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5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二章：监督劳动的最初岁月
第五节：界牌公社
公共食堂成了界牌公社和附近近百户农家生活、聚会、“学习”的中心场所，悬挂在大梁上的两个麦克风，每到吃饭时就会播出南桐矿区的广播。学生时代，我们习惯了新闻传播的“单音调”。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就厌倦这广播中的重复、虚假和枯燥。其中言而失实，言而无信，言而欺骗的地方一天天多起来，反而逆向去思考，才会得到符合实际的真实结论。
而由新华社发出的正版头条新闻，对比我亲身经历农村之所见所闻：庄稼没有草长得茂盛，成熟的粮食烂在地里无人收，农民们饥饿潦倒，断炊绝食，水肿，死亡成了多巨大的反差？
例如1958年自河南省遂县，放出一个小麦亩产二千三百斤的社会主义高产“卫星”，而荣登全国第一个小春千斤县以后，全国各地不甘示弱，先后报出亩产四千斤，亩产四千五百斤和亩产五千斤的卫星来。
此时，已是大春结尾，报纸和广播像向赌场上押“注”一般火爆，经过一番哄抬，最终以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的中稻亩产十三万斤的最高记录中标。
与此同时，除了粮食外，广播中相继报导全国各地的高产卫星涉及棉花、油料、蔬菜和生猪等等；有亩产百万斤大白菜，以及重八千斤的生猪这样的“国家吉尼斯”记录。
这种向全国老百姓撒出的弥天大谎，除了给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提供依据；为搞得人民啼饥号寒的农业打强心针外，还能有什么作用？难道毛泽东当时昏庸到不明真像，连“民以食为天”这种最简单的民生道理，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治国信民道理都不懂吗？
我到农村一年，每当听到“东方红”和“人民公社好”的广播，就会条件反射：那是向中国老百姓公然在说谎。
听不到真实的新闻，已是六亿央央大国的悲哀。而今天，当这些从广播中传出的声音，与真实的完全相反时，我们对共产党何止厌恶？
正当毛泽东批转山西洪赵县委《就实论虚》的报告，吹嘘小麦从此以后产量可以达到亩产8.9万斤的神话，是可以用冲天的干劲来实现的“革命浪漫主义想象”时，“一天等于二十年”就这样提出来了。
新时代的赵髙“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之历史丑剧，正迎合他的独裁丑剧在全国公然上演。
可是，就在他的中南海里根据全国各地上报的高产卫星和丰收喜报，津津乐道“粮食多了怎么办”时，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便降到六亿中国子民的头上 。
（一）高产试验田
根据高产这个方针，界牌公社选定了一百亩小春高产试验田，按照公社干部计算，只要认真执行“精耕细作，稀秧密植”就可以至少达到亩产五千斤水平，算下来比往年五千亩面积的小春播种总收成还要高。于是界牌的党委在国庆节以后，抽集了两百多号劳动力集中兵力打抢播小麦的“歼灭战”。
第一块试验田就选在公共食堂附近一块十亩的大田中。按照兵团指挥部的安排，包含了我们的二十名“右派”在内两百号劳动力，排成四个茬口，公社的干部，兵团的指挥官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根三尺长的竹棍，监视着每一排的茬口，发现没有挖到三尺深必须重新返工。
那块田原是界牌最肥的冬水田，为了“深翻”，排了足足两个星期的水，肥泥的泥脚最深不会超过两尺，要把肥泥先挖上来，再将一尺的红谷子老底翻上来填在肥泥上才算标凖。
这几乎同挖战壕没有什么区别，最初人们弄得一身的泥巴还不能达到深度。后来便摸索出经验，先将肥泥挖翻转，再将红谷子底土挖松成一些大块，丢下锄头，跳进像深沟般的茬口，将一块一块的红谷子扔到翻过来的肥泥上面，才算达到了深度。
原来的茬口，一上午还没有推进到三公尺远，我们便已经一身泥泞，一身汗水。手打起了血泡，腿疼得站起来直打哆嗦。
这难倒了那位女下放干部，她的个子小，跳下茬口那深沟里已齐到了她的腰，爬上来就更困难了。没到一个小时，便只好蹲在沟里不再爬起来，当她回过头去望那刚才挖过的“田”，竟是一条被自己踩成了像一条泥板样的“红带”。失声叫道：“这哪是种庄稼，简直是折磨人。”
大家听她的尖叫一齐掉过头来，撑着锄头，回头看了看挖过的地方，站在那里发呆，也借此喘气。站在田坎上监视挖田深度的头缠白布巾的“指挥官”走了过来，厉声吆喝着，要我们开动。
她自下乡以来一直心情不好，被人吆喝，自尊心承受不下，便同那白头巾顶起嘴来。全体同学哄笑不止，唯独只有一位同学没吭声，仍在不停的挥动着锄头，继续不停的挖。工地上发生的争吵，惊动了鲁召，他今天也是“指挥官”，看见她在同社里的干部吵架，走过来，叫走了她。
第一天的挖田除了中午一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工间不到半小时的休息，一直到天色发黑才告收工。在迷迷糊糊的夜色中，看看一天下来劳动的“成果”，老农们摇着头叹息说：“这是那一个出的馊点子？今后种下去的麦子，往哪儿扎根？”
