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31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五章：流放盐源农场
第五节：羊圈里的斗争
眼看天气一天天冷起来，早晨，老叶送饭来时,我看到了对面那排房顶上已开始蒙上了一层薄薄的轻霜。十一月中旬一个早上，卫兵打开房门后，吩咐我们吃过早饭将各自的行李捆好，听候转到另外的地方去。
上午九点多钟，陈力戴着几公斤重的铁镣，我提着两个人的行李包一前一后地走出了那小院的木门。站在石梯上，朝下望去，小溪的流水已经消失，那情景又恢复到我们刚到来时的样子，只是小溪水面上结出了一层薄薄的冰。
出了场部大门，我们走上一条大约一米宽的田坎上，缓缓向着对面大约距离两百米远，一排在泥山脚下的平房走去。走完田坎尽头，我们才看到一条很宽的堰沟，横隔在那平房的前面。
此时那堰沟中已没有一滴水，由沙石冲积成的沟底非常坚硬，走过堰沟，是一排由四间屋子并列而成的平房，背后山的前面还有一段半截围墙，平房前面还有一个大约二十平米的土坝子，坝子里洒着许多羊粪疙瘩，留着羊蹄的脚印。
屋子里虽已打扫，但能闻出一股很浓的羊膻气，看来这是一个刚刚腾出来的羊圈。
卫兵拿出钥匙打开了最左面两间屋的木门，我被指定搬进靠最左边上的那一间，陈力则搬进了我右边隔壁那间。屋角的一角已铺着一层厚厚的谷草，这里比仓库那小屋更大一点，靠门这边墙上留着一扇宽大的窗户，所以显得比那里宽敞、明亮，可以依凭那窗口，向外遥望面前那片刚走过来的场部蔬菜地，比那仓库的“小监”有了一片开阔视野，只是比原先那小屋更冷。
我打开了破棉垫子和破被盖，将我那口破皮箱安置在“床前”，上面放着邓扬光送来的报纸和纸。环顾了一下四周，泥墙上照样印着从瓦缝里射进来的小园光斑，只是它的位置与原来那黑屋子不同，我需要经过两天的识别，从新建立起计时的标准。宽大的屋子可以容我在这里转圈、跑步、活动身体。
第二天上午，门外人声喧闹，我从铺上站起来，隔着窗子向外望去，只见八名就业人员抬着一个巨大的绿色哨棚，从对面的场部沿那条我们走过来的田坎，喊着号子向我们这儿搬来。
哨棚到位后，安放在距我这间“监舍”右侧，大约五米远的前方的堰沟边上。从此以后，每四小时轮换一次，由驻军派出专门看守我俩的士兵，就坐在那哨棚里站岗，煞似森严。
真的，我俩何德何能，值得场部为我们专派“守护”的卫兵？怕我们身上的瘟疫扩散感染他人？还是怕人心被我们所影响？此种装腔作势，岂不抬高了我俩的身价？可惜，这儿是羊圈而不是封闭的软禁“桶子间”。不过，我们并不计较，因为从甘洛开始，与牛羊共圈本是我们受到的待遇。
我们刚迁入这“羊圈反省室”一个月以后，一天上午八点左右，我正按我自己规定的作息，扒在窗口上作深呼吸运动，忽然看到就在我们走过来的田坎上，六、七个就业人员，正扛着一些破烂的橱柜之类的家具，朝着我们这里走来。相距大约三十米处，我已经辨认出，来的人竟是高世清和他的一家。金梅与他一前一后抬着一张大床，后面还跌跌撞撞的跟着两个端小木凳子的孩子。
真想不到我们小监，右面空着的那两间屋子，原是给这一家子准备的。天哪，这不真有点像中共自己的小说“红岩”里所描写的小萝卜头一家么？我正在思索着，那些搬家的人已经走到门前堰沟边上，经过哨棚时，高世清拿着一张纸交给了“哨兵”。然后六个就业人员，七手八脚的把那些破家具,搬进了还空着的那两间“羊圈”里，我们还真成了“邻居”。
（一）可怜的孩子
高世清在那一次大闹场部受到什么处罚？他的脚镣是什么时候下的，我一直都没有弄清楚，但是经过了差不多两个月之后，这一家人全家都搬到了“禁闭室”“虎穴”中，与我们随时可能处以极刑的人搬到了一起，那肯定是被当局认定是“全家犯法”的就业人员尖子了。
十月一日前的那天下午，金梅来禁闭室探望她的丈夫时，因为天色已晚，我在门缝中并没有看清她的面容，现在终于看明白了，这是一个年龄已过四十，身材矮小的女人，满布皱纹的脸上和点点雀斑，已经刻下了她所遭遇的不幸和多年累积的幸劳，人长得并不漂亮。
自从她们全家搬来后，我便天天看到她，每天下午都从场部那边背回一背沉甸甸洗干净了的衣服，晾在她刚刚架在门前两排晾衣绳上，等到一下午的太阳和风将这些衣服吹干以后，她才收好折好，又装进背兜，在傍晚的余辉中将那些衣服又背过田坎，送到对面场部去。
每当看着她那负重的矮小背影的那一刻，我绝不敢同国庆节那天下午，面对邓扬光那翻语出惊人的金干事联系在一起，尤其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多才多艺能歌善舞的女郎。
对邓阳光来说，是为了怕他们像瘟疫般影响驯顺的农场就业奴隶们而采取的隔离措施？不过大人姑且该受“反省”，但两个幼小的孩子又招惹上了谁呢？
