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06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二章：监督劳动的最初岁月
第六节：丛林铁厂
我们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初从界牌农村回到丛林煤矿，第二次回到这里，第一景象是人流如海，热闹非凡。在那狭窄的丛林街旁，布满了临时搭起的蓬帐，里面挤住着从重庆、南桐各地调集来的“炼钢大军”。丛林地区政府的大礼堂面前，悬挂着一个硕大的木牌，上书：“丛林铁厂炼钢指挥部”。
大礼堂既是这里大炼钢铁的指挥中心，又是平时炼钢大军暂时的食堂。这儿的吃饭完全是“共产主义式”的，凡参加炼钢战役的“战士”，一律供给制。大甑子里的包谷面造米饭可以随你自取，八个人凑满以后组成一桌，就可以到伙食团窗口领取一桌饭菜，仅此一点措施，就足以招揽那些城里吃着定量供应的居民们。
那路边街旁的帐篷里，挤着一家一家的妻儿老小，每两个家之间只用一张布单隔开。那里面，嘻笑哭闹，夫妇之间、母子之间、两家之间，纠纷不断，热闹非凡。
我们近一百号劳动力，暂时仍安住在丛林小学的教室里。小学已经完全停课，除了两个看守的老头，教职员工全部抽去建设丛林铁厂的“小高炉”。学校的孩子们当然只好回家，随父母一道去为“大跃进”献身了。
我们连下放干部在内的所有的人员到齐以后，王怀寿才召开了全体人员的大会，他简短总结了下乡十一个月来全体人员的改造成绩，着重讲述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的伟大意义。
他的讲话很平缓，好像是在背诵一篇熟读了数百遍的经文，使我们这些习惯这八股文的人感到乏味，更因为他所讲的除了中共那套谎言并无新鲜东西。
分别了九个月，他的党棍形象丝毫没有变，由于疲劳，我看见了周围的人都在打瞌睡。
“精神集中一点！”王怀寿吼道，那一排排打瞌睡的人被他的吼声惊醒，重新正起了腰板。
他环看了一下四周，继续用平淡的声音背诵下去：“今年是党中央部署的持续大跃进的第二年，也是决定大跃进总路线成败的关键一年，我们要在去年农业取得极大成绩的基础上完成这个任务，为完成毛主席提出的十五年内超英赶美，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为中国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跨入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他的平声调，表明下乡这一年来他之所见所闻，冲淡了去年初来时的那一股冲劲。这可能算是一种进步。
经他这一讲，我们便明白了，把我们从新集中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全体人员仍按照原来的编制分成五个组，进行了一下午的讨论学习。
第二天，全体人员整队出发，去丛林铁厂炼钢指挥部的大礼堂，参加“丛林铁厂筹建大会暨大炼钢铁誓师动员大会。”
我在墙上读到了一条用绿纸写的十分耐人寻味的“小标语”，上面写道：“敞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干活”。我想写这幅标语的人讲实际的味就很浓了，而且似乎只有这种标语才能鼓动到这儿来的市民们。
按老套式召开的这种大会，本就是过场。会上主持人宣布，七座小高炉，必须在五月底全部完工，六月开始炼钢。他讲了一大堆可以完成这个最低产量的理由。会场里乱哄哄的开起了小会，大家七言八语的全是妇道家常。
我们最初的任务是为丛林铁矿小高炉的建设筹集原材料。这是一些结构古怪的“小高炉”， 可以容纳十个人踩动的踏板像农村中的水车一样的“鼓风机”，配套在每个小高炉旁。
当时我们实在没有兴趣关注这些“设备”，我们只顾着吃饭和完成交给的劳动，我们只望着尽早回到学校的一天。
分给我们这一百来号人的具体任务是，将那些从附近农村各地砍伐供“建筑”高炉用的“圆木”运抵高炉建设工地。开始时，早出晚归，没有固定的地点，只是跟在伐木者的身后，砍下就运走。
丛林地处山区，两山夹沟，山林茂密，农村里的宅院里，世代居住的农家，为了自己的环境和水土保持需要，素来有植树的习惯。种下的树木，就是缺柴也舍不得砍，祖辈相传形成了这儿茂密的树林，画出美丽村寨，成了农民世代相传的宝贵财富。
人民公社化以后，这些秀丽的山林虽然都充公社所有，现在为了奉献给丛林铁厂的建设和建筑高炉，刚刚成立的人民公社首显“优越性”，在炼钢指挥部的安排下，无条件的奉献了所有可供建炉的树木。
