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7日讯】1.假如苹果降价
约伯斯走了，哀荣旷古绝今——新浪网副总编辑孟波披露：约伯斯去世12小时后，共约有250万条Twitter消息发布；约伯斯去世后32小时，共约有7500万新浪微博发布。约伯斯的葬礼更像个小型私人聚会，并没有多少外人参加。其竞争对手三星和谷歌，则联合发表声明推迟新品发布，以表达对他的敬意。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发微博称，“‘苹果’董事会应该马上做一决定：大量生产1000元人民币以下一部的iPhone手机和iPad，让更多(人)用上‘苹果’，这是对约伯斯最好的纪念。”结果，网友纷纷留言请潘石屹推出1000元/m的房子，潘石屹也被网友戏称为“潘一千”。潘石屹起初保持沉默，后将原微博言论删除。潘太太张欣也赶紧出来替夫君圆场，宣布给家人每人一iPhone4S，以示对约伯斯的尊敬和纪念。
点评：谁说中国老百姓仇富？他们在维护约伯斯的“自然垄断利润”。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假如苹果真降价，将不利于保护知识产权。通过不断创新获取市场化的垄断利润，是创新最基本的动力源泉。随着旧有的创新成为过去，新的创新进入市场之日，便是旧的创新利润和价格下调之时——正如iPhone4S推出之后，据说有的iPhone4降价达千元之多。还有一个不为人察觉的常识是：假如不维护创新的市场垄断利润，非创新企业有可能随时遭遇覆没的命运。如果iPhone4降价到2000元，那么1500元甚至1000元以上的其他类型手机将全军覆没；如果降到1000元，除了极少数廉价至一二百元的，几乎所有的手机都将全军覆没。它带来的后果可能所有人都意想不到并且多数人无法承受。
2.iPhone4S首日预订量100万部
北京时间10月10日晚间消息，苹果当日宣布，iPhone4S首日预定量逾100万部，超过了iPhone4首日60万部预定量的最高记录。10月14日，iPhone4S首先将同时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发售。
点评：为了表达对苹果和约伯斯的热爱，人们不拒绝相对昂贵的苹果系列。我把约伯斯比喻成“能量黑洞”，他赤手空拳，仅凭一颗智慧的头脑，以及为用户提供尽善尽美的服务的心，就把全世界的能量，源源不断地往自己的身上吸。而苹果公司，从约伯斯家的车库起步，至今仍然偏居在约伯斯的故乡——加州的帕洛阿尔托市。创新得来的市场垄断是高质高价，行政垄断是低质高价；创新与奉献画等号，行政垄断与掠夺画等号；创新使买卖双方能量倍增，行政垄断则是零和甚至负和博弈，彼此能量都衰减。
3.约伯斯的另一面？
《南方周末》编辑傅剑锋微博说：深圳农民工吉锋发来短信，我帮转，但不代表本人判断：傅编辑，我不否认约伯斯的商业奇才和公司治理能力，而且，我也喜欢苹果产品，虽然我摒弃不用。但铺天盖地的一遍倒赞美之词有失偏颇。血汗工厂、剥削劳工、毒害环境是约伯斯的另一幅面孔，觉得应当允许农民工发声，说说真实。
点评:血汗工厂、剥削劳工、污染环境，乔有责任，但主责在代工厂所在国家的制度和法律、人文环境。许多人们以为产自中国的商品，其实只是在中国组装。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sianDevelopmentBankInstitute)2010年的一份报告发现，一只iPhone手机的批发成本估计为178.96美元，而中国的装配工作在其中仅占6.5美元。大多数制造成本都用于并非在低工资经济体制造的高精密零件，这些零件都产自日本和韩国等高工资国家。
4.宁波“培养约伯斯”
当大家都在热议“谁是下一个约伯斯”时，宁波市新近出台了一份关于创新型领军、拔尖人才培养的《意见》。据悉，该市将以5年为一个培养周期，在3个层次培养1400名创新型领军、拔尖人才。据初步估计一个周期培养经费超过5000万元。
点评：在中国的任何领域，一旦认为钱是万能的，这个领域就基本玩完了，其他领域乃至全民也跟着受伤。高铁、航太、教育211，等等，无一例外。因为你在“着力培养”的同时，恰恰是在制造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要培养人才创造财富，不是要“给”人才、“给”市场什么东西，而是要实实在在地把本该属于人才和本该属于市场的自由与公平“还”给他们。只要做到这一点，创新型人才不会远，市场的繁荣不会远，民众的富裕国家的强大都不会远。
5.国企窒息人才
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财经评论员易鹏在微博上透露：“在火车上偶遇国电下面一电厂老总。两人畅聊几小时电力系统种种情况，都认为电力必须再改革。他说了一故事：现在国电下面电厂要进个人必须由国电老总亲自签字，这几年唯一特例是温家宝（总理）到山东沂蒙山区一革命家庭看望一老奶奶，问其有什么要求，她说能否安排其孙子进旁边的电厂。温说：我想想办法办一下。”
点评：人才在非竞争性的垄断型国企里面不值钱，值钱的是关系。不论是垄断国企的“条条”，还是市县管理的“块块”，都这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国企体制并不一定适合有个性的创造型人才的发育和成长，某种程度上也不需要创造型人才的发育和成长。仅凭行政垄断地位就可以肥得流油，只愁钱不知往哪里花，哪里需要什么人才呢？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的求贤若渴和灵活机制，简直有天壤之别。
