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31日讯】关于拆迁问题，是近10年中国大陆老百姓有切肤之痛、广为诟病的焦点之一，也是中国大陆群体抗暴事件频发的导火索之一，更是国内外专家学者揪心关注、市场探讨的一个主题。最近，原中国社科院特约研究员、旅美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中美比较，很有参考价值。
何清涟说，常有人用宏大叙事方式比较中美两国的差别，有比较政治制度的，有比较人居环境的，也有比较教育制度的，当然更多的是比较收入水准。但近日看到的两篇有关拆迁的报导，却比上述几个角度更能直观地说明美国人与中国人生存状态之差异，这差异就是：在以人权为本的美国，公民权利得到法律强有力的保证；在权力至上且肆虐无边的中国，政府本身成了剥夺人民各种权利（包括生存权在内）的罪魁祸首，民众即使用生命维权也只能为世间留下一幕人间惨剧。
她先说叙述了一个中国人听了会感到象天方夜谭的美国拆迁故事：10美元购买纽约曼哈顿区的高级公寓。这个故事的背景如下：纽约曼哈顿区东村火星酒吧曾是公认的最好的平价酒吧之一，因而成为流浪者群聚的艺术场所，它不但以喧嚣古怪的顾客而闻名，也以满墙的涂鸦和震耳朵欲聋的爵士乐而广为人知，极富个性和艺术感染力，因而成为纽约著名的文化符号。今年6月底，这栋保留着老纽约记忆的老房子即将被推倒，在该片土地上将建起一座12层65套的高级公寓。火星酒吧楼上是廉价公寓，楼上的9位房客在6月底将被迫搬离他们租来的房子。但是他们与建筑开发商BPC达成的协定是两年后花费10美元即可在这栋新的高级公寓里购置一套新公寓。
何清涟说，这样的便宜事情是依靠什么捡来的？其实是两条，一是美国的法律保障房客的权益，一般情况下，房东不能赶走房客，房地产开发商就算是买下了房子，成为新主人，也无权赶走原来的租户；二是美国绝大多数州的法律规定贫富混居，在新建住房中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低收入房。BFC的住房建设计划中，指定了13个单元为低收入单元。这9位坚持不愿意搬家的“钉子户”获得了10美元购买住房的优惠，另外4套将以15万美金的价格卖给那些年收入不足6.4万美金的人。这一收入水准约为该地区平均中间收入的80%。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是不可想像的。
中国的拆迁故事却让人听了恐怖，几乎每天在中国不同地方都上演着有关拆迁征地的“血色故事”。前年四川唐福珍站在高高的屋顶上自焚的镜头，通过视频流传到国外之后，让外国人见到了中国拆迁的血腥与恐怖。但是从那以后，自焚抗争的事情越来越多，人们日渐变得麻木。南都记者谭人玮在微博上说：“唐福珍自焚后，再有自焚就很难引起媒体兴趣了。江西宜黄是因为有三个人自焚，另加跳楼，加官员见死不救还不让人自救。每一次极端事件被报导后，都抬高了同类事件报导的门槛”，这段话说明了中国人“身体维权”效益逐次递减的残酷现实。
就在有关拆迁的新闻已经引不起人们兴趣的时候，四川成都双流县成立的维稳新机器再次将拆迁这个话题推向公众视野。成都专门成立一支“综治服务队”，用来对付拆迁户的反抗。这只队伍主要由无业农民构成，已经在2011年3月30日双流“大展神威”。西南地区第一条城际高速铁路——成绵乐城际高铁工程拆迁，成都市双流市村民黄文伟被迫绝地反抗，驾车冲撞前来强拆自家房屋的拆迁者，然后持刀劈刺，致使九人受伤。参加拆迁的强制执行者就是黄文伟所在村庄的邻村村民，受政府之雇前来拆迁。媒体感叹：“强拆执行者和被强拆者，都是附近村子的农民，有的甚至擡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高速推进的高铁工程把他们置于鱼死网破的拆迁争斗中，两败俱伤。但是，到底谁在伤害谁？”
这一底层成员为了一点钱不惜同类相残的故事，令人想起一个猴子的故事。中国广东人食猴脑，关在笼子里待死的猴子们知道自己的命运，每当厨师前来挑选猴子时，猴子们就盯着厨师，一发现其眼光落在哪只猴子身上，就立即将那只猴子推搡到笼子门口去。这只被同类抛弃的猴子流着眼泪，被迫接受命运——中国国民性与国运之间的关系是个大题目上，在此就不延伸下去了。
中美两国拆迁户天壤之别的命运，体现的是权利为本之国与权力肆虐之国之间的本质差别。美国的立国立法原则都是权利本位，一切从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出发。以纽约租房法律为例，其特点是保护相对弱势的房客。房主不能赶房客走，更不能以断水断电等各种方法相逼。即使房客不交租金，房东也只能上法庭解决。而中国是权力本位，立国立法基本不考虑人民的权利，只考虑政府行使权力的方便及规定人民要对国家尽的种种义务。
这就是美国拆迁过程中“钉子户”能够用10美元的象征性价格购置低收入房，而中国拆迁过程，血拆故事没完没了的深层制度原因。
