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6日讯】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曾在北京大学演讲说，“当代最伟大的事情，是美国的崛起。”为什么是美国？我的理解是：美国高举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旗帜，并把这面旗帜所代表的保护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价值向全球辐射！
我以前曾写过，“如果没有1776，今天世界就可能是《1984》”—— 英国作家奥威尔笔下的极权铁幕世界。事实上，纵观世界历史，美国的崛起，不仅是“当代”最伟大的事情，而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情。
在美国建国的短短二百多年中，无数人讴歌美国，当然主要是以生长在美国、了解熟悉自己家园的美国人为主。但是，在我有限的阅读中，发现对美国价值具有最准确、最深刻、最全面的理解，并以最大能量传播出去的，恰恰是几个曾和美国有一定“距离”的思想者。比如这三位：
讴歌美国文明的巨人
首先是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他1831年到美国考察，随后写出《论美国的民主》这本经典著作。书中他首次提出“美国例外论”，即美国与众不同：没有欧洲那种世袭和等级，其自由、平等的内涵和欧洲不同。托克维尔一反柏拉图、莫尔、孟德斯鸠等欧洲思想家的均贫富之说，而热烈推崇美国人的发财致富、把勤奋赚钱视为美德的价值观，以及为此提供实践平台的“市场资本主义”。他认识到，在这种制度下，美国人不仅得到了物质上的富有，更得到了最大的个人自由和个人尊严。“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或者更准确地意译为“美国特殊论”）这个词，是托克维尔首创的。
第二个是比托克维尔更深刻、更触及本质问题、却因遭美国左、右两派封杀和攻击而在学术界远没有托克维尔那么得宠的安．兰德（Ayn Rand）。她在俄国出生，21岁才来美国，写出极力推崇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畅销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和《源泉》，以及十多本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以及各类变种群体主义）、捍卫资本主义的著作。兰德一生致力传播以理性、个人主义、人的创造性、资本主义为核心价值的美国文明。
第三个是《时代》周刊的创办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他的父母当年到中国传教，在毛泽东五岁那年，卢斯出生在山东蓬莱。辛亥革命爆发、中国人推翻帝制那年，卢斯还是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少年。直到15岁，他才第一次踏上美国土地，后毕业于耶鲁大学。他在思想上的原创建树当然无法和前面两位相比，但却曾是传播美国价值、主导美国风潮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卢斯1923年创办的《时代》周刊，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媒体帝国。卢斯有明确的信念，二战时他曾发表题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的演讲，认为他的杂志有责任向世界传播“美国文明”：自由、平等、宪政民主等价值。在卢斯活跃的40年中，这个媒体帝国一直致力传播这种理念。
没受到左派毒化的少年
托克维尔、安兰德和卢斯这三位热烈讴歌美国的思想者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他们的青少年时代都不在美国。托克维尔出生在血雨腥风仍弥漫的法国大革命刚结束之后；安兰德21岁前经历的是沙俄和共产苏联；卢斯15岁前目睹的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混乱中国。在青少年身体和思想成长的岁月里，他们在物质生活上，都没有享受到美国当年已超过欧洲国家的优越条件；在思想上，他们既没体验过美国式的自由氛围（以致后来对这种自由感受更强烈），也没受到弥漫美国校园、知识界的左派思潮的毒化。在青少年时代躲掉这点至关重要。
