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6日讯】最近两个月内，北京两大要员连番来香港“轰炸”，让香港民众体验到“第二管治队伍”的厉害。
这两大要员，一个是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一个是政治局常委兼副总理李克强。一个六月中旬来港，一个八月中旬来港。他们不但在香港指手画脚，视香港的“高度自治”如无物，而且中间的两个月并非平静无事，王光亚还两次对香港的重要事务发表意见。
一次是他在回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在北京接见工联会访京团时，破除在香港时忍住不讲的有关对下一届香港特首的看法，首度提出未来特首的三个条件，第一是要爱国爱港；其次要有较高的管治能力，搞好香港经济；第三是需获得市民支持。其实，最重要条件就是北京认可，其他都是假的。所谓“爱国爱港”，当然是北京认可的标准，一言以蔽之，就是最听北京的话者。至于“获得市民支持”，则是榜尾，也就是在一堆北京认可的“疑似特首”的烂苹果中，选择“烂度”稍轻者。“认可”排在最后，是北京否定民众普选特首诉求的必然。但就是这些话，也造成了“疑似特首”诸君为表明自己符合条件而火拼，吃相难看。
再一次是七月下旬，王光亚于北京与六十名赴京参加“大学生外交夏令营”的香港学生对话，被问及香港当前面对的深层矛盾为何时，王光亚主动提及香港师承英国的公务员制度，培养出的公务员水平虽高，但只懂接受及执行指令，未能培养对香港未来发展，加以政治上设计和长远规划的人才。他因此得出“成也英国，败也英国”的结论。对香港公务员的否定，严重打击香港公务员的士气，更是否定了基本法中对香港公务员的有关规定。为何香港公务员在英治时期呱呱叫，到了回归以后就败了？还不是因为“波士”不同了？各式官员对香港指手画脚，才使公务员无所适从。“一国两制”就已经难以捉摸，再一个高度自治，也无法用尺来量度。
这些都引起香港人的大反弹。在香港主权转移十四周年前夕，由中文大学与香港大学分别做出的不同议题的民调，得出相同的结论。
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公布的“回归前后生活情况比较”的民调显示，过半港人认为目前的生活质素、经济状况和政府管治皆不如回归中国之前。有52.1%的受访者表示，现时的生活质素较回归前差，认为较回归前好的只有17.5%。对比回归前的经济状况，有57.9%的受访者指现时香港的情况较差，认为变好的只有18.3%。在政府管治方面，表示目前情况比回归前差的受访者比率更高达66.2%，认为目前较好的则只有10.1%。这里不止经济，更有政治。
更严重的，也是北京最介意的，由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发布的调查显示，若把“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身份进行对立比较，香港巿民中无论是狭义或广义地自称为“香港人”的比率，都比狭义或广义地自称为“中国人”的比率高，二者大约有二十至三十个百分比的差距。若以零至一百分的“身份认同指数”计算，香港巿民对“香港人”的感觉最强，然后是“亚洲人”、“中华民族一份子”、“中国人”、“世界公民”；认为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则不幸敬陪末座。
因此七一大游行，不但有二十二万人上街，不但出现中华民国国旗，还有港英时期的香港旗帜“龙狮旗”，充分说明香港人对英国人统治的怀念。这些都显示中国收回香港时“洗刷百年耻辱”的豪言壮语，早在主权交接那天的倾盆大雨中泡汤了。可是共产党“伟光正”的心态，不但对这些没有反省，王光亚对公务员的否定，正是推卸责任的一种表现。而两年多前开始准备“第二管治队伍”出笼的“规划”，更加紧王光亚推出否定公务员的言论。
由于香港反应的强烈，据报王光亚受到顶头上司习近平的批评。这次李克强莅临香港，第一天就去拜访公务员家庭，男户主就要退休，李克强同他们谈话时，就迫不及待称赞香港公务员做得好，“是很优秀的团队，为香港繁荣稳定，起了很重要作用”。但是综观其他方面，李克强的访问还是失败。
在中共领导人中。李克强一直比较低调，好处就是不喜欢作秀而令人反感。但是他的为人如何，观念如何，民众也就不甚了解，尤其是外界。香港作为全球资讯中心，是他可以大展身手的地方，可惜他浪费了这个机会，还摆不脱共产党那一套模式，没有给人“清新”的感觉，也没有给人感觉到共产党有改革意愿。
第一，李克强带了一堆“政策”当作“礼物”给香港，号称以六大范畴三十六招全方位“挺港”，其中最重要的是给予香港“独家生意”的，是容许香港的人民币以FDI（外商直接投资）形式回流内地，以及透过RQFII（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A股，解除人民币“滞港”没出路的问题。“港股直通车”议题就此得以死去活来：二零零七年八月北京宣布将放行“港股直通车”，香港股市飙升，恒生指数站在三万点以上，但是两个多月后温家宝收回承诺，港股暴跌。这次礼物再次送来，已经时不我予，李克强离开的第二天，恒生指数跌穿两万点。
第二，李克强在香港指手画脚，“教育”香港特首要关心民生问题，与王光亚调子一样。北京似乎在讨好香港人，就是他们关心香港人的疾苦，但是却拒绝与民主派接触，给香港人的印象，就是要取代香港的第一支管治队伍。如果连民生问题也要北京插手，还有什么不可以插手的？政治问题不是更可以振振有词的插手？
第三，特区政府动员两三千的警力来保护李克强，警员人数比几十名出来抗议的人数不知多了多少倍？动不动就清空拉人，使李克强的“亲民”行为变成“扰民”，效果相反。例如用暴力阻挡记者的采访，穿上六四上衣的行人被警察抓走，参加香港大学的百年庆典还抓走并禁锢香港大学学生；导致香港记协组织黑衣游行抗议，香港大学学生也准备罢课，校长徐立之被迫批评警察手法不当。
产生这些问题有诸种因素：
一，北京一直以“恩赐”的观念来对到香港，党报与亲共媒体大肆鼓吹“送礼”。这种做法其实损害了香港人的尊严，把香港人当作要饭的乞丐；也导致特首的懒惰，一切困难请求北京解决。香港公务员不善于规划，正是北京造成的，可谓“成是英国，败是中国”。
二，中国政府给香港人的礼物，多为金融政策，根本不是香港低下阶层需要的“燃眉之急”，不是有助于缩小，而是扩大贫富差距，那些金融大鳄有更多机会翻云覆雨为自己谋利。共产党毫无同理心，小百姓当然也不会感谢。
三，中共的一党专政，势必把民众当成敌人，因此视民众为反抗他们的“暴民”。加上他们胸襟狭窄，不能容忍一切抗议行动，甚至不能看到，不能听到，特区官员充分掌握这些领导人心理，所以执行起来“宁左勿右”，免得丢掉自己的乌纱帽。连号称主权独立的台湾，都不能让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看到中华民国国旗而抓人，中国记者到木栅动物园拍摄熊猫也得把大门顶上的国旗降下，何况香港这个“殖民地”？
只要中共体制不改，再多的“洗礼”也无法解决中港矛盾，而是随时间而加剧。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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