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4日讯】 引言
我每天坐在三楼的桌前，只要一扭头，就能从窗下看到一位远房的伯父的大门，他的老伴永远坐在门边的椅子上，呆呆地看着门外，而他自己就陪在旁边，一会服侍她，一会走出门外伸腰叹口气。
他老伴已经好几年不能动了，每天都在固定的位置以固定的姿态和固定的表情坐着，没有医生，没有药品。她就像一片飘落的树叶，正在等着渐渐枯萎、腐烂——但对他来说，这个腐烂的过程似乎太长了，让他难以忍受。有时候，隔着玻璃窗，也能传听到他高声的抱怨：“到底怎么了?怎么又哼起来了!”
他的父亲曾是乡下的私塾先生，在村里拥有最多的房产和土地，不过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地主，土地充公，房子被分，还多次被人吊到树上。
这位伯父是民国21年出生的(这是他的说法，因为他不记得公历)，从小入私塾读书，写得一手好字，到他十五六岁的时候，还没出学堂，命运就改变了——曾经最富的人，变成了最穷的人。而且，一穷就是几十年，按照村里其它老人的评价就是“至今也没有翻身。”
他养育了九个子女，但个个都在遭受贫穷的折磨，所以，他只能独自一人伺候老伴。
像他这样每天在生活中挣扎的人，村里到处都是。只要我一走下楼去，就能看到一张张枯萎的老脸——年轻人都进城卖苦力了，只有老弱留守在村里。
可是，我又能做什么呢?
置身于中国最贫穷的人群中，置身于被文明和科技隔绝的农村，我常常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乡亲从来没有象人一样体面地活着?为什么他们一代一代地为这个强大的国家奉献着自己的劳力和生命，却一直被藐视和欺骗?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那么多明显的谎言能够盛行一时?甚至要盛行几十年?
如今，随着网路媒体的发展，中国人已经在渐渐打破新闻封锁的铁幕，获取了越来越多的真相，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反思，在觉悟。
在跟长辈们聊天的时候，经常听到的感叹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为什么我们会那么愚昧!
然而，愚昧的根源并没有铲除，悲剧仍在上演。
曾经实施了几十年的愚民政策，如今依然像个老朽的机器一样在惯性运转着，谁都知道它应该被废弃，可是，谁也不肯去触碰那个停运按钮。
而当一批批黑幕被披露出来时，我们不仅听到特权阶级恼羞成怒的吼叫，也听到一些底层的民众的绝望的抗议——那些跟我们一样的受害者，他们曾经拥有世界上最纯洁的理想，拥有最强烈的自豪感，今天，希望破灭了，信仰崩溃了，而仅存的一点自尊心却促使他们选择了把自己的头埋进沙堆，而不愿正视人性的丑恶。
善之土上开出恶之花
我现在要揭示的，就是那种一直把我们深埋在蒙昧的谷底的力量——中国的愚民逻辑。
所谓愚民，就是改变整个国人的思想，蒙蔽他们的心智，让他们变成庞大而拥挤的羊群中的一员，让他们的眼睛只能盯着前面的羊屁股。而统治者则站在高处，对民众“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孙子》)
例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我们现在的人，当然一看就觉得这话十分可笑，但这却曾经是全国人一起喊的口号，早上喊，晚上喊，吃饭睡觉都喊，还把它当歌来唱。
为什么当时的人就不觉得愚昧呢?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看看，最初的老百姓是相信什么的。
也就是在没有外力的影响下，在没有政治因素强奸民意的前提下，处于原始状态的老百姓的内心相信的东西，这些就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
在老百姓的思想中，显然有一部分是传统的，是不变的，而另外一部分，则是外来的，是强行塞进他们脑中的。
我们先要找出不变的东西，然后再看看他们是怎样在不变的思想上，又如何催生出新的东西来的。
而要达到愚民目的，就要在老百姓原有的不变的传统思想上，强加一些新的愚昧的东西。
关于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很多学者花一辈子的时间去研究，据说是十分神秘，十分庞杂。它们这样研究的结果就是，我们经常听不同的声音，一直在不停地争吵，多数学者都自豪地说中国人的传统思想都是精华，但也有说中国人的传统思想都是糟粕。
洪秀全认为所有的古书都是“妖书”，不许儿子读任何古书，并企图灭绝所有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更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当成是毒草，想革文化的命，其决心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更大。
那么，传统思想究竟是精华还是糟粕?