6.佛山“解限令”探头探脑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11日23时24分发布了《关于暂缓执行有关问题的新闻通稿》，决定暂缓当天中午才宣布的“有限放松”限购政策。各大媒体所热炒的“首个放松限购城市”终未成行。
点评：有人说这是地方政府和中央较劲，但我认为这不是中央和地方的博弈，是经济规律和行政调控的博弈。14万亿元地方债全赖地价升值；民间活跃的高利贷除了空转部分（这是大部分也是最危险部分），来路和去路多是房地产。然而，中国人的“面子文化”害死人，佛山虽然不在国务院规定的限购城市之列，其今年年初的限购和如今的取消，都是自主行为。但它终究投鼠忌器，因为它无法阻止市场将其理解为调控放松的“信号”，因为佛山的困境，也就是所有二线以下限购城市的共同困境。除了商业地产繁荣的一线城市撑得住，绝大多数城市撑不住。
7.炒房资金转向
10月11日《新京报》消息，房地产调控之前，传统民间资本投资房地产主要在需求端，即直接购买已开发的房地产物业，如住宅、写字楼和商铺等。随着银根收紧，民间资本转为通过“短期放贷”填补地产商的资金缺口，其投资形式逐步从需求端转向供应端，如投资开发房地产、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过桥贷款等。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在7月21日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中称，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其中20%被用于房产投资或集资炒房。据统计，到2010年，温州市百强企业中有50家涉足房地产。央行最新报告分析了温州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其中来自银行信贷资金间接流入的资金占10%，其规模超过百亿。但高和投资董事长苏鑫则表示，中国房地产中直接融资不足10%，80%以上资金来自银行，使得房地产的行业风险很容易传导到整个金融系统，一旦出现问题，就会牵扯整个社会经济。
点评：不出所料，调控没能打压房地产投资，只不过改变了投资路径；同时调控助长了高利贷，增加了整个中国金融甚至整个社会经济的风险。
8.山西煤改后遗症堪忧
新世纪周刊—财新网消息：煤改补偿款不到位，失矿农民生活无着，使得私挖滥采的“黑口子煤窑”有卷土重来之势。以前，矿区农民还可以仰赖煤矿生活。如今的情况是，国有煤矿把煤挖走，税收不归地方，但地质灾害和矿区农民就业等社会治理问题，却需要地方来解决。进入“大矿时代”后，地方税收大量流失，社会救济能力严重不足。
点评：迫切需要学习成熟国家，建立起矿产资源的国家、民众、企业分享机制，国家主要靠收资源税分利，地方民众和企业则合理共用开采利润。非此，不足以避免成果由国家和企业拿走、成本和环境破坏由地方民众负担的“上层逃离底层沦陷”现象。
9.超四成民众达房租承受极限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指出，中国内地3/4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地租房居住，房租平均每月387元，2010年下半年家庭住房支出比上半年增加58.2%；41.5%的流动人口租房者认为目前的住房支出已经达到或超过自己能承受的最高房租。
点评：千万别只盯住房租和房价，它们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11年第三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72%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
10.前9月228名浙江老板“跑路”
东方早报报导，今年1-9月浙江共发生228起企业主逃逸事件，为近年同比最高。早报记者独家获取的浙江官方关于企业主逃逸的调研报告显示，这些企业共拖欠14644名员工7593万元薪酬，欠薪人数和欠薪数额均为历史之最。
点评：流动性骤然一紧，房价未降而中小企业倒闭潮到来，浙江已经有多人因高利贷资金链断裂而自杀。紧随其后的便是失业。
11.七成中小企业预计未来半年无利润
10月10日《北京晨报》消息，温州老板跑路让中国中小企业生存困境备受关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巴巴(中国)10月9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小企业主们对于未来有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悲观的看法。72.45%的受访企业预计未来6个月没有利润或小幅亏损。这些企业大都销售额在3000万元以下，员工人数在100人以下。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胡晓明认为，作为中国小企业的代表，这些企业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但缺少有效的引导、融资支持，不利因素正在一点点蚕食小企业的生命线。统计称，今年小企业利润的严重下滑，与2010年相比平均利润减少30%至40%，经营困难加大。
