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20日讯】到纽约金融区声援“占领华尔街”运动，并打出“占领北京”标语的一群华人表示，之所以提出“占领北京”，是因为中国的专制和奴工体系才是造成今日西方社会困境的根源。只有中国改变制度，才能解决全球面临的问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今天我们到这里来，是因为我觉得美国人民出于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出于对于现在问题的忧虑，他们希望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各界能够解决现在的问题、重视现在的问题。我觉得其实美国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美国的银行系统或者是经济出了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现在存在的专制和集权导致了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现在面临的危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的民主国家总结一百多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和教训，已经摸索出了一套管理国家经济，建立一个人道主义的经济，包括像工会和劳资谈判机制，包括福利国家的一些政策，包括建立社会安全（保障）系统，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西方社会本来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优势，使得他们在与共产主义集权国家的竞赛中能够胜出。
但是，冷战结束后，共产党的国家突然垮台，导致新的全球化进程中，像中国，当然除了中国以外，还有一些别的国家，但中国毫无疑问是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它们带着劳工体系，这种奴工的劳工生产体系进入了国际市场，用他们非常廉价的产品使得西方现在的整个经济面临一场危机。
在十几年前西方辩论要不要中国在不改变制度的时候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一员的时候，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中国能够进入这个体系，他们能够在这个体系中被改造，但是，现在西方世界面临的困难是，中国进入这个体系之后，不但西方没有办法改造它，而且因为它廉价产品，特别是奴工式的廉价产品导致西方社会面临艰难的选择。
西方要么重树贸易壁垒，因为在一种劣币逐良币这样一种奴工产品的竞争下，西方现在没有办法维持现在的这样一个体系，要不然他们就要拆掉福利国家，把社会安全（保障）系统打掉，再一个把劳资谈判机制取消掉，也就是把二战以来取得的社会经济的进步取消掉，以便来跟中国竞争，要不然就要听凭他们的制造业，听凭他们的投资，听凭他们的工作机会转到中国去。
从这个角度说，我觉得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并不是他们的制度本身的危机，而是因国突然有一个极权专制制度进入他们的市场之后，给他们造成的麻烦和危机。如果美国有一个州允许使用奴工制度，这个州毫无疑问可以把其他四十九个州给击败，但是因为美国建立了自己的法制，他们不可能这样做。
但是中国因为它有一个主权，西方没有办法让它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今天中国的人权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人权问题，已经关系到了整个人类二次大战以来取得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进步能否保留的问题，如果中国不建立民主，如果中国不解决人权问题，那么整个西方的民主和市场经济都会面临很大的危机和挑战，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信息。北京是现在西方民主市场经济（所面临的问题）的主要根源。这个根源不去掉，他们不可能让自己的政府解决问题。
你找不出美国的一家大公司在中国没有投资，没有办厂，你找不出美国一个有名的品牌，（除了那种高科技，）在中国没有它自己的利益。当时一个老板在为自己辩护，说你们为什么把工作机会弄到北京，他说，我告诉你，我可以肯定的说，现在的美国，如果一个大公司它说它在北京没有厂的话，要么它就是正在办厂，要么它就是已经要倒闭了，也就是说，中国的奴工制度把全世界的制造业，那些管理者，我觉得不怪他们，因为他们为了维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他们必须要这样。
美国的最惠国问题，从89年持续到了98年，持续了十年，美国人已经在付出很大代价，年年付出经济上的利益，想希望中国有个变化，但是在这个变化到来之前，他们的人民也要工作机会，需要发展，需要赚钱，所以他们走了今天这一步，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们走到这一步，最后也把自己带入一种困境。这件事情，我觉得只有第四条路，就是改变北京的集权体制，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有尊严的生产体系和社会体系，然后北京和其他国家才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同一道德水准上进行竞争，这样全球才能分享发展的果实和机会。
否则的话，北京先是在中国国内剥夺了大众的发展机会和果实，接着又到美国来剥夺。当然，我觉得华尔街在里面确实充当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也许他们在美国的很多行为是可以，但是他们在跨国中的一些行为，其实就是跟中国的一些老板，钻了两个国家的制度的一些空子一样，其实西方的一些银行家也在钻两个国家制度的空子，所以规避了西方民主社会对他们的管理，造成了今天这个问题。
