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2日讯】四川省第监狱，医院有三个真资格医生，何谓真资格？就是当犯人前就吃这碗饭。这三个真资格生医是车玉生、余占江、陈建明。其中车玉生和我同住一个寝室，接近自然密切。 1970年我调到监犯医院当犯护，想不到十多年前415劳教筑路支队医院大名顶顶的车玉生，在这里见面了。他肩宽腰圆，一脸胡碴，已六十出头，看书写字要戴老花镜，大家叫他“车老头”。他是山东省文登县人，是梁漱溟先生的学生，与台湾柏杨同在山东乡村建设学院读书。抗日战争爆发，乡村建设学院被迫解散，车玉生参加了青干班（后来的中央干部学校），随国民革命军从山东到了重庆。
他1942年进入山东医学院（抗日时期校址在重庆）读书，毕业后在重庆一家公立医院当医生。医生是个救死扶伤的职业，需要驳业，需要奉献，需要视病人如兄弟姊妹。他严守医德，给自已立下三个要求：不问政治、不出风头、不谈恋爱。凡漂亮的女人来找他治病，他总是规规矩矩目不斜视。用他的话说：此生不作良相，定做良医。要用手里的这把手术刀，上谢苍天，下报百姓。在那战火纷的抗年代，日机三天两次来轰炸重庆，他不知拯救了多少人的性命？ ！为多少炸残的人接上了肢体？他从不计较报酬，只计较自已是否尽心竭力。这就是国民党培养教养出来的医生！一个个大写的医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争夺江山，置人民死活不顾，摆下尸骨盈野的战场。蒋介石终于斗不过狡诈多变的毛泽东，节节败退南京、广州、重庆。 1949年共军攻占南京前夕，他的同学当时已是海军司令的桂永清，要他撤离大陆，去海军医院服务。他慷概激昂，严词拒绝说：国民党专制独裁，腐败无能，我不走，愿为新生的红色政权服务。原因是这之前，中央训练团姓李的老同学专程来看望他，向他说：国民党独裁专横，仇视民主自由，必然完蛋。共产党为民为国，急需人材。你能留下来是“三生有幸”。这里的“三生”，指的是医生、先生（教师）、学生。你是医生，凭手中这把手术刀，共产党也会优待重用你的，何须去台湾？他相信了，就这样留在了重庆。留下来就是留下了“罪悪”，留下来就是留下了灾难。待他明白时，巳经是毛泽东的阶下囚了。
解放后，这所公立医院更名为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原七星岗金汤街重庆市民医院），他出任了外科主治医生。春风得意，信马由缰，好不舒心畅意。可好景不长，得了天下的毛泽东为强独裁专制，不断开展各种政治运动，管你什么“三生”五生，凡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旧职人员，一律都在清查之列：交待历史，坦白罪恶。一岔未结，二岔再起。接着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镇反”“肃反”，似乎每个运都有他的份。仅管他是医院一流医生，日子过得并不舒心，胆子越来越小，说话越来越少，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感在心里尤然而生。虽然他如此小心做人，也未逃脱丁酉之祸。
1957年“反右斗争”期间，他深知自已是“留用人员”，闭嘴不言，那敢去向党“提意见”。夹着尾巴，所幸安全过关。 1958年上级来验收检查，医院未完成反右的指标，需要及时补课。补谁呢？他是“伪军官”，“留用人员”，这顶“帽子”天衣无缝地自然落在了头上，还是“极右”哩！ 。 “极右”的处理，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到了415劳教筑路支队。当时筑路支队在云南省盐津县修筑内（江）昆（明）铁路，几十个中队上万人马，成日在荒山狭谷里开山放炮，架桥修路。这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筑路大军，多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读书人，工伤死亡常有发生，断腿去胳无处医治。劳教筑路支队虽有一个所谓的医院，但只能做点小儿科手术，更没有过硬的外科手术医生。他来得正好，支队头目将组建野战医院的任务交给了他。
不知是出于立功，还是出于医生职责，他二话没说，立即带着一批医术不甚精湛的劳教分子，在一遍丛山峻岭的山谷里伐木砍竹搭建手术工棚，挑砖寻瓦修筑医院房屋。真叫“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哟！没有手术工具自制，设有手术室自搭，一切靠自己。没有多久时间，一座因漏就简，实用有效的医院落成开张。自此，有多少修路负伤的右派分子，经他抢救免去了残废的痛苦；又有多少频临死亡的难友，经他手术后而获得生命。他的大名在筑路支队各个中队传诵，被难友尊称为“生命之神”。