点评：另据10月12日《广州日报》报导，跑路潮不仅是温州实体经济空心化的缩影，更是温州传统制造业转型之痛的真实写照。有业内人士指出，如果现在政府不救治，年底将有近四成企业面临停产。今年以来，银根紧缩，银行贷款难度加大，中小企业因规模较小，融资更加困难。在银行贷不到款，而之前又有银行贷款需要偿还，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只好借助于民间借贷。有的短期的利率高到6~8分。长期的也要3分左右。“这简直是饮鸩止渴。一个企业的利润才3%左右，而如今温州民间融资成本的年化利率达到30%~50%并不新鲜，企业的那点利润连偿还利息的钱都远远不够。资金链一断裂，老板出逃、自杀就出来了。”
这种情况下，救信心比救市更重要，如何转型先稳定金融政策环境。信心来自稳定的预期，稳定的预期来自稳定的政策。很多企业家对未来很悲观，大家都基本没有做实业的信心了。“我们希望政府能够给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而不是一会儿收一会儿放，在放的时候，大家都在上规模扩生产，摊子铺大了，需要再进行投入的时候，政府又收紧了。企业资金运转不过来只能关门。”
12.温州模式之死
法国《欧洲时报》文章认为，“近年来，很多富起来的温州人并没有继续专注做大做强实体经济，而是更多依靠金融赚钱的方式，甚至兴起了一股“炒钱”之风，⋯⋯倘若民间借贷的兴盛是由于中国投资虚拟化与投机化的更进一步，那么警钟将不仅仅是响给那些‘跑路’的温州企业主。”
点评：不仅富起来的温州人转向金融，山西、鄂尔多斯富人也都如此。日前，由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与高和投资组成的民间资本研究联合课题组，发布了《民间资本与房地产业发展研究报告》。该课题组测算，山西、温州、鄂尔多斯三地民间资本量分别达到约1万亿元、5200亿元、2200亿元，今后规模还将增长。
通过民间借贷将零散的民间资金聚拢，再投入到房地产等高利润行业，再通过房地产进行银行融资，民间资本不断被放大，同时，与银行业乃至整体国民经济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往往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
全国各地都呈现出这样的趋势。投机只是表面现象，反映的是实体经济中缺少投资机会，经营实业越来越困难。温州资本不是不想转型升级，不是不想投资，但体制障碍总是无法逾越。
中国企联经济学博士冯立果撰文认为，温州模式兴起于地方政府的不干预。但我国政府处处强调一只“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制定了高昂的税负，使中小企业尤其制造业企业负担沉重；它制造了掠夺性的“官办商业银行体系”，将实业部门创造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掠进政府的腰包；它制造了垄断性的国有企业部门，控制着中国的钱流（商业银行）、物流（民航、铁路、航运）、能源流（石油、煤炭、电力）、资讯流（电信、邮政），占据在民营企业的产业链上游，源源不断地吸取民营企业创造的财富；更不用说民营企业所遭受的“吃拿卡要”等无处不在的腐败行为。因此毫无疑问，这只“看得见的手”是一只掠夺之手，它是温州模式走向衰落的直接力量。所谓玻璃门、弹簧门都是假像，真相只有一个就是垄断门。
13.温州拟申报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10月12日《中国证券报》报导，权威人士透露，浙江省和温州市拟申报温州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点评：松绑，解禁，为企业创造自由、公平、稳定的竞争环境，才是正途。而不是一会儿帮这个，一会儿扶那个。不仅在温州，全国范围内都应打破垄断，放松和解除管制，开放更多的行业，特别是能源、土地、电讯、金融、交通、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资源性行业和服务业，创造投资与就业机会。既吸收富余资金，为富起来的人们提供稳定可预期的财富仓库，也减少流动性，降低通胀压力；同时还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创富机会。
今天的确是到了要重提“民企保卫战”的时候。今天的国企日子好过而民企日子难熬，多数是政策倾斜的结果。事实证明：垄断国企是腐败低效的温床。靠垄断地位攫取巨额利润的国企喝的是全国人民的血（质次价高），给国家贡献出来的是草；而民企吃的是草，给国家和人民贡献出来的是奶和血。2010年的调研资料显示，民营经济已占中国GDP总量66％；税收贡献率71％；而全社会就业人口中，民营企业占90％以上。我们的电价是西方的十倍，网费是韩国的120多倍，水、电、煤气、石油等等的质次价高，更不在话下……行政垄断企业不到8%的员工，常年拿着全国工资总额55%-60%的收入。国企的很多土地是划拨的，民企的却要租用或购买；金融机构基本上成了国企的提款机，民营企业却只能去借高利贷；国企亏损了，有国家买单（实际上是全社会通胀全民买单）；民企破产或者高利贷资金链断了，老板自己去跳楼。
政府的职责是“守夜”，创造自由公平的环境。凯恩斯说：政府应该尽量不干预经济，即使在不得不使用政策去干预经济活动时，要注意政策的信誉，即政策的连贯性。我们迫切需要“不折腾”，让经济自由发展，让企业公平竞争，让民生休养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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