于是伐木者持着手令，对附近的农村施行了“三光政策”。唯有那些世代居住在这儿的老农，才敢对这种败坏祖业的行为表现出反感和心痛。每当这些老者请伐木者手下留情，不要对那些幼林下手而同伐木者发生冲突时，又必会招来炼钢指挥官们的痛斥，扣上破坏大炼钢铁的帽子。
一片二十亩才长成酒杯那么粗的幼林，在被砍伐时，被守林人阻拦，他痛斥指挥伐木的人：“这简直是破坏，简直是造孽。”他当下便被民兵抓走。农民们看到有例在前，谁敢抗拒？
就这样，不到三个月，丛林周围竹木成林、风景如画的山村便成了光秃秃一片。在田坎上，在山坡上，在平时绿茵葱茏的行道边，留下了一个个树椿，那些原本就荒芜的人民公社田野更显得荒凉。
丛林地处山区，从此以后，每到夏季，山上的洪水暴发时，便无阻挡的直泻而下，肆虐美丽的长江，冲刷着中下流的沿江各大城市。
遗憾的是，当二十八年后，江泽民向抗洪救灾中牺牲的民工默哀致敬时，却不敢去清算毛泽东当年给中华民族欠下的这笔孽债。
附近的山林砍完后，砍伐队到远处寻木头，最远的是距丛林足有二十里地的白果山区，这些坑木最小的也有20厘米的直径，每根最轻的也有三十来公斤。抱着一根木头，还不知怎样往肩上放。我们运坑木的规定每天必须跑两趟，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被鲁召吹响的哨声追起，手里拿了馒头，手执绳索和助杵，匆匆上路。
这么大的坑木对于从未用肩来扛的人，真像第一次背十字架，垫肩往往挤到一边隔不着肉。几次换肩便把颈项和背部肩上到处擦破，鲜血斑斑，疼痛钻心，可算是下乡劳改以来最苦的“活”。我们白天一身污泥，常在路边沟旁，因重心掌握不好而跌倒，遍体鳞伤。
回到住处，连脚也不洗，忙着给伤处擦一点红药水，典酒之类，倒在铺上便呼呼大睡，即使翻身伤痛而惊醒又马上睡去。遇到雨天，行走在陡峭路滑的山间小路，踩在碎石路面上，稍一不慎便要滑倒。
有时，一跤摔下，坑木便猛然压在身上，人和坑木—起往下滚，身上被那锋利的石块划伤，血肉模糊。喘喘气，平息以后还要忍着创痛，踉踉跄跄的扛着那带血的圆木往回赶。唉！干吗要我还存着复学的念头呢？有了这个幻想，拼了性命也不在乎。
（一）草脚码
有一天，当我刚上山，便起了大雾，山上顿时四处茫茫，阴风四起，这是要下雨了。气温突然下降，我却只穿了件夹衣，肩上除了一个护肩什么也没有，冷风吹得我直打哆嗦。心里突然很慌，嘴唇发紫，心里明白，这是高山反应，连忙走进了山腰的一户农家暂避。
白果山区的老百姓，常年不断地在堂屋地坑里燃着树疙瘩，我穿着破夹衣和破胶鞋，那单薄的裤子上还沾着一血迹，自忖一定比乞丐还狼狈。
走进大门，怯生生望着那火红的地灶。那旁边正坐着一个老汉和一个老大娘。从他们花白的头发和面容判断，大约都上了七十多岁，平时路过已很面熟。老俩口见我进去，老大爷从旁边拿了一张长凳，面对着火炉，叫我坐下。
那火炉送过来的一股暖流，使我瑟瑟作抖的身子镇定下来。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下意识地将双脚伸向火边。
老汉注视我裤子上沾着的血迹和脚上的破胶鞋，片刻以后，便叫我把裤脚管卷起来。脱下鞋，双脚上被石片划破的伤口在火光映照下，已现出紫色。他回身里屋，取出些捣碎的草药，又去灶房取了一瓢泉水，为我轻轻洗去血痂，在伤口上敷上他调制的草药，用一块白布替我包好。
我联想在赵凡家落户时，那赵老汉也是用自采草药疗伤的，心里好奇，想问这草药是什么草，但没有开口。
那老奶奶却从地上拣起我穿的那双破胶鞋，叹了口气，进里屋去取了一双草鞋出来，告诉我这是她老伴平时闲下来编织的，叫我穿上后，指着那破胶鞋说：“这哪能穿呢？扔了吧。”
尽管毛泽东天天在摧毁中国礼教的仁慈、宽爱，把人和人变成了除厮杀和仇恨外，什么也没有的野兽。但今天，两个老人用他们的行动证明，植根于人性之上的仁爱，永远不会被暴虐的政治所泯灭。
我将要离开时，老汉走出门外，拣了一小指稻草，教我挫草绳，然后把挫好的草绳，套在脚跟上挠结打扣，便牢牢的捆在我的脚板上，护定我的脚跟踝骨，踏下脚觉得挺轻快。他告诉我：“这叫脚码子，山里人是从不穿鞋的，雨天路滑随便在那个草树上，挽上这脚码，爬山利索又不容易滑倒。
我穿上了老奶奶送给我的那双草鞋，站起身来，深深向二老鞠了一躬。走出茅舍，回头用心记下了这儿的位置。从此以后，我每经过都常来这儿歇脚，我真想知道他们何以单独的住在这荒山野岭中。
三个月后，当小高炉相继在丛林小学山背后山梁上“站”立起来的时候，也是全国粮食告急之时。敞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无法再维持下去，所有从城里来的居民陆续地遣送回各自的城镇。丛林街道上的蓬帐一天天减少，留在马路边的是一些破衣烂裳，竺林沟重新恢复了原来的清静。
丛林铁厂的伙食团也已落成，从大礼堂搬到了紧靠马路的一幢平房中，所有丛林铁厂的职工重新按照定量吃饭，八人一桌。自取米饭的共产主义生活，仅维持了三个月。