那有人说，制造业、投资，或者工作机会到中国难道不好吗？你这样是不是损害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利益？我说，不是，为什么呢？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制造业、投资，还有工作机会的转移，并没有给中国造成什么幸福。确实，少数的权贵，在这个过程中发了财，他们显得很富有，他们的生活非常腐败和糜烂，但是多数的老百姓并没有公平的分享发展的机会，没有公平的分享发展的成果。
在中国，在过去的十七年中，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发展中间，中国有1.4亿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土地被强制征收走了，中国在过去五年中，有16810个矿工在这样野蛮的奴工制度中失去了生命，中国在过去一年枪毙的死刑犯超过了其他国家总和的三倍以上，现在北京一个居民平均的年收入只能买0.56平米的房子，也就是只有6平方英尺的房子，但是中国现在有6400万套房子在那里闲置，是那些权贵买在那里等着炒作房子。
中国的资本主义实际上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为什么呢，如果你反对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世界上最大的三家金融机构就在中国，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这三家银行是世界是最大的金融机构，同样呢，最坏的资本主义，最野蛮的资本主义，最腐败的资本主义和最不公平的资本主义，都在中国。
所以，我想告诉世界的第二个信息是，我觉得现在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解决民主问题，已经不仅是中国人的福祉问题，也不是西方对中国人的一个道德关怀问题，而是关系到将来全球是向着自由和民主，让每个人更安全、更尊严的生活呢，包括西方民主国家呢，还是让中国这样的一个奴工制度、专制制度吞并整个世界。
全球各种各样的（力量）应该联合起来，首先是中国人要联合起来，但是一个事实是，现在中国共产党严密的控制着各种信息，控制着各种各样的渠道，中国现在没有办法讨论这些问题，尽管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共产党内的高官都讨厌共产党，不喜欢共产党，但是他们现在没有办法讨论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要利用西方民主自由的制度平台来讨论这些问题，占领北京的概念，首先要让自由的信息，让各种各样的观点能够去占领北京，北京现在在封锁这些，在试图阻止这些，我们就是要突破这些。
第二，就是要让各种各样的力量能够进入北京，让西方社会，全球国际化的机构，还有中国人都要行动起来。
但是，最主要的，尽管我们在这里举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中国人自己行动起来，如果中国人自己不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谁也不能替中国人解决问题。
尽管北京所存在的奴工制度和专制制度给人类造成了灾难，包括我们今天在抗议的人，实际上在我看来抗议的是北京，不是西方的制度，而是抗议的是北京的制度。
尽管这样，他们毕竟是次一波的受害者，而北京治下的中国人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才是最直接的受害者，而且在这些国家中，由于他们有民主制度，他们还是可以用各种方式减少一些损失，在北京的治下，是没有任何方式的，因为共产党这个权贵集团，只关心用暴力维持稳定，在稳定中去发展自己的特殊的腐败利益。
今天，有一批中国人也站在了华尔街，在谈论占领华尔街的问题，在谈论北京的问题，你敢不敢报导？因为北京的报导到现在为止都是在曲解事实，歪曲在华尔街真正发生的问题，歪曲西方世界发生的问题。
当然有一些是他们认识的短见，他们不一定认识到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机制。但是我刚才说的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北京的奴工制度，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的灾难性困境的话， 这样的一个观点，实际上在十年前，中国的一些学者，比如像秦晖啊等等，就已经讨论了，今天这些后果终于已经显现了。
我今天想说，北京呢，你如果真的是公道的话，你如果是真的是开放的话，你就应该把我今天讲的道理，把跟中国人都有直接关系的这些告诉中国人民，我觉得北京不敢。
今天所围绕汇率的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皮毛，你把人民币汇率再涨上去，你让北京再打开几个产业，只要北京它用党控制，所谓北京的三大银行我们都知道，是国家银行，它是国家的财力在支撑着，在担保着，再有，它是党在直接管理和领导着的银行，你跟它是没有办法竞争的。
只有北京改变制度，才能解决全球面临的问题，我觉得他们早晚会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到那时他们可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应当建立起一个让我们有尊严、有安全、有权利、有保障的、有正义的一个社会，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责任，现在在一个全球化中，当我们看到美国人民由于我们国家那么一个悲惨的制度也在受各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这已经是一种世界性的责任了。
新唐人记者曾铮纽约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