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25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五章：流放盐源农场
第三节：古柏行
五一节前几天的一个早上，李管教拿着点名册从我们中点出了三十名“政治犯”出列，命令我们打好背包坐上汽车，调往三十里外的古柏，同行人中就有潘老和大炳，老韦等人。从孙家花园出来，唯独我们四个人一直没有分开过，我们就这样，离开了短暂停留的二道沟，调到盐源农牧场的另一个中队——古柏中队。
同二道沟的荒无一树相比，当时的古柏就两样了，整个古柏中队被一片矮小而壮实的柏树林荫，隐蔽在一座石头山脚下。它四周被一圈一人多高的砖石围墙围住，里面的建筑倚着地形的变化散布在这座石山中。
从最南端的马路尽头，沿着一条竹林小道走去，小道的两旁排列着当地农民的茅屋。顺着小路一直向北，通往那砖石围墙中，开着的一个园形的石门，便是它的进口。走上石门的台阶，进得里面，便是整个古柏中队的所属范围。
进去的右手是一排墙壁隔开了的砖柱平房，这儿便是下雨天供我们吃饭和晚上开会学习的地方，那平房的背后是一排公社的猪圈，每逢雨天我们躲进这儿吃饭时，可以听到那里面传出来的咕咕猪叫声，还伴有一股猪食特有的酸臭味。好在，我们这些处境与猪牛差不多的流放者，并不计较这些。
石门左边，由低向高排列着两排瓦房，紧靠石门的那一排便是厨房和队部的办公室，背后是干部的寝室和家属住地，另一排瓦房是我们的监舍，两排瓦房与石门右面的平房，半围成一片大约一千多平米的小平坝。
循着进来的方向，一直向北穿过那两排瓦房和平坝的尽头，是一个向上的石梯路，走完石梯路向东一拐，便是这石头山的顶部，那上面是一片大约占地一亩多，用三合土打成的平坝，平坝的边上堆着晾晒粮食用的工具。
平坝的南端和东西面，是两排围着它相互垂直的砖结构平房，南端的那一排，保留着墙和门窗，那是堆积粮食的仓库，而东边那一排则只有砖柱没有墙，里面安放着电动机，是雨天收藏未脱粒粮食的场地，靠着南面库房下面的半坡上，便是两排很长的牛马厩棚，里面关着一些很瘦的牛马牲口。
在通道的进口，新建了可供暸望整个农场的岗哨，其余还来不及按监狱的要求加以改造。
在我们到来之前，那儿已关押了一百多名的流放者，其中最早的几十个人是先于我们一年，大约正是我们去甘洛时，就调到这儿来的“创业者”，他们的穿着和容颜与我们大体相似。虽然已近五月，依然捆着破烂不堪的兰布棉衣，面色黑黄憔悴。
我们在坝子里放下背包后，便有一名个头矮矮的，身板顶壮实的中年人拿着一本名册向我们走来。按照他已排好的名册，我们搬进了各自的编组中，我和大炳编在一个组，组长宣布，这个组是大田作业组，劳动的任务初定为水田备耕。
在黄联关，我们靠着马铃薯得到了短期补充，现在又来到了这古柏！第一顿晚餐便是干萝卜根煮的稀饭！我们当然没有吃饱，借着已经黑净的监房，我和大炳靠在自己的铺位上，取出从二道沟带来的烧洋芋，正在悄悄的咀嚼。
（一）炒豆子
突然，从监舍的黑角落里，一点火光隐隐闪现。开始，我们误认为有人在那儿吸烟。不过，那火光却非常大。我还闻到了一股炒豆子的香味，从火光闪现的地方，传过来一阵阵轻微的噼啪响声，那分明是炒包谷或炒豆子的响声。
我和大炳好奇地坐起身来，再仔细地向四周探望，便发现除了刚才那里的火光，还有第二处、第三处，暗红色的火光在黑暗中此起彼落地闪现。很清楚，这小小监舍里有人正在炒豆子。我用胳膊碰了一下大炳，轻声说：“听到了什么？”“炒豆子的声音”！他低声道出了同我判断一样的话。
随即我们便发生了一连串好奇的疑问，进这监舍时并没有看见里面架有炉灶，这火是怎么烧起来的？烧的燃料是什么？用什么“锅”来炒？炒的豆子又是从那里来的？
