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14日讯】（新唐人记者剑彤综合报导）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近日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评论文章“刁民，其实恰是政府的好学生”，文章提到了法国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所着一书–《旧制度与大革命》，通过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结局，借古喻今，影射中共专制政府教坏官员，教百姓造反。
文章引述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中提到，法国大革命是政府教出来的，政府在教育人民造反。最有害的教育，莫过于刑事法庭在涉及人民时所依据的某些形式。当穷人和国家打交道时，他们就只能找到特别法庭、有偏见的法官、仓促而虚假的诉讼程序和不得上诉的假执行判决。
而对于刑事诉讼的功用，何兵指出，在中国，如果审判不公，当事人、旁观者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无疑接受了再教育。法律是写给人看的，不是用来遵守的，是骗人的把戏。
评论引述《旧制度与大革命》谈到了法国当年的筑路和拆迁：“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
在中国，政府蛮横强拆百姓房屋、暴力抢占农民土地的案例，层出不穷。多少无辜民众被打伤，多少悲观情绪在发酵，甚至被迫自焚自杀，以死抵抗，其中也不乏强者走险者，暴力反抗。
何兵认为，如果没有法律和法院，老百姓有无限的手段，来抵抗非法拆迁。但面对有偏见的法官和虚假的诉讼以及背后的国家暴力，穷人们无能为力。但他们很快又找到新方法———上访，这又使官员无可措手。正是这样的诉讼，教育了穷人，生存的规则是冒险而不是守法。
因此，何兵直言，官员口中常说的“刁民”，其实正是他们的好学生。
《德国之声》也刊文指出，现在中宣部的宣教方式实际上为党培养造就了一批表演绝佳的政治两面派，思想上双重人格的两面人。在机关、在会上、在文章中，这些双重灵魂的高官表面上是宣传“三个代表”的好手、正人君子、优秀党员、第一书记；但是，骨子里在家中行贿者面前、在情妇石榴裙下、在权、利、名、色面前是“自由资产阶级化”的贪官、淫棍，思想品质、道德极为低下的人类渣滓。这样的满口仁义道德、真正男盗女娼的灵魂上的两面派，正是中宣部的两面派方式宣传教育下的必然产物。
《德国之声》文章说，中国明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偏偏说成是社会主义，还想逼使老百姓承认：头上长角的梅花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革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浩劫是“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任务。这种自欺欺人的中宣部式两面派的教育必然培养出一茬又一茬可持续发展的党内高官两面派，出现腐败高发态势下与时俱进的具有双重人格的特权阶层。
此外，在中共统治下的“秘密逮捕”、“秘密失踪”等也是当局拿来对付异议人士的常见手法。除了诸如高智晟、艾未未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民主人士外，还不乏知识分子、府院军人、被拆迁户、家庭教会的教友、地下教会的信仰者或其他信仰者等。
因此，南都评论接下来引述托克维尔对于“秘密逮捕”的议论：“遭这样逮捕的人常常长期监禁而不送审；但是敕令(按法律的一种)却命令所有被告须24小时内受审。和我们今天一样，这项规定既不公正，也不被遵循。”
何兵提醒，托克维尔说的是150多年前法国的“今天”，但你可以据此理解，为何今天的中国网民热议“秘密逮捕”。
何兵认为，最吊诡的是，由于穷人饱受这种虚假诉讼的教育，他们在革命成功以后不会别的，只会将受过的教育再次付诸实践。“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
此外，中共宣扬党始终是“三个代表”，但《炎黄春秋》2011.08期上公布了一个地委书记的内心自白，却对中共的说辞形成了尖锐的讽刺。这位高干罗萌国原任广东茂名市委书记，被检察机关刑拘后，公然扬言：“我要是真进去了，茂名官场就没有一个好人了。不腐败不是官，像我这样级别的，谁不能供出来百十来个人？我是腐败分子，我的上任不是吗？我敢肯定，我的下任绝对还是。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吗？”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文指出，革命者的激情，来自于他们对旧制度的仇恨和对未来黄金世界的想象。他们从专制政府习得的思维和手段，他们用暴力摧毁旧制度的余热，使得旧的制度有了重建的极好机会。
“专制的政府一方面教官员学坏，一方面教老百姓造反。” 何兵最后评价道，专制政府使普通的民众学会了漠视法律和财产权。而那些被关押在监狱的犯人，在监狱里相互研究和切磋，相互鼓励和团结。一旦风潮起动，乘风而起，成为革命的领袖。
何兵背景
何兵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副校长。
今年6月，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毕业晚会上，何兵题为《丰满与骨感》的致词视频，就曾引发了网友们的喝采称赞。
“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时代，荒诞到什么地步呢？也就是说鼓励你唱革命歌曲, 但是不鼓励革命，鼓励你看《建党伟业》，但是不鼓励建党﹔这是一个非常骨感的时代，但是正是在非常骨感的时代，理想才能飞翔。”
他诙谐幽默并话带讥讽的语句，不但抨击了当局在各地推行的唱红歌运动，也点出政府对民主火苗的打压。中国维权律师刘巍称“何兵的话让我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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