从那天以后，每天我都能从窗子的铁栏后，看两个穿着破烂的孩子，坐在河边的泥土堆上晒太阳。大女孩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兰花旧棉袄，上面打满了花花绿绿的补丁，而小男孩穿的是一件又长又大的红棉袄，也许是他的姐姐穿过的，上面的补丁几乎将那原先的底色遮盖完了。那脚上穿的却是补了又补的破布鞋，他的脚趾头还露在外面，在这冰天雪地里冻得通红。
看来那金梅为了两个孩子不受冻，也不知在灯下一针一线补孩子们的衣服和鞋，熬过多少夜。
以后每到太阳将坝子里积下的霜溶化后，我就看到小男孩跟在大女孩的后面，从屋里走出来，在他们每天选定的地方坐下来晒太阳取暖。
那女孩看上去最多不过十岁，而那男孩大约只有六岁，两个菜色的小脸上看不到一丝正常孩子应有的红润，缩着那冻得像红萝卜头的手指揣在怀中，呆呆地望着他们面前的羊圈，不时还向那岗哨，以及那转悠的哨兵投去困惑而有些害怕的眼光，真像一对没有长大的小老头和小老太婆。
每当早上，老叶提着竹篮给我们送饭，两个孩子便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竹篮，当老叶从篮子里取出盛着饭的盅子和菜碗递给我们时，那两双灰色的眼睛就会随着我们接在手里的饭菜紧盯不舍。
看着两个孩子的样子，令我感到心碎。有几次，我情不自禁地从铁窗里伸出手来招呼他们，他们却没有理会我的意思，并不理我。
直到有一次老叶送来馒头稀饭，我拿着馒头向他们伸手递过去，那小男孩便从土墩上站起来，歪歪倒倒的向我跑过来，从我的手中接过馒头，便怯生生的跑了回去，坐在他的姐姐身边。
两个孩子分食那个馒头的镜头至今还保存在我脑子里。在正常情况下，我也该是有孩子的人了，如果我身陷在高世清的境地，看到我的孩子因为父亲的穷而落到这般地步，我又怎么想呢？
（二）寒月悲歌
盐源的十二月，白天每天都是万里睛空，但是一到中午以后，那飞沙走石的西北风，就把太阳带给这儿一上午的温暖全部卷走，一入夜晚，寒气逼人。
在皓月当空，夜明星稀的晚上，明月撒下那股沁人心脾的美景，却因荒郊野岭让人感到格外冷，我常常在这样的夜晚呤颂苏武牧羊，或正气歌，然而今天晚上，就在这明月摧人暇想之夜，羊圈的那一头，传来了一曲幽扬凄惋的手提琴声，那是高世清在拉琴。
我早就闻听那高世清在战旗文工团，担任乐队指挥之前就是该团的第一小提琴手，此时那琴弦中溢出来的分明是一曲黄水谣，不过，面对着这冰冷的月光下，那哀怨的琴声里，舒发出来的却是他流放他乡的哀怨，是对他遭遇的绵绵恨意，和他对这个囚禁他地狱的控诉。
我和陈力都从自己的草窝里爬起来，倚靠在那铁栏下，沐浴着那寒月透进来的银光，静静地用心和着他的琴声低低吟唱着：“流浪……流浪”，眼前好像又出现了我们这一群从重庆到甘洛;又从甘洛到黄联关;从黄联关到盐源，提着破烂的行囊疲惫不堪，被枪押着踉踉跄跄的人群。
心潮被琴声拔得乱乱的，想喊，想引亢高歌，可歌从何来？
中华民族在异族蹂躏下，多少同胞背井离乡，出生入死才拼出了一个抗日胜利的和平环境，没想到炮火连天的内战，搅乱了老百姓修养生息的梦，中华民族到了我们这一代，怎么就生出这媚外的国贼对内逞强的枭雄？
一百年在颠沛流离中做恶梦，而今又遭受枭雄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新灾乱，我们这一群受苦受难的人，难道不是挣扎在这荒山野岭中新一群的流浪者？甚至于比流浪者更不如的奴隶群么？
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的故乡！想着想着，我的泪水流下了腮边，这正是：“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林则徐当年禁烟被贬，作歌一曲谓：“送我凉州浃日程，自驱薄笨短辕轻。高谈痛饮同西笑，切愤沉呤似《北征》，小丑跳梁谁殄灭？中原揽辔望澄清。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
在昏庸的满清末朝，他自觉无力抗衡群丑，而今我辈，就简直像菜板上的肉被人任意的宰割。
有时候想到绝处，痛感生不如死，然而黄遵宪有诗云：“颈血模糊似未干，中藏耿耿寸心丹，琅函锦箧深韬袭，留付松阴后辈看！”好一个留付松阴后辈看，我们这些被暴政流放到这里来的政治犯，无国可报，无君可忠，看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一段抵制独裁暴政的斗争，如实写下来，能“留付松阴后辈看”，就是我们平生最大的告慰了。