八人一桌取消后，铁矿的工人按自己的粮食定量和经济能力，买回所需的饭菜票。对我们这七十名右派，剥夺了购买菜饭票的权力，每个人的菜饭一律按定量发给了我们。这种定量对我们这些运送园木的小伙子勒紧了喉管，超负荷的劳动本已难以承受，再加上腹中饥肠辘辘，怎么完成规定的任务？
记得以往早上，我出发时都要揣四个馒头上路。现在按定量，只能拿两个，还没来得及在白果山头打转身，肚子里的两个馒头便下了肚家坝。开头几天还忍着，不几天，饥饿便成了我们最大的困扰，我们脑子里成天都在打吃的主意。
开始，我们还用乞讨的办法，每次晚上等打饭的人都走以后，等到结尾时，走到取菜的窗前乞求炊事员，把剩下的菜多给我刮一点。但碰上菜全打完时，便只好饿一顿。
有一天，伙食团长嚷道，发现有人把饭票的数额私自窜改了。我明白，这多半是我们这几十个苦孩子干的事，便想也学着干。
晚上天色已黑，灯光昏暗，上夜班和下班的人正多，瞅准炊事员正忙碌的机会，便把事先一张一斤的票额改成十斤的饭票，塞进了窗口，心里扑通扑通的直跳。
只见那炊事员正要找补，却不料那伙食团长走了过来，抓起刚才塞进来的饭票逐一辩认，恰好，我就碰在了钉子上了，当场被抓了一个现场。自尊心对我们巳经很淡，当场的难堪还算不了什么，倒是偷鸡不着倒蚀了一把米，那一斤饭票被没收了。
晚上鲁召又召集了小组会，雷尧黑着脸数落我平时对食不裹腹的牢骚话，提上抗拒改造的纲上。这下子辛辛苦苦一年累下来返校求学的希望，被这件事影响了，心中着实懊悔了一夜。最后打定主意，勒紧裤带，苦熬下去，等到过年以后，看看能否重新返校吧。
然而饥饿毫不留情地折磨着我们，尤其是大肚皮江远，他竟在半个月内吃掉了发给他一个月的饭菜票，剩下半个月只有吊粉肠了。王怀寿看到他一派无奈，对他采取了特殊“照顾”，每天只发给他当天的饭菜票。
我们把目光集中到运送木料经过途中，满山遍坡的包谷红苕地里。那时，包谷已挂了黑须，红苕也结出疙瘩。然而这些诱人的庄稼，却又偏偏集中在沿途都有农家的山沟底下。
天晴时日，一目可穷数里，白日行窃，极易被社员捉获。夜间打扒又无法赶回住地，便瞄准阴雨晦暗的时候，看准了农家稀少的地带，无人时，便连忙把包谷、红苕连泥塞进预先准备好的口袋里，慌慌张张赶到半山上的伙食团，趁人不备，便将这些猎物埋在那里的炉膛下面。
等到捞坑木一趟打得转身，又偷偷地去那里取出烧得香喷喷的“加班粮”。但这样作案，所遇风险极大，不是被民兵截获，就是埋在灶膛下的东西被他人扒走，一无所获。
渐渐的，大家也将发给我们每月两元钱的零用钱，凑集起来，去向那伙食团长“分”出些胡豆、包谷之类的东西，就地添了从地里所得的新鲜货，可以勉强吃饱一顿。
然而，无论复学的诱惑力有多大，“右派”们所承受的压迫有多沉，饥饿和内心的冤曲，加上下乡以来对共产党政策之所见所闻，都会产生巨大的反抗力，这种在我们心中增长的反抗，便陆续暴发出来。
面对这种不堪忍受的役使和饥饿，想逃亡的岂止一人？成天同右派们生活在一起的下放干部，对这些蛛丝马迹有了查觉，这正是这些干部起作用的时候了。他们专门开了会，对这七十个人作了进一步的防范，去上山伐木的小组，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下放干部跟着，来去要求集体行动。
（二）叛国投敌集团
有一天，天下着大雨，白果山已无法上去，王怀寿决定扎雨班，同时派了四个人把邮件和报纸从南坪取回来。上午十点钟左右，值班人发现临时保管室的门关着，听见派去南坪的四个人正小声说话，侧耳听到说话的人杨治邦。是机械系四年级学生，此时他正低声说道：“从这里到綦江再到贵阳，由贵阳再到昆明通公路，可以搭乘汽车出国境到河口或西双版纳……”
据下放干部查他的档案，他在解放前，在昆明当过国民党宪兵。
四个人关起门来讨论去边境方向的路，这引起了神经敏感的王怀寿怀疑：四人讨论附近的交通，一定是想从边境逃往国外。既然如此，便要挠开他们的嘴，让他们招供出来。
他施展出反右派时整右派材料的贯伎，先对其中最薄弱的人下手。四个人中，除杨治邦外，其余三人都是刚刚进大学，年龄比我还小的毛娃子，而其中陈国喜出身富农家庭，最为无知，也最自私，是我们中意志最软弱的一个。
午饭之后，王怀寿将陈国喜喊进了下放干部办公室，经过一下午的审讯，陈国喜被单独隔离反省，其余三人都派专人跟踪，禁止他们相互交谈以防订立攻守同盟。接连两天，在威逼利诱下，陈国喜终于按王怀寿的意图，交待出第一起投敌叛国集团。据陈国喜招供，这个集团以杨治邦为首。
在那个年代，只要有思想，就算有了犯罪的根据，何况成员有了交谈。中共发明的这种罪名名字叫思想罪。
十天以后，重大的一百号人在升旗台前集合。五个全副武装的警察，站在升旗台旁，那形势够紧张的，一个姓陈的南桐矿区派出所民警，站在升旗台上宣读了南桐矿区公安局的拘捕令，并以“组织反革命投敌叛国集团”罪，逮捕杨治邦、毛贯益和李天德。同时对陈国喜则以悔改立功，免于起诉。
