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30日讯】 【编者的话】 《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二章：监督劳动的最初岁月
第二节：赵家湾
(一)赵凡父子
当我们翻过一个山岚的垭口，眼前夹在两座山丘之间的盆地是一弯弯水田，山丘的坡土里荒草丛生，远远看得见，靠左边的山腰间，一座被竹林覆盖泥墙围住的院落，我们沿通向院落的石板小道走去。
黄昏时分，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那小院落里，三排瓦房围着一片大约500平米的三合土院坝。进入院子大门，正堂屋阶檐坎上，一位抽着旱烟的老人，斜躺在一张很旧的竹凉椅上。那旱烟杆足有一米多长，乌黑的像是铜的。
他头上缠着大白布盘，斜襟布衫和齐着膝盖的裤子，那装束和模样活像《乌龙山剿匪记》里的老土匪。他见我们进来，乜斜着眼睛朝我们仔细打量，一面把含在嘴里的长烟杆拿下来靠在墙上，慢慢地从凉椅上站起身来，沙哑着喊道：“张二娃，咋个这个时候才到？”
“唔，赵大爷，下午三点才从界牌起身，这小子又走得斯文，磨蹭到这个时候，反正现在任务完成了，人交给你，跟队长说一声，天色不早，我还要赶回去。”那张二娃向赵大爷交待完毕便背着枪，转身走出围墙的大门。
我在院坝的中央放下了背包，两边厢房门口的阶檐坎上，早已站着两家人家的大人小孩。此时的我活像一只被许多人围观的猴子，还来不及看清这即将进入我“改造”的环境是什么样子，便在十几双陌生好奇目光的逼视下低下了头，呆呆地站在那里，搓弄着我那帆皮书包的背带。那时的心情很像做了错事，被老师罚站的学生。
那赵大爷提着长烟杆，点燃了刚刚装好的一袋烟，一边扎巴着，从正中那排堂屋的阶檐坎上走了下来，上下打量着我，用沙哑的声音问道：“你姓孔对吗？”我惶恐地抬眼望着他，点了点头。
“我的儿子没有回来，你跟我进屋去吧。”他的语气温和多了，我想，此时我一定很让人可怜，便一手拧着背包，一手提着书包跟着他跨上堂屋的石阶，跨进那朱红漆已剥落殆尽的大门。
天色已很暗，借着那盏斜挂在堂屋正中的电灯光，看清这家共三间屋子，正中间的堂屋正中满被灰尘的神龛上，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已由一张毛泽东的彩画所代替，神龛下方放着一个老式的雕花大黑漆方桌，右边是一个巨大的老式大粮柜。
左面墙上开的小门里面，是两张木床和一个旧式的衣柜，木床上罩着的帐子在昏暗中显得又黑又黄，也许许久未洗过了。
每一间房子很大，显得异常的空。堂屋右面墙上那道小门后面，便是一眼土灶，那里面堆了许多麦秆、稻草之类的燃料，旁边堆着一小堆煤炭。
我走进“卧室”的那一间，老大爷点燃了一个松明子走进来，我才看清，天花板顶部有一层厚厚木板铺成的“阁楼”。
一个可以移动的木楼梯，斜靠在一个足有2平米大小的长方形“天窗”口。赵老汉指着那“天窗”说：“楼上是空着的，今后你就住在上面。”
仗着他手上松明子的光，我爬上了“阁楼”，这里倒也宽敞，里面没有点灯，一缕月光从两排亮瓦中射了进来，隐约只见屋角落里堆放着杂物，两只老鼠突然从那杂物里窜出来，沿着瓦缝钻了进去。
地板上到处是泥块灰尘和已经干枯了的树叶，估计那一定是从瓦阁缝里飘进来的，四面的蚊虫发出的嗡嗡声，就像一队飞临空袭的轰炸机。
赵老汉从天窗口里给我递来了一把扫帚，我便开始借着月光和从天窗口射进来的松明子火光，将地板清扫出10平方的位置，打扫干净后，便借助老汉的帮助，将自己的行李就地打开，正好房主人赵队长推门进来。
这是一个中等个子的年青人，比我年长两岁，他满不在乎的看了我一眼，便端了一条长板凳，坐在门前的屋檐坎上抽起旱烟来。
大约半小时后，赵老汉从厨房里端出了一盆菜粥，一碟子辣椒盐水，菜粥由包谷面搅成，里面放着许多菜叶和萝卜头，吃起来有一股苦味。
