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25日讯】五七小右派李文书口述个人史
阳光少年
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是西南人民艺术剧院演员训练班（以后简称演训班）的开学的日子。此前十天，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就回邻水去办理户口转移，是坐汽车回去的。那时的汽车客站是在七星岗，经牛角沱、化龙桥、小龙坎到石门渡口。那时的重庆两江上没有一座桥，车到石门是连人带车上拖船由轮渡拖过嘉陵江的。过江北上，傍晚就到邻水了。汽车站在东门，邻水中学在西门，车到西门我就要求下车跑进邻中冯老师家，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但是冯老师高兴不起来，因为在暑假邻水县城中小学教师思想改造学习班上，对他和我大哥支持我不考高中去重庆另寻出路，是无组织无纪律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行为，进行批判，勒令他们在大会上作公开检查，还将我大哥惩罚性的调出县城的鼎屏小学，到距离县城百里外的丰禾场小学任教。我听了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说什么好，心中还是那句话：不自由！不自由。这时我只有拿出录取通知书双手交给老师，也许是最好的安慰。冯老师看了通知书激愤地挥舞着说：我要给他们看看，看看是西南而不是邻水，是自由主义吗！人民艺术剧院是资产阶级吗？看看他们又该怎么说……冯老师兴奋不已地拿着通知书去找校领导去了。
第二天冯老师请我上他家里吃中饭，还请了好同学王铮铮作陪，表示庆贺。他还鼓励铮铮同学向我学习，冲出邻水一定要考入音乐学院。这或许是冯老师本人要走出邻水的愿望没能实现就寄托在学生身上吧！第三天我步行近百里乡村小道去丰禾小学见我大哥。第四天正遇星期日，大哥就领我沿着丰禾场边，近百米宽的小河沿河边小路步行而上，走了几十里见一家么店子有饭卖，就坐下来歇脚吃饭。饭还没吃完见一条小木船要沿河而下回丰禾场，我们就将饭菜和一盅白酒端上船去，一边吃饭饮酒一边欣赏沿河风光，在美景酒性的感动中大哥高歌一曲，还是那首清清流水蓝蓝天，因为大哥在鼎屏小学演过《白毛女》，我也是跟他学的。不时又用川话朗诵唐诗宋词。一路上兄弟俩玩得很开心，似乎将几年的苦难和委曲都释放了出来，心中一片美好的蓝天。
八月三十日，背着那只破小包，装着破单衣，只有一件新衬衫，是大哥送的。大哥送的新衬衫白底黑色小方格，是他领的工薪，还是外国货。因为当时苏联花布卖不掉，只有塞给小兄弟中国。毛泽东就来个穿花运动，当工资发给工薪阶层。毛泽东斯大林真是一对难兄难弟，很讲哥们义气。阳光少年穿上这样的新衬衫当然就万丈光芒啰。
演训班与美院同在一个校园，校园很美，曲径深幽，是蒋介石留下的。重庆一解放，成渝两地原有的艺术学校加上随军的艺术队伍合在一起，在这里办起了西南人民艺术学院，设戏剧、音乐、美术三大系科。两年后又分开，音乐迁成都独立音专，戏剧进城独立艺术剧院，美术留原地独立美专，通称西南。校园宽敞，师生稀少，自然就有演训班的容身之地。时隔一月，我又回到黄桷坪步入美专大门，心情感觉却是两重天，阳光与黑暗。走进校门，道路两旁立着高大茂密的香樟树，夕阳在树梢闪烁点点金光。路上行人稀少，只有五六名女生排成一排，穿着异样，手挽手向里慢步而行。那时没有门卫，解放初期社会安宁，民宅都可夜不闭户。我只有前去打扰这排女生：请问，演员训练班在那里？女生们齐刷刷转身，个个睁大眼睛从头到脚看着我：“哇……”显得十分诧异。片刻，我漫不经心还是邻水川话说：“我晓得，我这一身灰，一身汗，脏稀稀把你们吓倒了。坐了一天汽车，还没洗……”忽然，那位考场外的黄发“新娘”从远处跑来高叫着：“他叫李文书，我们的小同学”。可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同样兴奋叫着：“你也考上了，黄毛新娘子，那位油头粉面的大哥哥呢？”“考上了考上了，都考了”……大家欢天喜地，忘了我一身臭汗一身灰，一齐涌进演训班宿舍，报了到。这时大家才惊奇发现：你的行李呢？所谓行李就是被盖卷衣物加日常用具。没有，一条净人儿。“知道你没有，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进屋看看吧。”一位老大爷，一口标准的北京腔，他是我们演训班的总务，以前是陪都总统府军乐团吹园号的，姓梁，我们叫他梁大爷。梁大爷说这都是董秘书安排的。“他知道你穷得叮当响，肯定没这些。你看行吗？”我还能说什么呢！