15岁之前的卢斯，是在中国的父母传教士等圈子长大的，这个圈子都是保守派，没有左翼。卢斯曾说，“也许我对美国的想法太浪漫、太理想主义；简单说，这不仅因为我是远距离（从中国）看美国，看得更明白……还因为我小时候成长的周围，都是很好的美国人。”这些“很好的美国人”，用卢斯后来的解释，尤其是以中西部的美国人为代表的中产阶级。
卢斯的父亲到中国传福音，他的理想是把“世界耶稣化”；而卢斯则通过办杂志，要把“世界美国化”（Americanism）。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让世界分享美国价值。
在珍珠港事件前夕，卢斯就写道：“美国已成为全球的知识、科学和艺术的首都”。这种“首都”之说，不是从版图和征服的沙文主义心态把美国视为世界的中心，而是从价值的角度，认为美国文明代表迄今人类社会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是“欧洲文明的继承和完成”，所以应该让整个世界分享。
那么卢斯要跟世界分享什么？他在一次演讲中总结为五条：美国《人权法案》；《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工业产品；科技发明。前三条是精神，后两条是物质。
卢斯这样强调《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是有洞见之明的。因为立国之本的《独立宣言》主要确定“人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这三大权利，并用“天赋”的神圣名义来阻止任何力量的可能剥夺。这“三大权利”都是指个人，而不是群体。这是美国先贤最智慧的结晶之一。因为同样是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后实现宪政民主，而法国大革命却制造了血腥和恐怖。因为法国人强调的是“人民权利”，即群体利益，结果罗伯斯庇尔等任何人拿到权力，都可用“人民”的名义、群体利益等，剥夺具体个人的权利，最后用断头台把法国的宪政前景斩断。
卢斯强调这三个美国文件，其实就是要向世界传播“个人权利”价值，而这是美国文明的核心。卢斯在中国目睹辛亥革命。但中国人推翻帝制后为什么走向法国的道路，而不是美国方向？这里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随后发生的“五四运动”等，主旋律是“爱国”和“民族主义”，强调的是“群体利益”，而不是“个人权利”。五四运动的标志性事件“火烧赵家楼”就是典型的以“爱国”和“群体”之名，剥夺个体权利（烧屋殴人）。后来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基调和基础，都是这种群体主义，即用国家或人民的名义摧残具体的个人。
卢斯信奉和传播这种理念，有圣徒般的责任意识，他说，“美国对自己、对历史，为她所生存的世界环境，都负有责任”。在卢斯看来，美国人有责任向“被暴政和邪恶统治的世界”传播自由、正义等价值，输出粮食、技术等物质帮助。鲁斯视美国为“把理想辐射到全世界的动力来源”。
第二，信奉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办媒体的，多是左倾。他们虽然通过办私营媒体（企业）而致富，但却多是批判资本主义，强调左派的均贫富和大政府，以占据道德高地。但卢斯从创办《时代》周刊开始，不仅传播理念，更把它真正作为企业来办，按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来管理。《亨利．卢斯的理想》演讲集序言说，“卢斯喜欢商业，喜欢实践，也乐于观察。”卢斯启用最好的写手、摄影师，在报酬上绝不一刀切，而是亲定奖赏，亲撰升迁报告，以资本主义的按劳分配、优者多得的方式来调动编辑记者作者的最大创造性。该序言说，“市场既需要、又最终奖赏那些真正迷恋经营企业的人；无论从个性、智慧，还是道德上，这话都正符合卢斯。”
有一流人才，就有一流的杂志，成功的企业。从《时代》起步，卢斯又创办了《生活》、《财富》和《体育画报》等四家杂志。四十年代中期，《生活》周刊发行400万份，《时代》200万份。这在今天，都是惊人的数字！当时在美国10岁以上的人口中，卢斯的杂志读者占20％，这是美国新闻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
卢斯所以这样热爱商业，推崇资本主义，还跟他的“美国世纪”理念有关。他认为，“商业是美国世纪的力量机房的发动机”；只有全球自由通商，才是解决人类贫困的根本之路。而这个明显的道理，今天无数的大学教授们、《纽约时报》获诺贝尔经济奖的专栏作家克鲁格曼们、白宫的奥巴马们，统统都不懂，还在迷恋大政府的乌托邦，幻想用更强大的政府力量，来劫富济贫、均贫富。他们仍崇拜那种跟共产主义建立在同样根基之上的社会主义思想。