赵队长并没打听我的家境和学业，而是简单向我交待了今后的“政策”：每天必须跟大家一起劳动，力所能及，但不能偷懒；不准乱说乱动，有事要到哪里去，必须向他本人或他爹说一声。
吃完饭，夜已很深，我在院落门外的小溪边洗净了一身的泥汗。赵老汉引燃了卧室里堆着的一堆艾草，滚滚浓烟呛得人无法在屋里呆下去，好一会儿，浓烟散尽，空气里充满了苦艾的烟味，那“轰炸机群”也被这滚滚浓烟驱散。
我爬上了阁楼，躺在铺开的被子上。夜晚已退热，凉风刮过瓦缝，吹在我的身上还真有一点凉意，便拉着一张被单盖上。透过亮瓦漏进来的那束月光，已斜移到堆放杂物的角落里。虽然白天行路一天，累得精疲力竭，但脑子里还在闪现白天种种的突变。
此时，我的家门，那竹篱笆边上老外婆抚摸我头的那最后一别，又重新浮到了我的眼前，还有弟弟与我临别在小龙坎那最后的晚餐……母亲的眼泪和父亲山头上的相见，阿先含恨的目光，统统都复印出来。
两行泪水悄悄地滚落到我的枕头上。正是：“夜深风竹敲竹韵，万叶千声皆是恨。故欹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尽”——（木兰花•欧阳修）。
下乡直接管理我的“教育者”，就是这赵氏父子，赵老汉解放前一直佃地主的田种，做地主的丘二，为地主抬过滑竿，也跟着去重庆跑过码头，那市井经历，市俗见识是这里从未出过山沟的男人无法比的，这赵家湾上上下下二百来号人家都得让他三分。
他一共三个儿子，老大“光荣”牺牲于抗美援朝战场，他被尊为烈属，老二又在修筑川藏公路时，因工伤亡故，这都是他的光荣家史。
现在跟着他的就只剩下这个最小的儿子赵凡，年纪才二十二岁，也是合作社赵家生产大队队长兼基干民兵队长，虽然还没有婚配，但据赵老汉说他眼光太高，这弯里的几个姑娘他全都看不起，想到外地去物色一个有文化的。
赵老汉的老伴五○年就已去世，所以这一排足有一百多平米的住宅里，暂时还只有他父子二人，家里的摆设是当年分田分土时，从地主家得到的“胜利果实”。
如此看来，这父子俩是这赵家湾五六十户人家的“父母官”，将我安排在他们二人的管制之下，当是理所当然的。
好在我从小就养成了劳动的习惯，很快适应了日常的农活，不论下地挖土，挑粪上山，都勉强可以充个数。加上，当时正在从农业合作过渡到人民公社去，农村中的统购统销和定量政策，农民已经怨气连天，对社员是否下地干活，干多干少，并没有人认真过问，只凭生产队工分员做出的工分记载，以供分配粮食的依据。所以无形中，对我的压力就减小了。
时间一久，同这些质朴的农民打交道，还会听到他们的真话，不像学校中满口阶级观念的同学那么复杂，大可不必小心翼翼地不敢说话，防备着祸从口出，防备着有人记下我的“牢骚”话，拿到我的斗争会上施压。所以渐渐的，心里上释了重负，感到轻松起来。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从楼板上轻手轻脚的起来，走出赵家院子大门。这院子之外的环境真很幽雅，茂密的竹林，在围墙四周，环抱着整个小院，院子的大门石梯坎下，横着那通向界牌的石板路，与石板路平行的是一条流着清濯溪水的堰沟，跨过堰沟就是横贯两边山坡的田坎通道。
围墙门口石梯坎两旁两颗绿荫遮天的大枣树，更添了这小院的秀色。四周很静，静得令我总觉得这正常的农家，缺了一点什么？侧耳细听，果然没有鸡叫、犬吠。
问到这赵大爷，他翻着白眼，没好气的说：“喂啥子牲口，社里的干部说，这是资本主义尾巴，要通通宰掉，再说，分那点口粮，连人都没得吃的，那还有去喂鸡鸭？”赵家父子俩所住的屋后靠着灶房，还有一个用竹条和木棍围成的猪圈，里面圈着一头尖嘴驼背，骨瘦如柴的架子猪。
赵老汉说，自从合作化以后，农民的粮食统购了，所以没粮食喂猪了，所有的猪，便由生产队统一圈养，每头猪每天只配给一两包谷，而喂猪的人家自己的口粮都还差老远，那猪便只能吃“草”了，所以一个个都瘦成那样，一过冬天死了一大半，能熬到今天已不容易。
房子的背后，是一片用竹篱笆围起来的一分自留地。自留地是赵老汉的主要劳动基地。里面种的菜以牛皮菜为主，还有南瓜和红苕，南瓜的瓜藤牵出了界围老远，那上面的花蕾已开始雕落，园里的瓜果与大田庄稼截然不同，所种的瓜菜长势十分茂盛。
