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24日讯】编者按：中国人视“道”为体系完整的思想学说，是宇宙、人生的法则、规律；所以，中国人不轻易言道，在中国饮食、玩乐诸活动中能升华为“道”的只有茶道。中国茶道正是通过茶事，创造一种宁静的氛围和一个空灵虚静的心境。当茶的清香，静静地浸润你的心田和肺腑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你的心灵便在虚静中显得空明，你的精神便在虚静升华净化，你将在虚静中与大自然心融神会，达到“天人合一”的“天乐”境界。儒家对“和”的诠释，在茶事活动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茶树原产于中国，古书《尔雅》中已提到有野生大茶树。茶在古代又有“茗”、“荼”等别名，在公元前28世纪神农时代，《神农百草经》：“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陆羽《茶经》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那时茶叶作为药用而受到关注。据考证当时人们还是生嚼茶叶。
西周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这一记载表明在周朝的武王伐纣时，巴国就已经以茶与其他珍贵产品纳贡与周武王了。《华阳国志》中还记载，那时已有人工栽培的茶园。
东周《晏子春秋》记载，“晏子相景公，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又《尔雅》中，“苦荼”一词注释云“叶可炙作羹饮”；《桐君录》等古籍中，则有茶与桂姜及一些香料同煮食用的记载。这时茶的食用阶段，即以茶当菜，煮作羹饮。此时，用茶的目的，一是增加营养，二是作为食物解毒。
秦汉时期，茶叶加工已经开始出现：鲜叶用木棒捣成饼状茶团，再晒干或烘干制成饼茶以存放，这是最早的饼茶。饮用时，先将茶饼捣碎放入壶中，注入开水（或沸煮）并加上葱姜和桔子调味。此时茶叶不仅是日常生活之解毒药品，也是待客食品。
由于秦统一了巴蜀，促进了饮茶知识与风俗向东延伸。西汉时，茶已是宫廷及官宦人家的一种高雅消遣。三国时期，崇茶之风进一步发展，开始注意到茶的烹煮方法，说明华中地区当时饮茶已比较普遍。
东汉末年、三国时代的医学家华佗《食论》中提出了“苦荼久食，益意思”，是茶叶药理功效的第一次记述。三国时期史书《三国志》述吴国君主孙皓信佛教“赐茶荼以代酒”。两晋、南北朝时期随荆楚茶业和茶叶文化，在全国传播的日益发展，也由于地利之便，长江中游、华中地区，逐渐取代巴蜀。此时，南方栽种茶树的规模和范围有很大的发展，茶的饮用，也流传到了北方高门豪族。
到了唐代，饮茶蔚然成风，至唐朝中期后，如《膳夫经手录》所载“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都嗜茶成俗，于是南方茶的生产，随之空前蓬勃发展。为改善茶叶苦涩味，开始加入薄荷、盐、红枣调味。公元8世纪陆羽《茶经》问世，《茶经》备言茶事，更对茶之饮之煮有详细的论述。所以宋代有诗云：“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此时，对茶和水的选择、烹煮方式以及饮茶环境和茶的质量也越来越讲究，逐渐形成了茶道。
唐至宋，贡茶兴起，成立了贡茶院，即制茶厂。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日本僧人最澄从中国带茶籽茶树回国，茶叶始传入日本。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宋代制茶方法出现改变，给饮茶方式带来深远的影响。宋初茶叶多制成饼茶，饮用时碾碎，加调味品烹煮，也有不加的。随茶品的日益丰富与品茶日益考究，逐渐重视茶叶原有的色香味，逐渐减少调味品。同时，出现了用“蒸青法”制成的散茶，茶类生产由茶饼趋向以散茶为主。此时烹饮手续逐渐简化。
明代，太祖朱元璋下诏，废龙团兴散茶，使得蒸青散茶大为盛行。从此贡茶由团饼茶改为芽茶（散茶），对炒青茶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烹茶方法由原来的煎煮逐渐以冲泡为主。
清朝人饮用散茶时，不再加任何调味品（花茶除外），讲究清雅怡和，认为细品缓啜，清正、袭人的茶香，甘冽、酽醇的茶味以及清澈的茶水，更能领略茶天然之色香味品性，重在意境，与我国古老的“清净”传统思想相吻和，这是茶的清饮之特点。饮茶器皿讲究“以紫砂为上，盖不夺香，又无熟汤气”。
自1610年起，荷兰人自澳门贩茶，并转运入欧洲，中国茶叶运销丹麦，皇朝派钦差大臣入俄，馈赠俄皇茶叶。茶叶开始传到世界各地。
──转自《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