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8日讯】【编者的话】夹边沟，这是一个特别的、具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的地名。50年前，几千名中华民族的精英，被作为政治犯关押在这里，最后绝大部分又饿死在这里，使得这里成为当代政治迫害最为惨烈的地点之一。关于这里发生过的惨剧，噎有几位作家披露于世，但是由于大背景的影响，许多人还并不了解或是了解不多。希望大家能抽空读读文章，它会打开了解这一惨剧的窗户。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这里的条件比夹边沟更为恶劣。“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1960年的冬天，在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进入了生命的绝境，最为骇人听闻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这些“钻沙包”的死者都有亲人啊。古时唐诗有此凄美的名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其悲情非常动人，但现在这些死去的右派甚至不敢企望得此“享受”！首先，“无定河边骨”生前不管怎样说也是为国捐躯的战士；而自己却已沦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是“人民”的敌人（右派分子的全称是 “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还有，自己会是千里之外的“深闺梦里人”吗？真不敢有太多的想象。君不闻，“一张大被不可能盖上两个阶级”，许多亲人在高压之下大义灭亲划清界限还唯恐来之不及。不过也有例外。杨显惠书中有一位不懂政治不理会政治的上海女人，从遥远的上海赶到夹边沟时，活着的丈夫噎消失了。泪水已干的这位女人非常坚强，抱着对丈夫的一腔忠贞，终于找到连屁股上一点点肉都已不知被谁吃去、干巴得如同剥去了树皮的树干似的丈夫的躯体。这位女人还是“幸运”的，她毕竟将她丈夫的遗骨带回了上海；这位右派丈夫也是“幸运”的，他毕竟圆了生前的唯一的心愿……
三
自从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问世以来，人们对那个几被历史风尘淹没的惨剧投入了莫大的关注。近年来，有关“夹边沟事件” 又撰写了或出版了几部书。如赵旭的《风雪夹边沟》、钟政的《血泪惊魂夹边沟》、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和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等等。这些作品，有些更紧贴史实，更具史料价值。如《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是作者历时数载走访了当时夹边沟等农场劳教“右派”中的健在者，查阅了有关的历史档案，掌握了大量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又用了一年半写成的心血之作。有些就是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如和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作者及其丈夫王景超在1957年反右中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王景超并被定为极右分子），一下坠入黑暗的深渊，成为阶级敌人，都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在紧接着到来的1960年大饥荒中，作者总算死里逃生，但她的丈夫却活活饿死在夹边沟劳教农场里。又如写《血泪惊魂夹边沟》的钟政，是夹边沟的幸存者。他原名提中正，因为和蒋中正重名犯忌而改，打成右派前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记者，今年年近八十了，但血泪惊魂，尚历历在目。
去年6月28日，上海作协为《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开了一个研讨会，由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赵丽宏主持。赵丽宏指出，《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体现了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和勇气。《上海文学》之所以从当年发表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到现在为远在甘肃的作家开这次研讨会，一直关注夹边沟那段惨痛历史，目的也在于希望后人不要忘记不要忽略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那段伤痛。
五十年过去了。现在的夹边沟是怎样的呢？
不久前到过的人说，当年右派们住过的房子，由于年代久远，噎拆得七七八八。一面将要倾倒的泥砖墙土腥弥漫，向东开的门框犹存，不知何人何年涂在上面的蓝色油漆颜色依旧鲜艳。这就是死在这里的“右派”后代们所说的“哭墙”。“哭墙”后面，是一些杨树、沙枣树和榆树，这是当年“右派”们的“劳动成果”，半个世纪过去了，树木已长大成林，一派生机，而种植者的身影噎消失，虽然他们大都没有离开。
翻过土丘，面前是一面斜斜的戈壁，铁青色的黑色沙子静默着，几百年不移动一寸。那面微微突起的沙丘就是“万人坑”，里面“扔”了好多人的尸体。土岭前，一绺一绺的坟墓格外清晰，像是人侧睡的模样，一个挨着一个……
还有必要记住这些吗？
一个强大的声音说：不必了吧！
不远处，一岔路口，就有一面牌子上面大书“夹边沟渡假村”.真是让人仰天长吁，无话可说。一边是饥饿和死亡，一边是酒足饭饱，歌舞升平。历史和人，反复得耐人寻味。目睹的人说，当年右派们住过的房舍现在不可以再拆了，连废墟都没有勇气面对和保留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为什么不在这里建一座纪念馆，以警示后来者呢？竟然把夹边沟开发建成了一个度假村，不能不让人感到十分惊讶，并且感到无比的荒谬和耻辱！
我知道，夹边沟这些惨烈的故事，与当下的时尚大相径庭。这是某种人不愿提起，也听不进去的故事。然而，它们与今天的生活难道真的没有一点精神联系了吗？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都不能忘记昨天，因为，关注昨天就是关注今天，关注历史就是关注自己。
夹边沟事件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在死亡边缘的右派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是，明天该轮着谁了，张说轮着我了，李说轮着他了，王说一定是我。当死亡成为唯一的话题，当“脊梁”似的精英一一折断，这个民族还能期望什么？！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吗？
还有这么一个令人无限悲愤的“细节”。由于死亡人数实在太大了，1961年元旦开始，幸存者分期分批给予遣返。但是，农场有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在夹边沟继续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一千五百多名“右派”虽然事实上几乎全是饿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就全国来说，夹边沟不过是一个小小点。三年大饥荒或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以现在比较公认的数字计，甘肃饿死了一百万人，安徽是四百万，全国饿死的人口大约是三千万。这不是一堆冷冰冰的统计数字啊，每一个数字都是一条人命！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控诉！不管其原因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还是退一万步来说“七分天灾三分人祸”！
1962年7月，刘少奇与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发生了那个著名的争论。一向对毛非常恭顺的副主席，这次居然“有些动感情”地顶撞了，愤然作色回应“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中国人敬畏历史。历史就在眼前流过，不会无动于衷。夹边沟事件，以及当时全国大大小小的类似的事件，是中国当代史上一段切肤之痛。不单是个人之痛，家族之痛,人群之痛,“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之痛。不仅切肤，而且彻骨，而且剜心。”（《当代》刊登杨显惠〈告别夹边沟〉的〈编后〉，2004年1月）
当地传说，现在的高台县明水农场，就在埋葬夹边沟“右派”的地方，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总会有鬼魂说话的声音。聚集在一起的鬼魂们嘈嘈杂杂说个不停。他们无法在人世间说的话，在另一个世界里可以自由地随便地交谈。躲在黑暗处偷听的人听不真切他们在说些什么。如果一旦有人咳嗽或说话发出了声音，倏忽间，聚谈的鬼魂们便立即转移了，在远处的什么地方低低的嘈杂声又重新响起。人们言之确凿。明水农场一位叫宗华的人就说，他自己就曾偷听过鬼魂们的谈话，虽听得不真切，但确实听到了。原来，他们只要躲开活着的人，在另一个世界里言论完全自由，他们谈得兴起，无止无休……
往事无法埋葬。往事不会灰飞烟灭。或迟或早，往事都会一个个从坟墓里爬出来。
（全文完）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