“夫碳！”大炳轻声的告诉我！不错，那炒豆子的香味中分明夹着夫碳燃烧的气味，甚至还夹着一股木柴燃烧的烟味。我们不敢动弹，装着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带着点好奇睡去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便跟着这个组的老犯人，挑着箩筐畚箕走出石门，沿着昨天进来的小路走向工地，我们这个组的任务是撒肥料。驻地周围除蔬菜地，四周便是一片大块的水田，这些水田被纵横交错的田坎分割开来。最宽的几条田坎又长又直，是供拖拉机的机耕道，机耕道两侧开有大约一米宽的水渠。
这时节，水渠里长满了荒草，里面也没有水。除少部分靠近大本营的几块水田被拖拉机翻耕过，其它田里还留着稻椿，自去年雨季结束以后，一直就没有下过雨，田里都裂开一条条两个手指头宽的龟缝。
机耕道上和几条较宽的主田坎上，堆放着一堆堆的草皮灰、牛粪和森林里才可以弄到的松叶和各种腐植物，我们的任务就是将那些腐植肥料，用箩兜一挑一挑送到两边的水田中间，再均匀地撒开！
我看见所有老犯人下到水田后，边干活边在田坎边的荒草堆里寻拣着什么东西。怀着好奇心，我也蹲在田坎上细细的看，那里除被割去豆杆而留下的椿头外，并没有什么。但是细心扒开荒草寻觅，便可以看到这些荒草丛中，原来还隐藏着许多花花绿绿的豆子，宛如一些彩色的小石子，是我从前没有见过的。
这是一种矮椿四季豆，这种四季豆不牵藤，也不择土壤，同内地的种在菜园子专作蔬菜用的四季豆不同，种植它们不需要施肥，也不需要插杆和中耕管理！
只要在有水分的田边土角，打一个窝，把它们丢在里面，它们自会在土壤里生根发牙，到了秋天便已成熟，在太阳曝晒下，豆荚便自动炸开，并将成熟的豆子从新撒到田坎上钻进草丛，不过它的壳却不像菜用四季豆那么肥嫩可口，那壳比黄豆还坚硬。
我现在终于明白，昨夜那些被炒的豆子原来取之于此！一个人如果工间和中午不休息，边扒开枯草边拣豆，少可以拣到二两，多可拣到三两！足够我们一顿定量的粮食了。
苍天确无绝人之路，与二道沟不同的是，老天爷虽然没有把埋在地里的马铃薯赐给我们，却用干燥的风将前一年藏在田坎、路边、野草丛中的四季豆、黄豆完好不烂地送给了古柏的流放者。不过，得靠自己劳动才能得到。
下午收工回营，我怀着好奇心按昨晚看到的位置，窥察了那里的铺底下，结果果然看到，那里放着用旧洗脸盆改制的“夫碳炉”，里面还装着许多夫碳，只要用火点燃其中的一块，再用气不断地为之“鼓风”，不需五分钟就会燃成红红的大火，便是炒豆子的火源。而夫碳是从厨房或喂猪房的灶眼里，将燃过明火的木柴用水喷熄后得到的，还有的就取之于附近的农家。
怪不得，一到这里的头一天，我便看见在黄联关疗养地，专以改制大铁钵赚罐罐饭为“业余”的辛至华，又重新在院坝里立起了他那根铁棒。现在是改制各种“夫碳炉”了，自然还是老价钱，一个夫碳炉收取两个罐罐饭。
看到这些，我已经明白了，这里流放者中为解饥饿而在“地下”进行的一条龙活动。从拣豆子到生火，炒、煮豆子，倘若，其中无论哪一个环节被人告密，辛至华也休想在院子里公开制作炉子。仅从这一点看，经过甘洛严酷的生死洗礼，这里的流放者清醒多了！
“火”本是人类发明的。从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后，经过了万年的发展，近代取火普遍使用打火机了。然而，这里的一无所有的流放者，别说打火机就是火柴也十分稀贵。他们取火的方法是从石头中，精选出质地十分坚硬略带脆性的石块，再用一柄断镰刀与之擦碰出火星得来。一种用干透的蒿草挫成指头般粗细的“绳”，是引燃这种火花的最佳材料，我们称之为“火绳”。