我们就先看看传统思想中包含哪些成分。
其实，中国老百姓的思想大都很单纯，他们的头脑中只有一些经过千百年的积累而形成的简单的、固化的概念，这些也就是被视为传统的观念，
比如：“是好人就该拥护，是坏人就该杀。”
再如：“帮助我的就是好人，不帮我的就是坏人。”
“世上再好的人也好不过自己的亲人。”
“对我有好处的我就做，没好处的就不做。”
“主人意味着荣耀，奴才意味着耻辱。”
“皇帝是欺压百姓的，伟人是关爱百姓的。”
“爱国就是英雄，不爱国就是汉奸。”
当然，如果我们愿意花多一些时间的话，这里可以列出更多的条目，但再怎么列，也不会像那些穷经皓首的学者们所争论的那样复杂。
显然，从这些列举的例子看，它们本身算不上什么糟粕，甚至可以说这些正是中国人善良本性的集中体现。
这些老百姓头脑中固有的东西，多数是几百年前就有的，少数是辛亥革命之后才产生的，也有一些是他们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从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也就是从他们的本性中自发而来的。这些都是不需要用媒体的、政治的力量去宣传，老百姓自己就知道的东西，也就是老百姓原本就相信的东西。
正因为老百姓有了这些原本相信的东西，所以就有人乘机误导他们相信另外的东西。结果，老百姓本来信的是善，却被误导而信了恶。
老百姓头脑里原本只有传统的善的观念，却被人强行在这块善土里种上了真正的毒草，开出了邪恶的花。
那么，他们究竟是通过什么手段实现这一点的?这就需要用到愚民的逻辑了。
愚民的逻辑
在我们国家实施的初级教育里面，已经包含了一种最基本的逻辑方法——逻辑的三段论：
(1)大前提
(2)小前提
(3)结论
如果你受过基础教育，无疑你就知道这些理论。
但对那些没有多数受过教育的老百姓来说，他们是不是就不懂得思考呢?
显然不是。
因为这并不是太高深的东西，即使没有经过理论的训练，按照他们的头脑里自生的思维模式，也是懂得并且认同这种推理方法的。
我们就先来看一个最简单的推理过程：
“地主欺压百姓，所以该杀”。
这是在建国前后开始的土改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思维观念，几十年来一直深入人心的，已经成了中国人的固化思维，直到现在，也几乎没人敢提出质疑。
但我不禁住要问一下：你们究竟是怎样相信这句话的呢?
我们把这个逻辑的推理过程分解如下：
(1)大前提：欺压百姓的人就该杀
(2)小前提：地主都是欺压百姓的
(3)结论：地主该杀
显然，老百姓只相信一条真理：“是坏人就该杀。”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他们脑子里面本来就有的。欺压百姓的人自然是坏人，所以，“欺压百姓的人就该杀”，这个大前提是没有问题的。
但小前提是有问题的。“地主欺压百姓”，在最初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认同。
怎样才能让大家相信“地主是欺压百姓的”?要实现这一点，只能靠宣传。
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这里采信的资料不需要传言，也不需要当年亲历那个阶段的老人的亲自口述，更不需要所谓的国外敌对势力提供的数据，只需要花点时间搜索一下我们的执政党内部的研究资料，就可以发现他们无意中透露出不少当时的真相)表明，当初的土改运动，并不是老百姓自发形成的，地主和佃农之间并没有你死我活的矛盾，只是当时的政策强推土改，搞成了大规模的斗地主运动，刻意挑起地主和非地主之间的矛盾，才让地主做了替死鬼。
如果让最初的老百姓现身说法，那一定是“地主并不坏”——各地都一样。
那么，怎样才能让大家相信“地主是欺压百姓的”?
这就只有控制媒体了，让全国人只听到一个声音：“地主欺压百姓。”当时典型的宣传口号是“是穷人都有苦，是地主都有罪”。
至于地主是否真的有罪?
如果你现在仍然相信地主有罪，那就首先思考一下究竟是谁告诉你的?你是如何相信的，地主到底做了哪些坏事?