演训班共三十名学员，二十名由西南五省市话剧团送来进修的，称调干生。余下十名是成都重庆各招收的五名，称新学员。调干生当然由原话剧团全额发放工资，学成回原单位，新学员有在职考上的按原工资由演训班发放，像我这样的除了包吃包住每月还发五元零花钱，毕业后由剧院分配工作，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在演训班最直接的感受是吃的比我生下来的任何时期都好，尤其比初中三年好上百倍。最名显的例证是我的身高，两年长高二十多公分。从生理来讲，初中青少年男子就该有正常遗精，而我是到了演训班的青年期才产生的。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了新社会好，共产党好，开始爱上了。
演训班学时两年，没有寒暑假。表演和语言课程按中央戏剧学院四年的教学大纲进行。从史氏体系的表演元素一直到角色创造，加上形体、声乐、艺术概论、实习演出等等，时间很紧。但我还是忙中偷闲，学会了拉手风琴，半年后就能上台担任伴奏。同时还要抽时间进美院图书馆、画室去阅读西方古典印象和现实主义画册，以及老师和学生习作。对表演艺术有了理想，但并未泯灭对绘画艺术的钟爱，尤其处在美院这个环境中可以说兴趣更浓，理想更深，手痒痒的，就是无法动。比如说，常常看见杜泳樵先生（当时他还是学生）在校园花丛中写生，只要有可能我都要蹲在他身后细细观看。有次他问我怎么不考美院，我只能回答运气不好，生错了地方。我还同五四级首届附中的几个同学交上了朋友，马一平、刘汉鼎、红蔷薇（这是她的外号，因她的个头脸型性格都不一般）等常来往。交谈中我很羡慕他们，他们却说很羡慕我，都说当演员好，很容易出名，生活又浪漫。比如说，我们每月要抽出好的小品作业组成一台晚会在美院礼堂演出，观众就是美院师生以及黄桷坪的机关干部和市民，每台晚会都有我的节目，所以他们早就知道我，这就是他们说的很容易出名。又比如说，几乎每个礼拜六晚上我们都要在礼堂舞台上举办舞会，邀请美院教职员工及本科生参加跳嘣嚓嚓，附中学生只能在台下观看，当时有规定中学生不许跳国际舞。这就是他们说的生活浪漫。而我对这个出名和浪漫似乎没什么感觉，美院还在吸引着我。演训班第一学年结束正处一九五五年夏，美院附中五五级招生也在这时，最使我心动的是取消了“区域限制”，而且早有传闻，我就向演训班提出转学考美院附中去。真是天真幼稚，简直是天方夜潭，根本行不通的事儿！演训班实行淘汰制，每周一个小品表演作业，如果在半年内连续三周表演作业没通过，就是不及格，就得自动退学。我怎么就没想到利用这个自动退学的机会去报考美院附中呢，而且就在一九五五年上半年结束就有一位女同学就是这个原因自动退学了。唉！我真傻！没有心计，不是因为年轻，我是个一辈子就没有心计的人。个性的悲剧。或许大家会问，要是上美院附中就能避开五七灾难吗。回答是避不开躲不过，红蔷薇发起的“紫罗兰俱乐部”同样被打成反动组织，虽没打成右派，但被勒令退学，刘汉鼎、红蔷薇等几个骨干就惨遭如此下场。“紫萝兰俱乐部”有什么错？那是年青人追求民主自由、突显个性、张扬理想、忧国忧民的启蒙圣地！何罪之有！这个圣地我一定会朝拜，结果不会两样。
演训班的两年，在我心中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在我嘴里是一颗永不化去的糖。用这种语言来形容好像很俗气，但确很真实。高雅和真实谁重谁轻，我想是不言而喻的。要真细说那两年的美好，简直可以写一部另类版本的《青春之歌》。遗憾我没那本事，只能这样讲述我最想讲的几件事儿及其感言。阳光少年还在成长，道路却越来越艰险！
小天小才
我的外号小天才，源于演训班，但不是褒而是眨！有天课外活动打篮球，我把球漂漂亮亮地投进了对方的篮圈，而且是一个空心球。球打得最好的同队队长大同学王超就用讽刺的口气高叫：天才！天才！我们的小天才！从此不管我做了美事儿还是丑事儿都高叫：真是天才！小天小天上上下下就这么叫开了。