当年凡盐源地区吸烟的流放者，每人都备有一个专门取火的小布袋，里面装的是几块石头和一截断锉，还有一包用纸包好的“火绳”。当取火时只要将“火绳”的一头贴在火石边上用左手捏紧，右手用那断锉刀像擦火柴一样轻轻一擦，直到那火绳头冒出青烟，再将它吹旺，现出明火。
中华民族一向崇尚三皇五帝，将他们尊为华夏的祖先。而今这些经历长期练狱的苦囚们，还在借用祖宗最原始的方法来求自己的生存！这些祖先大概做梦也没想到，经历五千年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在今天还要记这一笔心酸的历史。
经过流放者像老鼠般的寻觅，埋藏在这片土地上所有角落里的豆子越来越多，且品类也在增加。除了田坎上以外，更多的则藏在堆积豆杆的草树下，马厩里的食槽底，晒场周围，凡在前一年秋收时，这些豆杆经过或堆放过的地上，都会发现藏在那里面的豆子。
这种发现，给下一年收获时的流放者一个启发，在收获时，有意捶打那些豆杆，使它们到处的散在草堆里，等到风季来临以后，慢慢再将它们从新找回来！
有一天我们被派去将堆放在晒场边足有两人多高的豆杆，挑到蔬菜地里烧草木灰，意外发现那草垛下藏着一层厚厚的“杂粮”，有黄豆、四季豆和包谷，这些粮食中央部分因稿杆霉变而烂掉，有的生出了豆芽。而周围部分大多完好，估计是前一年在这儿打场的人故意留下的。
挑豆杆的人丢下了挑草的任务，掏出各自带在身边的口袋，拚命地抢着装。那王华春和秦石头因争抢而打起架来，惊动了岗楼上的士兵，走过来朝每人的胸膛上揍了几枪托，还勒令所有抢豆子的人统统的把口袋里的豆子掏出来，装在一个箩筐里，送进了厨房。
听说那也算成粮食，折合成定量，回到监舍，两人像斗败的公鸡，相互埋怨。
（二）雨季到来的时侯
处于海拔较高的盐源地区，春耕一直要到谷雨以后才姗姗来迟，然而雨季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饥慌。五月一过雨季来到，草丛里的豆粒也迅速长出芽来，正在这种“青黄”不接的时候，饥饿更严重地威胁着我们。
同二道沟只准在同一时间排队，在食堂窗口上领取饭菜不同，这儿仍沿袭监狱的一般做法：三顿“饭”都由炊事员把饭桶抬到院坝中，开饭时，由值班管理人员清点人数后，才按组排着队走到饭桶边，用大铁钵去接回自己那份牢饭。
随着雨季到来，拖拉机倾巢出动，将原来的干田犁翻、耙平。畜水池的闸门也打开了，从引水渠按着由高到低的顺序，将塘水灌进了犁耙过的大田中。大田组的囚奴便开始重新调整，按照队部的安排，每天24小时都有人守着沟渠，一块田，一块田的放水淹田，整糊田坎，拉平机耙不能到达的死角。
于是便没有统一上下班，大田组的人也变成了轮流的三班倒，吃饭时间，暂时取消了集合点名那一套，变成了“流水席”。
趁着这“流水席”的“混乱”，本来就没有吃饱的劳动力很“正常”的出现“混饭”的事，虽然队部“动用”了加班粮，对每个人的定量加上微不足道的二两，却远远不能解决饥饿的威胁，队部有意安排炊事员，指定了一名尤二皮的人专管犯人的饭瓢子。
有一天，大雨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晚上按正常开饭时间吃过晚饭以后，置晚班的人才出发到三号田，换下那儿整整干了一下午的人，换回来的人摘下蓑衣斗笠，洗完脚，天已经漆黑了。当他们拿着大铁钵朝厨房的窗口走去，领取那两瓢包谷粥的晚餐时，秦石头也夹在他们中间，他用一顶破毯帽遮着自己的前额，想趁雨天天黑看不大清楚的机会冒混那两瓢粥，不料他的大铁钵，刚刚伸了过去，就被龙二皮一眼认出。“砰”的一声，那舀饭的铁瓢将石头手中的铁钵砍翻在地。
