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15日讯】今天，中共走到这样一个节骨眼上，以前的模式行不通了，现在又赶上全民互联网时代，全民参与推波助澜，要求政治改革，墨守成规的中共不可避免要要步苏共后尘，苏共的昨天就是中共的今天。一旦中共失去权力，就是政治改革的开端，虽然晚了些时间，但只要遵行普世价值，和平转型必然会取得成功，民主中国就会成为现实。
中共转型，一种是和平的，一种是暴力的，无论哪一种都不是中共自我愿意的主动选择，而是在社会压力和矛盾急剧冲突条件下的被动选择。眼下，中共执政六十二载，面临着最后一次这样的选择，前几十年的社会矛盾爆发、民主运动，都是起到开启民智、让民众认识到中共一党专制的极端、腐败和霸权的真面目，而真正要中共命的一定是如今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时代完全把中共一党的腐败和无能、对社会的破坏一一展现，一览无遗，中共领导层腐败和无能，唯利是图，草菅人命比比皆是，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法治和公平正义成为一句空话，全民道德严重下降，处处显示出末代王朝的病症，中共政权随时都会因社会矛盾爆发而分裂，权力会转移到地方利益集团手中，而中共核心层势必成为空壳，核心层人员将来不是受审判，就是外逃他国，可以说他们在中国毫无别的出路，最后一根稻草就会压在他们身上，就像苏共政权一样不得翻身，直到解体。中共即将到来的末日证明了他们已错过种种主动改良的机会，苏共正是它的前车之鉴，苏共的昨天就是中共的今天，这一定律是中共无法改变的。
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改变了民众的政治表达方式，以前民众政治表达，就像魏京生、胡平、陈子明、王军涛等异见人士早期参与的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结果就是各自付出了被打入另类和被送进监狱的惨重代价，而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从来没有被执政的中共准许过，即使一九八九年发生震惊中外的六四学潮，中共宁愿动用国防军血腥镇压也不愿意开放党禁和报禁，如今二十二年后依然如故。可是谁会想到互联网进入中国十多年后，从精英人士使用的信箱、网页发展到如今成为全民言说真相的利器，只要是城市居民，或者是稍微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农村居民，几乎是家家户户都上互联网，一个手机，就可以把整个国际互联网串起来，真相在互联网可以找到、无障碍传播，真话和对中共政权的指责依然成为网民每天的怒吼。对中共各级官员腐败和执政失败的揭露，互联网上比比皆是，中共政权完全被证明是失败的执政，互联网天天作证，这也是说明中共陷入自己深挖的陷阱，到了作茧自缚的时候。如果说中共失败的原因，起码包括互联网努力对言禁的突破，还包括中共自上到下的自身腐败，有这两点，足以说明中共权力的终结就是早晚的事情。
微博时代，公民记者冲在建设民主中国的最前线
网路传播的力量是超乎想象的。如今全民当记者的“微博”自媒体时代，是中国互联网的最大风景，微博以强调即时性优先于博客。相比博客，微博降低了民众表达意愿的门槛，破天荒地形成跨越地域和阶层的全国性公共领域。
中国网民截至六月份高达4.85亿人，其中微博有近两亿用户——几乎相当于整个巴西的全国人口，换句话说，每一个微博用户，都是一个记者，或是一个摄影师。因为“在微博上，每个人都是记者，都能发现并且传播事情；只要有镜头，每个人同样都可以是拍摄者”。自从微博兴起，越来越多新闻的传播途径发生了转变，由原来的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开始转移，微博成为许多事件的“案发现场”，并由此散播开来。“人肉搜索”、“官员二奶”、“红会糜烂”“微博打拐”、“解救流浪狗”还有更多“星闻艳照门”，几乎都是在微博上发现并传播，“翻墙”、“上墙”等新兴词语也开始因此流行。更有甚者，是对权力腐败的揭露、监督和抨击，比如温州动车追尾导致两百多人死伤的“7.23”事故，网民的监督和喧嚣导致国务院调查组成员撤换，把其中的铁道部官员“清理”出来。此外，由于网民的愤怒，高速发展的高铁列车如今要把速度降下来。网民的愤怒还要求国务院负责官员张德江和铁道部部长盛光祖下台，只是网民的这一要求还没有得到回应，网民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一监督的机会，只要腐败分子不下台，互联网上的“人肉搜索”就一刻也不会停息，社会舆论的压力就会持续增加，直到他们下台的那一天。
可官方对微博的应对，先是无动于衷，后是不知所措。早在2010年2月21日，网上传闻胡锦涛以国家主席身份开“微博”，但这突发的消息后来发现无人证实，结果倒是全民喜欢微博，而领导人却处处害怕微博，台湾的领导人马英九不但有推特（Twitter），还有facebook，可中共大陆国却不见有一个中共政治局委员在微博上与网友互动。微博的天下，正是中国未来领导人的天下。中国社科院2009年12月出版的《社会蓝皮书》中，微博被评价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并称中国微博的一大特点就是“强烈关注时事”。由全民主导的“公民报道”，赶在传统媒体报道和政府新闻发布的前面，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发布第一手的信息，对突发事件进行“现场直播”。这将来很有可能成为建设民主中国、实行宪政的最重要力量。微博发言，人人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治生产、政治运作、政治参与、政治社会化的方式，使政治生活更民主、平等和自由。言论自由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与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言论自由又是可以对不愿意发表的言论有“不说的自由”，这是言论自由的实质，自由的表达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而限制言论自由，或者强制要求人们唱红歌或对中共进行歌功颂德式的政治表达，都是对公民天赋人权的严重侵犯，公民有权争取自己的天赋人权，包括用和平力量改变专制政治制度的权利。只要互联网存在一天，中国网民的政治热情就高涨一天，同时由于人数增多，制度转型的成功率就随之增大。
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网上拉票在行动
