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2日讯】五七小右派李文书口述个人史
所谓三反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是给右派定性的罪名，如若真是“三反”打成右派那还说得过去。我的四幅漫画是三反吗！刘、付、鸡胸、杨树声这种人能代表共产党吗！不争自明。把他们的所作所为视为三个代表那才是真正的三反言行，真正的给共产党抹黑，我和小集团成员以及剧院绝大多数积极参与大鸣大放的演职员都是出于爱党之心，怀着希望党更纯洁、更公正、更民主等等美好的愿望。然而这一切都被毛泽东反右的一盆污水染脏了颠倒了，给刘莲池、付仁慧以及那些吹牛拍马阿谀奉迎的投机小人制造了反击机会。一篇《这是为什么》的黑风刮进剧院，小人们纷纷登场亮出怪相凶相，多数人是不明不白，心里在打鼓，仍然在说“这是为什么”，难道肃反运动又卷土重来了！这时的剧院一下子冷清了，大鸣大放的热闹不见了，人们显得有点紧张，加上进驻了市委派来的反右工作组，更显人心惶惶，一头雾水。不久工作组的成员又在剧院的办公楼上自杀了一位，唉哟！真是昏天黑地，不知艺术剧院这块不大的天地会搞成什么样子。
我呢根本不参加反右的大会小会，成天外出游泳，不是青年宫就是文化宫，那时正处三伏天，很热；或是蹲在新华书店读书，完全将自己置身于反右斗争之外，即使弄出个右派小集团也无动于衷。这种表现当然要引起反应，一天剧院付院长冯润庭找我谈话，说我这样做不对，尤其对以赵定环为首的右派小集团都上报了我还没有反应，不揭发、不批判、连会都不参加，我又同他们关系亲密，又在他们主办的大字报上画了漫画，应该站出来表个态度。我的回答是不，很肯定。冯院长是个慈祥的糯米老头，当然原则性不强，助长了刘莲池、付仁慧的流氓行为。跟我谈话态度温和但用语肯定：“小鬼，你好好想想，赶快站出来表个态跟小集团划清界线，否则你也会成右派，好好想想再说，我等你一个礼拜。”果真一礼拜后他又找我谈话，还是那句话，我还是那个态度，他又说再等一个礼拜，而且是最后一次。第三个礼拜，确实是最后一次，我的态度仍然不变。冯院长语重心长地说：“小鬼呀！你真是天真幼稚呀！这是政治，政治运动，政治斗争，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弄不好要毁了你的一生……”历史证明这位篮球场上的“波歪”院长说的是真话实话，稍有心计的人也不会像我这样傻坚持，更何况那场运动本身就是不讲道理的乱整，迫害好人的报复，坏人当道的邪路呀！我就死心踏地等着挨斗。
就在这段时间，刘莲池、付仁慧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了，鸣放最激烈的时候也不知这两人跑到什么地方去躲起来了，大家猜想也许是害怕大家斗他们打他们，像他们在肃反中动手打别人那样遭报复。其实他们低估了群众，在鸣放中大家只是情绪激烈愤怒，没有谁想动手打他们，打人是犯法的、是不道德的流氓行为，这一点群众懂，不会以牙还牙。不久，反右工作组撤走了，剧院的一切在不知不觉中又恢复到鸣放反右前的气氛，照常排练演出。话剧团只是右派小集团那四位放在一边，不参加任何工作。是反右斗争结束了吗？没有谁来宣布，况且小集团还挂起的，冯院长说的等我三个礼拜之后的态度也不闻不问，我照常参加了排练演出，只不过在《三星高照》中，担任群众舞会一场戏里只有琴声没有台词儿的手风琴伴奏群众角色。我也自我感觉良好，认为一切都过去了，又开始为一九五八作准备。尤其剧院好朋友周康渝一九五七考上了北京电视学院，使我更加有信心。就在八月末反右正在进行时我为他饯行，还将冯老师送我的那条毛呢裤（我从未穿过）转送给他，因为北京冷他用得着。小周工资比我低，上学没有工资，家境十分贫寒，也是出身不好的穷孩子。不幸的是就在本世纪的前几年，正当事业达到辉煌时期，从小就爱玩摩托车的他出了不该出的车祸，急冲冲地走了。非常可惜！照他的性格他一定能一路走好，走得非常的好！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不仅剧院，在全国范围来讲反右斗争似乎风平浪静了。然而就在月底的一天晚上，《三星高照》演出结束，到“四象村”吃了夜宵，背着手风琴回保安路四川人艺。刚刚进大门，就看见一群人围住靠在墙上贴在景片上的很大一张大字报注目观看，我也向围观人群靠近。