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4日讯】提示：拥护党中央建设和谐社会口号，防止文革重来。
最近几年，有关暴力反抗的事件不断增多。个人事件，有上海的扬佳，贵州的何胜凯，北京的崔英杰，湖北的邓玉娇，沈阳的夏俊峰……群体性事件就更多了……这些事情要放在万恶的旧社会，便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光辉典范，要让新社会的御用文人写成“白毛女”之类来控诉的。而放在大国崛起的和谐社会，那必须是“破坏安定团结”。
当今中国高税收、高房价、贫富分化导致社会各阶级冲突加剧是明摆着的事情。社会各阶层对立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如何缓和这些矛盾，是官家和民间人士都需要思考的。思考的目的，是要防止全社会堕落到“逼良为娼”“逼上粮山”的地步，防止出现暴民。党中央把“维稳”作为头等大事。什么叫维稳，就是说不要出现暴民嘛。
余秋雨先生的一个观点很有意思，他说：中国的问题不是暴政的问题，而是暴民的问题。他这话好象是一年前说的，因为大家最近争论暴政与暴民问题而被翻了出来。
要说这余秋雨，真是一刻也不肯闲着。余杰揭发他是文革余孽 ——“当年，余秋雨所效力的《学习与批判》杂志，由张春桥、姚文元等控制的‘上海写作组’直接管理。”“他（余秋雨）成为‘石一哥’中最年轻的、‘立场坚定’、‘有一定理论水平、斗争经验、分析能力和写作技巧的、有培养前途的革命青年’。据若干余秋雨当年的同事透露说，他在写作组中的态度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因为他的出色表现和突出成绩，他深受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青睐。如果不是‘文革’结束，余秋雨也许会走上一条类似于姚文元的飞黄腾达之路。”——对此，余秋雨一口否认。当年文革的协作风气是“集体署名”，这一集体主义举措挽救了很多人。到文革结束时，几乎全体知识分子都说自己是受害者。那些施害者如空气般消失。
不过，确实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证明余秋雨是“石一哥”主力，本着疑罪从无，此事应该放他一马。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大肆玩弄虚假的温情，正好满足了当时的市场需求。所以，也只能说他善于经营，不是什么罪过。
2008年四川地震以后， 余秋雨的丑陋嘴脸就无法掩饰了，一篇《含泪劝告》让他声名狼籍，那是活该。
“含泪”之举，暴露了5毛嘴脸之后，余秋雨干脆直接裸奔了，“暴政与暴民”论让人瞠目结舌。在大作《我等不到了》台湾上市之际接受台媒采访时，发表了这样的意见“文革不是政治运动，是暴民运动”。据说，余先生是经过了停笔六年的反思后，发现这一惊人规律的：中国的问题不是暴政的问题，而是暴民的问题。是暴民们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是暴民们正在毁灭这个国家。余先生尖锐的指出–老百姓在个人尊严和利益遭到践踏时，应该耐心地、温柔地去等待结果，绝对不能使用自己无权使用的暴力反抗方式，如果你暴力抗法，就不能埋怨政府的高压手段了。也就是说，暴政所以存在，就是为了维护秩序和公平正义，暴政是为了消灭暴民，如果没有暴政，恐怕暴民就更加猖狂了！
很想写文章批判余大师上述话语，又怕这是有人编造了陷害余大师的。余大师一贯精明，“含泪”属于马失前蹄，一个小失误。他怎么可能说出“没有暴政，恐怕暴民就更加猖狂”这种白痴话语？查阅资料后发现，那些话还真是余大师的本意。那我只能得出结论：余大师已经疯了。
关于暴政，我曾经有个定义。【暴政3要素】只要符合其中一条就可判定为暴政。1，征税未与公民订立契约。2，国无选举，民无自治。3，限制言论自由。
文革是否属于暴政，是很清晰的。连我党的御用历史教材，都称文革为“动乱”。并且，我党也承认文革是“自上而下”的，那自然是暴政了。
文革中有没有暴民呢？当然有。几乎举国皆暴民。暴政与暴民，孰先孰后？当然是先有暴政，后有暴民。“自上而下”嘛，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嘛。在任何一个社会，几乎都是先有暴政，然后有暴民。永远要记着这个顺序。
余秋雨故意颠倒了暴政与暴民的顺序，甚至得出“没有暴政，恐怕暴民就更加猖狂”的结论，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联系到这些年的种种迹象：不断有人出来为独裁者萨达姆、卡扎菲辩解；某些人试图修改刑事诉讼法，让“秘密抓人”合法化；西南某城市消耗纳税人大量税款去唱红，然后准备投资几百亿来安装摄像头监控百姓；各个城市竞相消耗纳税人的巨额税款去兴办各种国际盛会，让人想起文革期间我们要向全世界展示风采；公民通过微博发泄愤怒，官员则对微博恨得咬呀切齿，欲除之而后快……千万不要以为文革不会重来。暴政的阴影正在游荡，暴民的土壤日益肥沃。
或许，到时候，你如果不乖乖接受迫害，那就扣你一顶“暴民”的帽子。难怪梁晓声说“如果10年后中国还这样，那我要么自杀，要么移民”。我觉得还是移民好，因为，即便你自杀了，也要扣你一个“以自杀来对抗组织”的罪名。
（余秋雨这厮早已不值得我们批判，但是，以他为道具，说话才方便。虽然绕了圈子。呵呵。）
文章来源：《 新浪网》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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