制造愚昧的机器：虚假宣传
直到现在，多数人都相信：“地主是欺压百姓的”。所以，当初的斗地主是没有错的。
事实究竟是什么?地主究竟是怎样欺压百姓的?究竟有多大罪?
我们只所以坚信地主有罪，是因为我们相信了他们的宣传。
那么宣传是事实到底有多大差距呢?
这里有几个典型代表。
刘文彩，这个臭名昭著的恶霸地主，所有的剥削、压迫、旧社会、水牢、收租院等等都落在他头上——这是当时宣传出来的。
但现在披露的事实是刘文彩是一个乐善好施、造福一方的乡绅，其弟刘文辉解放前率部起义，其侄刘湘是抗日名将。所谓的“水牢”、“地牢”、“行刑室”都是虚构出来的。
另一个跟刘文彩齐名的地主就是黄世仁，但真像是他在当地名声也相当好，他跟杨白劳自小是结拜兄弟，杨白劳出身本来很富足，可懒惰机上赌瘾毒瘾，才使得家业衰败，老百姓都看不起他。之后，杨白劳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黄世仁借给他大洋，收留了其未成年的女儿。无脸见人的杨白劳外出躲债，最终误喝卤水不治身亡，黄世仁又厚葬了他并收养了喜儿。
其他如《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也都受到刻意的歪曲，跟现实相差甚远。
你如果有正当理由，坐下来讲道理，为了提高生产，发展经济，富人穷人一起分享土地，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采用这种拙劣的手段，以牺牲自己的同胞为代价，来夺取土地，夺取财富，建立自己的权威，未免太下作了。
即使这样帮助了我们贫下中农，作为一个表面的受益者——我今天依然感到寒心。
如果这些还不够说服力的话。那么，只有从身边说起了。
我的这位邻居的父亲就是个地主，在村里学问最高，也是最节俭的人，比当时的贫农还节俭。村里的老人(贫下中农工)都笑话他：他在路上撒泼尿也要把尿湿的土块捡起来扔到自己的田里。
被斗了一辈子之后，临终前，他曾经对当时的娃娃们说：“我的家产都是牙缝里省下来的啊，全没了!”
可就是这样一个文雅而又节俭的地主，从土改到文革一次次被人吊在树上打，因为他说错了一句话：“生懒好吃，落个好阶级;勤劳苦做，被你抓去斗。”(我们的土话里，“吃”“级”同韵，“做”“斗”同韵)
我们再听一下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贫下中农的说法吧。我每次问他们，答复基本是一样的：
“地主坏吗?”“坏什么坏，一点也不坏。”
“斗地主该不该?”“那是政策要斗，我们才斗。”
“政策到底对不对?”“现在看，的确是不对。”
也许是时间太过久远了，也许是他们现在老了，变得善良了，但的确，我在农村，没有听过一个老人说：“地主就该斗，就该杀!”
地主中当然也有恶棍，就跟穷人中也有恶棍一样，但即使有欺压百姓的地主存在，也并非因为他们是地主的原因。而当时的宣传，让所有地主一起背黑锅，不是愚民又是什么!
这里引用1949年上书毛泽东，反对土改的农业专家董时进的所列数据来说明。
“他(董时进)还以实例说明，地主、富农的财产多半是由辛苦经营和节省积蓄而来，土豪恶霸究是少数。由此得出结论，地主、富农以其较高的生产效率而成为农村的先进生产力，必须爱护而非打倒，他们应受到尊重而非羞辱、残酷斗争。中共宣传，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霸占耕地70%到80%，他对此虚言愤愤不已。根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对16省、163县、175万农户所作调查证明，拥有耕地5亩以下的农户占35.6%，5至10亩者占24%，11至15亩者占13%，千亩以上大地主只占0.02%。由此可见，70%以上的农户是小农，他们代表的生产力经不住风吹雨打，时刻有破产之虞。中共的土改无非是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地主、富农土地细化为若干生产力落后的小农所有，是从先进走入落后，是历史的大倒退。”
后来的历史证明，土改的确就是一次大倒退，直接导致后来的大跃进期间饿死几千万人，一直拖了四十年后才不得不认错纠偏，把土地承包给农户。
真话中的欺骗
前面说的愚民逻辑是编造谎言的虚假宣传。但有些宣传，并没有说谎，同样构成欺骗。
选择性说真话，让老百姓永远只获取片面的信息，是另外一个愚民手段。
本人曾在武汉跟一个大老板兼体制内的高员一起喝酒，他很自豪地说：“我不说假话，从来不说，不过真话，也要选择着说。”
这里究竟有什么猫腻呢?
