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2日讯】今年以来，美国和欧洲经济不景气，引发了各国对世界经济“二次衰退”的担忧。而在中国，企业主因还不起贷款逃亡的现象频繁出现，资金链断裂几乎蔓延所有行业，房地产已成为“地雷”。经济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崩溃的不祥之兆。
日前，世界上两位知名的经济评论人士鲁里埃尔•鲁比尼和吉姆•夏诺斯，都对中国的经济前景表示悲观，他们声称，经济硬着陆已经无法避免。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在过去两三个月里，投资者们对中国的经济，笼罩在一股极度悲观的情绪中，中国的经济危机凸显。报道说，中国大陆目前几乎所有行业都在经历资金链断裂的痛苦。无论是政府的融资平台还是官方的投资公司，无论是银行还是上市公司，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无论是铁路投资还是其它产业的扩张，无论是温州还是鄂尔多斯……，都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在被视为中国经济风向标的温州，仅八月和九月间就发生了40起企业主逃亡的案子，原因在于无法偿还地下钱庄的贷款。数据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将近11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近40%。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谢田认为，由于民营的中小企业向来受国有银行的歧视，官方银根紧缩的政策对他们的影响很大。“没有资金周转的时候，最近世界经济比较差，中国出口受挫，这些小企业生存越来越危机的时候，从国有银行得不到钱，他们只能从地下钱庄去要钱。而更多的企业陷入这种境况的时候，就会把利率越推越高，那些人明知道这个是不可能还得了的，他还要铤而走险去借个高利贷，就说明中国的经济状况和金融状况都处在一个很危机的情况。”
德国《世界报》认为，现在的中国，不仅地下钱庄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机，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同样在劫难逃，特别是面临巨额的坏账威胁。地方债务按中国大陆官方当局的说法有10.7万亿元，其中40%今年到期。很多地方政府根本没有偿还能力，这将导致银行再一次出现巨额不良资产。另外，与资金链断裂并驾齐驱的风险是房地产。中国城市商业银行资金清算中心理事长王世豪在9月份坦言，房地产20万亿元的贷款，已成为中国银行业的一颗“地雷”。王世豪说，银行目前贷款总量是55万亿元，房地产行业的贷款已经占到银行贷款总量的36%，开发商必须要到别的地方去拿钱，低廉资金时代已经结束。
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陆70座城市中有16座城市的新房价格8月份比7月份下降。虽然银行方面声称可以承受房价下跌四成，但沪宁的退房潮仍显示有越来越多的人看淡市场，通过在房地产市场套现填补其它资金缺口。谢田教授认为，现在开发商手中握有大量房产滞销难以变现，商品房已经严重供过于求，鄂尔多斯的“鬼城”现象层出不穷。房地产商的资金链开始紧张，还贷压力越来越大。“现在这个资金链断裂的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了。一旦由地下钱庄引起的，和国有银行私下拿钱去放贷，这些问题集中爆发的时候，就会把连带的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就一起爆发出来。这样的话，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泡沫就会破灭。”
同时，资金短缺的危机还波及到了政府投资的重大项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全国铁路建设由于资金问题，拖欠工人工资引发工人不满，建设单位、供应商难为无米之炊。全国范围内停工的铁路项目里程在1万公里以上。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恕坦言：“从东北到西南，从西北到东南，大部分铁路项目都停了。”《德国金融时报》表示，北京对贷款的供应和价格已缺乏掌控，因为地下银行提供给经济界的资金总和已超过了官方银行。中国目前不仅没有能力挽救欧洲，而且能否保持自己的航向也成问题。
据中国广播网报道，跟往年临近年末才有企业老板跑路不同，今年浙江自4月起就有老板跑路，之后逐月增加，至8-9月达到顶峰。“9月21日温州1天跑了8家企业的老板，228起企业主逃逸事件与去年同比增长41.6%。”浙江主管部门人士介绍，浙江跑路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不乏一定规模和知名度的企业。
据报道，企业老板跑路事发前没有明显征兆，诱因均为资金链出问题。比如温州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员工外出旅游。2天后员工返回，发现老板和设备都“蒸发”了，事先没有一点征兆。近期发生的老板跑路事件，多数是在企业生产经营表面正常情况下发生的，事发前没有明显征兆。其诱因基本相近，主要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信贷紧缩、民间借贷、经营不善、盲目担保引发资金链断裂，如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银行首先收缩中小企业贷款，转而寻求民间借贷，但高额的利息使得企业不堪重负，直接导致企业破产倒闭。另外，原材料上涨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也加大了企业生存压力。