其实，在西方和美国同样政体的民主国家，都有过如同抗议类似中国政府“拆迁”的事件，只不过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西方民众都以完胜而告终。比如德国，各地也发生过不少民众抗议政府实施大型项目的行动。斯图加特人抗议火车新站的规划，柏林人抗议扩建城市快速路，在巴伐利亚的加米什，部分居民反对慕尼克申办冬季奥运会。这样的抗议行动，都相当富有成效，政府权力被老百姓关进了铁笼，民众的利益和权利得到彰显。
2009年7月，柏林以北的几个小镇欢庆了自己的胜利。国防部长荣刚刚宣布，联邦国防军将放弃使用维特斯托克作为空对地射击练习场。这片占地巨大的草原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曾是苏联空军的练习场。两德统一后，联邦国防军计划继续使用这片操练场地。此前，他们只能在加拿大的鹅湾或意大利撒丁岛沿海进行地面目标的射击练习。但是在东德时期对苏军战斗机投掷炸弹不得不忍气吞声的当地居民，现在就可以运用法制国家的手段，对联邦国防军说“不”。
早在1992年，苏军撤离前几个月，维特斯托克及周围几个乡镇的居民就成立了公民倡议组织"自由草原"，争取让这片场地转为民用。当地各个党派的地方政治家都支持这个建议，连勃兰登堡和邻近的梅克伦堡-前波莫瑞的州政府也加入了支持者的行列。“自由草原”通过众多富有想像力的抗议行动在全德国引起了关注。不过关键的是，联邦国防军在法庭上多次败诉。法官认为，军方没有充分听取周围乡镇的意见，没有周全考虑到噪音污染对居民生活的影响。2009年7月，联邦国防军宣布放弃对维特斯托克训练场地的使用计划。
引起公民不满的往往是一些小型计划或项目。例如柏林市为了整修一段河堤要砍几棵树，就遭到市民的强烈反对。最后，市政府不得不花一大笔钱，保住了这几棵树。原则上说，每个德国公民都有权对任何事情提出抗议，宪法还规定，公民有权采取联合行动。示威活动的安排如果符合安全规定，就必须得到批准。警方必须保护示威活动的安全，即便抗议针对的是官方的计划。
不过，有时示威者和员警也会发生对峙。例如1980年代在巴伐利亚的瓦克斯多夫，能源康采恩计划在这里建造一座核燃料回收设施。在项目得到批准后，抗议者用尽一切手段封锁工地，而员警则接到命令，确保施工进行。双方的冲突甚至造成两人死亡。最终抗议者达到了目的，项目几经拖延后，1989年能源公司放弃了修建回收设施的计划。
1993年，反对柏林申办奥运会的抗议活动则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了成功。国际奥委会获得的印象是，柏林申奥没有获得市民的足够支持，因此200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归了悉尼。慕尼克申奥的反对者从这段成功历史中获得了信心。
慕尼克申办2018年的冬季奥运会，但邻近的加米什镇的几位农户拒绝出让自己的土地，用于建造运动场馆，给慕尼克申奥的组织者出了个大难题。大多数情况下，公民抗议不会直接取得简单的胜利。原因之一是，公民中也有不同意见，并非所有人都能团结一心。例如在柏林扩建城市快速路的问题上，尽管反对的声音很强大，因为人们担心这会给邻近街区带来噪音和空气污染，但支持者却希望新的快速路能使交通更便捷，并减少迄今一些穿越居民区街道的车流压力。这一部分柏林市民也提出了自己的诉求。
在柏林与左翼党联合执政的社民党，面临一场了可能导致分裂的严峻考验。社民党最早在一次州党代会上否决了这一扩建项目，在党内高层极力宣传后，又在另一次代表大会上批准了该项目。2011年秋季，柏林将举行州议会选举，按照计划快速路工程要在此前开工，以造成既成事实的局面。但抗议行动至少取得了一些效果，道路规划的一些细节做出了调整。2011年初巴登符滕堡州举行议会选举，而德国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反对者们鼓动人们把政府选下台。
巴符州首府斯图加特计划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地下火车站，这是巴黎至布达佩斯的高速铁路项目的一部分。历史悠久的老火车站建筑将部分被拆除。这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同时人们还反对这一项目高达数十亿欧元的费用。8月初，上万人参加了抗议活动。……
但中国大陆，拆迁户的命运与西方民主国家比较，有天壤之别
近日，网载信孚研究员童大焕《底层沦陷与上层逃离》：上层远离和底层沦陷成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上层在刮地三尺的掠夺性发展中杀鸡取卵式地榨取社会剩余价值，然后快速逃离；下层和子孙后代则被迫陷于自然环境和人心败坏的恶劣环境中苟延残喘。整个社会缺乏凝聚力与社会共识，离心离德，环境破坏、道德沦丧。而著名作家梁晓声，则在一个公共场合用极平静的语气说：“如果10年以后中国还像今天这样，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移民，要么自杀。”在场记者一言不发，死一样的沉默。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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