石头不忍气，在那领饭窗口前骂了几句，尤二皮把手中的瓢递给了旁边的另一个炊事员，立即跑去报告了倪管教，石头被倪干事“请进”我们吃饭的那间屋子里，先就对他煽了两记耳光，跟着从岗楼上叫下了两名士兵，将瘦弱的秦石头夹在中间，一顿拳打脚踢，石头顿时口鼻鲜血长流。
所有监舍里的人都一齐挤出门，站在檐下观看，那因争豆子而同秦石头有过结的王华春，趁机落井下石，站在我们监舍的门口兴高釆烈地数落秦石头偷了几次四季豆，混过几次饭吃。
老傅实在听不下去，拍着王华春的肩膀要他回监舍去，王华春却向老傅吼道：“你为什么拉我？”我听见老傅悄声地规劝他：“别人挨了打，你又何必杀人的下马威！”但是王华春并没有住嘴，依然大声的吼道：“你不晓得，这家伙实在太可恶，平时豪强霸占的欺侮人。”
“你和他有仇也不该在这种场合下报服，你的家里有东西寄给你，但是哪一个也不敢说狠话，都挨过整。”老傅暗示对方也挨过老管的皮鞋尖和耳光，两人在监舍里小吵起来。直到被打得脸青鼻肿的石头，带着一身泥巴，走回监舍来。
大约距那以后又过了两个多星期，伙食团的粮食吃完了，轮到我们这个组到盐源县粮食加工厂去背米，王华春悄悄的带着一双从家里寄来的皮鞋，想在半路上卖给附近的老乡换一点钱，却恰恰被这个死对头秦石头发现。
那天出发以后，石头故意的掉在队列的最后面，向带队的童干事告了密，刚到辗米场，童干事便将王华春喊住，问他来背米还带着双皮鞋干什么？王华春支唔半天答不出来，结果皮鞋当场没收。
流放者中，相互因很小的厉害冲突，而借刀杀人相互伤害的事，累见不鲜。
盐源的雨季，一经来到，便会接二连三地下个不停。间歇出现的雨停也是浓云密怖，秧田里的秧苗很快长到了一尺多高。大田作业组分成了几个小组，一部分原先有犁耙和整田“技术”的，放水糊田坎，整耙水田；一部分人便蹲在秧田里，扯稻秧。还有一部分人挑着秧头到已经耙平，整好的水田里，将秧头“打”到田里去，其余大部人下田裁秧。
那位因坚持单干的周老汉，可是赤贪的佃农出身，不能用五类份子的大帽子来吓唬他。而况他所讲的句句实话，从他的口里讲出来，过去的赤贪人家到了栽秧打谷的季节，“老板”也会用好饭好酒招待他们。
年轻人听到周老汉的介绍便明白“栽秧子的酒，打谷子的饭”，是对“苦大仇深”的旧社会的回忆！当然要对比现在那种早晚每顿两瓢稀饭，中午半罐饭这种生活，当然会发生巨大的反感！虽口中不敢说，但心里却在嘀咕，手里的活也停了下来！学着人民公社社员的老章法，用“磨洋工”消极抵抗。
裁秧子的进度始终跟不上计划规定的数量，为了不误农时，所有队部的管教们倾巢出动，他们操着手，三三两两不停地吆喝着水田里的奴隶们，不时的驱赶那些坐在田炊上抽烟休息的人们。
为赶上无法完成的任务，我们每天必须十四小时以上的泡在水田里，干水田里的活不比旱地，泡在水田里的时间越长，肚子也饿得越快，在水田里，每天上午还不到十点钟，肚子就已经饿得咕咕直叫。于是在水田里，人们的话题，怎么也没离开吃饱肚子这个题目。
茫茫黄汤般的水田中，很快地长出一种叶子很像韭菜的水草来，尤其是夹在秧田里，有的地方一片几乎全是那种水草。连根将他们拔起，便可以拨出一串串付在它根部像蚕豆般大小的块根来。人们告诉我这便是三楞草，它的块根便叫香附子，味甜可以入药，可以生吃。一窝粗状的三楞草，只要用手去那泥里理着根，轻轻的拔干净，附在上面的香附子足有半碗之多。
饥饿的眼睛迅速盯上了这满布在水田中的三楞草上，初赏这褐色香附子，我马上联想到了苤荠，相比下除块头小也老得多，它们的颜色味道，颇为相似。
记得童年时，外婆常常从菜市买回这些表皮暗红，肉嫩可口的蔬菜来，苤荠可以炒肉片也可以当水果吃，脆而细嫩。眼前这些香附子，又勾起了我的回忆，仿佛重现出她老态龙钟眼里透出的爱怜，喃喃说：“孩子，苤荠可以预防感冒，你从小营养不良，气管炎很严重，买这些是给你治病的，你可以经常吃。”说着一边把甘草、桑树根、洗干净和苤荠装得满满的一锅在灶上煮起来。