我正挥泪沉思，突然一声轻脆明亮的女高音，划破那个被琴声撩破的悲凉夜幕，听那歌声悠扬园润，那噪音的功力，远非三年五载可以练成。现在可是在用她的心在唱，用血在泣诉，用自己悲惨的遭遇，唤醒那些在这夜中正酣睡的人们，那歌声让我立刻想到她背衣服，不，是背一背重有千斤的生活重枷啊？
此时此刻，我仿佛看到那弱小的身躯，牵着她两个可怜的孩子，正翻过那泥泞的小河翻进了小金河，翻进了长江……
那歌声像声声啼血的夜鸟向人展示破碎不堪的巢！那歌中浸进了她心里滴出的血，使听者不得不正视她的苦难，正视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无人倾诉的悲伤。
琴声和歌声，把这荒凉羊圈的夜揽得膨湃起来，岗哨里的士兵停下了他那踢踏作响的脚步声，在月光下注足聆听，周围的荒野断垣立着耳朵，风也凝滞没有响声，好像不愿打乱这寒夜歌声带给周围的共鸣。
我听见隔壁隐隐传来了抽泣声，我也抑制不住自己，把大滴的泪珠洒落在窗檐下的泥墙上，大声朗读秋瑾的《满江红》：“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未路当磨折”。这才是我内心的回音，一直到很晚，天上开始下霜以后。
我真想这琴声和歌声穿过那面前的空坝，传到对面的监舍里，使更多的心灵为之共振。它可以融化这高墙深狱中的杀机！可惜今夜在这里的听者，除了我和陈力便只有哨兵。可是，我恰恰没有估计到，羊圈里的音乐竞传到了三百米外的场部去了。
没几天，邓扬光带着一名军官两名士兵，向我们这里赶来，他们在哨棚里向值班的卫兵不知吩咐什么以后，那戴着大尉军衔的军官，走到我和陈力的窗前，带着警告的语气说，隔壁住着的高世清和金梅一家人非常反动，你们不要受他们的影响，而扰乱了你们的反省。
我和陈力听后哈哈大笑，使那个神气活现的军官顿时陷入了尴尬，停了一会儿仿佛才回过神来，带着怒意训道：“你们笑什么”？
我介面道：“我们又不是普通人受什么他人影响？你们已把我们俩当成了最富有传染力的病菌，而把我们与大监的犯人相隔离，还加上特别的警卫人员替我们站岗，我们招惹谁啦，值得你们如此特别的关照，而隔壁的邻居，是还保持着公民权的就业人员，说影响恐怕洽洽相反才对。”
陈力在隔壁也应和着，“我们同你们的卫兵相处得虽说一般，可从来没看到谁影响谁，平时你们纪律很严，我们可没有跟任何人讲话，隔壁关的是什么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对谁都是和平共处的。”说完他大笑起来，弄得那位大尉反而很难堪。
四个人从新回到了哨棚，也不知道商量了什么，便悻悻的离去了。老邓的来访恰恰好证明：“就业人员”在他们这些牢头们眼里，永远都没有获得“新生”的那一天。因为关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一群被压迫的奴隶若要说影响，受得最深的，恐怕是对那些站岗的年轻士兵们。他们从农家或工人家里走到这里来，本身还很单纯，难道他们对被弄得穷困潦倒的中国一奌不反感？几曲琴声几首歌不会引发他们的深思？就是那邓科长也会心惊肉跳，化解他的成见触动他的人性？现在他跑到这里来替谁发警告呢？
君不闻当年韩信，月下一曲楚箫就瓦解了项羽十万江东雄兵么？难道这动人心弦的歌声不等于告诉人们，他们平时在广播喇叭之中，所无法听到的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伤心事么？
（三）学生兵
这一天，我正坐在草窝里，合掌闭目，凝神打坐。这是我每天都要做的功课。一来为了练练气功，舒一下一夜的浊气，二来是养成安静思考的习惯。突然听见，铁栅窗上传来一声问话：“年轻人，做什么呢？”
我微微睁开眼睛抬头望去，觉得脸挺熟的，脑子里细细寻思，猛然想起来，那不是曾在对面仓库里的反省室里，给我找来破衣服塞门隙的那一个学生兵吗？在仓库那边，墙上没有现在这样“敞开”的窗，很难找到彼此说话的机会，现在谁当班,谁都可以走到窗前来同我们攀谈。
我斜看了他一下，看他满面孩子气的脸上并无敌意，年纪大约才二十出头，怎么反而称我为“年轻人”？我没有理他，然而他却并没有生气，他的上司，或邓场光曾向他们打过招呼，所以对我的冷谈并不感到意外，见我仍闭目禅坐，便在门口坝子里转了两圈又回到了我的窗下，开口喊道，“喂，想出来活动一下身体么？”声音里仍带着友善。
“想又怎么样？你敢放我们出来晒太阳么？”陈力在隔壁发话了，话中带刺。
