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8日讯】五七小右派李文书口述个人史
一九五七
话剧《同甘共苦》，说的是革命老区老干部进城后抛弃老区的妻子孩子建立新家，遭到老母亲老上级的指责，但老区妻子孩子理解原谅也建立了自己的新家。两个新家在老区相见，不是相互指责而是尊重，尤其农村妻子孩子显得非常大气，无怨无悔。我伴演的就是农村妻子生的孩子。这个戏于一九五七年元月在人民剧场上演，演出期间，周恩来、贺龙在李井泉、任白戈陪同下来观看了演出。剧终周贺李任上台与演职员见面并留影。这时发生了一件与我有关的事：周恩来扶着演我同父异母妹妹的小演员在身前，贺龙就向我招手要我到他跟前去留影，我不去。这时我身边的同事就推叫着：“贺老总叫你啦！快去！”我还是不去。因贺老总甚至周恩来还在向我招手叫我过去，剧院领导就上前来拉我过去，我仍然一动不动，就是不过去，硬要同扮演生母和奶奶的演员站在一起，最终没过去。当时周贺并不在意，没拿这当回事儿。然而剧院的上上下下很当回事，特别是那些马屁精们有的说我傻，我的说我不懂事，说我这种表现是对中央首长没有感情没有爱。到了反右批我时，更是上纲上线，大做文章，说我这是对中央领导有深仇大恨，是反对共产党的具体表现。其实我只不过不是那种爱跳钻、爱巴结上司的人，尤其不爱出这种政治风头，更不爱在大官面前献媚卖乖。说实话，在当时我幼小心灵思想无知，对共党高层领导人还是很热爱的，甚至当成了给普天下百姓带来福音的神。虽然爱得不深，但这次留影的照片还是保留至今，仍然认为是我人生旅程可回忆的一件事儿。
春节过后，话剧团就分两个演出队，一队带着《同甘共苦》和《康布尔草原》两出戏，计划去成都、雅安、自贡、宜宾、泸州等地巡迥演出，二队带着《雷雨》和《家》赴达县、南充、成都等地巡迥演出。我在一队，除了成都其他演出地我都没去过，加之巡演不排新戏，白天基本属于自己，我就带着轻便画具打算沿途进行色彩写生。第一站成都，当然要去川音看望铮铮同学，并给了她戏票来看我们演出。成都演完已是三月，我们就赴雅安出演。在雅安有三件事儿记忆犹新：雅安是进藏的门户，大街上藏民很多，我感觉很新鲜。第一次见那么多成群结队的男女藏民能不新鲜嘛！加上演出的《康布尔草原》是藏民戏，看见台上自己的生活更是放声大笑前仰后合，使我们全体演员都笑场了，台上台下一个样儿。第二，街上卖的牛肉汤锅、红烧牛肉很好吃，在一位大演员带领下几乎每天下午四点就去吃上一顿牛肉大饼饭，然后去剧场化妆演出。为什么是下午吃呢，红烧牛肉是早上就在馆子门口设置的一口大锅里烧着一直到晚上不熄火，这时最烂入味儿当然最好吃啰。第三件是雅安风光好，绿水青山很入画，我画了不少水彩风景写生，尤其在雅河边画得高兴了还赤身裸体跳入水中游上几把，初夏雅河水清亮透凉真是舒服极啦。还有雅河的鱼，水中好看、桌上好吃，不能不提一提。五月到自贡，盐都水咸风光平谈，一条小溪水不绿还发暗，唯一值得一看的是“檀木林”。据说是过去的盐老板留下的唯一林地可供百姓休闲，现在却被李井泉霸占，成了他吃喝玩乐的行宫，百姓进不去。就在自贡的平淡灰暗中，一场暴风雨在我们演出一队发生了。《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揭露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丑恶现象的文章，所谓丑恶就是上海文艺界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肃反运动对文艺工作者的伤害。文章作者是上海人艺的名演员乔奇丹尼夫妇。一时间，把文章揭露的事情与剧院一对照，大同小异，没有本质区别，就自发地议论开来。每天除了晚上演出那几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议论，发泄、漫骂、矛头直指山西邦刘莲池、付仁慧等。还有被肃反运动整过的老演员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那场运动的诬陷和暴力。真是群情激愤、怒骂声声。就在这时，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诡计号召大鸣大放，更加激起了人们帮助党整风的信心，强烈要求停止巡演，回重庆剧院去开展整风运动。群众的要求实现了，一队和二队都停止巡演，先后回到重庆，剧院的大鸣大放展开了。