（二）农民怎么解决饥饿下
对我们当前最大的威胁仍是食不果腹。按照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界牌乡镇村舍的收成，合作社分配给全劳动力每天的口粮，仅只有八两黄谷，折合大米不到六两。
赵氏父子自不例外，而我的口粮按城市户口拨发每月大米二十八斤，尚且不够，更何况劳动惯了的赵氏父子？既成一家，三个人当然是一锅吃饭，这严重的短缺部分，当时只好到屋后那自留地里去找，我明白，统购统销的最大受难者，便是这些生产粮食的农民。
五月底，正是桃李成熟的季节。这丘陵地带，听老汉说，满山遍野都是李子树。这个季节李子树已硕果满枝。
口粮短缺的饥饿农民，见着这些果实，谁都会打它的主意，但是合作社制定规定，这些果木树统统是社里的集体财产，谁如果去那树上摘下或打落果子，谁都会因此而受到扣除口粮的处分。
好在近年被强迫加入合作社的农民渐渐明白，就是合作社把李子全部收下来拿到市场上去卖，社员们也分不到几个李子钱，倒不如不去收，也不去管，凭它熟透而掉在地下，拣来吃还可以充饥。
成熟的李子既没有人过问了，许多社员中午下班也从来不回家的，反正锅里无米可炊，对着冷灶发呆，不如就在坡上满坡的寻觅那些掉在山沟里、土缝中的烂果子充饥。
有一天，东面背湾里一位叫曾二爷的社员，下午三点钟左右，就在包谷地里喊肚子痛，中途回家休息，回家后见他痛得大汗直冒，在地上打滚，连忙请来邻院村社卫生员。他拿着药箱去他家时，只见他脸色惨白，口吐白沫，曾二娘慌了手脚，请几个年轻人帮忙抬到界牌去，又没有找到担架，还不到午夜时分曾二爷就断了气。
第二天背湾那院子里围满了人，曾二娘哭得死去活来。邻人说这一个月来，曾二爷中午就从没回家烧过火，靠拣山坡上的烂李子过一顿，这一次一定是吃上被毒蛇爬过的烂李子了。
我去看时，那曾二爷全身浮肿，两眼睁开，好像有什么不甘心的冤情。曾二爷死后，那山沟里的从树上掉落下来的烂李子，仍然是社员们充饥拣食的东西，只不过，拣的时候多加了一分小心，充其量把它们包好，拿到堰沟里清洗一下。
（三）大量饿死人从此开始
水肿病终于开始蔓延起来。赵家的自留地已经跟不上三个人的需要，最高产的牛皮菜已经砍得差不多了，新种上的白菜还只有健子那么大。
赵大爷已把谷子、连壳都磨成“谷面”并且将四季豆的叶子，南瓜叶、红苕藤上的叶子勒下来，搅拌在“谷粉”中，以充主粮，开始还蒸成了酢，后来干脆煮成了粥。在我们三个人中，赵老汉最先得了水肿病。
据我亲身经历，这全国性水肿病当从1958年夏天开始，一直蔓延延续到毛泽东寿终正寝。得病的原因很简单，饥饿性营养不良，而医治的办法也很简单，吃饱啊！中国大陆上遇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漫长“饿饭”期。
曾二爷死的第二天晚上，我从蚊鸣中惊醒，饥肠辘辘不能入睡，突然听见，灶房里传来一阵隐隐约约的噼噼啪啪响声，接着，飘进来一股显然是什么米粑烤出的香味，便悄悄地从天窗里探头往下面看，赵家父子的床上没有人，我便爬下楼梯，蹑手蹑脚的走进堂屋，把头探向灶房，借着那灶膛前平时熏蚊子的火堆发出微弱的火光，看见赵氏父子俩正在火堆里向外掏什么东西，再定睛一看，分明是用铁丝串在一起，正香味四溢的嫩包谷。
自留地里并没有这种国家一类“统购物资”，这火堆里埋的，分明是山坡大田里偷来的无疑。
不一会又见父子俩从铁丝上将这些烧得香喷喷的东西抹到地上，堆成一堆。再从那里拣起一个拍浄裹在上面的灰，便狼吞虎咽的大嚼起来。
看清了这么一回事，我倒抽了一口凉气，连忙把脚退缩回到了里屋，悄悄地爬回了楼上，心里却跳个不停。
三天以前，下水湾院子里一个放牛娃，借在包谷地里割牛草的机会，偷了十几个包谷埋在草背兜里，被民兵张二娃抓了个“现行”。便连人带背兜押送到这里交给赵队，赵队长便将他五花大绑捆在门口那棵大枣树下示众。
那张二娃才十五岁，怎经得起这等刑罚，早已哭嘶了喉咙，等到晚上把他放下来时，已晕死过去。