这时有人回头看见我并瞪着越来越大的眼睛喊出一个不知是“李”还是“你”的声音，紧接围观人群齐刷刷回头死死盯住我不出声。我明白了，大家给我让出一条道儿，上前一看《臭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李文书的滔天罪行》，作者署名：家声加力。我不动声色、静静看完了全篇文章。归纳起来就是对四幅漫画的注解，再戴上一顶讽刺嘲笑刘莲池付仁慧是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真的帽子，最后还加上是话剧团右派小集团的外围。我很平静地离开人群，慢步走到院坝里边的喷水池边，坐下来拉起了手风琴，曲目是《蓝色的多瑙河》。一边拉琴一边在想：这是怎么啦，难道反右还未结束，离冯院的第三个星期已经过去一个多快两个月了，之后又从未找我谈话，就这么突然的……正想到这儿就听见鸡胸在高叫：“李文书，小右派，你太嚣张啦，还不低头认罪，深刻检讨……你要臭硬到底吗？啊！”。他说对了，我一直臭硬至今，只是还没到底，因为我还活着。
第二天早餐过后，加力就通知我十点在排练场开会。我准时到场，一看坐得满满的。那时剧院的人不多，歌剧、话剧、院部加在一起也不过一百多一点。清楚了这是全院大会，歌舞除外在成都。当我正在找位置准备坐下，忽闻：“李文书，别找了，上前面来站着，今天是批判你的大会。”我一看这不是秘书付仁慧吗？心想小人儿又上台了。“大会开始！”接着就是家声加力慷慨激昂地把那篇《臭硬》通读一遍，最后特别强调：“刘院长是我们剧院由老区来的革命艺术家，老共产党员，付秘书也是老区来的党的文艺工作领导人，我们话剧团的党组织领导人，你的漫画表面看起来是指的他们，而你的真正目的，深藏的野心，是针对我们亲爱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丑化党政干部，攻击党诬蔑党，你人小心大，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又过上资本家地主少爷腐朽生活……”等等等等。我的天哪！这样的高叫也太离谱儿了，就说最后一句吧，我在剧院的生活比起我在解放前的生活不知要好上多少倍，简直没法比！我愿意倒退吗？接下来又有几位发言批判，说的都是些不痛不痒的事儿，比如说不写入团申请书啦，不服从工作分配啦，不安心工作想考中央戏剧学院啦，轻政治重业务啦……等等。我心里清楚，接下来的这些发言人都是应付，没话找话，他们对反右也是不服的，不说上几句交不了差，我很理解他们，最后付仁慧装腔作势说：“李文书，你有话要说吗？”我一本正经又好像没这回事儿地答：“有，你们说我是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听进去了，装到肚子里去了，可这些石头太尖太硬，现在还没有消化呢……”话还没说完就响起稀稀拉拉的笑声，甚而还能听到：“真他妈是小天才”的议论声。“安静！”付仁慧大叫一声，站起身来板着泡巴脸对大家声嘶力竭地喊：“今天，揭发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李文书的大会开得很好，很成功，散会。”就这一次批斗会，付仁慧的一句话就把右派帽子扣在我的头上了，也没叫我写检讨，也没叫我在什么戴帽书上签字划押按手印，也没停止演出，一九五八年元旦上歌乐山慰问步兵学校的演出，下陈家桥慰问炮兵学校的演出，都让我参加了。接着，剧院分院重组话剧团迁成都成立纯话剧的四川人艺，一路巡演到成都定居。也没叫我留下不去，是临到出发行李都摔上车了，付仁慧急冲冲跑来说：“李文书、王恒不去了，留重庆另有安排。”我明白了，当话剧团全部人马都走光了，这时才对我们留下的人宣布处理结论。对我的处理是：划为右派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保留公职降级降薪，从文艺十六级（最低级）降辅助级，每月从四十八元五角降到二十元。对这样的结论处理仍然是口头的，没有书面结论处理书，同样没有签字划押按手印。奇怪吗！一点不奇怪，在一个不是法制没有人权的国家就是这样。中国嘛，上千年的封建统治从来都是帝王将相说了算，毛泽东也不例外，而且是中国最坏的皇帝，最残忍的暴君！但愿他是最后一个。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