集完）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