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30日讯】苏联电影曾是世界电影艺术中独树一帜、自成体系的电影流派。1994年到1995年，《烈日灼人》在国际上连获大奖，吹响了俄罗斯电影复兴的号角。
1994年，《烈日灼人》给他带来了职业生涯的巅峰，该片在当年的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角逐中惜败于《低俗小说》，和张艺谋的《活着》一起拿到评审团大奖。1995年，《烈日灼人》夺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大奖。在颁奖晚会上，米哈尔科夫带着女儿娜佳一起领奖，他激动地把娜佳举过头顶，成为那届奥斯卡颁奖晚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瞬间。米哈尔科夫坦言，对他来说，拿到奥斯卡才算成功。而《烈日灼人》顶着奥斯卡的光环，顺利地与索尼签下发行合同，并在北美拿到了2亿美元的票房。
这部电影的出色在于它并没有简单以正反两面讲述政治斗争的恐怖，也没有树立一个完美的高大人物来对抗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而是通过人物无法摆脱的命运突出了那个时代的残酷。片中气势恢宏的俄罗斯夏日风光的展示以及对“太阳”的象征性运用，也让它在视觉上傲视群雄。从此，米哈尔科夫成为了俄罗斯电影的领军人物，人们称他为“俄国的斯皮尔伯格”。1998年，他的作品《西伯利亚的理发师》成为史上唯一一部在克里姆林宫召开首映式的电影。2005年他60大寿，总统普京又发贺电又亲自上门祝寿。
前苏联时代大清洗是不能触碰的禁区，苏联解体后反思斯大林时代的电影不少，但以大清洗为背景的，也只有这一部《烈日灼人》。
苏联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它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大清洗的直接导火索是苏共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遇刺。基洛夫在党内资格不老，却拥有极高声望。
1934年12月1日夜，一个名叫尼古拉耶夫的青年工人在斯莫尔尼宫内近距离枪杀了基洛夫。尼古拉耶夫被捕后供称，刺杀动机是基洛夫介入了他的感情纠葛。
基洛夫之死最广泛的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直接指使的，因为他迅速上升的声望威胁到了斯大林。其实，基洛夫是斯大林一手提拔的亲密政治盟友，也是斯大林在1926年战胜党内对手季诺维也夫后，在对手势力范围内掺沙子的安排。
斯大林亲自为办案的内务部负责人雅戈达指示方向：政治谋杀。雅戈达在极短时间内，将数千人流放、判处徒刑，枪决了一些人。斯大林的敌人，已经倒台的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也成为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但这不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于是，全新的人马重审基洛夫案。一年后，基洛夫案终于有了令斯大林满意的结果，1936年8月19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在莫斯科开庭。
审判公开进行，全苏的宣传机器都被动员起来。人民群众经教育后得知，那些失势的前反对派们是如此险恶，他们谋杀了基洛夫，他们还想谋杀斯大林，甚至全体政治局委员。
对普通人来说，更多时候，是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他们战战兢兢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最后惊喜地发现，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大清洗”就像电影中那个两次出现的超现实火球，秘密而又公开地闯入人们的家庭，点燃死亡与恐怖。
1936至1938年大清洗的高潮是莫斯科大审判，三次大审判的被告人数分别为16、17、21。除第二、三次各有3人获有期徒刑外，其余的被告全部枪决。
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了6位苏共领导人，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中的4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另一人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11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有20人被枪决；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5人已去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
1936至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有人总结，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大清洗完成了苏共的政治大换血。到了1939年，苏共党员干部中，80%是列宁死后才加入苏共的，他们是通过斯大林修改过的历史和各种宣传物品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心目中，除了列宁和斯大林，早期革命领袖几乎全是叛徒。
1937年，大清洗波及到军队，有太多的红军军官像电影中的科托夫一样以叛国的罪名被枪毙，科托夫上校史无其人，米哈尔科夫是撷取了众多红军高级军官的遭遇创作了这个故事。在被处决的高级将领中，最为著名的则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
