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日讯】亦师亦友的谢韬老人走了一年，众多朋友对他的缅怀思念的情感越来越强烈浓厚，于我更盛。他是四川人，长我一轮。在他投身革命追寻民主宪政的岁月，我还是个孩子，而错落起伏的政治命运使我们走到了一起。辛子陵先生巨著《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虽然在香港出版，却搅动了大陆知识界的思绪，有如当年赫鲁晓揭露斯大林罪恶的“秘密报告”。而谢韬老人为此书写的序中，有句名言“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此语似如一颗划破暗夜的流星，使不少国人翘首而待。自此“不争论的中国”有了争论：中国的未来到底向何处去？是继续走毛泽东一党独裁专制之路，还是纳入全球民主宪政的普世价值？继续走毛泽东一党独裁专横之路，必然亡国亡党，重回“三年人祸”的可怕年代。
自此，我们成为亲密的战友和朋友。他说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就是拒绝遗忘，把真实的历史告诉大家，走出毛泽东时代的阴影，免于恐惧，重塑做人自尊自重的价值观。在他的倡议和支持下，我们开办了“三亲”（亲历、亲见、亲闻）、“三真”（真事、真情、真人）半月刊的《往事微痕》，推动了民间的“批毛”声音，抑制重创了毛派的复僻阴谋，为国家政局的稳定起到了一定地促进作用。
谢老不但亲自为“往事微痕”题写刊头，还浓笔重彩写下一首“读《往事微痕》文稿有感”的“七律”诗：“百年风雨笼神州，莫道欺霜染白头。青春豪气追好梦，晚景总为民主忧。留墨迹，生活波澜度春秋。心底真情写实史，坦承反思共丰收。”可他走了，走了整整一年！
做为晚辈和后学的我，不能不怀念老师和战友的他。值他当年日记出版发行的日子，向他女儿谢小玲倡议，举行一次“《一盆红红的火》出版发行座谈暨纪念谢韬老逝世周年追思会”。他爱女小玲早有此愿，而更多朋友都积极赞同，没想到这个民间善良的愿望，合理合法的举措，竟受到当局如此的重奌打压与监控，近似一级“战备维稳”。为了回避矛盾和不触怒当局，我不出面由谢小玲张罗，但会前的一天，当局来了三人好意地对我进行说服劝阻，最后以“请吃饭”拍板。我严守“劝阻”，纵如此当日小区也有几位便衣警察把门。我在和他们“吃饭”时，总是愁眉深锁难以言欢，认为此会一定被“和谐”了。但没有想到进步的民主宪政潮流，使不少免除了恐惧，纷纷在当局的打压与监控下践约赴会，竟有80多人参加。我到成了一个胆小鬼，相较而忏。但一切并不顺利，有不少惊检场局与镜头，谢小玲当天在会上发言这样说：
首先，真诚地感谢大家能够光临这个会。我觉得能开这个会，在某种意义上真的是一个值得高兴的胜利。我没想到会遭受到这么大的挫折！（掌声热烈）我觉得我们的老人家去世了，亲朋好友给他做个周年，这件事很中国、很传统、很平常，为什么会造成风险呢？真是很奇怪。但是想想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这种奇奇怪怪的事也很有传统。所以，我们还是就像我爸爸妈妈那种宽容、乐观、勇敢的精神来面对这件事吧。（掌声热烈）因为大家都是冒着风险来的，所以在此我深深地向大家表示敬意。 （掌声热烈）
再有呢，就是说说我父亲的这本书。今天来了一些年轻的朋友，还有一些被谈话呀、被威胁呀，说你要去参加会，你的女婿就不能升职呀、就什么什么的。在某种意义上真的为难大家了，添麻烦了。在此，真诚地、再次，刚才主持人已经道过歉了，我再道一次歉。 （掌声）（与你无关）我们今天这个会原来是在左家庄，部队的一个招待所，一切都谈好了，最后到21号，告诉我们不行。我们说这么多老人，90多个人呀都通知了，人家还是说不行。我们只好改在附近再找一家宾馆，也都安排得非常好，有会议室、有九头鸟的就餐处，高高兴兴回家。刚从左家庄回到世纪城电话就来了，说你来取定金吧，别人打招呼了我们不敢做趟生意。