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28日讯】两千五百年前的中文第一诗人屈原，用他人生和写作，已经给噩梦的灵感下了定义：追寻——甚至创造更彻底的困境。这是我们真正的思想传统。他的意义在于提示给人类：如何“发出自己的天问”？从而和伟大的《天问》建立“创造性的联系”？这远远超越了“中国文化”。我眺望着的是，一个当代的、普世的“诸子百家”，一个全球独立思考者的大传统。
一、“这遗言，变成对我诞生的诅咒”
“中国文化是什么？”这问题貌似清晰，却令我越想越不着边际。是否中国人的文化就都是“中国文化”？或凡发生在中国的都叫“中国文化”？有没有一个哪怕只由中国人所共识共有的“中国文化”？谁来决定什么“是”、而什么“不是”中国文化？一旦决定了，这“文化”还有没有演变甚至超越自身的可能？如果有，我们怎么去见证它的活力？如果没有，那个固定的“中国文化公式”，岂不在先天抹煞一代代鲜活的生命？它究竟该被称为“伟大的传统”？或只该被实事求是地叫做一个冗长的“过去”？
本节小标题，引自我写于一九七七年的第一首诗《自白》。它有个副标题：“给一座废墟”。这里的“废墟”既具体又象征。具体之处在北京的圆明园，仿佛命中注定，我从两岁起就住在这座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的满清皇家园林附近。而它的象征意义，则来自文革结束后，整个中国惊醒时，赫然发现几十年“革命”之后，一个民族、一个文化沦入了自身历史上最深的黑暗。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徘徊在那片乱石、枯草、残雪之间，“死亡”如此触目，犹如灰暗天空下大块裸露的黄土。“末日”如此刺骨，正像毫无遮掩的地平线上咆哮而来的寒风。我这一代人，无知得甚至不懂，那几根被我们当作不屈和抗争标志的石柱，恰恰是与中国文化无关的“西洋楼”的残余。仅仅因为它们罗可可风格的雕花不符合“社会主义”的需要，才免遭五十年代建设人民公社时大拆迁的厄运。我目不转睛注视着，一片预设进我们生命起点的荒凉，一种从开始就摆在烧焦的土地上的处境。那些默默的石柱，“仿佛垂死的挣扎被固定／手臂痉挛地伸向天空／仿佛最后一次／给岁月留下遗言……”我们的诞生，直接是死者遗言的最恐怖、最残忍的形式。
这构成了我对今天“中国文化”认识的起点：一片空白。甚或比空白更糟：一片人为“建设”起来的断壁残垣，霸占着土地，连清除也无法进行。我这一代人的文化特征，正是“没文化”，或更可怕，从小吮吸“反文化”的狼奶长大，何来儒雅？直以粗鄙为荣。几乎所有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思想资源，如儒家、道家和佛家，都不仅仅被忽略，更被彻底否定。历史上的“焚书坑儒”来自一个皇帝的偏见，而我们陷入的是一种全民愚昧。我们的“传统教育”不仅早已扭曲为洗脑一部分，更荒诞得有了点超现实文学的味道：一九七三年，我第一次结识“孔夫子”，是当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与林彪被并列为我们的“阶级敌人”。我并不知道，那一声声“打倒”口号，被强横的反文化历史逻辑演变得多么可笑可恨。
自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始，中国文化的命运就和噩梦纠缠不清：首先，当中国和现代世界碰撞，大清朝的满、汉民族矛盾也卷入其中，一声“驱逐鞑虏，实现共和”，已经混淆了“民族”和“民主”概念：民族主义的偏狭，瞒天过海地取代了民主的平等。接着的“五四”一代，那些曾为中国文化过分自豪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外来文化挑战下，显出张皇失措，直接跳到自卑自弃的另一个极端，“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暴露出我们的文化虚无主义达到了可怕的极端。这致命地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加上抗日、内战对各种情绪化的刺激，结果毫不奇怪，四九年后，我们的文化变成了一个非驴非马——不中不西，又中又西——劣质混合的怪胎：既毁了数千年自成一体的中国文化、又引进不了全面的西方文化，最终两边双双失控，释放出人性恶之集大成！噩梦最典型时，滥杀无辜，可以从小小麻雀直到对千万民众放肆泛用。