在新浪微博上，还有一批活跃网民就是人大代表的独立参选人。2011年是全国各地人大换届选举年，五年一度，独立参选人在网上发起“一人一票，选举改变中国”，号召各地网民踊跃参政，由选票改变中国。四川成都公民李承鹏作为知名网友，宣布参选人民代表，引起全国轰动。2011年6月，江西新余市的独立参选人、网友刘萍、李思华、魏忠平参选，并在微博上传播，影响也很大，但因当地政府非法限制，刘萍等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随后的6月30日，北京一批律师前往江西新余支持独立参选人刘萍，并准备帮助他们控告某些人涉嫌破坏选举的罪行。但在调查活动中，律师和刘萍都遭到当地官员阻挠、围攻和殴打，手机、摄像机等物品被抢夺毁坏。这些律师并没有退却，通过微博和新闻媒体的帮助公示天下。这些律师认为，作为法律人的律师，此刻更应该站出来，以自己的行动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声援遭受打击迫害的独立参选人。
微博时代，不但利用独立参选人拉票，还利于选举知识的传播，让更多网民学会使用有关选举法，通过选民联名推荐候选人的方式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人大代表选举是每一个公民享有的不可剥夺的宪法权利，也是推动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可行方式，更能缓和官民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有效途径。国家应当依法保障独立参选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法打击一切破坏选举的行为。如今，在新浪微博上至少有一百多名独立参选人站出来参选，比如广州的公民刘云云决定以独立无党派公民的身份参加2011年举行的广州市区县人大代表选举，提出其选举的目的是成为真正的人民代表，为支持他的人民说话。刘萍网友也是如此在微博上坚持：从公民变成访民，又从访民变成选民，始终保持理性，不想变成暴民。独立参选人能否当选代表事小，但通过其公民行动，能够唤醒公民意识、民主意识，激发选举热情，推动中国早日实现一人一票，通过一人一票，和平改变中国。
微博助选，粉丝组团加盟，律师参与，这是公民社会的特征，又是非政府组织的最佳运作方式，这一群体的合作对政治选举的结果造成了很大影响，同时官方对微博、推特的控制不力，全民微博对公民社会的建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旦诉求得不到满足还会有更多公民的民众参与，从而导致公民社会建设的速度加快，政府的控制就会越来越削弱，制度转型的时机就要来到。
中共政权的不稳定从何而来
互联网时代，中共政权的稳定似乎陷入一个毫无方向的怪圈。中共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就是担心社会发生动荡或动乱，特别强调发展经济优先和“稳定压倒一切”，可是中共自身的腐败却毫无稳定可言，特别是因制度原因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使房价、教育、医疗成为压在民众身上的“新三座大山”。邓小平虽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同样毫无办法，邓小平当年说：“少部分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他还说：“中国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中，也不会有稳定。”而没有稳定，是不可能发展经济的。邓小平的担心只是维持他手中的政权在他手中不出乱子，只要眼前的经济发展，而不管下一任如何，更不敢开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没有政治改革保障的，也是跛脚失衡的经济发展，结果只是小部分人利用权力暴富，而大部分人无法分享社会财富，也不能得到公平正义。但今天看，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民众对政治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这个时候社会转型的时候就来得更快了。所以说，中共的制度必须做出改变，民众的压力也因此随之增加，直到发生改变为止。
问题是，中共一党专制制度的改变，可能与有些国家不同，有的国家是经济发展不好的时候发生剧变——和平演变，制度得以改变。中国如今是世界经济大国，又是东方文明的中心，辉煌的历史让所有人相信中国将重返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但因为对抗核心价值观，结果就是死路一条。西方强国，还有一些稳定的国家，基本都是奉行普世价值观及民主、自由、和平的制度，美国更不例外。可中国害怕普世价值，一方面要和平崛起，一方面又担心西方所谓的“和平演变”。从历史潮流看，普世价值是无法回避的，和平转型才是最大的和平，任何反对普世价值的大国迟早就丧失自身政权，当年的苏共倒台正是这一模式。有一种说法是，在1991年之前，没有任何西方专家、学者、官员或政客预见到苏联解体正在迫近，没有人预见到苏联共产党、国有经济体制和克里姆林宫对国内及东欧各国的掌控会轻易失去。当戈尔巴乔夫1985年接任苏共最高领导人时，苏联内外环境并不比其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为恶劣。在内部，苏联GDP年均增长仍达到1.9%，国民收入增加2%，国内反对派早已销声匿迹。在外部，阿富汗战争的花费对于苏联只是“九牛一毛”，苏联人也清楚“星球大战”计划需要数十年才能实现。可历史学家亚当？乌拉姆看得很清楚，他认为：“1985年，没有哪个主要国家的政府能像苏联这样，力量上如此稳定，政策路线又如此清晰。”苏联解体始于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对整个国家的“道德拷问”运动，他认为“一切都腐朽了，我们必须变革”。但当全体苏联人都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如此“腐朽”的社会中时，曾经维系苏联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公信力迅速土崩瓦解，随之带来政治与经济上的混乱。对于道德和真理的追求成为苏联人民推翻其政权的主要动力。
今天，中共走到这样一个节骨眼上，以前的模式行不通了，而且现在又赶上全民互联网时代，全民参与推波助澜，要求政治改革，墨守成规的中共不可避免要要步苏共后尘，苏共的昨天就是中共的今天。一旦中共失去权力，就是政治改革的开端，虽然晚了些时间，但只要遵行普世价值，和平转型必然会取得成功，民主中国就会成为现实。
文章来源：《新世纪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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