老板跑路并不仅发生在频频见诸报端的温州，嘉兴、金华、台州分别以49、30、29起紧列其后。温州民间资金雄厚，长期在体制外流动，通俗地说就是高利贷盛行。在宏观调控下，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取贷款，只能转而去借高利贷，令企业不堪重负。另外，温州当地人有四处闯荡、投资的传统，跑路的企业主其主业大多没问题，而老板将自有资金，或者通过主业申请到的贷款投资到了房地产、矿产等大宗商品当中，后者恰恰是当下的调控重点，令其受损严重。“老板跑路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产业转型升级未能很好地完成”，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表示，目前的情况跟2007年-2008年初类似，招工难、生产成本上涨、银根紧缩、CPI高涨，如2008年初高达8.1%，中央提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双防政策。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浙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弊端暴露无遗，但之后为政府救市所“掩盖”，搭上经济复苏的便车，未能利用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进行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且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城市要素集聚不强，正规金融方式融资能力不强，而民间借贷活跃，企业资金对民间借贷依赖性强，一旦民间资金本身出现困难，老板跑路多发便成为必然。
相比温州、金华、台州等民营经济活跃地区，曾被称为承袭苏南模式的嘉兴以49起企业主逃逸事件名列第二而令人诧异。嘉兴学院教务长徐永良分析表示，苏南模式的最初意义是以乡镇企业、集体经济为主，而非浙南等地的私营经济为主，发展到现在就是以外资大量进入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如苏州、昆山等地。而嘉兴自1995年开始企业改制至今，民营经济占了绝大多数，已脱离苏南模式，反而跟浙南模式相似。嘉兴虽然也有产业集群，如平湖的服装、海宁的皮革、桐乡羊毛衫、嘉善的木业，可大企业不如温州等浙南地区，90%以上为小企业，且利润率较低，外贸依存度高，一旦外需疲软，生产成本上涨，银根紧缩，便会受到较大冲击。
今年9月以来发生在浙江温州的企业主“跑路”风潮如今已蔓延到了江苏、广东。近来媒体接连曝出多起涉嫌非法集资、携款跑路的事件，均由民间融资引起。面对这些异常活跃的民间融资行为，相关部门在其运行规则、利率标准、风险防范等方面却往往监管不能到位，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如最近镇江句容市后白镇居民王某，以开办工厂的名义，向同镇38户居民借款1千余万元，并承诺每月向每人支付2%到3%的利息，随后全家携款离开；深造有业主居然以开酒店为名向人借贷1亿多元后消失。
国家规定，公民间借款利息不得超过银行利率的4倍，但深圳、南京市面上民间借贷实际的利息远高于此。记者采访了37家所谓的贷款公司和个人，月利息在5%的占14家，6%的有10家，最高的一家达到12%，这些人在在交付借款时会把利息从本金中扣去，然后在借款合同上写上本金金额和国家规定范围内的利息。
对此，南京杰仁律师事务所律师田茂通律师认为，国内对公民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是允许的，而对注册在册的小额贷款公司也给予了发放贷款的权利，但不允许从民间吸取资金。可是，中小型企业对民间资金又有迫切的需要，这样一来，必然导致一些金融机构打法律擦边球，导致一些违法事件发生，而法律监管在这一块实施难度很大。
但在温州商人陈志国看来，温州遭遇的不是金融危机是信任危机。整体看，温州与中国其它二线城市没什么不同。惟一明显的区别是，这里的银行、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格外多，尤其是银行，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街道，六七家银行很普遍，常见。中建工农四大国有银行，京城不常见的浙商、稠州等中小银行，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关于温州商人，外界流传着很多他们的故事和传说。故事一：“我，1千万。”“我，1600万。”“我，2千万。”这只是几个温州商人的普通饭局，喝着清茶，谈笑间，2个亿的资金已筹集完毕。故事二：“这张800万。”“这张1千万。”“这张1200万。”纸条摆了一桌子，温州商人焦急地问律师：“这些钱，您帮我想想办法，我怎么才能尽快收回来？”流传着这两类截然不同的传说的分水岭是：温州数十家企业老板跑路消息的曝光。
民间借贷，对于温州人来说，早已是一种常见的“理财方式”。在温州，民间借贷就跟吃饭、睡觉一样，是很多人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和理财方式。“有贷就有息”，包括夫妻、父子、兄弟之间，温州人的民间借贷还钱时都会主动按规矩还息。温州女人结婚后，先生做生意，女人也绝不闲着，大多自己开厂或炒房。陈志国的太太开了一家轮胎厂生意很好。陈志国有时需要资金周转，和太太借钱也要按时付息。只不过，利息和银行的贷款利率相差不多。