正因为卢斯信奉市场经济，所以他不仅强烈反对罗斯福搞大政府的新政，还曾用《时代》周刊的影响力全力阻止罗斯福连任，更一路在思想的战场上跟左派毫不妥协地厮杀。卢斯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我认为痛恨罗斯福是我的责任。”
第三，反对共产主义，爱中国。
在美国新闻界中，卢斯是少有的对共产主义深恶痛绝、并动用全部力量抵抗的出版家。他的名言是：“共产主义是前所未有的攻击人类的最毒的癌症。”“我们应尽全力在所有时间、所有地点进行反击。”在日本侵华时，卢斯疾呼美国放弃援日条约，把援助转给中国，并与曾在中国生活以小说《大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成立“赈济中国委员会”，联络美国工业、医药、教会等各界成立“援华联合会”。卢斯主持的《时代周刊》推出“中国报导”专版，当时领导抗战的蒋介石夫妇被登上《时代周刊》封面，以及宋美龄到美国国会演讲等，都是卢斯一手促成的。
他还亲自去中国。当飞机穿过日军占领区，要到达重庆时，他从机窗看到中国的田野和山峰，相当激动——那是他曾生活、成长了14年的国家。随后他一生都想帮助中国，希望看到一个现代化的民主中国。
日本偷袭珍珠港那天，他听到消息后，把杂志已做好的内容全部撤掉，整本报导这个事件。然后跟病重的父亲通电话，他父亲说：美国人民终于会觉醒了，认识到帮助中国（抗日）对美国的意义，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意义。当晚他父亲就去世了。
日本投降后，他又飞去中国。因为美国的政策是调停，甚至寄望国共合作，建立联合政府。卢斯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不可能的。他早就说过，民主和独裁绝不能在一个屋檐下共存。毛泽东到重庆，卢斯去参加共产党的酒会，听到毛说，国共之间，80％的问题都解决了，只剩下一小部分；但共产党除了和平，绝不使用任何其他手段；毛还呼吁，中国人民要团结在蒋委员长的周围。全场响起掌声。毛演讲后，卢斯跟毛有过简短交谈。后来卢斯还去见了周恩来。但这些见面，都加深了他的预感，共产党要权力、要全中国；国共和谈根本不会有结果。他建议美国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提供全面援助，必要时出动美军，帮助击败共军，遏阻共产主义的蔓延。
被左派势力淹没的清醒者
但他的意见是孤独的。马歇尔去中国调停是要国共两党像美国的两党那样轮流执政。美国人天真极了。卢斯动用全部关系，找所有能找上的美国权力人物，如祥林嫂一般喋喋不休劝说，希望美国增加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援助，希望美国出兵。但没人听他的建议，他到处碰钉子。就连他自己的杂志，都违背他的意志；主要编辑都跟他的意见相左。虽然他开会警告说，他是老板，可解雇任何人，但也没用。整个美国上层和知识界的气氛都往左倾。后来查出，连当年陪罗斯福去雅尔塔跟斯大林签公报的国务院东亚官员希斯（Alger Hiss）都是共产党员，并给苏联做间谍。检举希斯的《时代》周刊国际版总编辑也是前共产党员。
毛的军队占领整个中国大陆后，卢斯的情绪降到低点。这是他预感的。但他的呼吁、建言、警告，全都不被理睬。他的同事回忆说，卢斯时常坐在办公室发呆，有时神情恍惚，丢三拉四。
随后冷战到来，越战发生，尤其是美国和西方左派越来越主导媒体和舆论（他们不敢说支持共产主义，而是反—反共，排挤和打压像卢斯、兰德等坚定反共的人们），这些都使卢斯沮丧、失望，导致他在民主党的约翰逊总统掌权、左翼势力高涨的1967年与世长辞，才69岁。
他去世后，左派主导的新闻界和学界更有意忽略、贬低他的历史地位。去年出版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写的最新传记《出版家：卢斯和他的美国世纪》，虽然承认卢斯是“成功的出版家”，但仍认为卢斯在所谓美国世纪、美国精神等方面的“远见”是“失败的”。
事实是：这位确信美国文明的媒体巨人所致力传播的美国价值，今天已走向世界。没错，“当代最伟大的事，是美国的崛起。”而正是兰德、卢斯等这些极少数的巨人们，用他们所传播的思想，支撑美国的崛起，架构着当代“最伟大的故事”。（caochangqing.com）
文章来源：《开放》2011年9月号
（本文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