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盛产“反革命”的“新中国”

【新唐人2011年9月23日讯】“新中国”似乎盛产“反革命”,随手一抓就一大把。你看,何处不是?反毛、反共的是“反革命”,不反毛、不反共的也是“反革命”。老的是“反革命”,少的是“毛革命”;男的是“反革命”,女的巴是“反革命”,读书的娃儿是“反革命”,不读书的娃儿也是“反革命”。反正遍地都是“反革命”。

毛泽东喜欢“反革命”,认为“反革命”愈多革命形势愈好,“无产阶级专政”愈巩固。何况送他们进入监狱或劳改队,挣来的比消耗的多得多,是个很划算的买卖。及至“革命”发展到1958年,缺衣少吃的“大跃进”年代,“反革命”多是肚皮惹出来的,说得直白一点是饿出来的。

毛说得不错,“阶级斗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那吃饭也是一样,仅管嘴上说“社会主义是天堂,人民生活好幸福”,可肚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老是咕咕叫:我饿,我饿。饿了就要说话,说话就有牢骚,有牢骚就是“反革命”。

省四监狱犯医陈平戈、万应刚,就是这样当上“反革命”的。而事情发生的那年,两人还是未成年的孩子,不足18周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是不该判刑的。共产党有的是办法,不足18岁怎么了?关你两三年不就十八岁了。两人就是这样,足足在看守所里关了两三年后,才拉出去判刑的,且是无期。说来荒唐,那可是毛泽东“治国安邦”的政绩。所以它“光荣、伟大、正确”。

他们犯下什么滔天大罪?是奸了皇帝娘娘,还是肏死了公主,再不弑父杀兄?可什么也不是,善良安份,严守共产党的一切规定。陈平戈是个典型的农村孩子,聪明好学,勤奋求进,喜欢文学也热爱绘画,沉醉音乐也向往书法,反正学一样成一样,四邻八村的人一提起他都竖起大指拇说:这孩儿长大定有出息。他和陈毅元帅是同乡,四川乐至人。

听父辈说解放前的农村虽是地主富农在统治,不论佃户还是长工,一天干完活下来白米干饭尽肚皮装,哪有定量一说。于是他觉得解放后不如解放前好。一天放牛和几个孩子串在一起嘀咕,听家里大人都这样说,于是对新中国有了不满。有了不满就要发泄,怎么发泄?一个大的孩子提议:我们结拜兄弟,“反满复明”,回到解放前。他们哪知这四个字的厉害。一个拜把孩子的叔叔是公安机关的,他的任务是“抓阶级斗争新动向”,这自然是个新动向。不知是为了保侄儿还是立功,孩子们全抓进了看守所。为首的是个富农家的该子,自然成了重点打击对象,弄到村里去斗啊捆啊,还钉了三天“活门神”。什么是“钉活门神”?就是赤身裸体把人贴在门板上,用铁钉把四肢钉上。孩子自然顶不住,按照公安机关要求画上押打入死牢,到年满18岁时再杀掉。陈平戈出身小土地经营者,不是“地、富、反、坏、右”之例,留下一条命,两年后的1961年才拿到判决书,送来监狱“改造”。

沪州长庚宫省四监狱规模不大是营级编制,那时医院叫卫生所。所长姓张,是监狱一把手郭教导员的妻子。她虽不怎样懂医,对人还厚道,有点同情心,见他还是个娃娃,带他到了卫生所习医。

万应刚也一样,自幼喜听古书,是那种恨贪官不恨皇帝的典型娃儿。毛泽东“发高烧”逼着全党搞“大跃进”、“大炼钢铁”,浪费人力资源,压稼烂在地里,造成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好端端的农村田荒土废,饿殍盈道,公社食堂无米下锅,一日三餐清如流水。农民一个个瘦得像干笋,公社干部却胖得似肥猪。村村死人,镇镇出丧,好些地方还发生“人相食”的惨状。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认为这是下面干部背着中央胡干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定不知道。

他是高中生,仗着文笔好,连夜向北京写了封近万言的告状信,述说眼见目睹的悲惨事情。在封建时代纵然再昏庸的皇帝老倌也不惩办上书人,认为百姓受了冤屈,能写信向他陈情是天大的好亊,不但落实查办,还旌表告状了。想不到“东方红,太阳升”号称“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却视为是对“现实不满”,定会顺藤摸瓜,查过底朝天,告状不是揪出来批判斗争,便是作为“恶攻罪”抓进监狱。此信自然层层下转,最后转到县里,县里呈报书记。书记一看肺都气炸了:这还了得!竟然有这样丧心病狂的阶级敌人,疯狂攻击我们的“伟大的三面红旗”,立即批示公安机关限期抓出写信人。好在那封信上未落名、落地址,查起来还真麻烦。公安局自有“愚公移山”精神,“打硬仗”的过硬本领,全县排查,凡能写字的人都要作翻交待。

功夫不负有心人。花了不少时间,终于从邮戳、笔迹上找到了他。立即五花大绑抓进看守所,他不服气,说写的这些东西都是事实,有根有据何为诬蔑攻击?他慷慨激昂抗辩力争,可有什么用呢?一顿饱打自然歇气销声。最后法院认定他犯有攻击“三面红旗”和诬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加之是他地富子弟,最后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时年不足十七。送来省四监狱服刑改造,也是这位张所长起了恻隐之心,看他小小年纪,聪明伶俐,也收到了卫生所当见习医生。两人虽是娃娃,性格各有千秋。陈平戈沉稳少言,万应刚和善多笑。犯人都按姓氏尊其为“医生”,其实还没有正规卫生员水平。