引蛇出洞
四川人艺有话剧、歌剧、歌舞三个演出团，歌舞住成都西大街，话剧歌剧及院部住重庆保安路（现八一路）。大鸣大放主要由话剧团掀起的。话剧团又是由赵定环、范国瑞、纽家齐、谢明德等几个台柱子领头的。他们都是剧院共青团组织的骨干，都是尖子演员，都是追求民主自由的先进青年。人们称赵、范、谢为赵大、范大、谢大，因为他们三人个子高大，称纽为小纽子，前面还有一个小小纽子，不是他个小年纪小，是因他在话剧《龙须沟》中扮演了小纽子。这个小集团就是由“三大一小”组成了。他们在群众中威信高，很有号召力，可以说一呼百应。正是他们的正直善良、年轻幼稚，被毛伟人当蛇引出洞来，打成反党右派小集团，上了重庆日报。赵、纽划为极右开除公职送劳教，范、谢划为一般右派送农村监督劳改。剧院的大呜大放主要鸣放出来的有以下几大问题：
第一，“山西邦子”（人们借用戏曲山西梆子的名称把梆改为邦用来嘲讽拉帮结派）这个戏称是指当时李泉井统治四川在政治组织上拉帮结派，重用翻秦岭解放四川的山西人，排挤打击由三峡入川和四川本土的地下党人。在宣传文化艺术部门杜心源紧跟李井泉的用人方略，所以人们戏称他们为山西邦子。四川人艺的刘莲池院长和副院长兼党书记冯润庭都是山西帮，当然在三个演出团的要职上都用山西帮是自然而然的。加上山西帮的领导人员在人品业务素质上多数都比较次，比如说话剧团的秘书付仁慧（所谓秘书就相当于党组书记）就相当次，次中次，引起话剧团演员极大的不满，可以说根本就看不起他，把他当小丑儿。话剧团的演员主要来自由三峡入川的西南文工团和陪都留下的重庆演艺界老演员，统称南下帮。山西帮自称老革命，认为是老区来的了不得，其实除刘莲池进过延安鲁艺参与了《白毛女》的创作外，绝大部分是陕西解放后参加文工团的，也就是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前夕参加革命，也算江泽民搞的那个离休干部工资高出同辈人的一两倍。这部分人文化艺术修养都不算高，有的根本不是搞文化艺术的料儿，用当时剧院流行的话说他们“吃错了药”。比如说冯润庭，堂堂艺术剧院副院长在革命老区仅是位小学教师，不过打篮球时常常喊出几句“波孬”来显示一下自己能说英语。人品呢还过得去，但他进城后还是把老区农村的小脚老婆抛弃了，敌不过大城市花姑娘的诱惑。这帮人的多数自命不凡，吹牛拍马习以为常。南下帮一部分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前夕在北京上海招收的有艺术天分的青年，随军南下到重庆，这部分也是“离休”，另一部分是在重庆解放后招收的青年，还有一部分就是陪都老艺人。自然这部分人见多识广，知道艺术天地有多高多广多深，不满足现状，多数爱学习爱读书，在艺术上很有进取心。比如说现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的田联滔，他是重庆的大学生考入西南文工团任作曲和乐队指挥，已是业务骨干，但他仍不满足，一定要上中央音乐学院。于是成立剧院后的一九五五年，他夫妻双双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专攻民族音乐学。然而两年后又夫妻双双被打成右派。或许因他们学业突出，学院主修老师有爱才之心，短暂劳改后又收回学院继续攻读，结业后又夫妻双双留校任教。