“好的，你们出来吧，这屋子里怪霉气的，出来晒晒太阳，透透风有利于身体健康。”我们平时被这些卫兵们打惯了骂惯了，我们的敌意是自然形成的。但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抱着良知是可以被启发的，因为我们是正义的，即便是对刽子手，原来被蒙蔽的良知是可以经过启发而改变的。更何况这些涉事很浅的年轻人，我们相信我们的影响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他边说边从哨棚中取来了开门的钥匙，打开了我们的房门，一边还说：“如果你们的被子受了潮，那么趁这个机会拿到坝子里见见太阳也好。”“他一边说着一边拿着钥匙退到哨棚里去了。
我和陈力缓缓地走出门口，迎着久违的太阳，眼前有些发黑，一边揉着眼睛，定好神后，选中了一段断墙的两块墙脚石，并排坐在那上面。
那时，还没有起风，高原的冬天，万里无云，在柔和的阳光下，我感到温暖而舒适，回过头去看房子的那一头，金梅家的两个大人已经为忙生活而去场部了。两个孩子还没出来，整个羊圈周围只有我们三个人。
年青人放下钥匙从岗棚里出来，走到我们面前，选了一块石头，面对着我们坐了下来。他先问了我们俩是什么“犯罪”？我们说自己是右派，升级进监来的。他也毫不介意的介绍了自己，他说：“我姓钟，入伍之前是成都的一名中学生。”
他向我们介绍说：“我们那个学校有几个老师也是右派分子，他们是全校教得最好的老师，就是弄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钻牛角尖呢？”
接着他又发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我还记得他老是担心，”三年自然灾害”今后还会不会再发生？为什么苏联这么快就同我们国家翻脸了？还要向我们逼债？原子弹在我国都已经发射成功了，为什么我们周边的小国家还要反华？
看来这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的年轻人，从这些问题中知道，他并不相信他的部队和上司灌输给他的东西。
中共宣传机器，每天放发出假话连篇的宣传品，对不动脑筋的人才会起麻醉作用，只要稍肯动脑筋，想一想看到的事实与宣传牛头不对马嘴，便明白了。当然也有死心踏地干蠢事的，那也只能是一部分人。
于是我们俩滔滔不绝的讲大饥荒，讲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以我们亲身的经历讲自然灾害纯粹是胡乱指挥的结果。讲原子弹在我国这么贫弱的条件下，不但老百姓不欢迎，就连苏联也不支持。
可惜我们当时同全国百姓一样，被闭目塞听所苦，讲不出国外发达国家，尤其是台湾的发展情况，未免在讲大陆的落后时缺乏对比和说吸力。
他听得津津有味，当我们痛斥毛泽东的罪恶时他居然没有反对，取了默认的态度，把头转向场部方向，深深的陷入思考之中，两个小时的晒太阳在我们的探讨中很快过去了，已经到了中午时分，西北风呼呼的吹起来，也不知道金梅的两个孩子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坐在隔我们大约五十公尺之外盯着我们。
当送饭的老叶熟悉的身影，稳稳从对面的田坎上向我们走过来时，跟在他后面是换班的岗哨，我们才站起身来，各自回到自己的监舍中，趁着今天这个机会，我们把坐在对面的两个孩子叫了过来，把给我们送来的饭菜匀了一些给他们，特别是那小男孩，当我抚摸着他的小脑瓜时，我才看到他很久没有剃过头了，我喃喃的说：“可怜的孩子。”
从那以后，凡是这个小伙子值班时，我们就会被放出来放风，甚至于我们还品赏他从食堂带来的烤馒头和烤山芋，在我们坦诚的交谈中，看得出一切都在潜移默化，他已经把我们当作了他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在中共制造人为仇视而禁锁的中国大地上，人们仍然可以通过歌声和交流变得友好相处，羊圈反省室里发生的一切证明，“人性”并没有被阶级斗争的毒液所闷死，金梅同卫兵们处得非常的融洽，有时她还专门提前背回洗好的衣服，为这些小伙子唱他们喜欢听的歌，而这些士兵们也常常给两个孩子带些馒头之类可以充饥的东西。
羊圈里发生的这一切立刻引起了邓扬光的警惕，并且很快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几天后在邓扬光亲自督促下，金梅一家被迁出羊圈。临走那一天，因为受到严密的监视，彼此都没有表达惜别的机会，唯独那六岁的小男孩在走上通向场部那条田坎时，还不断的回头向着我们俩的窗口张望。
仿佛他在想，这短短二十多天来那关在黑屋子里的叔叔是谁，那情景兴许已刻在他稚嫩大脑中一辈子也忘不了。托苍天安排，这短短的日子里，缘分已将他们哀怨琴声和歌声，深深凝在这孤屋断墙中，也牢牢地扎进了我们的心里。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红岂终极。”高世清和金梅一家是我蹲小监第一次碰到的就业人员一家，原来常听说刑满以后，与犯人没有什么区别，但却没有接触和体验过。听那曾同我关在一起的张性就业人员讲，那金梅原是农场里的一个小干事，就因执意不与高世清离婚，便招来了同我们为伍的下场，连孩子也不放过。