卫生所设在女队所在的院子里。这个院子的构建是两层木结构的房子,上面住女犯,下面是图书室、理发室、卫生所,女犯进出有个楼梯,楼梯口日夜有人把守。

1964年国庆和1965年“五一”,我参与监狱编写墙报,和两人有过接触,但不知案情,以为是一般偷鸡摸狗的刑事犯。后来弄清楚了真大大地吓了一跳:我说自已冤,可他们比我更冤哩!他们可能从刘万生管教口中得知我是全省的“大右派”,且是毛泽东钦点的“七君子”中的“一君子”,有点“起敬”。陈平戈喜欢写作,总想找我交谈,到处是眼晴,怕人“打报告”。一次他来中队发药,趁人不注意悄悄问:黄老师,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真有本事啊!能当记者不得了。

我自来不骗人,老实回道:我没有上过大学,是自己学的。他惊了:自己学的?还能当记者?听刘管教说你文章写得不错,能教教我吗?我道,写文章不是读书读出来的,也不是老师教出来的,全靠自已钻研。他点点头,有所理解似地说:写文章的人脑子活,靠联想,不像医生给病人治病,全照书本。我笑笑道:所以容易犯错误,要不是因为文章事我还来不了这里呢!他不同意说:我不写文章还不是来了。我只好望着他干笑,能说什么呢?但仍不知他犯的什么“罪”。

调来医院后虽说天天见面,吃饭也在一起,但他是门诊坐堂医生,吃了早饭去监狱门诊上班,中午回到医院慌忙吃毕午饭又去监狱门诊上班,下午关闭门诊回医院吃饭,饭后很快回到寝室看书睡觉,难有闲聊时间。

门诊医生每天要接触上百病人,诊断处方打针给药,事情十分繁杂,最难处理的是出具假条,弄不好要挨批。犯人总想逃避劳动借病假休息,狱吏却希望犯人一年干到头不吃不喝更不要休息。作为狱医自然同情犯人,但不敢违抗狱吏意图,难就难在这里。职业是人道的,环境是恐惧的,小小年纪的他们,被折磨得过早的成熟。一个晚上我值夜班,他代医生查房,只有我两人在一起,他突然悄声问我:黄老师(他一直这样称呼我),什么是罪啊?我一下愣了,不知该怎么回答,想了半天后道:杀人、放火、抢劫、偷盗,或是强奸妇女、欺负弱小……他点点头,表示认可,但又问一句:你犯了这些吗?我摇头,默然一笑道:思想出了毛病。这下他笑了,嘟嘟自语:我也是思想出了毛病。

一个刚进中学的孩子,思想上出了什么毛病呢?其实不是思想出了毛病,是肚皮出了毛病。十五六岁的孩子吃长饭的时候,在那个年代爹妈哪有东西给孩子吃? “低定量、高付出”,是六十年代毛泽东建国的策略。作为一国之君,他关注的不是人民的死活,是争当第三世界“丐帮头目”,大把大白花花的银子往外撒啊撒啊!我曾写下这样一首诗:

非洲狮子亚洲牛,都来吾国把贷求。
君王慷慨皆应允,为争一个丐帮头。
民不聊生失根本,花花银子往外流。
怨声载道多反抗,反诬祸起阶级仇!

他不心疼老百姓可心疼,骂他的话无处不是。老人们说,中国自有皇帝以来,哪朝哪代吃饭有定量一说?纵是秦始皇也尽肚子装。 “东方红,太阳升”,太阳升起来了,大家却饿得白鹤伸颈。要不顺从饿死,要不反抗杀死,那年头老百姓的出路就一个字:死。

他们俩为了求活,在监狱里无声无语关押了十几个年头,从不敢有句怨言。听说夜夜噩梦,惊骇不已,醒来一身冷汗。黄金般的英姿少年,全是在血腥的恐怖中度过。整整十五个年头哟!毛死,“四人帮”倒台。中国政治态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在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期,众多冤、假、错案先后得到纠正和“平反”。1982年他们成为正式狱医,还有了警衔。2004年陈平戈提前退休来北京,做我孩子的家庭教师,执教负责严而不苛,教语文、美术,还有毛笔字,算得上人之师表。他的那些故事,就是在这个宽松环境里谈出来的。可当我回归书斋,投身反右维权抗争,他却怯懦,怕卷进政治旋涡,慌忙回到宜宾去。因为可怕的往事总在他脑海里闪现,难以消逝的恐惧阴影仍缠着他,因为那邪恶的神像还挂在国门上,万一他复活了怎么办?

万应刚的冤案也得到改正。听陈平戈说,他不愿穿警服,回到高县月江镇街上开了一个私人诊所,过着清贫日子。2006年我去宜宾专程看望过他。他仍言谈不多,像过去一样总是笑眯眯的。不过这笑,不开朗,心中似有无限的隐痛。难怪啊,也走不出那恐怖的阴影,这就是现实的中国。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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