唉，苍天有眼，当着这四野茫茫，腹中空空的可怜流放者面前，您又一次奇迹般的把那么多草根，赐到我们的面前，聊以让我们填充饥饿的肚子。
忽然，一记沉重的巴掌括在我的头上，我猛然一惊，刚才的回忆顿时消失，转过头去，我正好正对着一双幽灵般的眼睛，和那死人般的脸，不知什么时候倪干事悄悄的站在我的背后。
“我已经看你老半天了，你足足有二十分钟没有扯一把秧子。”他阴沉的说，低沉语调令人恐惧，我手里正捏着一把刚刚拔起来的香附子，还没得及想出应对的话，紧接着右手又挨了他重重的一掌，那捏在手中的三楞草，被打落到两米外的水中。我按捺不住，怒目抗争道：“你凭什么打人？”
回答我的，是他那强健有力的右手，拧着我破棉袄的衣领，将我从水中像小鸡般提上田坎来，我还没有站稳，便大声吼道：“你凭什么打人？凭什么？”
水田里所有的眼睛，齐刷刷地都向我们这里集中过来。所有的人停下了手中的活，立在田里看事态的发展。
我的右脸上重重地挨了一记耳光，顿时满眼金光四溅。那记耳光，将我摔倒在田坎上，身体溅起的泥浆把他的衣裤染成大片的黄色。
此时已经横下心的我，护定了下身，迎着他雨点般的脚尖，在田坎上像一团滚动的泥球，拚命的大骂大喊；“打死人啦，法西斯！”不一会儿走过来一名土兵，用剌刀逼着我从泥泞中站起来，并押着我离开了那里。
我被带回了监舍营地，像个泥人似的站在坝子中央，刚才的冲动降温了，心中打着主意，等待绳捆或一顿毒打，下意识地紧了紧腰中系着的草绳。
那姓倪的铁青着脸走进了办公室。我站在那里，足足两个多小时，并没有人理会我。身上满沾的黄泥，开始干结，一块一块地剥落下来，直到收工。
（三）禁闭前的舌战
晚上，我被喊进了队部办公室。在办公桌后面，发黄的台灯下，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他便是这个农场级别最高的特工人员，管教科长邓阳光。我看见他面前放着审迅记录纸和一支笔，见我进来他抬起眼睛注视着我，沉默两分钟以后，向我发问道：“你就是那个在甘洛农场西西卡中队，在黄桷树下学老鸦叫的孔令平吗？”他眼里透出一种力图控制对方的压迫。
事隔大半年了，第一次见面就向对方重提旧事，说明这位陌生人一直十分关注着我。在狱中被特工人员特别关注，决不是件好事，我没有回答他，心中在猜测今晚不知他又会怎么收拾我？又是片刻的沉默。
接着，他开始过问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漫不经心的听我讲述整个的经过。大约半小时以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了一张印着红头的文件来，我多次见到过，这是一纸判决书。
他阴沉着脸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收到了你的申诉，并且驳回了你的申诉。现在正式向你宣读。”我听着他那平淡的宣读声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早作了申诉失败的打算，只是觉得时间隔得这么久，几乎让我遗忘了。
宣读完毕，他便一本正经的对我进行了常规“教育”：“你的罪恶是不小的，我看过你的全部档案，狡辩没有用。我奉劝你丢掉侥幸心从新做人，像你目前这样的情况，处处顶撞干部，不认真的劳动是不行的，你是大学生。响鼓不用重捶！你应当明白党的政策。”
那申诉，已快过去两年了，就是我刚刚从孙家花园的医院，回到监狱反省组时，借写反省材料的机会写出的。当时，经过了一年的看守所关押和一年多的“劳改”，我开始从关注自己转向关注社会。
