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25日讯】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说：中国市场上出现了一批“强盗企业”，他们横冲直撞，谁都阻止不住他，国有的或者有政府背景的公司，你做一个私人企业，他看上你了，他要收购你，你必须投降，你不投降他就闹得你破产，这使得很多民营企业家感到很悲观。我深有同感。我有一位要好的中学同学，硕士毕业即开始创业，做的是高科技，多年筚路蓝缕，打下一片天下。终于有一天，他的大客户某烟草企业要收购他的公司，否则中止合同，他只得“从了”，后来做了烟草高管，心高气傲的他根本不适应国企环境，后来一家人移民加国去了。
国企体制并不一定适合有个性的创造型人才的发育和成长，某种程度上也不需要创造型人才的发育和成长。仅凭行政垄断地位就可以肥得流油，只愁钱不知往哪里花，哪里需要什么人才呢？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的求贤若渴和灵活机制，简直有天壤之别。国企落后的人才管理机制、僵化的体制，把中国的财富和人才一点点逼出国门。
我说这话，可是字字有依据、句句有出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财经评论员易鹏在微博上透露：“在火车上偶遇国电下面一电厂老总。两人畅聊几小时电力系统种种情况，都认为电力必须再改革。他说了一故事：现在国电下面电厂要进个人必须由国电老总亲自签字，这几年唯一特例是温家宝（总理）到山东沂蒙山区一革命家庭看望一老奶奶，问其有什么要求，她说能否安排其孙子进旁边的电厂。温说：我想想办法办一下。”人才在非竞争性的垄断型国企和政府机关里面都不值钱，值钱的是关系。不论是垄断国企的“条条”，还是市县管理的“块块”，都这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
“钱太多”也是大型垄断企业为之烦恼的问题，挥霍奢侈浪费之类的小儿科咱们就别提它了，就是大宗收购之类的战略性投资就让他们头痛得疯狂。2011年10月11日品地客网站刊登Breakingviews的专栏撰稿人顾蔚文章称：中国移动现有470亿美元的现金资产，并且按现在的速度，每年将增加80亿美元，其现金资产已足以轻松地吞并国内市价总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腾讯，但如何处理却成为一个难题。中国移动现在既没有合适的收购物件，国有企业的属性也使得股份回购困难重重，最合适的选择可能就是为国内的增长投资。“中国移动可以选择进行大型收购，但问题在于既没有合适的物件也没有足够的经验，除了在巴基斯坦的一宗小型收购，中国移动绝少踏出国门。欧洲的运营商现在看起来便宜，但工会的力量却是个障碍，而且政治审查也会让中国移动望而却步。2008年，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曾意欲收购美国一家服务器技术公司，终因政治嫌疑而未果。中国移动自己也曾试图收购台湾一家电信服务供应商的股份，因受到台北方面的抵制而作罢。然后是金融资产重组，比如股份回购。但中国移动的国有控股属性又是个问题。国有企业一般会将资金存储起来而不愿分给小股东。如果国家不参与回购，其所持的75%股份只会持续增长。一个折中的办法是提高股息支付率，把现在占总收入的43%提高到亚洲电信业普遍实行的60%。”
一边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巴巴2011年10月1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销售额在3000万元以下、员工人数在100人以下小企业主们对于未来有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悲观的看法。72.45%的受访企业预计未来6个月没有利润或小幅亏损。另一边则是国有行政垄断企业被钱烧得发慌，好不容易遇到市场上一块肥肉，换上谁来当决策人，都要千方百计将它吃到嘴里才甘休。这些大企业并非天生就是强盗，而是一系列制度和政策的优惠让他们变成了吞噬一切的饿鬼。
我们原本不必分国企民企，只要赚钱就是好企业。问题在于，事实证明：垄断国企是腐败低效的温床。靠垄断地位攫取巨额利润的国企喝的是全国人民的血（质次价高），给国家贡献出来的是草；而民企吃的是草，给国家和人民贡献出来的是奶和血。2010年的调研资料显示，民营经济已占中国GDP总量66%；税收贡献率71%；而全社会就业人口中，民营企业占90％以上。表面上是10%的国企就业人员创造了33%的GDP（社会价值），事实上则是10%的国企就业人员“私享”了33%的社会公共财富。我们的电价是西方的十倍，网费是韩国的120多倍，水、电、煤气、石油等等的质次价高，更不在话下……国企“减员增效”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职工从1997年底的7800万人减少到2004年底的4500万人，减员的幅度高达42％；行政垄断企业不到8%的员工，常年拿着全国工资总额55%-60%的收入。而他们的垄断和占有地位，并非真正凭自身本领，而是凭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政府补贴。国企的很多土地是划拨的，民企的却要租用或购买；金融机构基本上成了国企的提款机，民营企业却只能去借高利贷；国企亏损了，有国家买单（实际上是全社会通胀全民买单），仅1998年国企改制，国家就投入当时两年的全年财政收入；民企破产或者高利贷资金链断了，老板自己去跳楼。当年朱镕基主导的国有企业改革，核心之一就是国有企业在非战略性特别是在竞争性领域退出。结果，一系列注资、减员、强化行政垄断地位，使大型国企仅仅十几年时间就成长为大而不强的巨无霸，“亚洲最赚钱公司”，于是出现暴发户般的“饥渴的金钱”——不是对金钱的饥渴，而是钱太多了，钱想吞吃一切。于是乎，垄断型国企又大规模地向竞争性领域卷土重来，像蝗虫一般扫荡一切。很多本来已经退出的领域，国有企业重新进入，很多本来对民营企业开放的领域，重新封闭，如航空和钢铁，煤炭，民营企业接近全军覆没，很多不该进入的领域，却疯狂进入，如房地产。而像中粮集团这样的央企，已经把触角伸到了食品这个竞争性最强领域的几乎任何一个角落，从葡萄酒、黄酒到牛奶、巧克力和软糖，从茶叶、饮料、保健品、速食面到火腿肠，中粮几乎无处不在，仅仅说罐头，就有5个知名品牌属于中粮旗下。中国已经又处于一个“国进民退”的大浪潮中。
据悉，美国在建国70年之后才有了第一个联邦所有的国有企业——19世纪40年代在华盛顿建立的国家博物馆。又过了差不多60年，美国才有了第二个国有企业，即1904年建立的巴拿马铁路公司。总的来看，美国的国有企业大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解决特定问题或有特定背景而产生的。美国人对待开办国企极其谨慎，他们奉行一条原则：国企能退出的尽量退出，只有在私人无法做或做不好的领域，不得已才由国家或政府去做。
国企遍地，必然与民争利。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必然破坏市场的公平正义。这是创新在中国无法生长和持久的根源。作为政府“私生子”的国企大规模赢利，又给了政府决策者以极大的权力幻觉，以为凭良好的愿望和意志可以超越经济规律，把大量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化作简单粗暴的调控手段。2008年，来一个四万亿，水漫金山，得到大量银行贷款的国企攻城掠地，一批民企死了；2010年底，再来一个令人措手不及的紧缩，天下大旱，钱太多的国企参与放高利贷，接高利贷的又一批民企死了。一个人、一个机构最大的悲剧，就是狂妄自大到自以为可以改变和超越规律。当这个机构是超级强大的公权力时，就是整个国家的悲剧了。凯恩斯说：政府应该尽量不干预经济，即使在不得不使用政策去干预经济活动时，要注意政策的信誉，即政策的连贯性。我们迫切需要“不折腾”，让经济自由发展，让企业公平竞争，让民生休养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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