晚上界牌合作联社的书记专为此事跑到赵家湾来，赵队长就在那堂屋里向他的顶头上司叨叨诉苦，说社员野得很，山坡上的庄稼守不住，现在天天都有人偷，请书记解决。
当即召开了全体赵家湾的社员大会，就在这小院里，赵队长当着百来号乡亲们正颜厉色的宣布：“这山坡上没有成熟的庄稼，谁去碰，被民兵抓住，挨捆，吃枪托自己受，就是打伤打死也自认晦气吧。”当时，他一脸杀气，百来号社员没人吭声。
记得十一岁时曾在龙凤桥一带看到过农村斗地主，叫跪煤炭渣，被跪者双膝血肉模糊，看后心中十分害怕。有一个地主婆就因不堪此虐待被逼上吊，但终没有探究其中的是非。
“苦大仇深”的农民未必没有过头之气？后来在重大大鸣大放时，就有为这种野蛮的行为被人指责过，说农村中的干部横行霸道私设公堂，结果提意见的人被扣“右派”的帽子。
今天，我竟亲眼目睹了这赵队长对一个年纪不过十五岁的放牛娃，施行如此酷刑，便感到心中非常害怕。这偏僻的小山村，农民们固然纯厚，但也相当的粗犷和“匪气”，小小一个赵队长便是一弯之主，他下的令就是法令，谁都必须执行。
为了偷社上几个包谷，那十五岁的孩子可以整得他个半死。这可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从没提到过的。
想到“战国策”中秦晋乞籴的故事，与晋国为敌的秦君尚能以“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国家代有，补乏荐饥，道也，不可以废道于天下。”为饥晋籴粮。何故自家一村的弟兄，竟会如此残忍？
而我自认了身份，岂敢说半个不字？而现在面对赵队长刚才的一幕，我好不心惊。自保为上策，我只有回避，躲进小阁了。
第二天是挑粪上山淋包谷，我刚刚将第一挑粪淋完，天时突变，大风卷着一堆浓云向这边压来，没出五分钟，阴风起处，风雷大作，上山淋粪的社员，匆忙收拾各自的“家伙”往山下跑。我却一不小心踩在石骨子上面，从半坡摔了下来，一只粪桶的“耳朵”也摔断了，左脚被石骨子擦伤了一大片，强忍疼痛，拎着桶，冒着已狂泻的大雨，一瘸一拐的回到赵家，甚是狼狈。
这一次赵老汉很是宽容，不但没有追究那被跌破了耳朵的桶，叫我擦干湿辘辘的一身，洗净伤口的污泥，从神龛上取下一个纸包，那是他平时上山采集的草药，磨成粉自制的专疗跌打的药，倒了少许白酒在碗中兑上，浅浅敷在我的脚上伤口处。我只感到火辣辣的痛，老汉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往那长烟竿斗中装上晒干了的茄子叶、巴打巴打的坐在那里抽起烟来。从嘴角滑出的一缕缕带着草香味的烟子里，不时用眼斜瞄着我。
说也真灵，老汉的水肿渐渐的好起来，我的脚伤也一天天恢复，三个人的关系发生了十分微妙的变化，只是大家心里都明白。看来我的装聋作哑是明智的选择。
自从那一晚上的事发生以后，晚上我便十分的警醒。过了大约五天的晚上，大家入睡后一个多小时，大门被推开，发出微弱的响声，把我从迷糊中惊醒，轻轻的把头从天花洞口向下探望，又是五天前那一晚上听到的噼啪声，接着又是那一股包谷烤香的味道扑鼻而来，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大门又重新轻轻的打开，这下借着微弱的月光，我辩认了那熟悉的身影，不是张二娃吗？此时他的怀里揣得胀鼓鼓的，掩上门后，一切又恢复了安静……
自从我发现他们父子俩的半夜秘密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天一天在变化。同赵老汉几次谈心便把我的家，划右之前前后后，向他交了底。他的眼里充满了惊讶，“组织”上交给他必须严加管理的人。原来如此单纯。
（四）大跃进时期的农村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是毛泽东的爱好，他要成为中国百姓的太阳，岂能不时时发光？赵凡把界牌联社下发给他的所有文件都抱出来了，他说他因为只有初小文化水平，所以虽然联社要求他向社员们全文宣读，但他从来没有读过。现在他决定委托我宣读上级下达的文件。对于这种照本宣科的事，我答应了。