失去自由的难受使我渡日如年，饥饿的狱中生活和虐待，让我从幻想的迷雾中，回到我每天都必须面对的现实中。我那种蒙冤的痛苦越易加剧，我内心就越烦燥。我不能对原判采取无可奈何的忍受。而必须按照事实，拒绝这冤枉的十八年徒刑。
现在经历了甘洛这段茹毛吹血的练狱，眼看与我同龄的人，就冤枉的死在荒野中，像我这样不弄清“原罪”，糊里胡涂的牺牲也太不值了。
最初入狱时提出上诉，确有许多幻想，希望有一天“政府”，能本着事实取消对我的原判，其至于纠正加给我的“右派”罪，还我自由。经过几次申诉，尤其我目睹周围的同难们喊冤者不但没有重新被改判，反而“罪上加罪”，招来更多的痛苦和麻烦！
特别看到现实中，中共之种种无道，“三面红旗”即使造下那么大的灾难，仍不许人直说，更谈不上改正和认错。！我的脑海里便由“求饶”，变成对奴役我的“政府”进行反抗！我必须作好思想准备，从烦躁心态转变到坐穿牢底，最后将我的蒙冤与民族灾难统一起来，将个人的命运系于国家命运中。
今天，面对这位监狱的特工头目。我想，不管有用无用，据理力争总可以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虽然侩子手的良知被蒙蔽着，但有时主动进攻！往往可以取得积极的效果。于是扬起头说道：“我犯的什么？是偷？是抢、杀人、放火、强奸、还是组织集团，用抢杆子同你们对着干？你们中的刑法那一条规定，我们这种出身不好的子女，天生就该判刑受罪？”
邓扬光操着他背熟的教条回答道：“你犯的是向党进攻的罪，你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你的反革命本质，你在日记上明目张胆的攻击社会主义和三面红旗，你知不知道这是两条道路你死我活的斗争，你犯的罪可比杀人放火还严重！”看来这是一个老手，一个死守毛氏教条的“高手”。
“但是，在划我为右派时，还没有‘三面红旗’，我在大鸣大放时并没有说共产党的好坏，对父亲被捕连判决书都不给这种非法行为，胆小到不敢向法院索要这种程度，但是重庆大学和法院却置事实于不顾，硬说我替父亲翻案，把右派帽子强加在我和母亲头上，你们才是真的犯了法！”我吼道。邓扬光无可耐何地摆摆手，回答说：“那是你们学校的事，我不清楚。”他推诿了。
“你为什么到现在还要攻击三面红旗？”他把话引到眼前的话题上，我紧紧地盯着他说：“说到这点，请你听我说完，我说的时候请你不要打断我。”预先约法三章后，我说道：“我请你现实的思考，不要按报纸上怎么说。”
“请问答58年浩浩荡荡的大炼钢铁大军，练了什么呢？当时建的高炉，今天你见着有几处在冒烟？在荒芜的田园和高炉的废墟之下，破烂不堪的农家茅舍有多少？饿死的百姓有多少？直到今天，老百姓连肚子吃不饱，这又究竟是什么造成的？你们说是天灾，但是天灾这么巧就发生在你们天天唱大跃进之后？你没有思索过吗？你若不是农村出来的人，应当多去问问农民们！你若本来就是农村出来的，那么睁开眼摸着良心自问，这几年哪里有什么全国规模的旱灾？”
“再说，你们不是天天在唱高产丰收和放卫星么？既然粮食成倍在翻，丰收年年有，怎么会弄得连你们也要亲领人马下田种地？你们不是说大跃进三面红旗形势一派大好吗？你们不是说市场繁荣，市场上应有尽有吗？你就没有一点现实的感觉，现在连肥皂草纸都买不到，这不是太假，太骗人了吗？还有，就比方说你穿的这条裤子，也补了巴，这又是怎么搞的呢？照这样发展下去我们会穷得来一无所有，难道你不明白吗？”
我不断的滔滔不绝地述说这些浅而易见的道理，列举着天天发生的平凡事实。语气刚硬和不容辩驳，这是五年监狱磨难出的。
邓扬光没有打断我，显然他没有理由也没有信心来否定我。或者，就是在进行思索，这些特工人员内心活动隐蔽得非常深。