我在415筑路支队108中队负责办理墙报，经常听到他有关传奇故事，今天救活了谁，明天为谁成功接肢。想不到现在混到一起了，还同住在一个寝室，自然无话不说，两心相通，结下牢下可破的友谊。他不但告诉我许多做人的道理，还深入浅出地向我讲了不少医学上的常识。
九中队一个木匠，在干活时突然倒地死亡，送来医院检查，经他详细检查后得出的结论是：心肌梗塞猝死。什么叫猝死？他说：猝死最多见于心肌梗塞和脑梗，民间叫中风，有时很难辨认，其实很简单，只要问病人三个简单的问题就可以作出判断：1、要求患者笑一笑；2、要求患者说一句简单的句子，是否连贯有序；3、要求患者举起双手或紧拳头，是否张力一致，4、要求患者伸吐舌头，有无偏向一边。患者如果有任何一个动作做不来，，就是中风的征兆，要立刻送到医院急救。
省四监狱医院坐落在千家万户的农村之中，那年不知哪里传来个消息，说打鸡血针可治百病。据说是一张造反小报上介绍的，还有“最高指示”在全国推广。在这股邪风的煽动下，愚昧的农民信以为真，成天牵群打荡抱着雄鸡公来医院求护理人员，帮他们抽出鸡血注射在肌肉里。郑医生、毛医生忙得不亦乐乎，指挥叫嚷犯护们去做这件事。他不动擅，推说身体不舒服，还暗示我不要做这事。晚上我悄悄问他：打鸡血针不是能治病吗，你怎么不热心。他把眼镜往额上一推，十分严肃认真地说：老黄呀！写文章你是行家，可对医学知识你一窍不通。人和鸡是两种不同的生物，异性蛋白是不能交融的，弄不好有生命危险，我能去干这种事吗？他们（指干部医生）是吃政治饭的，见着封皮当告示，可我们是医生啊！我道：听说有毛泽东的批示哟？他轻蔑地啐了一口道：大跃进亩产水稻十万斤，也是他的批示，能产那么多吗？不出一周，一些注射了鸡血针的农民，有的高烧不退、有的痉孪抽搐，黑更半夜送来医院抢救。他一边抢救一边说：看，看，看，还好是肌肉注射哩，要是静脉注射，打一个非得死一个。经此一折腾，再没有农民抱着鸡公求打鸡血针了。是农民愚昧呢，还是“最高指示”愚昧？他咬着我耳朵说：“最高指示”早就疯狂了！
是的，“最高指示”早就疯狂了！
鸡血针闹过后，又闹针灸能治癌病。中国是个缺医少药的国家。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中党在毛的瞎指挥下，在农村普遍推行赤脚医生。何谓赤脚医生？就是把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贫下中农子弟集中起来学习，经过几天的短期训练，连医学的毛皮都不懂，即弄去给人治病。这些“赤足医生”，有的测不来血压，有的认不来体温表，最大本事是扎银针。银针常用穴位就那么几十个，有书有图，照本宣科，你说能治好病吗？
针灸虽是中国传统医学，但不能包治百病，只实用于功能性病变，对器质性病变非药物不成。在那个疯狂年代，一切都是疯狂的，针灸成了包治百病的代名词，癌症、结核、肠炎、肺气肿，似乎一针也能凑效。有个中年犯人腹部出现包块，收来住院，经车玉生检查确诊为肝癌。余继发院长为了贯彻“最高指示”，叫车玉生按照“赤足医生手册”所写的治疗肝癌的针炙办法施治，即在患者“三里穴”下切断韧带，埋下一个铁环，病人病兆就会逐步消失。他本不愿这样做，但有“最高指示”的压力，又有余院长的督战，也许他也想探索探索：针灸能治癌症吗？这一刀切下去，病人再不能走动，成天卧床不起，不到三天一命呜呼。当病人送到停尸房后，他无不感慨地说：老黄呀，如不切断韧带，病人至少可以自由活动，或许一个月死不了，现在三天就“治愈”了。
车玉生对毛泽东有天然的不满与仇恨，说它是历朝历代最暴最暴的暴君，最没有人品的伪君子，比蒋介石坏一百倍一千倍。蒋介石再专横再残暴，起码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不会因为在门前种点瓜豆弄去批判斗争；更不会因为去市场卖几个鸡蛋定性为“资本主义道路”的”投机倒把” ；在老蒋时代，知识分子还可以发发牢骚，骂骂政府，还可以办报纸办杂志。现在有什么？两口子在床上骂他一句，都有人检举揭发。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连牛马都不如，是最大的不幸！何止不幸，简直是人类史上最大的灾难。
再一次谈到我在“415”往事，他感慨万分笑着说：晓枫，你不是传统文人。传统文人喜欢讲什么“饿死事小，失节是大”。你可不管这些，饿了敢去窃粮偷猪，以致逃跑反抗，可我就没这个勇气。 。我道：饿了不偷除非是傻子。我最讨厌那些讲大道理的知识份子，软弱得没点骨气，都是些啄木鸟，死了还嘴壳硬。他哈哈大笑道：妙哉！妙哉！形像生动，“啄木鸟，死了还嘴壳硬”。你说得很对，中国知识分子奴性十足，纵然剑柄放在脖子上也不敢去反抗，所以才有许许多多悲剧。为什么中国黑暗独裁统治能延续这么久？究其原因全是奴性所致。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宋美龄说：中国祇适合一个独裁政府来领导。你不信，毛泽东死后又有人说他是英明帝王，好像没有皇帝就不能过日子。中国的民主是老百姓的觉醒，从要皇帝到不要皇帝。