成熟的包谷，刚刚从山上抢收完毕，便碰上连日秋霖，稻田里已熟透的稻子，倒伏在水田里，发黑发霉，无人收割。遍山的红苕烂在地里发霉，生芽，也不敢私自抢收到家里。谁要是把这些烂在地里的粮食收藏进屋，那么那十五岁的放牛娃就是“先例”。
大伙的目光都盯着的同村的人，虽然那目光极为饥饿和渴望，但对同村人的违规举动会马上喊起来，“看，谁在土里挖红苕了？”并且报到赵凡这里来。他们最多饥肠辘辘的望着这些烂掉的粮食，以“水肿病”为理由不出工。静静地忍受农业合作制的淫政之威。
然而大概受了曾二爷亡灵的启示，下湾的几家人，竟趁着深秋的两个雨夜，突击抢挖，把两块大约一亩地最好的红苕，挖了个精光，还连夜把挖出来的红苕用炉膛的草灰裹过，下到了两个大窖里。等到过了几天天色放晴，张二娃来向赵队报告时，那埋在土窖里的红苕，已被饥饿的农民吃掉了一半。
想瞒是瞒不住了，赵队长除了如实上报外，带领三个民兵收缴了地窖里所剩余的全部红苕。接连还开了三天批判会。这一次，下湾的人第一次齐心，大家闷坐着，一个也不发言。赵凡出于无奈以每人每天扣除口粮二两，时间一个月，向上作了的交待。
连续二十天的阴雨，我睡的楼板上到处都泛出白色的霉灰。我在楼阁上私藏了许多包谷，那是在收获季节时从院坝里取回留下的。此外，还有那枣树上打下的枣子。因为食物丰富起来，老鼠却常常在我睡觉时，在我脚前蹿来蹿去，而我一个人特感孤单。
想到复学，我便从书包里取出课本笔记本来，伏在地板上，借着天花瓦片的光，细细地复习起功课来。我还天真地担心到劳动结束以后回到学校功课荒废了怎么赶？
一直到将临中秋的时候，老天才开始收敛起它的哭脸。天刚放晴，赵队长便将赵弯的百余劳动力驱上了土地。首先，当然是抢收已经烂在田里的水稻。工间休息，大家都会把稻穗捏在手心里用力搓，再将搓下的谷粒一把把往嘴里送。乡里人的吃谷吐壳的本事真强，一把黄谷入口，用不了一分钟，就会把那谷壳往水田里吐出，然后嚼那吐了壳的“米”，这倒是“充饥”的好办法，比偷红苕、包谷、拣烂李子吃，无论从营养和卫生的角度都好。我也跟着大家学，只是那刚从穗上剥落下来带着刺的谷壳，老是“缠着”舌头。
第二天赵凡到界牌去开了整整一天的会，晚上回来得很晚，他带来了界牌人民公社将于下周开成立大会的消息，并且还带回了一大捆“志愿申请加入人民公社”的表格。
共产党一贯的规矩，“务虚”以后就要“务实”了，一个接着一个的群众运动内容虽然不同，但程序都一样。
次日晚上的学习会上，赵队长亲自主持社员大会，嘴里生硬的翻着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总路线这些怪拗口的名词，不时用眼睛打量我，似乎希望我能对他完全讲错了的话多加“包含”。
但从他那别扭而一本正经的态度上，想象得出，这是“上级”十分重视而又极其重要的事情，不能当成平时学习可以交给我。虽然人们对诸如：什么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在那里？为什么必须“坚持”社员自愿加入公社的原则？可否不加入公社，甚至于单干等等，—头雾水，这位队长讲得连自己都一片茫然。大多数“社员”仍以鼾声回应。
他却并不顾及这些，只知道“上级下达的任务他只能完成”这一条。当场就把志愿申请加入××公社的表格，发给到会的每一家。对于没到会的两家人也由他们相邻的人带回去。并且告诫大家，必须在三天之内填好，交上来。
任务一下达。我的事便多了起来，赵家湾五十户人家的上百张表格，几乎全由我一人填写。那三天，从早到晚，我就“脱产”出来成为填表的突击手。虽然我知道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符合志愿”这个原则。好在上级在这一点上绝不会查实，也不会去检查这些表格真实性的。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