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30日讯】 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是战败国之一，无论直接或间接受到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都得到日本或多或小的战争赔偿，甚至于越南这么一个小国也领到战争赔款，唯独被害最大、人民牺牲最多的战胜国中国却没有对日本索取战争赔偿。
1972年，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大陆，为了急于与日本缔结邦交，毛泽东放弃战胜国的权利，拒绝接受日本的战争赔款。毛泽东与日本代表团会谈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日本侵略中国一事向毛泽东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泽东却说“不是对不起啊，是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他感谢田中角荣。“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毛泽东不要赔偿，但并不等于日本就此心安理得，于是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日本就开始了对中国大陆的“补偿”。报载，日本自1979年开始至2009为止，30年来总共从ODA中向中国大陆提供了低息贷款3兆3千6百60亿日元，合404亿美元，无偿援助1千5百40日元，无偿技术协力资金1千740亿日元。这些庞大的资金帮助中国大陆在全国兴建起数之不尽的社会基础设施，如道路、海港、发电站、医院、培育管理人材等等，使中国大陆日后在经济起飞中得到无可估计的助力。日本对中国大陆政权的这种无私的援助，中国大陆一直没有向人民公开，13亿大陆人民也不知道原来中国大陆接受日本如此巨额的援助资金。援助中国大陆的还有被中国大陆骂作资本帝国主义的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而日本是占中国大陆接受外国低息贷款及无偿援助的最大国，其款额多达40%。这些，如果不是日本政府公报出来，或许连海外华人也被蒙在鼓里不知道。
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日益发展，今年已正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经济GDP的第二大国。而日本的ODA是用来支援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大陆既然已经站在“发达国家”国家行列，尤其每年的军事开支以两位数字增加，所以日本国民反对援助中国大陆的声音日益高涨，质疑外交部ODA的有偿无偿贷款是否适当。而事实上，在日本自民党当政的末期已经中断了对中国大陆的日元贷款援助，民主党夺得政权后，为了拉拢中国大陆，在2009度又再拨出46亿日元无偿援助中国大陆在环保、节能减排、人材育成等各方面所需要的资金。
回顾日本对中国大陆政权的支援，早就由来已久。全面抗战打响，中华民国的国民革命军正处在对日寇的奋勇抗击之中，京绥、京汉、津浦三线和上海“8.19”淞沪抗战正打得难分难解、血肉横飞，于是毛泽东就“在他延安的窑洞里兴高彩烈地喝着红葡糖，大笑着”说道：“蒋介石这股祸水终于撞到日本人那里去了！（见《张国焘回忆录》）”，蒋介石国民党不能奈何他了；这就是毛泽东说日本皇军“有功”，感谢田中角荣的公开的渊源。但人们少知道的是，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东北的几万日本皇军还被解放军收编。只是，这段历史沉寂了几十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毛泽东即决定各“解放区部队”全面出击，迅速扩大“解放区”。冀东军区李运昌部队和山东军区万毅部队奉命进军东北。9月5日，冀东第16分区曾克林部率先进入沈阳，开始扩充部队，搜集武器。短短几天便收编了万余人，获得了大批日军遗留下来的武器弹药。据据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二野战病院连级会计师、日本籍军官中村义光回忆，1945年8月15日，中村正在中国伪满洲国的吉林省朝阳川警备队驻地服役。司令官将驻屯地的70名军官集合起来，说正午有重要广播。到了正午，广播里传出了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由于日本当局当时对民众和士兵封锁战争的真正消息，“日本一定胜利”的观念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因此他们对战败这个事实不能理解，就和有同样想法的一些同伴向朝鲜方面突围。但苏联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了东北，使他们去朝鲜的想法破灭。这以后，他们就混在开拓团逃难的人群之中，东奔西跑，十分艰难。这时苏联军队渐渐撤回了苏联国内，八路军渐渐逼进，中村他们一伙人经过商量，最后决定由盛准尉和高柳班长去吉林省敦化与东北民主联军警备二旅第五团团长、政委见面，民主联军方面表示欢迎他们参加八路军。中村等80余人留在部队，其中有10余名有特种技能的留在二旅后勤医院工作，其他编到战斗部队或地方部队，中村分到二旅野战医院医务室。参加八路军以后，他们想因为是外国人，也许会受到歧视。但令他们吃惊的是，他们虽然是日本人，但是作为同志，有特殊技能的人，如医师、飞行员、炮兵等，还可以享受特殊的士官待遇。后来八路军占领东北以后，部队改编，中村所属的部队被改编成解放军第47军。当时在47军中有3百名日本人，而在整个第四野战军中，大约有4千名日本籍官兵。
《大地》(2001年第二十期)记载，东北光复后，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被遣送回国，但还有一部分日本人留在东北。据当时东北9省14个市的调查统计，确实知道的日本人数有12016人，加上遗漏的估计有31030人到33000人。其中，卫生部、军工部、军需部内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较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技术队伍。具体分布在各部门的日本人数是：军区卫生部7200人，军区军工部2000人，军区军需部900人，军区其他系统1500人。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年，东北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曾任日中和平友好会会长的林弥一郎在回忆录《我和中国》中说：他原是日本飞行部队的飞行员和教官，具有一定的飞机操纵和作战技术。8.15东北光复的时候，他所在的部队被苏军解除武装，全体人员被送进了俘虏收容所。共产党认为他们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从而把日本战俘当作朋友对待，优待他们，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争取他们帮助训练共军的飞行人员。从此以后，一直到大陆政权成立，林弥一郎总共培养、训练了百数十名的中国飞行。在日方人员的帮助下，东北航空学校于1946年成立。
留在东北的日本青年还报名参军参战。仅41军中就有88名日本人，有的是机关枪手，有的是抬担架的队员。其中还有1名日籍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早在中共建党不久，就依附苏联，处处听从其指示。在后来发生的中东路事件上，不仅没有指责苏俄的侵略行为，反而接受了苏俄的五条指示，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在这一口号下决定发动更大的武装暴动，以与苏联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里应外合”。这种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背叛，在其历史上并非是独一无二。抗战期间，中共再次与日军暗地里勾结，协助日军攻打国民党军队，甚至还进行秘密谈判。根据现有资料，中共与日军的秘密谈判始于1941年。1941年4月，当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中立协定，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国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和主权。”同时，斯大林命令中共和日本驻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签约，商谈夹击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和措施。
