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5日讯】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和周永康，合称新“四人帮”，在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名中，分别位居第二、第四、第五和第九。这四人，观念陈腐，思维僵化，行为乖张，以左为荣，成为中国政改最大绊脚石。
吴邦国，极左头目，土得掉渣
排名第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吴邦国，原是“上海帮”骨干成员。此人自有一套极左理论，那就是臭名昭著的“五不搞”，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其中，最吊诡的，是“不搞私有化”。而众所周知，邓小平堵死政治改革，却并不排斥“经济改革”，基本的一条，就是要回到私有制，个体经济的恢复由此而来。“中国式”资本主义搞了三十多年，吴却声言“不搞私有化”，无非暗示，私有化在中共各级官僚身上已经落实，搜刮与分赃大致完成；此时，不宜再提“私有化”，否则会变成中国民众的私有化，危及权势者的利益。吴邦国的“五不搞”，正是维护北京腐败集团既得利益的一套全保险制度。
身为“立法”负责人，吴又加了一个“不搞”：“外国法律体系中有的法律，但不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我们不搞；外国法律体系中没有的法律，但我国现实生活需要的，我们及时制定。”意思是：诸如民主国家那些让民众监督政府的法律，我党绝不搞；而民主国家没有的，诸如让政府控制民众的“法律”，我党要赶紧搞。于是，在吴某“人大委员长”任内，一方面，继续将中共已经签署的有关公民权利的国际公约束之高阁；另一方面，不断创新恶法，百般钳制国民。
用“搞”与“不搞”这等下里巴人的用语，来宣示一个政府的政策，也显示，这个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工科生吴邦国，土得掉渣！
笔者曾另文评述：今年八月间，到访中国的美国副总统拜登，与吴邦国会见，随口说了一句：“吴委员长，你这里的办公室比我的大多了！”拜登的话，看似调侃（中国报导为“抱怨”），其实是暗讽吴某，讲排场，好虚荣，铺张浪费。可惜这个吴姓土货，竟然听不出味来，龇牙咧嘴呈自得状，活脱脱一个上海滩小瘪三。竟然混迹朝廷，沐猴而冠！
吴邦国又臭又硬，如茅厕里的石头，可比“四人帮”里的江青。历史档案显示，吴极可能是文革中的“三种人”，文革末期，吴曾充当上海电子管三厂“革委会”副主任。
贾庆林，腐败巨蠹，当代和坤
“政协主席”贾庆林，早期与江泽民并无渊源，却因善于阿上拍马，得江赏识和提拔，成为江系重要成员。1996年，江泽民与陈希同展开权力斗争，陈失势下狱。江调贾入北京，取代陈，掌管北京市。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江以腐败罪除掉陈，却提升一个更为腐败的贾，取而代之。
1999年爆发的厦门远华走私案，案发于贾庆林任职福建省委书记期间。因远华案，福建官场几乎被连锅端，唯独贾例外。而恰恰是这个贾某，从一开始，就充当赖昌星及其远华集团的最大保护伞。
贾庆林老婆林幼芳，曾于远华集团走私活动最猖獗时期，任福建外贸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远华集团出事后，林竟说出这么两句话：“我不认识赖昌星”、“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一时成为“经典名言”。当代版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证那不可告人的幕后戏。
贾某任内，不仅福建官场弊案重重，北京官场也腐败累累，先后担任该两地最高职务的贾，怎脱得了干系？江泽民一手遮天，硬是把这个腐败大王死保下来，不仅免受刑事追究，更不承担任何责任，还平步青云，官至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位居第四号“党和国家领导人”。即便当初的“四人帮”时期，也不曾糜烂、荒唐到如此地步！
腐败巨蠹贾庆林，以其在福建和北京两地任内所捞取的肥利，活生生一个当代和坤，精阿谀，善奉承，特长投机钻营。贾某混迹中共高层而不倒，正写照，当今中共，仍是封建王朝。因专制而腐败。专制与腐败孪生，本是封建王朝之共性。由贾某把持“全国政协”，不仅民主议政无望，更引领“全国政协”滑向集体腐败。
李长春，翻版戈培尔，比姚文元更坏
李长春，早年发迹于辽宁。如吴邦国一样，也极可能是文革中的“三种人”，文革后期，曾充当沈阳市电器工业公司“革委会”副主任。九十年代后期，任职河南期间，攀上江泽民，突升政治局委员，从此成为江系骨干。之后，受命于江，转任广东省委书记，专门克制“广东帮”。
“广东帮”式微后，李长春立功受赏，被江擢为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与舆论控制。李不负江望，严厉监控媒体，先后炮制《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报刊的文字狱；不断整肃记者、编辑、主编，动辄开除、撤职、乃至下狱。
李长春骨子里的偶像，无疑是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尤其迷信戈培尔那句“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的名言。但李某的手段与花招，比诸当年的戈培尔，又强了百倍；一颗极左头脑，比“四人帮”里的姚文元更坏。