然而，受骗上当并不能成为斯大林冤杀图哈切夫斯基的理由，斯大林除掉图哈切夫斯基，最重要的原因是：三十年代斯大林个人独裁接近登峰造极地步，尤其是在伏龙芝等军队将领去世之后，图哈切夫斯基这样的功臣无疑成为妨碍斯大林个人专政的最大绊脚石。
继图哈切夫斯基之后，斯大林对军队进行了大清洗，在两年的时间里，被杀的苏联红军高级将领有：5个元帅中的3个，5个一级集团军长中的3个，10个二级集团军长的全部，57个军长中的50个，186个师长中的154个，16个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政委的全部，28个军政委中的25个，64个师政委中的58个，456个团长中的401个。没有一场战争可以让一支军队损失如此之多的高级将领，而斯大林在和平年代做到了这一点。这也是1941年苏军在德军攻势下几乎不堪一击的重要原因。
电影的最后，身为内务部秘密警察的米迪亚在莫斯科的寓所里自杀，这也暗示了大清洗执行者的命运。内务部的两任领导者雅戈达和叶若夫在清洗了成千上万的人之后，自己也被后任清洗。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开始揭露大清洗的真相。1956年2月在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做了一个秘密报告，称斯大林“滥用权力”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在同一报告中赫鲁晓夫承认许多大清洗受害者是无辜的，他们受拷打后只能“认罪”。1957年1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撤销对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原判，为其平反昭雪。但是，在莫斯科公审中被判的布哈林等人直到1988年才被平反。
2007年10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悼念死于大清洗的遇难者，并成为第一位就大清洗表态的相关国家元首。普京说：“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中国也有一个和斯大林一样令人闻风丧胆、冷酷嗜血的政治人物，叫康生。陈云曾说过“康生是鬼不是人”。康生，这个从延安整风到“文革”，一直在中共政坛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被西方人定义为“狡诈的，无道德良知的机会主义者”。其实，国内知情者更喜欢称其为“阎罗王”，他曾用逼供信等手段，迫害致死很多人。
康生第一宗罪：贪婪掠夺。康生在收藏书画方面的爱好，几近于一种疯狂的掠夺。在“文革”以前，康生常以打借条的方式占有一些文物。1956年，故宫博物馆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陶龟砚，康生看中了，说是“借”去看看，结果是久借不还，故宫博物馆不好入账，只好为他为调拨手续，归康生所有了。
“文革”中，康生更是想尽办法掠夺文物。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知京城有名的文物收藏家傅惜华的书被“抄”出，并已经集中到国子监藏书库，赶紧驱车前往到了又脏又冷的书库，他一屁股坐在一个破木箱上动手挑书。71岁的老头子，嘴唇发紫了，鼻涕也流出来了，一个人挑了3个多小时。就这样，傅惜华的藏书经过红卫兵“抄家”行动，流入康生之手。自1968年至1972年，康生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32次，窃取图书12080册，窃取文物1102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2000多年前的青铜器，有1000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30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康生第二宗罪：害人成性。1947年，康生在山西省林县主管土地改革时，施行的残酷政策，几乎杀掉了每一个地主和富农，使许多共产党干部对他产生憎恶。康生发明的众多酷刑中包括：把囚犯拴在马后，然后，鞭打那匹马，驱使他拖着受害者不停地奔跑，直到把他拖死;把醋灌进受害者的喉咙;用一根马尾刺进受害者的阴茎。当康生对他的施虐狂队伍的“努力”不满意的时候，他会不断发明使不幸者更加痛苦的新方法。他曾威胁要把毒蛇扔进囚犯的牢房来加快获取“供词”。当需要恐怖的戏剧性表演时，他会极其高兴地捏住囚犯们的鼻子，像牵着牛一样领他们穿过巷。
康生害人成性，喜欢整人，其“迫害欲”在“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迫害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根据政治气候的变化来整人。“文革”前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际问题专家姚臻，从1960年开始就在康生领导下的写作班子里工作，勤勤恳恳，同康生朝夕相处，做了大量工作。“文革”开始后，有人贴了姚臻几张大字报，康生立即把姚臻抛了出来，并污蔑姚臻是彭真专门派来监视他的特务。姚臻当天晚上就含冤自杀了。1968年，康生和江青一起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作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1968年9月17日，康生在写给江青的信中，给刘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等大帽子。第二类是那些知道康生底细的老干部。康生心胸狭窄，生性多疑。他总怕那些知道自己底细的人有朝一日会向毛泽东告他的状，揭发他干过的坏事，据资料记载，“文革”初期，正当红卫生兵到处“揪叛徒”时，康生的小姨子苏枚突然服用安眠药自杀。康生等人硬说这是“反革命谋杀”，责令公安部门和政法干校追查谋杀的凶手。他指使谢富治等人，以“谋杀苏枚的嫌疑”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将该校副校长石磊等7人拘捕，另外50多人被隔离审查和受到批斗，其中逼死1人，逼疯4人。