“别再说了，你这是把支流和暂时的挫折，当成了主流，这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邓扬光终于只有用这种不成理由的话堵我的嘴，但是他这么说几乎没有任何的力量，邓大人理屈词穷了。
其实，加给我的赫赫罪名，就连他自己都解释不清楚。同他这种有身份的狱吏交锋我是第一次，结果我判断出，监狱管理者的脑袋是多么空虚，他们无法面对现实，而必在事实面前溃不成军！
真想不到今天晚上我有这么一个表达我的观念，和基本政见的机会。
他摆了摆手说道：“允许你把你的想法写出来，但不准你在犯人中散布。”说着，从抽屉里取出了一叠纸交到了我的手中。
我接过纸，从他的面部表情没有发现什么，不过，管他的呢！我都活到这种份上了，写就写吧！只要写真实的东西，我怕什么？
利用每天下午他给我的特许时间，我就在那间阴暗的监舍里。写完了我入狱后第一批论述中国当前政治经济的文章，虽然十分的幼稚和肤浅。我再次利用这个机会，写出我的冤枉和无辜，在当时夏种大忙季节中，允许我每天花半天时间去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对我又是第一次。
从此以后，我成为场部最受“观注”的人。在这段时间里，邓扬光还指定两个干事，每天给我送来了人民日报！第一次送来人民日报正版上的大幅标题：“评苏共中央给各级党委及全体党员的一份公开信”及其连续报导。一场中共内部的大分裂已经出现，一场国际共运的大分裂正在公开化！。
一个月以后，邓扬光搜去了我所写的全部东西，包括那些写废了的“草稿纸”。大约又过了一个星期，在园形石门进来第一幢平房和我们的这一幢监房之间，大约1.5米的空隙地，筑起了一道连接的泥墙。泥墙上开了一个洞，谁也不知道它是作什么用场的。直到它的正面安上了一道仅只有半米宽的木门后，人们议论是不是作堆放杂物的库房？
新的木门安上的二天下午，管教科的陈文仲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根据场部决定，我的问题要进行隔离反省，并且立即叫我把我的铺盖搬进那间刚刚做成的小屋去。我意识到，这是把我押进了监狱中的监狱，进行禁闭反省。
回到我住的监舍中，老潘和大炳们早已出工，唯一留下的是老傅。我默默的整好我的行李，当时并没有感到问题有多么严重！因为我毕竟才二十五岁！既缺乏对中共监狱特工组织的了解，更缺乏对中共上层变化的了解。
不可低估这些下级监狱看守的愚昧，低估他们对他们最高权力者的盲从！因而低估了他们对自己的贪穷饥饿，落后的“忍耐”和麻木无知，在这种基本已失去是非判断能力的人面前，任何对他们的启发都只能唤起他们残酷镇压的欲望，招来了自己的“杀身之祸”，狱中斗争是错综复杂的。
预想和估计毕竟是一种猜测。同时还不懂中共对待异已份子的狠毒！老傅只是与我默默握了一下手，我便在这位陈管教脚跟脚下，搬进了这狭长的“小监”。
小监大约五个平方，除一张地铺和那窗洞的下面放了一只木桶，木门一关，陡然四壁。唯有那窗孔可以进一点空气和阳光外，几乎等于关在一个铁桶中，我确实低估了中共一贯称作“路线斗争”的残酷性，不仅要在思想上“党同伐异”，而且必须在肉体上消灭敢于抗衡的异已。看来，对我的“禁闭”凶多吉少。
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哪有什么道理可讲？我必须在心理上作好“面壁”十八年练狱的准备，这一关比在激愤时凭一时冲动所付出的牺牲更难，要熬这一关得凭常人所没有的坚定意志和韧性。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