只要顶着“主义”的帽子，一切对古今中外人性和常识的悖谬，立刻能变得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我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我的老保姆，她出身平民，几乎不识字，所以一生保持着古典的纯朴。她判断“好人”、“坏人”，仍像几千年来一样，仅凭良心，这看来简单，却比许多嘴上挂着“时髦词汇”、自以为跟上时代的知识分子少犯好多错误。归根结底，所谓古老的常识，就是对人作恶本能的限制。这应验在私有制的最基本信条“你的就是你的，不能抢来变成我的”上；也验证在真诚与超越，这古今中外经典文学的通义上。与文革版本的绝对独裁相比，不得不承认，两千年前建立儒家大一统的汉儒们，曾经立“天道”以制约“皇权”，实在显得太富“民主”气息了。但当“专政”无所不在、历史进化论的链条捆绑一切，别说文人的独善其身，连道亦无处能“隐”、佛也无世可“出”。精神走投无路，于是只剩极端的实用。仔细想来，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知耻”诉求何其宝贵，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人格道德上普遍的自我放弃，除了一句“寡廉鲜耻”，哪有其它？
翻译里透露的信息也很有趣，一个外文词“物质主义”，翻译成中文就成了“唯——物”。“唯”：唯一。仅有。那个从权斗到日常思维的一体化污染。我们的当代中文，充满了五花八门、却不知所云的“主义”和什么什么“学”，无数一无感觉二无意义的“大词”，像张开的陷阱，等着我们自动跳入它。想想我们已经以为明白、其实糊涂着，被多少自相矛盾的词句吞吐过！最后，连自己都分不清了，毒素究竟来自外界、还是干脆储存在自己内部？八十年代伊始，我们一厢情愿地谈论“语言”、“传统”，却几乎没意识到，其实，我们既无“语言”又无“传统”。民族虚荣者鼓吹的“古老辉煌”，已经永久性地成了一堆碎片；而把赚钱等同于“现代”，更是一派恶俗的自欺欺人。今天，我们周围弥漫的空气中、被吸入肺腑、融进血液周身循环的，根本不是什么“中国文化”，强名之，只能叫“有中国特色的没文化”。它造出的人性废墟，远比一切外在废墟触目惊心。很残酷吗？可还能更残酷呢——回避它，所谓“思考”就根本碰不到想谈论的现实！
二、“从不可能开始”
“人在行为上毫无选择时，精神上却可能获得最彻底的自由。”一九八五年，我在《重合的孤独》一文中写道。作为一位年轻诗人，我已经感到，我面对着一种深刻的困境。具象地说，现实不停提供“噩梦的灵感”，我们的写作跟随着它，划出的正是一条向自己亲历的向痛苦深处探寻的轨迹。一个轮廓清晰的“追问的历程”，每抵达一个“形而下下”的现实深度，也同时获得一种“形而上”的对存在的理解。或许出于直觉，或许是对中国灾难历史的“怪圈”式循环有所自觉，又或许，冥冥中中文动词的“非时态性”（无论句子的时态如何变化，汉字动词保持原型，没有变位）所启示，我和我的诗企图抓住的困境，自始就瞄准了一种剥去“时间幻象”的处境——一种彻底的“不可能”。虚假的“进化”深处，一个触目、不变的人性深渊。这里诡谲的逻辑是：我们的生命当然在“当下”，但生命流逝了，它们的意义在哪里？它们的痕迹在哪里？没有。于是真实是：存在过无数人，却没有“你”。一直在谈论古老的历史，却找不到哪儿有时间。比“时间之痛苦”可悲得多的，是“非时间之痛苦”，那是一整块漆黑的、粘稠的东西，只增加重量却不增加体积，直接把每个人变成了石头。或许正因为这，杜甫写于一千二百多年前的诗句“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才跨时空地与我心心相契，成为我漫漫漂流途中的座右铭。
但还得感谢中国古老的智慧，一句“置之死地而后生”，概括了“噩梦的灵感”之真意。是的，这“死地”可怕，但其实也宝贵，它指出了一条可能深刻之途。对中国的命运和中国文人来说，除了笔直地撞向死亡，穿透它，当一回现实中的凤凰，也或者竟无他途。谁让中文这般独特？谁让中国在地理和历史上与世隔绝太久，以至于古典文化确实因为缺乏外来文化挑战的经验，而像一根銹弹簧，极度欠缺应对那挑战的能力？过去存在在那里，我们改变不了它，也无须抱怨它。真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困境，而是你对困境作何反应？压力，能否产生“自觉”？我想看到的是：噩梦越深、“不可能”越彻底，越在激发出的灵感、思想和启示。这是本文想表明的“逆向思维”——困境本身正是启示。它可能变成积极的能量，关键在我们是否有转化的能力，像生命一样一次次不顾一切地重新“开始”。回顾中，已有一条宝贵的线索：从七十年代末对文革伤痕（“伤痕”？难道伤口曾经愈合过？）的追问，到八十年代从历史切入对文化传统的“反思”，再到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用异样的五光十色，赤裸裸陈列出世界性的思想危机，我们的追问不是一层层地深化着？这令我在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一台的采访时，当主持人问“诗对你意味着什么？”我几乎脱口而出：“从不可能开始。”