在温州，跑路的、跳楼的人基本都是借了“刀款”的。“刀款”是当地人对民间借贷中高利贷的称呼，月息最高的达到1毛5，比如，一万元钱放出去，一天的利息就是50元，一年的收益高达180%。陈志国记得，最疯狂的时候，都是大家追着给“老高”钱。“老高”当然不姓高，而是当地人对民间“高利贷”放贷人的称谓。
“我有个朋友，是个有名的"老高"。那时，谁要能把钱给到这个朋友，会觉得是特别荣幸。”陈志国说，有人粗算过这个朋友的债权人，多达150多人。因此对于老高们来说，一个晚上几个电话，筹到一两个亿不是天方夜谭，朋友再把这些钱用到炒房、高利贷上。然而，就在利息不断攀升的同时，因为限购政策，房地产市场日趋冷淡，房价开始走低，而银行的钱也越来越难贷。陈志国身边一些朋友，先从银行贷了款，到期时没钱，只能借了高利贷还银行的钱，想着从银行再贷出来钱还高利贷。随着银行银根紧缩，很多人贷不出钱了，只好再去拆借，高利贷的利息越滚越高。
“很多人没想到这次调控时间这么长。”陈志国说，不少人买的房子短期根本转不出去，或者利润没有原先预计得那么高。最终，资金链断裂了。对于引发外界震惊的“多家老板跑路”，陈志国早先并没有太在意，因为在温州，跑路的、跳楼的现象以前就有，并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从今年四五月份，陈志国身边就开始有人跑路了，让他开始警觉起来的是一个电话。“一天，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很好，没有跑路’。后来才知道，前一段时间，他去香港玩了3天，手机关机了。等回来一看，厂里的办公室坐满了人，有银行的、有要债的、还有供货商……所有人都以为他跑路了，赶紧来要账，甚至还有人准备把厂里的设备搬走。这个朋友回来后就急忙给周边的人打电话一一解释。我心想，以后甭管去哪儿，千万别关机。”从那以后，陈志国就开始24小时开机，以避免类似的跑路传闻。
24小时不关机的结果是，陈志国的电话、简讯从此一直未断。无论出门在外，还是在厂子里，他都必须随时带着充电器。
打破平日宁静的不仅是不能关机，还有进一步的信任的崩溃。陈志国发现，仅仅几个月前，熟人之间借款，一两千万的额度，打个电话就从卡里打过去了。而现在，哪怕只有200万的额度，都需要打个条子、写个字据。在温州，民间借贷之发达，不仅是一条链，更是一个网。当一个网眼出现破损时，产生的裂变反应就是信任危机。
10月初，陈志国就接到一个十万火急的电话：“陈总，救救我！”电话那头喊救命的人既是陈志国的邻居，也是他的朋友和债务人。原来，邻居欠了别人600万元，到期未还，债主找上门来，一顿爆揍。陈志国接到电话，立刻报了警，随后赶至邻居家。“我和要债的人说，你别打了，他才欠你600万，他还欠我2千万呢。你要把他打跑了，咱们谁的钱也拿不到。我报警了，你赶紧走吧。”在陈志国的极力劝说下，要债的人才放了手。
温州到底有多少老板跑路？公开的数据是：90多家。陈志国有自己的看法：“温州有36万中小企业，跑了90多个，比例是十万分之几，实际经济影响应该是不大。你晚上到KTV看看去，还是歌照唱舞照跳，这些老板还有心情唱歌，说明日子过得还不算坏，但它带给人们的恐慌是可怕的。一些跑路的人，破坏了温州自己人之间、及外部的信任。”曾经构成温州民间借贷基础的人情，如今也因此而变得不堪一击。
据“东方早报”报道，温州老板不断“走佬”引起关注之时，大陆媒体揭发，浙江金融危机背后，是大批企业老板移民外国，“走佬”前将资产转移海外，只等宣告破产。注册资本1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浙江企业老板，逾半已经或正在移民外国。义乌市一年有40多位大老板移民，很多企业基本已变空壳。
“身边很多老板都在移民，只等银行贷款和债务达到一定数量，就申请破产，可以规避责任，把烂摊子留下，直接去外国定居。”
义乌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县级市，经济实力全国第八，居民人均收入全国第一，是世界最大小商品集散地，当地亿万身家老板无以计数。据透露，不少老板现今都用实业抵押，获取银行贷款，然后到海外买楼，办理移民，再通过各种方式向海外转移资金，很多义乌老板名下实业其实已是空壳。“仅今年9月份，我们已为25位企业老板办好移民手续，去加拿大，而且是全家移民。”义乌一家移民中介公司负责人表示，他们最近推广一个快速移民项目，即通过投资购买美国和加拿大的商铺，进行投资移民，大受当地老板欢迎，已有近百老板透过此移民加拿大，“多数是企业大老板，彼此介绍办理移民。”
中介公司负责人称，仅在义乌办理加拿大投资移民的企业老板每年就有40人，按加拿大投资移民需400万元起步计，每年仅义乌移民转走资金就高达1.6亿元；很多浙江老板在上海、北京申请移民；负责人还透露，他们会配合做假材料，“让加拿大政府觉得，该老板是真想投资做生意，而不是以移民为目的。”另一家中介公司指，其公司每年要帮四、五十位浙江老板办理加拿大投资移民，主要去温哥华和多伦多两城市，咨询者每年有2千人以上，且正不断上升。“我们客户几乎都是企业家，以义乌、温州和台州老板居多，企业注册资本都在5千万元以上，拥有资产10亿元以上客户占三成，还不包括隐形富豪。”
杭州万事利集团总裁李建华引官方资料指，该省1千万元注册资本以上企业老板，有24%已办完移民手续，有32%正在办理移民。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直指：“温州老板好多都变成了外国人，只是他们的生意还没移走。”
受宏观调控、资金链断裂等影响，今年1-9月浙江共发生228起企业主逃逸事件，为近年同比最高，其中不乏员工数千人的企业。据媒体获取的浙江官方关于企业主逃逸的调研报告显示，这些企业共拖欠14644名员工7593万元薪酬，欠薪人数和欠薪数额均为历史之最。
文章来源：《大中华思想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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