而孩子们可知，如果这个残暴的世道不变，即使他们长大了，也会因父母亲的“成分”而受累终生。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共内部分裂的内在原因之一，在这个不讲信义不讲忠孝的政党里，所有的成员不都是面合心离的？
1965年初，当金梅的一家刚从羊圈迁出后，没过几天，门前的岗哨上也另换了一帮人马，那位姓钟的学生兵也从此再没有见过他，开始我和陈力还没有介意卫兵换了人，照例进行我们每天都已相沿成习的作息：早上起来练练功，然后是看报、写作，就是入夜以后羊圈里一片死寂，不但再听不见琴声和歌声就连说话声也少了。
（四）三星阉匠
自从卫兵换防以后，新来的人是些年纪较大的士兵，不像以前让我们出来放风，我们每次说话都要遭到他们的训斥！同我们过去接触的老管一样，个个板着脸，两个眼睛随时都流露出敌意。
换防后的第三天，我正按照往常的习惯，隔着墙大声问陈力一句成语的典故时，一名佩戴上士军衔的中年人，幽幽出现在我的窗前，那人满脸横肉，一双眯逢的细眼，嵌在胖胖的面庞上，下巴还长着一颗令人很讨厌的黑痣，当他的目光碰到我的眼睛后，便用安岳土话嚷道：“你们两个在讲什么？关在小监里还敢隔着墙说话，想找死哇！”他那小眼里露着凶光，胖脸上显得十分轻蔑。
经验告诉我，对这样的人初次见面决不可示软，否则今后他会不断得寸进尺找麻烦，迟疑了一会儿，隔壁的陈力已经发了话，他说：“人长着嘴本来就是吃饭说话两件事，我们可不像你长着嘴只晓得捅饭。”
那卫兵立刻走到他的窗子面前骂道：“什么野物，敢在老子面前撒野！你这个龟儿子，你这个王七加一蛋竟敢跟老子顶嘴！”安岳土话夹着很重的卷舌音，使他原本的凶像很疯狂，我立即站起身来拖着他的把子向他对答道：“喂，嘴巴放干净一点，你跟谁充老子呢？我们可没得罪你，你凭什么骂人？”但是他毫不示弱，使出一付泼妇骂街的本事骂道：
“我看你这龟儿子，妈生你就变孬种。人还没有变全还跟老子伴嘴。”看来这人是个农村骂架的好手，一面骂一面又朝我的窗下走过来。
“我看你长得够肥的，要过年了吧,够秤了！”陈力在隔壁同他对骂，对于这样的人除了挖苦奚落，没有其它的语言同他对话。
“混蛋，你敢洗刷老子，你不认认老子是谁？”脑羞成怒已使他说走了嘴。他向陈力亮着他肩章上的三颗五角星，其实我们早已看清了他的身份，不过是一个班长。论年纪来讲，只有戴着他的三颗泡泡守到退役了。
三颗泡泡在安岳的穷山沟里够威风，可以吓唬没见过世面的农民。“我看到了，你领子上不就别着三颗泡泡的领章么？三星阉匠！怎么样，好不好你还是一阉匠，回农村还可以替人阉猪儿，找顿饭吃也不枉在部队里混那么多年。”陈力在隔壁狠狠挖苦着他。
“对了，三星阉匠。”我跟着确认道。
“你这小子敢再说一遍，你他妈的臭鸡蛋撞石头,撞破了不如一泡屎。”他气急败坏，语无伦次，骂不绝口。
为了挑逗这个家伙，我从铺上站起身来，隔着窗栏一字一板的大声嘲骂道：“你那颈圈上三个泡泡，该挨刀了。”陈力在隔壁哈哈大笑。
肉脸气得直跳脚，但因为没有找到开房门的钥匙，只好用手里自动步枪的枪托，朝着我监舍的木门狠狠的砸了几下，用拳头在我的窗口直幌。我们对他这种令人发笑的歇斯底里又回以笑声。
讨了如此的没趣，上士喘着气回哨岗里去了。我们可并没有把这场对骂记在心上，而是把它当作彼此间为了争各自面子的一场游戏，也是为了保住我们所争来的自由权利对粗暴干涉者的回敬。
对于无知的暴徒，你越软弱，他就越要欺负你，这是我们同这些人相处中，摸索到对方的脾气。
不过，我们还真没想到如此一翻对骂，竞被这位心胸狭隘的安岳乡巴佬，当成了一场必欲报复的奇耻大辱。过了几天，他不知从哪里端了两盆锯木面来，用一些纸引燃几分钟后，便沃成了一盆滚滚的浓烟。就在那燃着烟火的锯木面上面，撒上了两包“药粉”，并用扇子去煽那锯木面喷出的滚滚浓烟。等到形成了黄白色的烟雾后，便将我和陈力的门口一处放了一盆，再用扇子将那滚滚黄烟从门缝里煽进来。
一股六六六粉浓烟迅速弥漫了小屋，这残忍而愚蠢的家伙，竟来了这么一出“毒气”战，是我们没有料到的。
屋里没水，也没任何可以用来从门缝里泼出去扑熄两盆毒烟的泥沙。浓烈的六六六毒烟呛得我直咳嗽。看来这蠢猪是想把我们毒死在里面！我们开始大声的怒斥：“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放毒气了！”