我这一代人最根本的经验就是文革。关于它，一个质问“谁该对那场大灾难负责？”一直锥刺着中国人。这股潜流，在七八年底的北京汇聚到一起。一道如今已加入鬼魂的灰砖墙，展示出中国文学史等待的名字们。现在读来，虽然那些“史前期”作品的幼稚清晰可辨，但有一点碰到了要害，我们各不相同的写作，在凸显一个急迫的共同要求：“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觉，”那正是文学最低、也最高的标准。多年之后，我把它称为我们的第一个小小的诗论。这同一个标准，贯穿了一个个当代版的“怪圈”。它们贬低了进口的“魔幻现实”，而以我们精彩得多的“现实魔幻”——现实比魔幻更魔幻——取而代之。八十年代似乎比“千年”更长久，因为无需变换朝代和旗帜，一个个轮回，就在我们眼前重演。如果说小时候那场全民催眠术，曾令一个古国在神巫状态中如痴如狂，现在，我们长大成人，眼睛睁开了，头脑清醒了，却清清楚楚看着噩梦扑面而来。一场时间巫术，就像我用“重合的孤独”那个词描述过的。让一切，亿万次“重合”，又绝对“孤独”。时间这架绞肉机，搅碎、搅拌一切人、一切世代，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思维，在上演同一场戏剧。这个成人被活生生塞回子宫的经验，在我们之前已有过、在我们之后还会有。脚本早写好了。角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恭顺的、自欺的、愚昧而乐天知命的，如抖动的花朵，装饰着一场场“倒春寒”。“历史”一词有意义吗？千年或一天有区别吗？汉字动词不随时态而变，更不随更换的面孔和名字而变。由是，一行诗句内，现实之思直接兑换成历史之思。半坡、易经、长城、大雁塔、、故宫，“自然而然地”滑进我们笔下，成为日常意象的一部分。当我的《诺日朗》被批判成“血腥的”，我不得不暗自同意那说辞，只该再加上“远远不够”。因为，没有哪滴鲜血，不在用死亡的庞大，证明着死亡的虚无。
以上叙述，恍兮惚兮，既像现实更像文学，却正是“寻根”一词所标示的，中国文化反思，正是对现实经验的引申。文革过去很久了，但假如我们想举出一部中文文学力作，能发掘我们的命运，像《日瓦戈医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或《古拉格群岛》，曾深刻发掘过苏俄东欧二十世纪的历史那样，逡巡之后，可能还得失望而归。为什么一个著名的文学古国，在如此深刻强烈的经历之后，作品上却交了白卷？我以前说过：没有浅薄的现实，只有浅薄的作家。而作家，除了成为一个国度的“思想器官”，又能是什么？历史不是别的，它正是时间刻在一个人身上的痕迹：大历史纠缠个人的命运；而个人的内心构成历史的深度（顺便一提，这“对句”正是我新近完成的自传体长诗《叙事诗》的主题）。那么，对文革，我们追问过自己在这场悲剧中扮演过什么角色吗？整体的黑暗中，谁敢宣称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当数亿人都在出演受害者，谁是迫害者？难道现实竟荒诞至此，一个灾难凭空降临？文革后的“寻根文学”，其实恰与美国黑人的“寻根”一词反义——我们无须远渡重洋寻觅祖先，却要挖掘自己的脚下、内心，去掘出潜藏在一个民族潜意识里的“大一统劣根性”。不是鲁迅傲慢挖苦的小老百姓们，甚至不止是大权在握的当政者们，而是每个人，无论我们有意还是无意秉承的传统思维方式，先天解除（切除？）了个人的怀疑与批判精神，尤其怀疑和批判自己的能力，一个根系枯萎的“五千年的文明”，能存在吗？抑或只剩一个集体弱智的事实？