接着，三个人就在五名警察的喝斥声中戴上了手铐，押上了停在丛林小学门口的吉普警车。
从此以后我们格外小心的管着自己的嘴巴，同时也防范着周围的人。处在相同命运之中的这些伙伴并不齐心，有些人可出卖他人。
正好在这个时候，小高炉炼出来的铁，送到炼钢厂去被统统地被打了回来，化验结果证明，它所含的杂质和有害的成分，超过合格铸铁的数倍，是一种无法冶炼，也无法使用的废铁铊。
指挥部傻了眼，连忙分析，当然首先怪那座古怪的土高炉炉温不足，排渣困难，风力不足，燃烧不完全，罗织了一大堆原因。但那“土高炉”是上级指定这么干的，再错也不能直言。
就像种的试验田，乃“元首”处方，谁敢不照办？荒了庄稼，误了农时，谁负得起卜二一这大责？然而，铁还得继续炼下去，高炉也不可能马上丢掉，今年的十万吨钢材还要如期完成。最后商量的结果，就是如何提高进炉原材料的质量，那铁矿本就在丛林背山的山顶上，采样化验证明，那绝对是富铁矿 。
就只有焦碳是就地从丛林煤矿挖出的煤，经炼焦炉炼出来的，含硫，磷较多，所以唯一能采取的措施就是提高焦碳的质量，建立一条洗煤的设备。指挥部把这个设计并建设洗练场的任务交给了我们。
王怀寿这些天正在担心，杨治邦案虽稀里糊途以叛国投敌罪宣判了，但，事情本身却在向他提出警告。等待时机逃亡的人说不准有多少？他心中非常明白，在这些年轻的学生中，仅靠“复学”这一点吸引力，正在被高强度的劳动和短缺的口粮抵消。
如果在这时万一发生集体的逃逸，他王怀寿也很难担待这个责任。去白果山扛坑木一直是令他最耽心的事，那无异于给想脚板擦油的人创造了便利溜走的机会，所以趁洗练煤厂即将兴建，便抓住这个机会，将自己所管的重大全体人员，集中到洗练场当泥水匠。
丛林铁厂新修的库房，暂作了我们七十多人集中的宿舍。
当铁厂职工恢复口粮定量的同时，农村中也恢复了每人每天黄谷四两的旧制。那时，在我们刚刚搬去的住地，每天可以看到一个提着瓦罐，从集体食堂进出的老人，听说，这是一位丛林公社的“五保户”。
有一天，出于好奇，我拦住了老人，请他让我看看他们每顿吃的什么？他将他手中提着的瓦罐。战战兢兢地递给了我。我打开盖子向里一看，那里面是一罐照得清人影的黑汤汤。便用他手里的筷子去一搅，便看到搅起来的，是一些牛皮菜和从红苕滕上勒下来的红苕叶子。
此时那老人眯缝着水肿的眼皮，喃喃地问我：“这年头，三晴两雨的好天时啊，地里的庄稼，本该好收成啊，咋个弄得来连饭都没得吃了？”
我们同丛林公社的农民，又一次为粮食、钢铁“大丰收”， 交融到一起，没日没夜地打疲劳战。所不同的是农民们除了白天为秋收秋种忙碌一天，晚上还要打着松明子挑着萝兜为铁厂运矿，妇女、孩子们在公社指定地方，去砸碎那些堆在马路上的矿石，另一些劳动力还要在晚上下田收割未收回的谷稻。而我们白天当泥水匠，晚上则同他们一起蹲到水田里割谷子，或者在收打包谷的晒场上捶打已经晒干的包谷。
唯一能刺激我们日夜加班的，就是晚上超过十二点以后，农民可以在集体食堂里领到三两粮的罐罐加班饭，而我们则可以在铁厂的伙食团吃到三两粮的馒头或三两面条。我们实际上已同当地的农民，成了共渡难关的难友了。
农民们吃过夜班饭“歇稍”，重新回到工地上或水田里，但除非有书记亲临坐阵，下半夜以后，无论在挑矿石的工地，还是在晒场上都是静悄悄的。
倘如有人去收割的稻田里看一下，那儿一片漆黑，侧耳听去便在一片蛙鸣声中夹杂着人的鼾声。如果拨开稻杆，去寻隐藏在深处的挞斗里，就会看到那些疲惫不堪的社员，横七竖八的睡在里面。
第二天公社的广播喇叭里，照例播放前一天晚上，社员们如何响应大跃进号召，不分白日黑夜加班抢运抢收的“动人”事迹，以及谁也不会相信的关于高产卫星之类的丰收“喜讯”。
（三）运铁矿的玩命活
洗练场仅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我们这支劳动突击队接受了运送铁矿石的任务，转战在通往炼铁厂的马路上。沿着丛林西北面的山崖，一条四米宽的公路蜿延着向上，那上面是著名的海孔农场，山顶的右方，隔着一道万丈深壑的陡峭绝壁上，一个天然的巨大的山洞，隐藏在山峦奇峰之下。山洞的后面有一片巨大的开阔地，据说这便是抗战时期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依凭着这个天堑，靠它上面的奇峰掩蔽驻守的地方。
马路左侧相距两里距离，在那山洞略低的地方，便是今天正在采掘供丛林铁厂的小铁矿。矿工们住在临时搭起的一排工棚里，他们是来自四面八方带职的工人，也有才开始学的农民，他们用镐头挖掘，再推着矿车，将矿石运到铁轨尽头一个露天矿石场上堆放着，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些堆放着的矿石，运回丛林铁厂的高炉旁。