说到“马盟事件”又是一翻怪论。他说：这个问题无论真假，命题就是错误的。中国近百年的祸根始于马列主义。因为这个主义的核心是空想，不惜牺牲千百万人利益来实现乌托邦的社会兰图。而这个兰图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私有制是人类社会最核心、最公平的制度，它促进了人类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开创了自由竟争的平台，造就了千千万万的名星、巨匠、大师。私有制是不能消灭的，消灭了社会就停滞不前，人与人再没有差距。三年灾害为什么饿死这么多人，就是公有制。这个公有制说穿了，就是独裁政体，一人说了算的国家。要是周居正、杨应生得逞了，又是个新的独裁，受罪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如果那个“联盟”纯是子虚乌有，他们就死得太冤了。我道：纯系子虚鸟有。他听后特别提醒我说：当你面对的是堵铜墙铁壁，用拳头是打不倒的，如要硬干只能碰得头破血流。我主张中国不能再搞革命，只能搞改良，一切坏亊都是打着革命旗号干的。暴力革命的结果是造就新的皇帝。所中国不能再“其勃也兴，其亡也速”了。我问：那该咋办呢？他想也不想地说：发展经济，发展科学，走美国工商经济的建设之路。
通过这些交谈，我发现他是个极聪明、极有思想的人，可为什么成了“反革命”呢？他爽朗一笑回道：荒诞的体制必然是荒诞的国家，用怪物或怪兽来比喻中共一点不过。这个国家不惧怕囚徒多，囚徒越多它越富有越强大，所以他们不断把老百姓投进监狱，送进劳改队。一当你成了“专政对像”只能一生一世当奴隶。这样，既能为中共创造财富，又能为他们威摄反抗者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这就是毛泽东统治压迫中国人民的手段。在这个怪物怪兽的国家，当“反革命”正常，不当不正常。我笑了，他也笑了。从这笑的思路中，我找到了他当“反革命”的原因：
1964年他就摘掉了“右派帽子”，但中共不放他回家，强行留队就业。他只能服从做“二劳教分子，自不敢越雷池一步。1965年415筑路支队转赴宜宾修筑宜（宾）珙（县）铁路，第二年毛泽东为打倒政敌刘少奇，发动了始无前例的“无产阶阶文化大革命”。俗话说，“神仙打仗，凡人遭殃”。毛泽东要搞倒谁，置对方于死地，最毒辣一手就是藉用群众力量把人妖魔化，谁不同意谁就是阶级敌人。人也有忘情的时候，在一次政治时事学习会上，他没有紧闭嘴巴，说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是瞎编乱造的胡扯。姚文元是什么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的马前卒，为此招来批判斗争。狱吏骂他思想反动，仇恨革命，甘当刘少奇的孝子贤孙，证据就是“不吃辣椒”。因为辣椒是红的，红代表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专政。他是山东人，不吃辣椒就是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无产阶专政，当然就是“反革命”。就这样把他抓进监狱，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乍一听，真不可理解？可那时就是这么一个滑稽疯狂的现实。
“多行不义必自毙”
1976年毛泽东命归西天，他死后不足一月，中国政局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胡耀邦、赵紫阳两人，审时杜世大力“平反”冤错假案。他和我先后无罪获释回到原单位。他重操医生旧业，我仍捉笔当记者。 1982年他出差成都来报社看望我，有点泄气地说：六十岁的人了，干起外科医生来力不从心。记者却是年岁愈大愈吃香。老弟啊！希望你把我们过去的苦难写出来，告诉更多更多的人。他有点泄气了，毕竟年岁不饶人。我哩，正当壮年。此后“下海”北上帝京。 1993年他和李仲言、连加卫三人来京做客，在我家里住了进半月时间。为纪念反右斗争50周年纪念，我早早脱下“红舞鞋”回归书斋。2006年我拟写415筑路支队难友们的苦难，和太太专程去重庆拜望他。不是老了还是怯了还是记忆衰退，对往事少言缺声。在他走前的2010年12月25日，我又经成都专程去重庆看望他。那晚同去的有难友蒋文阳、林宪君。他在重病中卧床不起，神智已不甚清楚，对我记得十分清楚，迷迷胡胡地说：铁流，黄泽荣嘛！你板眼最多啊，在我们中的是个强者。回京后不久，难友罗铁夫发来恶噩，说他走了。在悲痛中我写下一首小诗凭悼：
生不逢时哭故人，一世篷转水上萍，
绝技常救频死鬼，多少难友忆先生。
难友罗铁夫赶写一篇文章《怀念难友车玉生老》，对他一生做了详尽的叙述，我将此文刊发在《往事微痕》67期上，让他永远留在历史的记忆里。
文章来源：《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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