一九五六年上半年是演训班最后一学期，主要任务是排练一出多幕话剧进行毕业公演，也是史氏体系的最后章节“角色创造”。选定的剧目是配合农业高级合作社政治运动的剧本《处处是春天》。我扮演的是家庭十分贫困的农村孩子——小元，配角的配角。临到彩排，来了一位从北京中戏列斯里导演训练班归来的年轻导演杨树声指导排练。也就是润色提高而已。列斯里何许人也：前苏联莫斯科艺术剧院大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传人，中戏专程请来为中国各大剧院训练史氏表演体系骨干导演人才的，要将苏联那一套播撒在中国，送去学习的都是优秀者。所以杨声树归来很风光，自我感觉很良好，站在甚至全西南所有导演之上。排练开始不久，我扮演的角色首次在第一幕出场，七分钟的戏半句台词。当我演完这七分钟说出半句台词：“华大爷……”后停顿静场，杨树声迫不及待高叫一声“停”，马上登上台来双手握住我的双手激动地说：“好！很好！简直是天才，天才！”这下不得了，了不得呀，大导演都给我定调儿啦。六月《处处是春天》在重庆人民剧场正式公演，也就是我们的毕业演出，面向山城观众以及有关领导、文艺团体、新闻评论界等等。六月三日的《重庆日报》发表了电影戏剧评论家王大虎的文章《新的血液，新的力量》——看话剧《处处是春天》。对我那七分钟的戏也大加赞扬，小天的外号就从演训班喊进了剧院。从此小天就跟随我几十年，可我对这个外号还是停留在篮球场上贬意的感觉上。
王大虎何许人也，四川大军阀王缵绪的儿子。他本可以作公子哥儿享尽荣华富贵，然而他热爱表演艺术就考入了国立剧专。抗日时期，国立剧专由上海迁到四川李庄，学习生活都很艰苦，穷戏子生活他坚持下来了。陪都重庆电影戏剧十分火热，王大虎的兴趣又转向写影剧评论，几乎是天天有文章见报，一下子就火了。王大虎的文章短小精悍，直来直去，一针见血，实事求是，杜绝吹捧，当然倍受读者欢迎，文风人品，威望很高。从抗战陪都内战国统区直到解放，他都在重庆山城这片影剧沃土上不知疲倦地耕耘，迎得了圈内外重庆王西南王的美誉。可惜就因为他的直率真诚，一九五七写了切中时弊的檄文，被引蛇出洞打成右派。又因他的天真体弱，一九六二年得到摘帽时欣喜若狂，立即去告诉通知亲人，不顾山城七月火一样的毒日照射，爬坡上坎，最后倒在小巷石梯坎上，口吐鲜血，一命鸣呼。他是严重的肺结核病人！他的大女儿王薇为了缅怀父亲，将乃父文章收集成册，列入“当代重庆作家作品选”，定名《有戏剧的地方就有我――王大虎影剧评论选》，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文集收入了评论《处处是春天》那篇文章，文章写到对演员的评说时他是这样写的：
“也许是出于偏爱，在这一群年轻演员里，我愿意首先提到扮演小元的李文书。当这个非常缺乏舞台经验的演员刚一出场，我们就被他的朴素的造型能力和真实的内心体验吸引住了。他面黄肌瘦，精神沮丧，手里拿着升子，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出来。他那种畏畏缩缩的神情，羞涩里又带着些惶恐。就是不说话，我们也能够看出这是个刚刚在生活中遭遇到不幸的，善良而又正直的年轻人，他是来向别人借粮的。在这里，演员是带着感情上场，并且有着真实的舞台自我感觉和适度的节奏感。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况没有保持多久。当演员为了画面的变化，让他跳上碾盘去大声叫嚷“对、要想吃樱桃，我们自己去栽树”的时候，他就一下子跳出戏了，跳出了角色。因为，这样的形体动作是脱离了人物的动作贯穿线，是违反了生活的真实，是同人物的性格和当时的感情有矛盾的。在后面几幕，可惜由于剧本的关系，我们也没有机会更多地欣赏到这个青年演员的表演。”
这样的表扬在当时的文艺界是稀少的，尤其出自王大虎笔下。不是现在可以拿钱买吹捧。甚至王大虎三个字听起来都使人胆颤，特别是死要面子的“艺术家”们。比如说，他在评说我们剧院演出的苏联话剧《曙光照耀莫斯科》，就对刘莲池的表演基本否定，不会因为刘莲池是剧院院长、山西邦子老革命就要留点面子，完全是实话实说。因此，人们对他写的表扬就看得很重，院内院外至少在文艺团体都知道演训班出了个小演员李文书。不知为什么我对此事反应平淡，平淡得连报纸都不去买一张来留作纪念，好像不屑一顾。现在想来还是人小心大，不是因为我演的是配角的配角，我知道“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的道理，我一心想的是要升学。既然已经定了表演艺术是我的终身职业，就必须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这才是成名成家的第一步。演训班，艺术剧院，杨树声、王大虎就那么回事儿，不值得老搁在心里。这是小天地，我也仅仅是块小材料。一直批我野心勃勃、个人主义，我真得心服口服呀。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