不过，我们已顾不得思考这试验田今后的庄稼生长和收获，回到食堂累得连红苕都不想吃，喝了一点菜汤，便粗略地洗净满身的污泥。正想倒床睡觉，却被鲁召叫到食堂里，由他主持，就那位下放干部的言行，开了一个批判会。
论身份，轮不到我们这些划上右派的同学发言，可是其它三位下放干部却闷坐在那里不吭声，于是鲁召便叫当时继续挖土的同学发言。这位同学把自下乡以来这位女干部的一些牢骚话抖了出来。接收监督的右派，反过来批评起下放干部来，真是违反了规矩。
但细细想来，这种“反戈一击”的立功表现，不是一直被赞扬的么？平心自问：我们这十几名“右派”同学中，谁都是在政治上极端幼稚的受害者，哪一个不想摆脱这痛苦的处境，重新回到自己的家，回到学校坐在教室里好好地念书啊？
听到数落她的种种，我的心里无形之中产生了警惕，筑起一道防范之墙。同这些“右派”们交谈，可不是同大字不识的农民，说话得长一个心眼。
但是由于她的抗争，第二天对挖田的深度明显的减少了，只要把肥泥挖到见老底就够了，进度加快了。即使如此，二百多号人挖这十亩水田，耽误了整整八天。深挖以后紧接着就是碎土，打窝，下种，和盖肥。深翻过来的田面，早被挖土人自己踩成了一个连毛细孔都没的板块，碎土无从下手。
打窝工序又是指挥官严加控制的环节，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两根长短不等的小木棍，短的一寸长，像一根火柴，那是用来量窝距的，长的两寸长，那是用来量行距的。
亩产五千斤，纯粹是一棵麦穗的平均收获量乘上一亩地的窝数算出来的。所以窝子的尺寸仍是“保证”亩产五千斤的首要措施。谁说“疏秧密植”的首创人不懂科学？然而被踩平了的田面，用锄口挖，不管怎么小的力量，带上来的那片土，都不止两寸长。
好在，翻过来的田泥还来不及干硬，在柔软的泥面上，若用锄跟去“敲”，倒反而勉强符合规定的尺寸。不过那用锄跟“敲”出来的园窝子，虽然光滑，敲出的地方犹如蜂窝上密密麻麻的“洞”煞是好看，只是丢种子得小心，站直了身丢，那麦子非溅出来不可。其实，那么密的“窝”不等于撒是一样么？
要知道，这是北京的最高指示啊，至于我们，得了的教训，就连牢骚话也不敢公开的说了。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10月，整整一年，田地里几乎颗粒无收。人祸，酝酿了这场饿死人数空前多的大灾难。
（二）王大爷
年三十晚上，两个树疙瘩在堂屋的地坑里燃起红红的火。王大娘的一家，儿子、娘俩和两个孩子，加上她的大哥，连同我们一共十一个人便围着“火炉”团起了年。
按中国民俗，三十晚上是要通宵守岁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不准备睡觉。王大爷的精神特别好。也许，今晚上这热闹的气氛打破了他长期独居的沉闷，看得出他是一个地道的中国老式农民，两杯白干下肚，便打开了话匣，叨叨不绝的讲他民国三十年后为地主帮长工十几年生活。
他说：“那时，我佃的是李老七的五亩田，两亩坡土，到了秋收，打完谷子，要交粮是真的，可是，你们知道吧，这儿富得很，天府之国你们清楚吗？”他抹了一下花白的胡须，像一个老教师在教一群孩子。“每年除干打净，七亩地也要收三千斤，除交了租子，再差的年份也要把堂屋里的谷囤子装满，我这辈子还没听说过没得粮食吃的。”
王大娘向他直丢眼色，示意他不要再继续说下去，但是被酒涨红了脸的王大爷没有理她，继续唠叨着：“一过中秋，我们就跟老七挑粮交佃，那老七也算仁义，早就给我们准备了几坛子酒放在那里，他家开的酒厂，现在还在岩弯那里，你们知道一坛酒有多少吗？大坛六十斤，小坛三十斤。帮他家的佃户，见人一大坛。”
他又倒了一小杯酒，端了起来：“这儿过年，讲的是规矩，主人家挨家挨户，到佃客屋请酒，从三十晚直喝到初五。腊月初八杀年猪，哪一家都要把圈里的过年猪拖来宰了。年要过到十五，肉是吃腻了的，年年都要剩半边，熏来挂起。”他讲得十分的得意，一双长满了茧巴的大手不停的在空中比划。
鲁召已经喝得酒糟鼻发红了，他在那里听他讲，一言不发。长期生活在城市，对“解放前”的农村一无所知的我，从他那平凡的介绍中感到了新鲜。在我的印象中，他说的李老七，就是在50年我所看到的龙凤村斗地主时，被农民包围跪在煤炭渣上，双膝流血苦苦哀告的秀才了。这些人至今大多已死去，留下来的也是被民兵们严格管制，不敢说一句真话。当然，问题绝不在这些李老七如何，就像我们今天的遭遇一样。
夜渐渐深沉，王大爷也渐渐关上了他的话匣。孩子倒在他的怀里，在温暖的炉火前沉沉睡去。我却凝望着王大娘开始花白的头发出神，看上去她比我的母亲年长大约十岁。
我脑子里重新翻腾起这一年来传奇般的经历，隔离反省，扣右派，挨批斗，下乡；赵家父子烧包谷；界牌的大兵团作战……
我体会到在这场巨变中，亿万农民的不幸和所陷的惨境，尤其是亲身经历了被报纸吹得天花乱坠的“卫星试验田”的内幕。这是当时在校园里，在宣传报导中无论如何都无法知道的。
就从这开始，我丢掉了少年天真的幻想。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怀疑人性会被暴力扭曲得令人无法看到希望。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