我们将人分成两组，一组将矿石从采矿场挑到马路边，另一组从马路边将矿石一车一车的运达小高炉边，配置给我们的工具是箩筐，扁担和三人一部的人力木板车。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卡死的，必须保证小高炉生产所需的铁矿石供应。
为了确保任务的完成，还增派了重庆市财税系统的二十多个人，加入我们之中。经过分解和计算，每一个人挑矿石的重量，和人力木板车每车的重量都有定额规定，完不成任务是不准收工的。
我被分配在人力车大组。我们这架人力木板车上还有江远和袁如。袁如身材微胖，是一个口才利索，性格开朗，处世大胆而又精明过人的女孩。饥饿的折磨对她并不是一件难以克服的事，她的心中在想些什么无人得知。
拉车运矿，重车上坡是最吃力的，重车下陡坡又是最危险的。为了完成每天所必须完成的任务，每一车都必须满装满载，从车胎压下的弹性变形估计每一车都不会少于一千斤，好在去海孔铁矿上坡的路是空车。运回矿石基本上一路下坡，只有在抵达小高炉才有一段大约五十米的缓上坡路。
三个人驾车，上坡时驾辕的中杠必须掌好车把，肩上勒紧套绳，拉长颈项，埋头用力的跨着碎步，呼着号子，以便让两边的“飞蛾”按号子的节拍，保持三个人步调和用力一致，将板板车一点一点向那山头上拉，到了装矿石的地方。连汗水都没有擦净，便赶紧装上满满一车矿石马上离开。
重车下坡，中杠又必须死死的用两臂抬着车杠，以保证车尾下部的刹车着地刹着下行，两边的飞蛾要死死的拽着僵绳，控制着车速，以免冲刹失控发生惨祸。就这样晴天顶着骄阳，下雨迎着狂风，起早贪黑，完成交给的任务。
我们三人中因为江远的个头最大，他担负的中杠次数也最多。因为有袁如在一起，说笑的时候，常常冲淡着劳累和苦闷。
有一次江远对袁如说道：“我们这个车啊，天天在演骆驼祥子。”“怎么讲”？我问。“我演祥子，袁如就扮演虎妞，怎么样？”江远挑衅道。
袁如毫不示弱回敬道：“那我就不拉车了，你养得活我吧？”停顿片刻她接着说：“老实告诉你，虎妞喝的燕窝人参汤，穿的绸缎绫罗，祥子喝的五加皮，吃的涮羊肉，你江远怕是看都没看过，想都不敢想呢。”这话里尖酸刻薄，带着刺，谁叫江远得意忘形。
我想倘如老舍见到我们这样子，那么他必会摇头叹息：“怎么了？中国的大学生，就是这般的苦力么？待我有机会也写上一本‘丛林沟’来。”
他今天若在这里目睹没命飞奔的人力车，恐怕会叹息，小说中描写的旧北京底层人物，竟让今日的大学生们羡慕不已，因此要停止骆驼祥子的出版了。可惜文革中他跳了昆明湖，这就是历史对现实的嘲弄。
然而，江远用手捂着嘴巴，意思说打住，说话出格，会惹祸的。
“嘿唷！嘿唷！”山谷里回荡着沉重的号子声，汗水顺着脚弯洒在烈日烤得烫脚的马路上。
有一天，上午十点钟，我们拉着空车跑第二趟的时候，刚刚拉进一个山弯的僻静处，江远把车停下来，对我说道：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到山边方便方便，说着便朝路边草丛里走去。我和袁如把车停隐在那里等他，等了好久，后面的车都过去了几趟，还不见江远露面，袁如着急起来，咕噜着“今天我们的任务完不成该怎么办？”
那草丛还不到十米远，我顺着那个方向找去，走到崖边向下看，下面是一个只有宽两米的土坎，种着红苕，只见江远正用随车带的一个铁铲，紧张在挖，边挖边用手抹去还没长成熟的红苕带的泥巴，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
一切我都明白了，江远是挖红苕的老手，从白果运坑木开始，全仗着公社地里的红苕解了他不少困难。
此时相对审视，下乡一年多，我们己面带菜色，毫无年轻人的朝气了。
运送矿石的那一段日子，经常晚上做梦，梦到我们所驾板板车正从那山上腾空飞下。马路边写的“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的标语牌，一刹那变成了一些巨大的石碑，突然一声巨响，那石碑群从上到下，一个接一个紧跟着我们的板车向我们倒下来。
我们无论如何的飞奔也无法躲避，最后那些标语像咒语般的悬在空中，发出一片魔鬼般的怪叫，在一片天昏地暗后，我们的板板车被这塌下来的巨碑压在底下！。
奇怪的是，那板板车像一块钢铁一样硬撑着这堆石碑，使我们能存生于它垫起来的逢隙之下，免了一场“肉饼”之灾。当我们从那夹缝中战战兢兢钻出来，却看见那王怀寿不知什么时候，叉着腰虎视眈眈地站在我们面前，吼道：“算你们的命大！”
真的，我们真的把自己的性命紧紧地撺在自己手心里，撺得紧紧的。
真的，从回到丛林的第一天开始，我们便开始了新的灾难。
王怀寿心里十分明白，他所管的几十个人中，已经渐渐觉悟到自己的处境，他们已对学校复学的诱惑和“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诺言产生了怀疑。杨治邦案已经给了他第一次信号，现在，难免不会引起连锁反应。