我们真正的“传统教育”，与现成文化相反，正是大多数同龄人经历过的下乡插队。那个课程：课本是深入血肉灵魂的痛楚，课堂是祖辈依赖又像监牢般的铐锁人们的大地，而学到的，是丧失反省的能力，会给一个民族带来何等的灾难！我曾站在陕西临潼兵马俑坑边，目睹黄土掀开一角，暴露出那个近在咫尺、又常常惨遭忽略的死亡世界。“怪圈”？或连那也是托词？事实是，根本没有“圈”。我们都是死者，面面相觑中，从未离开此地。八七年，我和朋友们在北京组织了一个诗人俱乐部，名称是一个宛如谶语的词：“幸存者”。那预言了我九十年代后的漂流生涯。本来的“幸存”之意，是想警戒我们自己，出版和出国的诱惑，不能放弃严肃写作的初衷。但诗比诗人嗅觉更灵。我写作五年、八八年出国前完成的长诗《》（标题为一个我自造的篆体汉字，读音“YI”）中，写下这诗句“天空从未开始／这断壁残垣”、“以死亡的形式诞生才真的诞生”，更点题的是“所有无人 回不去时回到故乡”，诗已经知道，现实会追上来证明诗歌。就在下一年，我们亲眼目睹了历史的背道而驰。
但甚至这，也从未令我感到意外，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证实诗的深度。如果说文革后，是“人的自觉”唤醒了“诗的自觉”，那现在，则是“诗的自觉”在引领“人的自觉”。《》的第二部，标题是《与死亡对称》，灵感来自中国历史，刻意筛选的八个历史人物，像八块历史面具，戴在我脸上，“历时”界限一举被突破。形式上，发挥中文性的“共时”可能，现代抒情诗语言、叙事性语言和摘录的古文，直接拼贴到一起，诗歌文本取消了时间，触摸到人之命运的千载不移。“每一只鸟儿逃到哪儿 死亡的峡谷／就延伸到哪儿 此时此地／无所不在。。。”这些句子，难道仅仅在写中国吗？或其实概括了今天这个没有社会理想竞争、没有政治抉择、不同政党就像公司的空话世界？连“双重标准”都成了奢望、全球化意味着只剩一个标准：利益。人为什么活着？文学为什么存在？它除了也被变成无聊的装饰品，还能成为什么？一切已有定论的，突然又成了问题！我们的“寻根”，到这时是不是反而找到正解了？其实，我们一直寻找的，正是屈原、杜甫的根，那个古往今来折磨诗人命运、也让诗句璀璨滋生的根。二零一一年，我时隔三十年后，又一次漫步成都杜甫草堂，寂静竹丛，细雨深潭，我突然感到，几十年过去，我不是把自己“写进”了传统，而是“活进”了它。翻看唐诗三百首就知道了，那些流传千古的杰作，几乎都是流亡之作。就连“流亡”这个词，也是伟大的屈原频频用在他的《离骚》中的。谁如此天才地把它挪用到了今天？有这个“根”在，我们无论在哪儿，都足以安身立命，而不需要依托民族、文化这些空泛的群体，不必借划分东、西方模式给自己定位。我们要的，是清醒：“没有天堂，但必须反抗每一个地狱”。在柏林“光流”艺术节上，一位观众问我：“你的诗这么黑暗，光在哪里？”我回答：“诗歌黑暗，但我在——写，这就是光！”
三、“再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动”
至此，什么是“中国文化处境中的逆向思维”，是不是已经有了个清晰的定义？“逆向”，是指必须不回避困境，恰恰相反，迎向它，且坚信越黑暗之处，也是光源潜藏最深之处。“恶梦”中一定有灵感。只要你够真诚、够敏感、够——“深”，就能激活它。这其实是从“国家不幸诗家幸”一路延续下来的思维方式，我们继续的，只是古今中外从未间断的诗歌血缘。
自私，冷漠，玩世不恭——三个词，画出了一幅今天世界的肖像。这困境，既不止是诗人的，也不只是中国的，这是地球上每个人的现实。有这个语境，哪里是今天“中国文化”的位置？它有什么意义？其含义的模糊，正与它的被滥用成正比：那些对儒、道、释的谈论，大多只是文化观光，人云亦云地抄袭套话，却与我们每天的生存现实绝缘。文化，如果不意味着“思想”，则只是“商业”的代名词，就像那些招财进宝的庙宇、避凶免灾的“风水”、坑蒙世人的假古董。当代“华老栓”们，聚集在国际政治、经济交易所周围，佐餐式地舞龙舞狮，噢，扑鼻一股实用的铜臭气！
那么，还有没有出路？一连串否定之后，还找得到肯定吗？回答是：找得到。这里有个必须明确的前提：没有任何一种“现成的”理论，能套得上今日中国的现实。我们的困境和我们的活力同样深刻，都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摸索，在黑暗中一寸一寸挪出一条路来。以诗歌为例，中国古诗精美绝伦的形式，已和今天的语言相去太远了，它们提供的是一个中文诗曾经发育得多么成熟充分的范本。但同时，仅把西方诗歌视为模特也是“不够的”。且不说经过中文翻译的“变异”，我们读到的，只是某些意象和观念的缩写与改写（这正解释了大批翻译味儿十足的“中文诗”之渊源），更可悲的是，储存在中文性内部、对当代人类有益的思想启示，也因为在西方文学市场上太陌生而一并遭到了忽略。于是，当代“中文诗”，总沦为用中文写成的（更差的）西方诗。不，从极端困境走出的思想，必须是极端“原创”的。它的基点是独立思考。它的强度在不依赖任何一个已有的文化套路。它的能力，是“为我所用”地自由取舍一切人类思想资源。