康生第三宗罪：生活糜烂。1960年，中国人大都忍饥挨饿，苦度时日。康生却是少数利用职权尽情享乐的人物之一，他非常溺爱他的北京种爱犬，这是过去专为皇室预备的。豢养宠物并不是康生惟一的宫廷生活乐趣，他还雇了一名宫廷厨师，享受皇帝的饮食待遇。
康生爱抽大烟，这是一名提供材料者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发现的，当时她去探望在北京医院里养病的康生。她发现他带着全套吸食鸦片的工具：烟枪、烟灯，用来在火苗上烧烟泡的细针和小匙。康生利用权势地位保持他的吸毒癖，尽管那时候政府正在无情地处决任何进行毒品交易的人。康生还曾把演员找到家里，表演模仿男女的床上戏，并用当时十分罕见的录音机给录制下来。此外，还把京剧演员找到家，叫他们演很黄很暴力的剧目，并亲自拉京胡伴奏。他还喜欢收集春宫画，看得乐不可支。
据《羊城晚报》、《康生评传》介绍，在公开场合，他却更喜欢把自己打扮成高深莫测的知识分子模样。“文革”时期，他更是力求站在毛泽东身边时举止温和，使自己看上去更像书生，而非阎王。1975年，康生在气息奄奄之际，还在毛泽东面前告了邓小平一状，足见其人之阴险。同年12月，康生病死。
林彪在文革中配合毛泽东整人害人，已经是无可争辩的历史。其实，他之所以要卖力为毛泽东整人害人，说到底还是和斯大林与康生一样，是膨胀的权欲作祟。林彪是中共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曾长期为毛泽东所倚重，在中共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三。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利用林彪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元老，正式把林彪作为自己接班人。从1966年5月文革开始到1971年9月被迫出逃丧命，林彪在5年里尽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荣耀。
不过，除权欲外，与康生一样，林彪还有的就是贪欲。中国官媒近日披露，中共开国元勋林彪和他的手下曾经利用权势，有如“地毯式轰炸”般地搜刮珍稀文物，大量属于国家和私人的文物至今不知去向。林彪集团在文革中的种种“倒行逆施”，多年来早已被官方媒体“批倒批臭”，但类似林彪集团的诸位高官大肆搜刮文物的消息，仍属于没有解禁的“新闻”。因为，这打破了所谓“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共官员很少腐败”的神话！
千龙网等网站转引《北京日报》近日的一篇署名文章说：“林彪集团不仅犯下妄图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罪行，还是一伙窃夺国家及私人文物的贪官！”这篇题为《林彪集团窃夺文物纪略》的文章指出，现在很多人因为痛恨腐败，便认为“文化大革命”有理，“此倾向实大谬也。”文章披露的事实令人触目惊心：林彪的老婆叶群及儿子林立果、中共政治局常委陈伯达、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以及林彪、叶群、陈伯达等人的秘书和李作鹏等人的老婆，先后近500次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库房，直接拿走或以象征性价格“买走”文物、字画、图书等多达上万件！
有关清单显示，仅林彪夫妇就拿走文物和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笔134支以及其他物品，其中珍品118件。这些价值343万1661元人民币的文物，林彪夫妇只花费766元5角5分人民币。据指出，林彪和手下的大将在窃夺文物上有“惊人的一致”。这些人中除陈伯达是文人外，其他都是从青少年时代就跟着毛泽东“打江山”的“老红军”。虽然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却“一致对文物古书发生了兴趣”，因为他们“一致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宝物，很值钱”。在贪占文物上，林彪集团“对小偷小摸不感兴趣，而是大批量地搜刮”。北京市包括府学、北海、琉璃厂、孔庙、工艺品公司等文物存放处“都无一例外地被他们搜刮过”。其贪欲的疯狂程度，并不亚于当代的贪官。
至于林彪等人搜刮的文物后来下落如何，文章没有交代。但可以断言的是，在权力缺乏约束的时代，贪官绝不仅仅只是在政治上被判处死刑的林彪集团，被非法窃占的珍贵文物也远不止文章所披露的数目。
一般认为，中共高层在“文革”中的斗争主要出于不同的政治理念，“文革”虽然荒谬，但那时的官员还是比较廉洁的。这篇揭露林彪集团掠夺文物的文章以确凿的史料证明，“文革”（应该也包括“文革”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期间，官员所谓的“廉洁奉公”不过是宣传机器制造的神话，单纯善良的民众却往往信以为真。
林彪集团搜刮文物已是30多年前的往事，但它留给今人的昭示依然鲜明、深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公正清廉的希望寄托在政治人物的道德和良知上，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靠不住的，必须真正建立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制度。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格言值得中国百姓永远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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