虽然他每天牢牢控制着像雷尧、王山这一类迷信极强的学生，试图把握着每一个人。他明白，现在要凭学校反右那一套办法，恐怕难以控制这些被生活一步一步逼向反抗的年轻人了。
（四）迷魂的“摘帽”
第二天，王怀寿一脸严肃向大家宣布了一椿令所有人振奋的特大好消息：国庆节前由金校长亲自率领的工作组,将来丛林检查一年半以来对右派的思想改造工作。学校将根据在座的人所表现的好坏,考虑给接受改造的人摘掉帽子。所以，从现在开始，每一个人都必须认真填写右派分子劳动考查期间鉴定表。说着便将手中的一叠表格发给了大家。
这个消息对在场的人确是一剂强力的兴奋剂。人们交头接耳开起了小会。然而大家的担忧远远多于乐观。
王怀寿宣布完这个消息后，是自由发言，雷尧滔滔不绝地叙述自下乡以来的一年半中，学校党委根据共产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我们这七十多人“给政策，给出路”的伟大改造方针，王书记如何长期耐心的对我们进行挽救和教育。
听他的吹捧，大家心中虽十分反感，但出自雷尧口中已练成一经，不会产生任何的肉麻和语塞。
国庆节前，丛林煤矿的周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丛林沟非常认真来庆祝这个“伟大”的时刻，区委办公大楼已经张灯结彩，两边巨幅的标语像镇慑小鬼的鬼符贴了满街。
为了迎接重庆大学的“下放干部慰问团”即将来到丛林检查一年多以来的“改造”工作，王怀寿亲自督阵，将我们的住宿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在会议室，布置了“改造专刊”，久违的节日气氛又隐隐的来到我们之中。他还亲自检查了每个人的衣着，督促大家拿出了最体面的衣服换上。
王怀寿一大早就到丛林沟的进口处，恭候下放干部慰问团的专车，一直到中午才将慰问团接到我们的驻地。当显得苍老的金付校长站在升旗台上发表了简短的“慰问”讲话时，我们才注意到了，经过这一年半以后，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因为什么原因，原来的二十几名下放干部，只剩下几个人了。
在场的主体几乎就是我们这几十个“极右”份子了，那场面和气氛似乎是专门为我们而安排的。作为实际上的主体，我们第一次感觉到母校向我们伸过来的手。我看到杨家铭同学眼眶里包着一片泪花，感到一股被抛弃的弃儿又被捡起的那种悲凉。
晚上，和第二天整天，我们便分组的在铁厂的那一间会议室里举行了“改造一年半以来的心得座谈会。”我们这些弃儿暂时忘却了这一年多以来所受到的痛苦和目睹的种种荒唐事。大家浸沉在复学的迷梦之中。
第二天晚上随慰问团同来丛林的学校文艺组，在丛林小学的升旗台上演出了他们带来的文艺节目，这些节目被三面红旗的框框束缚，成了干巴巴毫无艺术味的说教，慰问团的每一个人并不知道我们这一年多来经历着多少痛楚和磨难。
第三天一早，慰问团返校，他们带走了那一大卷这儿的弃儿们精心琢磨写出来的“右派劳动考查调查鉴定表。”
（五）夺命练焦场
国庆节过后，不知道是出于王怀寿进一步收缩监视圈，以加强管理，还是出自丛林煤矿的某一管理人员的建议，我们全体“右派”集中到炼焦场从事专门的出焦劳动。
丛林煤矿出煤洞口的前方，一大片开阔地上排布着一群状如铁锅似的“土炼焦炉”，这是几百年来所沿用的最古老，最落后的手工炼焦法。
在像锅底般的炉膛上面，架铺好一层层的木材后，再从洗练场运来的洗净的原煤，一层层地铺垫在它的上面，每一层之间用一排碗口大小的园木造好“通气孔”，煤层堆好以后，像一个倒置的窝头状土丘，周围再糊上一层稀泥覆盖严实后，从炉底生火。经过十来天的焙烧，这玩意便成了一炉用来炼铁的焦碳，再将底部的炉膛封闭，断绝空气，炉膛上便“焖成”一炉焦炭，等到熄火后，再用冷水从炉顶灌下，使火红的焦碳冷却，剥开最外层的“球壳”，将出炉的焦碳捣碎取出。
这是小煤矿中最脏、最累、也最危险的工种之一，所以，煤矿工人宁可甘冒瓦斯爆炸的杀生之险，也不愿从井下抽上地面来干这种活。然而对于我们这些无条件服从调派的监督劳动力，是不会考虑我们没有经过培训，没有防毒用品，也没有经验的一群苦孩子的生命和安全的。
没有人指导我们该怎么干，发给我们的是每人一根钢钎，一条竹杆铁爪子和两只口罩。规定我们每炉六个人，一天必须将一炉炼好的焦碳全部出净。我们一早杠着钢钎，铁爪上到炼焦炉前。当我们打开已烧成黄白色的泥层“球壳”时，已感到灼热逼人。
用了好大的劲从四个方向凿开那“焦球”，炉心中暗红的火焰，便从凿开的缝中辐射出灼人的气浪，直扑我们而来。那气浪中，夹杂着燃烧的硫化物所释放的黄褐色有毒煤气，立即使我们感到窒息和昏弦。
我们被这股股毒气，逼到炉沿无法再往后退的地方，只好背过身来，脸朝着外面直喘气。
有人想到了水，便跳下炉沿的土坎，找到一个铁桶，提来满满一桶水，朝着炉心中最红的地方泼去。然而这才叫杯水车薪，从泼进水的地方，回卷起一股夹着煤气的白色气浪，猛烈反射回来，差一点没把他击倒，而那炉心处只稍稍地暗了一下。
