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7日讯】 前不久，某省进行公务员选拔，笔试成绩出来以后，不少高分考生由于不是工农身份，被淘汰出局。讲求身份，讲求门第本是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以魏晋南北朝最为典型。那时候，做官、婚姻，乃至社会交往都讲求门第，看你出身怎么样。如今，考共和国的公务员还要讲身份，看你是不是工人，是不是农民。看来，封建主义已经被推倒了，这只是一个传说。
有人说，工农地位低下，当然需要政策支持。甚至有全国政协委员在提案中提出，要改变农民工的就业受歧视，公务员领域要率先对农民工开放，让农民也能当公务员。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不是吗?农民和农民工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2009年4月8日，世界银行发布数据说，中国有2.54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1.25美元)以下。其中，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90%。多年来，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在世界上最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干着世界上最繁重的活，拿着世界上最低廉的工资。农民处境急需改善。
温家宝说：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中国的现代化不仅仅指经济方面，还包括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那么，正义是什么?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为正义下了著名的定义：每个人都享有与其他人平等的基本自由权; 社会可以容忍某种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但社会公职必须向一切人开放，且能够为弱势群体带来最大利益。这反映了真正的美国精神：“自由是最重要的人生价值, 机会比财富更为可贵”。按照“机会均等”的原则，政府公职必须向一切人开放。
机会均等能够打破阶级壁垒，使底层阶级可以向上流动，从而消除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乃至阶级斗争。在这样的社会里，任何人想要煽动阶层之间的对立和仇视，只能徒费唇舌。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中认为，与欧洲相比，美国较好实现了机会均等，工人有更多的机会提高自己的地位，因而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更好。机会均等还为人们带来了改变自身地位的机会，激发人们的创造性。第一台手机、电脑、互联网诞生于美国，世界最驰名的网路服务Google、Facebook、Twitter由美国人开发，大名鼎鼎的 IBM、苹果、微软、Intel、AMD也是美国公司。可以说，当代新科技主要是美国发明和创造的，这并不是意外。
一个失去流动性的社会是可怕的，它意味着一些阶级将成为没有希望的阶级。前不久，英国发生的骚乱不就是这样发生的吗?世界经合组织的数据表明，英国的社会流动性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换言之，出身贫寒的英国孩子比欧美其他国家的孩子更难以提升社会地位。因此，这次骚乱被看作是没有归属感的底层阶级的集体发泄。必须看到，即使良好的福利制度也无法弥合阶级固化带来的社会矛盾。这些骚乱分子拥有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不愁露宿街头;能够领土失业补助，不愁没有饭吃。
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以工农身份为取舍标准，古代科举考试制度却不论出身。对于科举制度，今人多加微词。实际上不辨其理。魏晋南北朝以前，中国是门阀氏族社会，能不能当官就看你出身寒门，还是名门望族。这是以门第取士。而隋唐以后，科举制度兴起。能不能当官，就看你学问如何。而且科举面前，一视同仁，非常公平。这就为寒门庶族提供了上升的渠道。到了宋朝，很多高级官员都出身寒门，其政治态度、伦理主张、文化态度都与氏族知识分子不同，中国开始转入平民社会。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宋朝也成为自春秋百家争鸣以后经济文化最发达的社会。经济上，宋朝的GDP占世界的70%;军事成就也比较大，火药得到应用，先后灭掉了荆南、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诸国，又联金灭辽，联蒙灭金;在科技和文化方面，医学和天文学成绩突出，四大发明宋朝占了三项。因此国学大师陈寅恪更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农民可不可以当公务员原本就是一个假问题。在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全体国民具有相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何谈不可以当公务员?实际上，当今中国农民不能当公务员，正是一系列错误政策的后果。从全国解放到80年代中期,国家以“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那里剥夺了6000亿元工业化资金，农民成为贫穷落后的代名词，且被城市人鄙视；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但在工作地却丧失了国民待遇，无法获得正常的居住权、婚姻权、选举和被选举权、劳动权，甚至以盲流身份被遣送。如果“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那么，哪一天正义的太阳才能照耀中国，让全体国民才能拥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
文章来源：《价值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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