争论已久的“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其实全无意义。这里，唯一的“体”是活着、感受着、提问着、思考着的个人。他／她无须任何锁定的来源或去向，唯一仰仗的是自己的真诚。既然“纯粹的”中国文化，在今天根本就是一种向壁虚构，那么，避免中、西劣质混血的办法，只能是寻求另一种良性“杂交”——穿越自我内部的隧道，在层层追问中，让世界四通八达！这里，取舍思想的标准，与是否“中国的”无关，只与是否对人类认识自身之“有效性”有关。一切有助于建构思想深度的就“用”，否则一概不“用”。
当我们肯定思想的“个人性”，就沟通了一切文化传统的原动力。谁说个性自由是西方文化的专利？想想彻悟语言极限的老子、风尘仆仆周游列国传播自己主张的孔子、悲愤“天问”投江自尽的屈原，那是对“自我”和“自由”怎样的张扬！今天的中国，恰在一个观念上、形式上充满创造性地时期，这创造性，一面敞开向未来，另一面也在衔接中国古老传统的源头。儒家的人格修炼和社会关注，道家的反观自身和精神超越，包括佛家对生命虚无的体悟，都能纳入一个人思想的内在层次。“中国文化”，就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开放的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当我们肯定有一个“中文文化传统”在，那其实是在谈论一个到来太晚的、对自己语言和思维的自觉。过去一个世纪，从五四运动的文化虚无，到文革，再到今天潮水般扫过的各种“后学”，中国人对自己宝藏的无知和对外来时髦“理论”的追逐同样触目！以至人们至今仍在误以为中国只是个意识形态案例，而非深邃得多的文化转型案例。但为什么不承认，与只有单一文化资源的西方思想者比，我们本来多么富有：那个绵延数千年、自成一体且被无数古典杰作证实过的传统，并非因其“古老”、而是由于其思想和美学上的“深刻”，给我们一种先天的多元文化参照体系，让主动的比较、对话、互动成为可能。
当我们肯定从中文的共时性获得了启示，也没必要否认，这个哲学内涵，能更深地把握人之根本处境。其目的，并非寻找一个与“西方”对立的“东方”，而是要在诸多“他者”（包括我们自身的“他者”）之间，成为那个“主动的他者”。想想这迷信“进化论”太久的世界，是多么亟需从万古如一的共时层次上，反省人性深渊。一个重新激活的中文传统，提供给所有“主动的他者”一个思想资源，供其筛选，良性杂交。无论乐意与否，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内，同一种远比经济危机深刻得多的思想危机，令每个人脚下（而非“远处”），都是悬崖绝境。“共时”，穿透历史幻象，让人类的“不可能”清晰可见，又因此把每个生命还原为源头，再一次重新开始。认识现实彻底无出路，恰恰逼迫每一刹那打开成我们的精神出路。
我的诗句“再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动”，也是一种肯定——继续去背叛，任何既定的模式，且为这背叛沾沾自喜。当代中国文化的“无依无靠”，实在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站在诸多文化的汇合点上。杂交反正在进行。它成功与否，只能由造出的“个性品种”去衡量。也正因此，国家、文化、一切“政治正确”都不再判断我们，反而成了被判断之物。文化的再生，就是个人精神活力的再生。
两千五百年前的中文第一诗人屈原，用他人生和写作，已经给噩梦的灵感下了定义：追寻——甚至创造更彻底的困境。这是我们真正的思想传统。他的意义，在于提示给人类：如何“发出自己的天问”？从而和伟大的《天问》建立“创造性的联系”？这远远超越了“中国文化”。我眺望着的是，一个当代的、普世的“诸子百家”，一个全球独立思考者的大传统。它永远和噩梦相关，也永远充满灵感。我们置身于中国文化转型这首史诗，并通过自己，把它带入了一首更广阔的史诗。“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现代希腊大诗人埃利蒂斯光辉灿烂的诗句写道。经由无数个人的“背叛”，古旧的中国和中文，正一点一点移出长久颠倒的价值观。它或许真是那只凤凰？这问号，正是令我感动之处。
2011年10月14日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