法西斯用毒气弹去残杀妇女儿童，都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何况用这种手段来对付两个被关在禁闭室里的“囚犯”。这手他是不是从希特勒那里学来的？我们的怒吼丝毫没有阻止住他那双罪恶的手，相反他反倒越煽越起劲。在他发狂的挥着扇子时，屋子里的毒烟越来越浓。
我们只好向对面的场部方向大声呼救：“杀人啦！杀人啦！法西斯杀人拉！”我们的喊声和滚滚浓烟，首先惊动了正在那田坎两侧劳动的就业人员，没到五分钟，场部的那面，一位戴上尉肩章的军官从田坎上跑步而来。三星阉将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慌慌张张把两个盆子端到断墙外用泥沙盖住。
当他们的上司匆匆赶到时，两间屋子里呛人的六六六粉浓烟开始向窗外散出，毒气盆已经熄灭“不见了”。上尉的脸色十分难看，他的下级此时正垂着双手站在那里，听我们边咳边向他诉说刚才发生的事一声没吭。“六六六的盆子哪里去了？”上尉朝他喊道。
他迟疑的走到断墙外，把藏在哪里的两个盆子端了出来，依然地木然垂着头站在一旁，不时用眼睛去看站在我们面前的那位上司。
也许他压根都没有想到他刚才所干蠢事的后果。只挖空心思，想用这种办法来制裁伤了他自尊心的两名囚犯，并以此炫耀自己在“阶级敌人”面前的革命性，没想到几天前我们那场对骂，以这么一种结果收场！
呜呼！中国人之愚昧可恨，可见一般。这么一个普通的士兵脱下军装便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身上竟埋藏着以残杀自己同胞为乐趣的劣根。这种劣根，我们已经在所经历的大大小小斗争会上体验过好多次了。
正是中国人由于愚昧而相互残杀的劣根性，才使毛泽东可以轻易加以利用，并煽起大规模内战的民族潜因了。然而，这个逞强逞能的上士，此时在他上司面前已威风扫地，呆呆站在那里，活象条夹尾巴狗。
从此以后三星上士便消失了，我们再没有见到过他。
（五）粪泼岗哨
在三星上士，从我们的窗前消失了一周以后，一个满脸雀斑的中士替代原来的上士，在岗哨中充当“头”的角色。从交接班时对他的称呼，我们知道他是场部驻军的伙食班班长，有一口很纯的自贡口音。也许他的上司在他来之前，曾因他的前任事件向他作过交代，这位看上去同样自负的人在上班时，一直用铁青的脸色保持与我们的距离，从来不在我们窗下逗留，也不同我们说一句话。
这样也好，虽不象金梅一家还在时，那一段老管们与我们融洽相处的日子，但能保持河水不犯井水，也落得安静些，我们可有我们的事要干。
那时间，场部为驻军所需的蔬菜，专门在场部蔬菜地的旁边，划了一片菜地给他们，还把田坎旁的一个粪坑划归他们使用，这位中士原来可能是个菜农，他来后，便在原来金梅住家的那一头放了一挑粪桶，规定送饭的老叶，我们屋里的屎尿不准随意乱倒，在每晚送饭时必须倒进他准备好的粪桶里。
在他来之前，我们平时的屎尿全倒在那断墙旁边，不知由谁种的核桃树下。经过一个冬天浇灌，过了春节后，那两棵一人高的树上已长出绿叶。
门前堰沟两边去年插下的柳枝也吐出了嫩绿的芽，下过两场春雨后，风渐渐减弱，天气渐渐开始暖和。
我们对中士兴出来的规矩倒也没有什么非议，种菜需肥这可以理解。只是因为陈力戴着脚镣行走不便，现在每天倒尿的桶比原来远得多，两个房间倒尿桶的工作便由我一人承担我也乐意，反正每天我也找着机会活动身体，借此透透空气放放风，何乐而不为。
只是偶尔不慎倒洒在地上时，被那中士看到便会板着脸骂我“寄生虫”，使我颇为反感，但我没有同他计较。三五天以后，积粪的桶便装得满满的，开始他安排了一个刚刚入伍的士兵，将那挑粪水挑到两百米外的自留粪坑中倒掉，再把腾空的桶送回原处。
自从羊圈这面，士兵与我们之间，产生了先前那姓钟的学生兵与我们交往的事情后，趁着驻军换防机会，邓扬光收回了我们禁闭室由卫兵保管的钥匙，把它交给了送饭的炊事员老叶。
所以平时，这些士兵是进不了我们门的。那三星上士本欲破门而进，将我两痛打一顿，皆因进不了门而想出用毒气惩罚我们的主意。
现在这位雀斑打着利用我们两个劳动力的主意，也因没有钥匙而未能如愿，有一天下午五点钟，老叶就已送来了晚饭，当房门打开以后，那雀斑从老叶的手里将钥匙要了过去，老叶不敢违抗，只是向他关照说：“管教科交代过，任何人要小监的钥匙，都必须经过他们的允许。”那中士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说：“我会跟你们的邓科长说的。”
当我们吃完饭以后，中士不但没有锁上房门，还把我们俩叫了出来，指着那墙头已经装得满满的粪桶，命令我俩抬到对面的粪坑里去。我倒不要紧，可戴着十斤重镣的陈力就难了，我俩都已经整整半年多没有劳动，脚也是虚幌的，抬着这么满满一桶粪水，加上那粪桶上所系的是一股单调的棕绳，抬起来桶在中央晃动，使我俩一前一后无法同步。