到明年“十八大”，李长春年届六十八岁，还可能成为新“四人帮”中唯一留任的老常委。如果由他继续把持宣传与舆论控制，习李体制下，政改依然无望。
周永康，贝利亚的幽灵在北京游荡
在政治局常委名单上吊尾车的周永康，身世与背景复杂。有说他是江泽民外甥女婿，先天性的江系干将，故而被安插到关键位置。先后出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四川省委书记、公安部长，最后，跻身中共高层，以政法委书记、综治办主任的头衔，集中共情报、特务与安全总管于一身。
周永康不断制造大案要案，借机在手中集中无限权力，更兼一副凶神恶煞的面相，令中南海人人畏惧，见之忌惮三分，仿如贝利亚的幽灵在北京游荡。
残酷迫害法轮功，并纵容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周某双手染血，并以人血馒头自肥。最不寻常的，是高智晟案，周永康让高智晟处于长期失踪状态，外界的猜测之一，是高掌握了周本人、或者某个政治局常委于陕北油田中的贪腐把柄，一旦放走高，后果不堪设想。
抓捕艾未未，周某也是一意孤行，激起巨大国际反响，令他始料不及，最后不得不放人。周某聪明反被聪明误，大大栽了一跤。
恶煞神周永康，往前比，是当代康生；往外比，是中国贝利亚。其阴毒残暴，丝毫不逊康生或贝利亚，更不输原“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人。如果有朝一日，中共头目受到历史清算，第一个要上断头台的，大概就是这个周永康。
九名常委，各怀异志
江泽民退休前，在中共高层安插吴邦国等江系四人，形同顾命大臣，但其意图，并非协助胡温，而是监控胡温，防止变天。江未料到的是，这四个人，左到极端，左得最后竟连江泽民本人都看不下去。北京传言，温家宝部分政改言论，得到江的点头，便见其中端倪。
原来，“上海帮”或江系人马，分为两股，一股是新“四人帮”，另一股是曾庆红及其麾下的“太子党”。胡锦涛最忌惮擅长谋略的曾庆红，作为交换条件，“十七大”上，胡以接受江、曾属意的习近平为王储，换取不到七十岁的曾（当年六十八岁）提前退休。在江系两股人马中，曾庆红尚有时起时落的改革念头，新“四人帮”却是彻头彻尾的保守派，食古不化。
至于胡锦涛，意识形态上，接近新“四人帮”；利益上，却与新“四人帮”相抵触。毕竟，胡锦涛领军的是团派，新“四人帮”则属于江泽民领军的“上海帮”或江系。两派权力与利益冲突，形同水火不容之势。
温家宝，从第二任上，开始独立特行。温的政改言论和亲民作风，深为新“四人帮”所忌恨。精通实践政治学者都知道，极权体制内的政客，对于内部政敌，比诸对于外部政敌，仇恨更深更剧。正如，毛泽东仇恨刘少奇，甚于仇恨蒋介石；邓小平仇恨胡耀邦，甚于仇恨李登辉；江泽民仇恨杨尚昆，甚于仇恨彭定康……新“四人帮”仇恨温家宝，甚于仇恨陈水扁。
九名政治局常委中，有三人处于中间或模糊状态，以观望或低调姿态，并不显山露水，而刻意隐瞒其思想倾向。他们是：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习近平之所以观望，在于，他笃定已是最高权位接班人，惟需小心谨慎，避免在王储阶段出事、翻船，当前最大目标，是顺利接位。李克强之所以低调，在于，“十七大”时，已经丧失王储地位，从原先预备的最高权位接班人，降为次高权位接班人，认命之余，力保不再失去预定中的总理宝座。而窥视此位者不少，诸如薄熙来、王岐山等，威胁犹存。至于贺国强，原本派系色彩不重，上位中共高层，得自江泽民的提拔；但在擒拿“上海帮”悍将陈良宇一役中，却力助胡温，立下汗马功劳，由此与“上海帮”或江系拉开距离。
精神上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使胡锦涛与新“四人帮”难舍难分，等于大长了新“四人帮”的气焰；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的观望与骑墙姿态，也于无形间强化了新“四人帮”的权势。惟温家宝，在中共高层陷于孤立，形单影只。
谁来粉碎新“四人帮”？
温州动车相撞事件，是最明白的写照。中南海原本没有计划让温家宝前往事故现场。当主管铁路的副总理张德江到达现场并犯下大错（下令优先通车而不是优先救人）之后，温家宝才抱病前往善后。温到场后，言辞耐人寻味：“我得到这个消息立即给铁道部负责人打电话，他可以证实我只说了两个字，就是救人。铁道部门有关方面是否做到这一点，要给群众一个实事求是的回答。”
温所指“铁道部负责人”，更可能是分管铁道的副总理张德江，因为铁道部长盛光祖，当时就立在温身边。温挑明，作为副总理的张德江，并未听令于作为总理的温家宝。张德江接受了另外的指令，同样来自政治局常委一级的高人，鉴于胡锦涛善于和巧于在关键时刻推诿责任，更可能是无孔不入的新“四人帮”，给张德江下达了另外的指令。
在事故现场，温家宝要求“调查处理的全过程必须公开透明”，但隔天，中宣部就下令全国媒体，不得再报道这起惨祸，等于直接煽了温家宝一记耳光。中宣部的背后，是李长春，是严阵以待的新“四人帮”。
新“四人帮”权势薰天，由此可见一斑。该四人各掌重权，分据要津，互为犄角之势，不仅阻断了中国政改之路，而且，基本主宰了当前中国政局，使整个中国陷入一个不进不退、或不进反退的政治僵局。昔日，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横行一时，最后被华国锋以宫廷政变予以粉碎，进而开创出中国新局。如今的问题是，谁来粉碎新“四人帮”？
文章来源：《开放》杂志，2001年9月号有删节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