此时六个人已经脸红耳赤，身上的汗水早已被那不断袭来的热浪蒸发得乾乾的。只感到皮肤被灼伤的疼痛和呼吸的困难。六个人只好从炉上暂时退却下来，相顾对视彼此的口罩，早已被那热浪卷起的黑灰糊上了一层厚厚的“壳”。脸上除了看到眼珠还在转动外，其它的地方也已成了灰红一片。喉里便觉得被堵上了什么，干咳着吐出来的便是黑色的痰。
刘汉光直摇着头，喃喃地嘀咕道：“没想到，这工作竟这么恼火，这样干怕要作牺牲的准备了。”可是，休息还不到二十分钟，大气还没有喘过来，那雷尧却在附近的炼焦炉上向这边喊道：“今天要出完啊，不出完是不准回去的啊。”刘汉光做了一个不肖的鬼脸，骂道：“假积极，催命鬼。”
我们只好重新站回到炉边，灼热的气浪似乎退了一点，便挥动手中的铁钎，向着那焦碳猛砸，将它们捣碎成水桶那么大的碎块，然后，执著长铁钩，冒着不停地向我们扑来的热浪和令人窒息的煤气，一块一块地把它们勾上岸来。
倘如碰到那大块的焦碳，一个人往往无可奈何，便两人协力去钩，倘如不留神其中的一个铁爪子滑脱，那么那人便可能向后抑跌，跌下高高的炉坎，轻则伤及皮肉，重则跌断手脚。而没有滑脱铁爪的那个人，如果不赶快甩掉手中的铁爪，便会被那沉重的焦块连人带钩拖下炉去，那后果会不堪设想，掉进那火炉中犹如葬身火海，难保性命。
突然间听见有人发出惊叫声，他是我们中个头最小体重最轻，因而也是体质最弱的一个，我们连忙侧头去看他发生了什么？只见他正在那里很吃力地伸着腰，脚上穿穿跌跌，手也不停地在空上乱舞，好像在反抗一股看不见的，正将他向炉中吸进去的力量。
我们便丢下手中的工具连忙将他抓住，并将他拖到距离炉边十米远的潮湿的地下躺下。只见他双目紧闭，口里不断地吐着白泡沫，原先红灰色的脸变成了青色，不停地喊道：“水、水、我要水。”
这一天，当黄昏降临，我们这一炉焦碳才出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是更深的下层。加上天已黑了，就是加班今天是无论如何都完不成任务了。看焦场之外丛林场口，昏黄的灯光，已爬上了路灯的灯架，抬头望着银灰色的天空，上弦月已在空中露脸，星星点点的星光也同我们一样摇摇晃晃。
我们心里发慌，又累又渴，满身的毛细孔已被焦碳的灰尘粉末堵死，除了眼睛还能吃力的眨动，一身像被捆住一般，也罢，休息一下再作计议。
唯独邻近雷尧的炉子上，传来了“捷报”，他们正在最后的打扫炉底，第一个胜利的完成任务了。
我们炉上的五个人在夜色中暗自吃惊，实在佩服那雷尧的亡命干劲，看来不完成任务还真的要受到严厉的呵责了。那理由是难以辩解的：“为什么雷尧那一组能完成，你们这一组只完成一半？”
但是，我们已顾不上那么多，且回去吃了饭，休息一下再作计议。早上同来的六个人此时只剩下五个。拖着沉重的脚往回走，走出炼焦场的出口一百米以外，我猛然回头向焦场望去，炼焦场在夜色中呈现火红一片，各个炼焦炉都争着从那些烽窝状的出气孔中，将数尺长的火舌喷向夜空，交织成了一片火海。
这是白天所看不清楚的，难怪身临焦炉之上便感到灼热烧身，煞似西游记里的唐僧过火焰山，可惜肉眼凡胎的我们，却要从那火烫的炉中取出焦碳来，这不是在火中取栗一般么？
到了食堂，第一个动作便是取过脸盆去盥洗间洗脸，先让自己从煤灰的捆梆下解脱出来，用力擤鼻涕，擤出来的全是黑糊的炭粉。耳朵里也塞满这些东西，两盆水洗下来，水己是黑色的，解下来的口罩还不敢洗，晚上加班还要用。 用力的将灰拍掉，留下口腔处一圈黑黑的印圈，来不及去想，吸进肺里，吞下肚里究竟有多少污物？干这种活真像被夺命一般。
借着取饭菜的机会，打听昏倒在焦炉上那位的情况，说他在医务室，暂时没有生命的危险。肚子里虽然很饿，却更感到口渴。狠狠地灌下一大盅开水，胃液便被冲得淡淡的，面对着饭菜却不想吞，我呆呆的坐在那里发愣，大家也呆呆地坐在那里，平时的话匣子今天关闭了。
上阵第一天，彼此都对这火中取栗的活感到害怕。想到雷尧那个组已经完成任务，那王书记说什么也要逼我们去加班。又听见刘汉光在那里的咒骂声，吃过晚饭五个人蹒跚着重新回到工地。
“大跃进”以来，白天黑夜，连续的守着工地已成了习惯，不管其效果如何。官话曰：“昼夜加油干，一天等于二十年。”就是病倒了，死也要死在工地哇。好在炉温暖和，虽已十一月的冬天，穿着件夹衣蒙头大睡也不觉得冷。就这样，我们五个人在那一夜里守着这炉要命的焦碳，磨蹭了整整一夜。
白天出完了焦碳，晚上还必须全体加班，去空出的焦炉上运煤炭 “造炉”。任务虽调整，出焦的劳动仍是一个难以胜任的工作。即便是炉子完全熄火，打开以后，那一股带着浓烈煤气的灼热气流，令人窒息。
为了完成任务，白天几乎不敢休息，付出大量汗水以后，胃口极差；下班后，煤灰依然塞满了我们每个人的七窍，堵死全身的毛细孔。尤其是，白天累了一天，晚上还要完成那心惊胆战的造炉任务。