就拿这个领导来说吧，晚上外出未归，老婆打电话过来查夜，他汇报说在喝酒，这是真话。但跟谁喝酒呢?身边其实是小姐相陪，这个是不能说的。
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普遍性的现象，现实中被曝光的很多贪官，都是曾经的英雄、劳模、党的优秀干部，他们在工作中是如此的努力，生活是如此之勤俭，对百姓是如此之友善，让每个跟他接触的人都深受感动。
我们的媒体在这方面实在太专业了，总是从个人魅力方面把领导一个个装扮得跟天神一样完美。他们所说的这些，可能都是事实，而且这些事实，最怕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的电视报纸上每天都是“人民公仆”的“光辉的形象”，但另外一个事实却是我们看不到的，也是不能让大家看到的，那就是，他们一直在盗窃公共财产，在挥霍公众的劳力和财富!
再比如说，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直到现在还有人大力鼓吹他是如何的慈善。
最近有报道是说毛泽东有三怕，一怕泪、二怕血、三怕喊饶命，甚至传言说一只滴血的麻雀也把他吓坏了。
所有这些实例都描写得绘声绘色，所有这些描述我完全相信，但是，毛泽东心狠手毒，杀人无数的事实，却没有一个人说出来，也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为了封杀舆论，剿灭文人，其卑劣不亚于秦始皇；他为了排除异己，独揽大权，一路屠杀身边的功臣战友，其残暴不亚于刘邦;他饿死的百姓的总人数，不亚于成吉思汗；而在那种艰苦的岁月，他总不忘寻花问柳，玩弄女性，其淫乱不亚于商纣汉灵。但所有这些，都是被严密封锁的消息，而我们至今所知道的，只是他有“三怕”。
愚民的另类逻辑：单向比较
前面说了虚假宣传、片面宣传等愚民策略。
另外一个策略，就是单向比较，有意把民众的思维导入一个错误的方向。
这里有什么技巧呢?
比如说，老百姓不是感觉自己生活很困苦吗?那就拿现在的生活水平跟解放前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让你感觉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于是，心里热呼呼的，还对这个政府感恩不尽。
再比如，老百姓感觉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跟西方的差距大。他们就拿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GDP的增长速度跟西方发达社会的GDP相比，让你感觉，我们的发展速度比别人快很多，至于现状，那是因为基础太差的缘故，于是大家心满意足，充满希望和自豪。
可事实是否真的值得我们自豪呢?
我们只要看看以下数据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1955年，中国人均收入是韩国的3.2倍，日本1.1倍。经过50多年“天翻地覆慨而慷”，如今，中国人均收入是日本的3%，韩国7%。
为了让老百姓有爱国思想，有更多的自豪感，我们的媒体特别强盗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达到世界排名地二的水平。
可是，你却不知道1903年中国GDP排名已经是世界第二了。
所以，只有横向比较，你才知道中国人究竟取得多大成就。而这些横向比较的数据，是你在公众媒体中大家从来看不到的。
你所感受到的，是以前吃不饱肚子，现在吃剩的肉都不愿意动筷，所以，很满足。可是，你却永远也不知道那些权势阶层的奢靡的生活，永远不知道中国人要是把自己的潜力都发挥出来，会创造多大的财富。
至于GDP每年增长10%，那我可以告诉你，即使是文革期间，GDP的增长也在4%左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只看前面的数据，就让你热血澎湃，可看了后面的数据，却惊讶不已?
这些，就是单项比较的原因，宣传的机器永远只是提醒你只跟自己的过去比较，也就是单向比较，让我们感觉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
当然，很多人还是想不明白，我们的经济的确进步了，生活条件的确改善了，到底是谁的功劳，应该感谢谁?
这个答案暂时留到后面解答。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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