后来我又找了个地方，除了我和一个中介人知道外，谁都不告诉。人大党委、校办派人上我家“关怀我”了。他们给我送很多的水果，说你是不是不要开这个会了。我说，不是我要开，真的不是我要开，是朋友要来追思我爸爸。比起大家来，我真的非常惭愧。我们就是想在家里搞几个小型的座谈，也就算了。可是很多朋友他们觉得有话要说，要表达这种感情。面对他们，和父亲所一生从事的民主宪政事业，因为他远在22岁时，就在成都领着几千学生高呼要“民主宪政”的口号，就是要把毕生献给民主宪政。可是在他89岁高龄离开了这个世界时，而我国的民主宪政与1943年比，真的是倒退了。 《一盆红红的火》这册的日记先是1943年至1944年的时间段，我搞出来就是出不了版。因为1944年有李慎之、王晶瑶、谢韬，他们把成都的中学生联合起来和一党专制的国民党政府作斗争，以李慎之为首提出了9条，最后学生只罢课游行了一天，省政府就全面接受。而我们的“六•四”呢？逃亡、坐牢。他们审稿认为1944年有游行不能出。好，我就出1943年没有游行的。请看这本书，我觉得很好看，信息量很大，有很多人夸奖这本书，我当然非常欣喜，如果有人批判这本书，我真心地更加欢迎，因为我们渴望的是言论自由，真理越辩越明。（掌声）有比较才有鉴别。这些非常浅显非常常识的事，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里却这么难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做那种只求一己之安的人，每一个人不论地位高低、文化水平高低，都去做自己的一点点努力，能使我们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更有尊严。
今天我觉得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因为我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当过好多年农民工人的一个女孩子，非常非常平凡，可是今天却能和这么多德高望重、非常有水平，像李锐老、郭道晖老在全球都是知名的，还有父亲生前的高朋义友济济一堂，我觉得这就是对我们子女最大的褒奖。
最后，还要说些事务性的话。今天这个会本来有于浩成老，他来不了了，他被站岗以后，立刻写了4篇介绍纪念谢韬的文章，从他们年轻时的相识一直到在美国的偶遇。杜光老也来不了，他昨晚十点三十给我写了纪念文章，我们又找了复印后，把它印了，也是90份，每人送上1份，写得非常好。还有铁流先生打电话来，说他被盯得太死也来不了。曹思源写了文章是一定要来的，可也被别人“控制”来不了了。还有俞梅荪，昨天晚上就有人“陪住”了，焦国标出不了门有人“站岗”。张博树先生楼下也有人看着。我对他们都很钦佩，是我们国家有为的一代中年学人。可是现在他们这么“被优待”的，“享受”着这样的站岗和放哨。还有吴玉章的外孙女本来要来，四川省委要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她去了，也赶不回来，她拿来了文章。最后提醒大家，安检害怕散发传单，咱们走的时候不要扎堆儿，避免找麻烦。我们都是为国家的，不是搞反动。但是你跟具体的工作人员是讲不清楚的。其实被堵住的还有茅于轼、钱理群、姚监复、丁东、崔卫平、李家骙等十余人。
她的话和平、宽容，有乃父之风，在我们追求民主宪政的队伍里又多了一员坚强的女士。我庆幸，我欢呼，借此把心里郁结吐了出来。明天是十一，赶着写出此文做为一个小小的献礼。希望人民的国家爱人民，人民的国家不要监控打压人民。现在人民越来越觉醒，免于恐惧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严守宪法，怕什么？又有什么怕的？！
2011年9月30日夜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