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日讯】北京——谢振清投入了12年时间将一组破旧不堪的房屋改造成了红星子弟学校，这是一所费用低廉的民办学校，接纳了1400名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民工子弟。就在本月，只是短暂的几个钟头的时间，由政府调度的拆迁人员就将此地碾成了一堆残渣瓦砾。
“政府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泯灭良知的，”身为红星学校校长的谢振清不无愤慨地说道，她的学生的家长们正争相敢在星期四的新学年到来之际为孩子们寻找新的着落。“我将再也不会为一家打工子弟学校工作了。”
红星学校是属于北京的30所条件欠佳的违规自办学校之一，在官方展开的一场据宣称是针对安全和卫生条件不达标的校舍的整治运动中，近几周以来，这些学校已经接连被夷平或是关闭。一共算下来，有三万余学生在今夏被夺去了他们的教室。关注民工的倡导者警告说，在这个国家的首都还有另外130所未获当局审批的学校中有一部分可能会成为下一批遭清洗的对象。
一些观察家注意到了这场运动背后隐藏的其他动机，包括北京市政府为了填充金库而袒露出的对卖地的无止境的追逐。红星学校曾经的校址现在已经被满满当当的售价高昂的高层公寓楼盘和一个新地铁站所包围。
但有学校管理者、家长和许多北京人认为动用推土机只能算是一种基于控制人口的做法。据北京市统计局的说法，在首都1,960万居民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是来自中国农村腹地，自2000年以来，这一数字增长了约600万。
诸如此类的数据令执政的共产党感到忧心，它对于城市贫民窟这个幽灵和它们构成社会不稳定的大坩埚的潜力有一种分外的厌恶之感。
虽然它们提供的教育质量可能有问题，但如红星这样的自办学校往往是低技能民工的子女们唯一的选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不配有资格去享有法定的北京居民才可获得的免费公共教育。这些民工被广泛地蔑称为“外地人”，干着廉价的体力活，是他们的付出才使得中国富裕阶层有充分的条件下馆子，聘请全职保姆，以及在像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地方搭乘新修的地铁线。
“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愿去目睹那种穷酸，但没有这些民工所付出的廉价劳动，他们也无法生存，”研究中国城市化政策的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教授陈金永如是说道。
政府为了应对庞大的流动人口——和自身的恐惧——它依靠着一套要追溯至毛时代的内部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样一来，一个人要获得教育、医疗保健和养老金将得和其父亲或母亲的出生地挂钩。正如它的名称那样，户籍制度在许多中国城市造就了两种不同层面的群体：那些有法定居住权的人和那些没有的。
陈金永说，虽然城市化被列入为共产党为该国所设定的最新的五年经济规划的一个重要指标，但若不对户籍制度加以改革，期望在接下来的15年搬迁到城市的2.5亿农村移民可能会成为一个造成社会动荡的根源。“拥有那么多二等公民的中国城市将会是危险重重的，”他说道。
获得一座城市的居留许可，也就是户口，并非不可能，但这只是针对那些钱财不菲或仗着顶尖社会关系的人，所以这些苦苦挣扎的农村移民就只有生活在一片灰色地带，在这里，看病得自掏腰包，住的是脏乱不堪的租屋，孩子们上学要到未注册的学校，接受最好也不过是质量一般的教育。迷雾般的财产所有权和繁琐的银行贷款规则意味着绝大多数农村户口持有人会被排斥于住房市场之外，即便他们能负担得起一套房产的首付。
在读完中学后所面临的挑战更令人感到忧伤，这个时候，这些民工子弟要么得返回父母家乡去念高中——于是就得和父母分开生活——要么辍学。“这是一个残酷且不公的制度，它阻断了人们追求梦想的道路，”倡导团体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ject)的研究员宋英权（音译）这么说道。
政策制定者们过去二十年来一直在讨论有关于户籍改革的问题，但除了在上海、重庆、成都和少数的几个二线城市进行了有限的试点，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长久以来都拒绝采取行动。
文章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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