从洗练厂运到炼焦场的煤炭，像一座长长的小山脉，堆放在炼焦场出口处的前方。从那里到小焦炉群，最近的大约三十米，最远的足有一百五十米。每一炼焦炉的炉面都高出地面两米左右，用长跳板搭在上面，以沟通地面和炉子之间的高差。
两个人从堆放煤炭的地方满满装上一筐煤，然后抬着这上百斤的重量绕过高低不平的场坝，最后还要踩着那跳板摇摇晃晃地登上炉顶，将煤炭倒进炉膛才算完成了一趟。对于容量五吨的小煤焦炉，足足要抬足一百箩才够一炉。
两个已在白天出焦时耗尽了体力的年青人，抬着满筐煤炭，在昏暗不明的练焦场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前进，稍不留神，两人中只要有一人被路上的一块石头绊倒，那么两个人就会连带那满筐煤炭，跌倒在路上，最轻也要擦破表皮，跌伤韧带。
脚上已经因疲劳缺乏稳力，加上光线暗淡，跳板摇晃从高的跳板上跌下来可就不好玩了。如果人跌伤后，随之坠下的那一箩煤正好又压在受伤人的身上，那么其后果就更惨了，那是有性命之虞的事。
偏偏为了增加“大跃进”的气氛，每到晚上，煤窑出口处的高音喇叭便不停的发出鼓杂讯。
进行曲刚刚停，便是一阵阵催命似的喊叫：“五号炉已快装完了，其余各炉加油！”“八号炉怎么掉这么远，赶快跟上”之类的吼叫喊个没完。
我同刘汉光对抬，他在扛绳的位置上耍小心眼儿，虽然我们争执著，但也不停地提醒对方，大家都已十分困乏，加上漆黑的路又被耀眼的炉火晃花了眼睛，跌倒是常有的事。每次跌倒，他都要朝着喇叭的方向诅咒道：“夜班饭吃了不消化是不是？有本事你来试试。”
晚上过了十二点以后，整个的脑子便会不由自主的停顿了指挥，脚上往往不听招呼的直打“醉拳”。抬着沉甸甸的煤，有时两个人会突然的停下步来，我有几次在后面听到抬着杠，他清晰可辨的鼾声，便索性叫醒他，两人干脆就倒在炉旁呼呼大睡，直到被人从梦中踢醒。
这就是狂噪的“持续第二年大跃进”的最后时刻，我们就是担负着这种有毒的，高强度，高度体力消耗，也是高度危险的劳役渡过了1959年最后的两个月。
幸好，托老天保佑，这种带着生命危险的劳动也仅仅只有两个月，就在这两个月中，几乎人人身上都挂了彩，明显呈现中毒的人数占了一半。万幸的是，还没有发生手足致残，中毒丧命的事。如果时间再长一点，我们这六十余人难保不会有捐躯丛林的悲剧发生。
第二年即1960年春天，留在丛林的六十余名同学和两位老师，集中到广元坝农场，在广元坝农场，学校分别为三十几名同学摘了帽，并回到重大，算圆了他们复学梦。
不过，这两年的监督劳动倒真使他们成熟不少，原先对共产党的迷信，终于在所见所闻中矫正过来。只是迫于压力和自己前途命运的考虑，而把这些所见所闻暂时的隐瞒在心底里。
他们虽然复学了，却永远留着“磨难的烙印”。在以后不断地揪动阶级斗争和漫长的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依然是“运动员”。
挨批斗，入学习班，游街，从来没有断过。其中因承受不了这种侮辱而自杀的就有好几位。
例如1959年第一个被活活踢死的颜亨楷，那时我们刚下农村，分散在农家，大家又互不通气，直到后来才知道，其经过的情节至今都不清楚。
1960年因无法忍受非人虐待。在厕所里悬梁自尽的尹安民，便是我进了南桐看守所后发生的事。
迄今为止，中共当局仍为坚持其一党专制，而隐瞒这段悲惨的历史，将它轻描淡写为“极左”思潮的危害。
而我们这一代可悲的受害者，仍慑于专制主义的淫威，还不敢公开揭开这一页。
不过，我们终将在中国的历史上翻开这一页，面对着这段历史史实。我们中当年受残害的人将以毛泽东罪恶的见证人，等待着正义的法庭将罪魁祸首推到历史审判台上的一天。
“向征夫之前路，恨晨光熹微”（归去来辞）
1960年春天，由于冶炼出来的是一堆不能炼钢的废铁，丛林铁厂同全国各地一轰而上的小土群高炉一样，被迫关闭。
重大“右派”同学离开丛林去广元坝农场集合的那天，炼铁厂的几个工人，指着那些耸立在后山坡上望天长叹的小高炉，摇头叹息道：“那是花了好多工人、老百姓的血汗干的‘空事’呀。单单为建立这几个炉子而损失的树木，就是几十年也长不成原来那样了啊，真可惜。”
然而，当年大吹大擂建立这些小高炉的策划者、组织者、督战者，现在却一个都见不着了，他们兴许认为他们不但没有任何责任，还会在以后的个人履历表上填写上这一段“光荣的历史”，说自己如何付出了好多不眠之夜和心血，为绘制三面红旗的“壮举”而贡献了一切。
在即将离开丛林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之中有多少人在用心地思索和总结这一年零七个月，而我却因那本在“反动日记”被人发现，成为又一个脱离这个集体的游离份子，被押到新的地狱里。
1960年1月26日下午，我被鲁召押送到南桐矿区看守所。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