今年的CCTV青歌赛原生态组决赛的第二现场，已经八十岁的田老还被邀请作嘉宾，听了他的言简意赅的点评确实不一般，如果把那位跳钻的严老爷子拿来与他相比简直是两码事儿，根本就没法儿比。西南文工团考出去的还有几位都相继在全国有名。所以，当年的这帮子人对山西帮可以说没放在眼里。帮派间有磨擦，帮派间有歧视，有我走红他走白、我先进他落后的心里暗示，一遇政治上的风吹草动就动真格儿。比如说肃反运动，山西帮就揪出了南下帮里的许多反革命。到了大呜大放，南下帮就直指山西帮的头儿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作风腐败。两派努力在鸣放反右中展开了大较量。
第二，山西帮子在剧院的头子就是刘莲池院长，鸣放出他的最大问题：一是搞宗派，任人唯亲；二是玩干女儿，诱奸年轻漂亮盲目崇拜他的女演员，突出的有两位，其中一位把肚子搞大了打了胎，嫁祸于人。这人为了往上爬、为了载上红帽子，就先捡一顶绿帽子戴上，顶替了院长的罪。此人反右后确实如愿以偿。另一位女演员本来与心上人正处热恋中，而且是男才女貌十分般配，剧院公认的一对美满恋人，再向前迈半步就到洞房花烛夜。却被刘莲池一锤子砸烂，割断了美好姻缘，致使他们一辈子没有美满家庭，直到去逝。人们称刘莲池为大流氓。话剧团的秘书付二慧也是山西帮子，刘莲池的亲信，他虽在男女作风上还没达到刘莲池的恶劣程度，但不学无术这顶帽子戴在他头上是再恰当不过了。不是他不想搞女人，是他太不具备吸引女人的魅力。长相丑，泡巴脸，两颗大黄门牙，抽烟喝酒，搞小动作，不仅女人就是男人也没几个跟他交朋友，当然少数臭味相投的还是有。年近三十着急了，他就利用职权之便，采取挖墙脚的可恶手段，弄了一位傻女子。人们在大字报上，称他抽烟喝酒啃猪蹄、勤劳勇敢挖女人。刘莲池、付仁慧就是山西帮子坏的典型。
第三，肃反运动可以说是剧院山西帮打击报复帮外人的运动。当时话剧团正在成都演出，刘、付立即响应毛中央号令，停止演出就地肃反，几乎把陪都来的老演员、青年军都隔离反省又批又斗，更可恶的是动手打人搞逼供，一时间昏天黑地。运动过后却没弄出一个反革命，但他们痛快高兴，那口窝囊气终于出了。但山西帮从此威望扫地，他们要与人为敌，人们也不会把他们当朋友。所以，鸣放一开始人们控诉刘、付山西帮的罪恶声铺天盖地。结果又给了山西帮一次大反攻的机会。这就是政治。肃反运动也是在夏天，一九五五年我们演训班还没结业，但仍然要搞肃反。就把我们集中在保安路院本部，而且一个月不许出门上街，关起门来，天天开批斗会。我们演训班揪出两位同学，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俩都参加了青年军。青年军本是抗日后期热血青年爱我中华的伟大行动，但就因为是国民党组织的，所以共产党不容，不管你爱国不爱国统统打成反革命。我当时人小，根本不懂什么，就叫我看守这两位同学，任务是防止他们跳楼自杀。这下把我搞得很紧张，晚上同他俩睡在一间房都不敢闭眼睛。我们演训班的批斗会不许打人，这也许是董秘书的仁慈起了作用。运动结束这两位同学仍然没事儿，继续学习，毕业后都分配剧院工作。但是那场肃反运动至今没个说法，所谓的反革命胡风分子恐怕都死了，还不见赔礼道歉的丁点声音，这到底叫冷处理呢还是叫政府拿人不当人，拖死你完事儿。
四川人艺在大鸣大放中群众揭发出的绝大多数问题，尤其是重大问题，应该说我是无知的，因为我刚到剧院话剧团才一年，人小，又一心扑在一九五八上，不关心政治，可以说与我无关。但听了人们鸣放的声音却又令我感动，内心愤愤不平。也许是老老鼠遗传给小老鼠的良心使我不能不感动，不能不站出来打抱不平。又加上在剧院团组织主办的《大字报》主编的邀请下为《大字报》增添色彩，把那些可嘲笑讽刺的东西用漫画形势来加重嘲讽一番，使人心由怒骂转为嘲笑，使小人儿更为渺小丑陋。我接受了邀请，以刺瑰的笔名创作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