还没有抬出10公尺，那桶里好像有两条大鱼在翻腾，溅出的粪水幌了我们一身。尤其是陈力，越抬越觉不对劲，将那桶粪水抬到距哨棚大约五米的地方，停下脚叫放下扁担，站在那里不走了。
那雀斑把脸一抹，眼里射出凶光，口里一迭声的叫骂道：“狗日的劳改犯人，吃了睡，睡了吃，不劳动，老子今天就要强迫你抬！”说着，他手里端的自动步枪枪尖刺着我的腰部，陈力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吼道：“我没有义务替你劳动，你要我劳动叫人把我的脚镣下了，不然我怎么抬？”雀斑又将脸转向陈力，刺刀尖挑着他肩头。“今天老子要你抬，否则老子要你吃枪子！”说着，果然的往枪膛处上了弹夹，枪口对着陈力，眼看又要发生一场意想外的冲突了。
我同陈力交换了一下眼色，慢腾腾地将那一桶屎尿抬了起来，陈力将他的脚镣，猛烈的拉动，打在岗棚前的石板上哗哗作响。雀斑以为他逞威得势，发出一阵胜利的吆喝：“走！”
刚刚抬到哨棚边敞开棚门的前方，突然间，陈力身子一侧，一个踉跄整个身体带着那桶绳，向那岗棚门口倒去。我顺着这势头，也朝那方向倒去。一刹那，那桶粪水借着我俩的合力，不偏不倚的全部泼进了哨棚中，把棚中的坐椅，防寒大衣，彻底浇洗了一个透！棚里一片恶臭。
这出其不意的行动使雀斑惊呆了，五秒钟后，他才回过神来，尖叫着，跳到附近的那片菜地里，捡起墙角下盆子大的土胚，向我的头上猛砸，我的头上一热，感到已被土胚打中的地方血流了出来。于是把身子缩成一团，一边大声喊着：“打！你打，我跟你拼了。”一边打着滚，往他站的地方滚去。
雀斑被这种与之拚命的动作惊呆了，迅速的捡起从肩上滑下来的自动步枪，朝着天上扣动了扳机，一梭五发子弹凌空而起。一面又飞速地从断墙角跳开，躲避我滚扑而来的身体。
我顺势坐起身来，指着他痛骂不已，陈力却在那岗哨旁哈哈大笑，这时雀斑已站出与我们十米远处，手里的自动步枪对准着我们，一面在抖沾在他衣服上的大粪。一面又不时回头向场部的方向张望。看得出，他正准备谁来收拾这狼狈不堪的现场。
清脆的枪声立刻惊动了二百米外的场部营房。邓扬光和一位上尉，一名士兵正急匆匆地从田坎上向这边走来。
大约一分钟以后三个人赶到，一身是泥的我，头上流着血还坐在地上呻唤，陈力叉着腰在那儿朝着雀斑冷笑，雀斑此时当初的威风顿然消失，从岗哨棚中溢出来的尿水还在不断地流，那片被粪水污染的地方泛出一股股奇臭。上尉见到此情景捂着鼻子，哭笑不得。他的部下连连发生如此荒唐事，令他十分难堪。
邓扬光皱着眉头，悄悄地问那雀斑：“钥匙你怎么拿到手的？”
我站起身来，膝盖刚才在地上翻滚时擦破了皮。脸上除了被那土胚击中，耳边擦出血留着伤痕外，身上其它地方还没有伤着。一面拍打满身的泥土，狠狠地向那雀斑瞪了一眼，便慢腾腾地走回我那监舍去。
四个人在窗外说了大约半个小时的话，隐隐的听得出，争执得很凶。只听见那邓扬光压着嗓子喊到：“幸好还没有发生更大的意外，否则这责任谁负得起？”当换岗的士兵来到时，四个人才慢慢地离开那里，那雀斑跟在最后，低着头。
不一会，四个人的身影便消失在田坎上的夜幕之中，场部那个方向传来了电影话筒里放出的音乐声，电影也开映了。
一场激烈的风波，总算平息了，从此以后，那雀斑也从羊圈的岗哨中消失了，我们每天的粪便，依归倒在那两棵核桃树下。
（六）挨打
雨季刚刚来临的一个下午，天刮着大风，乌云满布，天色也越来越黑，看样子一场倾盆大雨就要来临了，此时当天值班的一个身材很矮的中士，像幽灵般的站在陈力窗下。
陈力正聚精会神地匍匐在铺上，将刚刚捕捉到的一点灵感写在纸上，所以根本没注意到那窗下还扒着一个人。那扒在铁窗下的中士大概因为天色太暗，并没有看清陈力在干什么，眯着眼看了老半天，于是将手中步枪的刺刀在窗条上碰得乒乓作响，大声向里面命令道：
“写什么东西，拿给我看看！”陈力突然被这大声喝令声吃了一惊，抬起头来，十分恼恨这家伙无原无故打断了他的思维，回答道：“你没有任何资格命令我，把我所写的东西拿给你看。”
中士被他的这句轻慢的回答振怒了：“我要你拿出来，你就得拿出来，不然我要你吃枪子！”他怒吼道，这种拒绝是习惯于欺压囚犯的人绝对无法接受的，陈力一动不动的坐在那里闭目静待，也不答腔，好像窗外并没有人站在那里。
对他的这种藐视，中士的脸气得铁青，一只手握着枪柄，将那枪膛里的弹匣子弄得啪啪作响，但最终还是不敢发作，狞笑了一下，无可奈何地走开了。十分钟以后，老叶一手拿着一把雨伞，一手提着饭篮子，匆匆的送饭来了。
陈力那屋子的小门打开了，当陈力从老叶手里刚刚接过饭盅，还没等老叶返身出来，那矮子已经闪身而入，用他的步枪刺刀顶着陈力的背，连推带搡地将他逼到羊圈前的断墙土堆上，并从岗棚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一根棕绳。