接到斯大林的命令后，延安保卫部长李克农派专人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并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具体执行。当时，还有中共中央电令直接到达。因为事关重大，饶、杨、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当即决定潘汉年返回延安，当面请示毛泽东，并要求中央给予正式文件指示。潘汉年于1943年携带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军，开始着手和冈村宁次以及在南京的汪伪政权谈判缔约。当饶、杨、潘到达南京后，首先去找了汪精卫，却遭到了汪的拒绝。汪精卫说：“在上海、广东、武汉，我和共产党头目们打了好几十年交道了，共产党这个葫芦里所卖的药是何其剧毒，我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共产党这个贼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况我之所以脱离重庆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就是为了消灭赤祸，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哪里。我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先生不都是中共十二人成立大会上的成员吗！”中共代表被汪精卫拒绝后，竟直接与日军驻华部队总司令冈村宁次接触。经多次谈判后，饶漱石和杨帆返回苏北驻地，留下以潘汉年为首的工作组，继续完成和日军谈判缔约的工作。建政后，毛泽东为了掩盖这段见不得人的历史，首先把高岗以及与其从无瓜葛的华东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书记、中国大陆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打成高饶反党联盟，监禁起来，饶死于狱中；继而又将华东人民政府公安部长、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和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潘汉年打成反革命，内部传达为“汉奸”，逮捕后长期监禁。
共产国际驻延安的特派员富拉基米若夫在其日记中也证实了毛泽东与日军秘密谈判的行径。他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的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因为，“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泽东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另外，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也披露了一则抗战后期，中国大陆背着国民政府和四万万浴血抗战的同胞，私下里透过秘密渠道与日本最高军政总部议和。该书披露：“1945年6月，设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报家门：我是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卫兵们大惊失色，紧急通报上去，军部的长官连忙出迎，殷勤接待……抗战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从此开始。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冈村宁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资讯……新四军接报，因事关重大，即由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方面反应奇快，密电答复：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6月初，日军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驰电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8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这化敌为友的第一次正式谈判自然未获实质性成果，但已协商好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这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发现的秘密。”
毛泽东一面是人，一面是鬼的嘴脸再次暴露暴露无遗。难怪那位共产国际的特派员气愤地指责道：“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像的概念。”毛泽东所领导的大陆官方在其后统治岁月中，又何尝忘记“人民也只不过是其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为一己私利，就毫不奇怪毛泽东要感谢“日本皇军的入侵”了。
关于日本皇军对中国大陆建政的贡献，现在有不少媒体都不时披露，比如据《凤凰周刊》刊文，四野战史第一次正式提到日籍战友，则是1998年10月第一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在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的138页—141页上，记载了四野初进东北时后勤系统留用日籍工人、日籍职员、日籍医生、护士的情况，含注解总计876字。他们当中最多的是医疗行业人员，东北1946年初就发生内战，急需医护人员，于是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开始大规模留用日本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记载说，当时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
四野日籍官兵中功勋显著者，无疑是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这支关东军的王牌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时，计有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这里共培养出飞行员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中国大陆建政大典的阅兵。当年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
事实上，毛泽东进入东北后，被吸收进来的日本侨民并非全部从军追随四野一路征战，还有一部分技术人员因解放区建设急需被分散到中国各地，规模最大的一支是1950年秋，800名日本铁路技术人员及其家属被送抵甘肃天水，负责修建兰州到天水的铁路。1951年春，天兰线正式开始建设，1952年10月1日，在中国大陆建政三周年时，天兰线提前八个月通车。抵达天水的这批日籍铁路技术人员，除了修建天兰线外，还有部分人员被抽调修建兰新铁路和山西铁路修建改造的工程中。
在日籍铁路技术人员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四野29后方医院的日籍炊事员吉冈宽，吉冈以前是技术高超的火车司机，解放战争结束后，吉冈转业至地方，在衡阳铁路局当火车司机。1953年毛泽东南巡，吉冈被上级交代一项意外的重大任务，为毛泽东返回北京时，担任长沙至岳阳段的专列司机。……
上述历史事实，已经过去了，此时提及似乎已经意义不大。但遗憾的是，目前每次国内出现问题，官方喉舌就会跳出来挑中日矛盾与历史仇恨来转移国民的注意力。但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挑出中日矛盾与历史仇恨，若果大陆民众知道了日本对中国大陆官方的贡献有多大时，恐怕只会适得其反。
最后摘录一位四川汶川大地震的亲历者的网文，作为结语：
在日本3.12大海啸大地震中，中国大陆官方喉舌不断有人跳将出来幸灾乐祸，“作为汶川地震的亲历者，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外国救援队作出的奉献！其中也包括日本救援队！我想接受过日本救援队援助的人，也不会忘记！不管历史问题也好，领土争端也罢，在灾难面前，仁爱是应该放在第一位的。5.12地震的时候，如果别人也这样热烈的祝贺，愤青们作何感想？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被挑拨起来的民族仇恨蒙蔽了双眼！我们都是人，不是禽兽，在别人蒙难时，没有必要幸灾乐祸！上帝保佑那些受苦受难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