捆人是这些枪杆子惩罚不驯者的常用刑罚，我们对换防以来这批军人的反抗态度，积下怨恨，对方随时都想找岔子寻机报服。
他把陈力叫到坝子里，开始用绳子抽打陈力，陈力一动也不动的站在那里，老叶见状，立即收起了空篮，提着雨伞匆匆离去了。而我正扒在窗口上，心里为陈力担心，灰暗的天空开始打下豆粒般的雨点，溅在那十斤重的铁镣上铮铮作响。
中士将绳子套在陈力的肩上，我见此景按耐不住大声吼道：“老管要杀人啦，老管要杀人啦！”中士也许没有想到，与此无关的我会如此的声援，加上倾盆的大雨已经如瀑布般狂泻下来，便放开了陈力，转身一个剪步，射进我的房子里，做了一个快速的擒拿动作，将我掀翻在地。
接着他那双拳头向我的胸部腰部雨点般落下，我立即将身体缩成一团，任随他拳脚相加。足足挨了五分钟的打，腰已经不能动弹，那矮子好象已经打累了，喘着气，放开我，走出屋去。
陈力并没有走开，他仍站在雨坝中，全力的扯着嗓子喊道：“打死人啦，打死人啦。”虽然这吼声在澎湃的大雨中被湮灭得模糊不清，那矮子却从哨棚里将雨衣披好，准备再次向陈力动手。
忽然黑糊糊的田坎上茫茫的雨雾中，向这儿射过来两束雪亮的电筒光，隐约听得清楚杂乱的脚步声和说话声。邓扬光和老管的上尉指导员出现了，中士停了手，我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只是腰杆直不起来，嘴里觉得一股股血腥臭，头上已经打起了几处青包。等到小监的门上了锁，窗外渐渐没了人声，我才用破棉絮擦干自己身上的泥污，挣扎着爬回自己的草窝。
这一次我受伤不轻，第二天送饭的老叶，还为我带来场部蔬菜组的就业卫生员为我作了检查，包扎了伤口。还好，腰部只是比较严重的扭伤，我躺在床上一连五天，头上的青包慢慢的消退了，腰杆也能曲伸，直到至今，每遇天气变化都还常常发作，一场暴打又象暴风雨般的过去了。
在反省室里，日常与我们打交道最多的是站岗的哨兵，这些文化层次极低，受过特种的训练，在大监里养成了对一般犯人呼来喝去，在他们头上拉屎、拉尿已成习惯，我们对他们坚持不卑不亢，据理力争的态度，在不断的较量中，使他们原先的盛气凌人的架子得以收敛。我们难免要挨打，但依仗着这点斗争，保护了我们人格的尊严，争来了较为宽松的生活权利。
我们可以在监舍中跑步，练气功，隔着墙壁和陈力大声交谈，讨论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甚至于隔着墙唱歌猜迷语，遇到像自贡中士和岳池上士的无理之徒，让他们赏尽被奚落的滋味。几次冲突后，他们自认为对我们这两个人多管闲事，除了自讨没趣，什么也不会得到。
我们在羊圈里建立起来的特殊的生活秩序，影响到我今后一生，使我们懂得自由在任何情况下，都得靠自己用斗争来换得，当然，这要符合社会公理，一个人只有始终代表着正义，那么并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
后来，当我们出了禁闭室到了大监里，才听说，我俩在小监里的这段生活，竞在流放者中广为传播，甚至传得非常离奇，有人说，我们在小监中与老管们对打，老管们用枪打我们，反而子弹弹了回去，使打人的人还受了伤住进了西昌医院。还说我们俩是国外派来的间谍，有人看见小监里经常有女人出入，便是共产党用美人计来掏我们的口供，等等。
他们那里知道，我们在小监里整整一年半时间，每时每刻都在同狱吏们抗争，我们这些平凡的故事，没有任何传奇之处，我们能在特种监视下，有歌声，有说笑，有练功打坐，给我们吃干部伙食等等，既有当局的政治目的，也许还有中共内部矛盾在起作用，当年全国大灾荒的严重后果，经济的崩溃导致了中共上层的分裂，已日益显露。
苍天保佑着我们，其中我们凭着人性，道义和良知这些人类永恒的力量，使我们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灾难。
很难说清1964年，农场的当权者，把我和陈力关在这里，与普通流放者完全隔离反省的真实用意。
既然中共已经分裂，毛泽东的阴谋受到很大“竭制”，我们也在1965年9月经过整整一年半的反省，没有受到任何刑事追究，悄然从小监里放了出来。
后来听说，当时在我们进小监时，农场管教科上报过我们的“死刑”材料，然而农场的第一把手在批示这个材料时，却说：“这两个人还年轻，又是知识分子，本质上并不是根深蒂固的，根据对知识分子实行改造为主的政策，仍应坚持对他们教育为主的基本方针，以达到使他们回心转意从新做人的目的。”
放我们出小监的那一天，下掉了陈力脚上的脚镣。在干部伙食的催养下加上我平时条理性很强的生活规律，我的体重增加到70公斤，这真是因祸得福，不过，迫害也罢、保护也罢，对个人并不重要。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