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10日讯】 2011年6月27日，联合国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正式开庭审理农谢、乔森潘等4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案。这4人被控的罪行包括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以及违反1956年柬埔寨刑法谋杀、酷刑和宗教迫害等罪……。红色高棉，意为柬共。1960年9月30日，在金边火车站的一间破旧房屋里，柬埔寨劳动党宣告成立，它是由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等1950年代初从法国回来的柬埔寨知识分子，为摆脱越南共产党对柬埔寨的控制而创建的，后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2006年2月，联合国工作组进驻柬埔寨，开始组建审判红色高棉法庭班子。2006年5月8日，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签署王令，批准了由柬埔寨最高法官理事会提出的审判红色高棉特别法庭的29名法官和检察官名单。他们中间17人来自柬埔寨，其余12人由联合国提出，分别来自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法国、日本、荷兰、纽西兰、波兰、斯里兰卡和美国10个国家。
3年8个月零20天的执政期间，红色高棉推行了“大撤民、大锅饭、大生产”的政策和“先群众，后党内”的大肃反、大清洗。其结果是出现了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大屠杀。所谓民族屠杀，是以1975年至1978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虽然至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40万到有所夸大的300万。一般认为，100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然而对于一个当时人口在700万到800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100万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学者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
种族屠杀，指在柬埔寨的2万名越南裔全部死亡，43万名华裔死21.5万人。
那个时候越南跟我们的关系就好很多，可是越南对华侨、对华人、对华商都很坏，基本上是对他们实行剥夺政策的。而且老实说，这个剥夺政策也不是1978年中国和越南翻脸了以后才有的，在这之前就已经剥夺了，可那个时候中国跟越南的官方关系还是很不错的。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对华人已经不是剥夺的问题了。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但是华人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二，死了三分之二。红色高棉屠杀华人，不光是屠杀所谓的富有的华人，甚至连侨共也杀。什么是侨共呢？就是华侨中的共产党，当时不属于红色高棉，而是属于中共系统的。侨共在红色高棉时期几乎全部被杀光，死亡率比一般华侨还要大。
但是，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是红色高棉的铁哥们，为了红色高棉，不仅敢得罪泰国，也敢得罪越南。为了拯救红色高棉，还跟越南打了一仗。也就是说对华人最坏的国家，大陆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对华人最好的国家大陆则认为是最敌对的国家。这种思维，和脑神经严重患病毫无二致。
这种病态的思维，是在病态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形成的。改革开放后，由于意识形态的改革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中国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病态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形成的习惯思维，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在很多时候却呈现变本加厉的趋势。以最近几年的“国进民退”为例，比如2009年4月，山西省政府发出整合煤矿文件，两年时间，2000亿浙商投资山西煤矿资本血本无归。浙江商会支持企业纷纷去法院起诉，回答是，中央有通知，全国各省对煤矿国有化和征地拆迁统一不立案。浙江商会胡会长解释自己为什么全身而退说，自己完全是出于幸运提前一年贱卖了煤矿才幸免于难，不少负债累累开煤矿的浙江投资者上吊，跳楼，媒体都不报道，仅苍南县就三个煤矿矿主自尽，他们的钱全是面向全镇借来的。现在山西煤矿国有化整合完成了，但大家发现，这些煤矿都归了四家：国电、华能、神华、电力科技。看上去，是“国进”了，但事实上，所谓“国有”，都在红色贵族子弟的实际控制之下。浙商普遍得到了四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补偿，被打发回家了；“国有”沦为了红色贵族了的私有，而民不仅退了，而且沦为了贱民。
山西重演1911年的铁路国有和1956年的公私合营。1950年代，通过公私合营夺取了8万户私营企业的产权，1980年代，当局号召农民想致富先修路，1990年代没收了农民办的公路和小水电；2010年代，关闭了农民办的小钢铁、小化肥、小煤窑、小五金、小水泥、小造纸，不予补偿。现在大家才真的明白，红色贵族果真厉害，惹不起。中国大陆的红色贵族其实和太平天国、卡扎菲、萨达姆、金正日、红色高棉、塔利班、卡斯特罗是一样性质的。目前媒体鼓吹民营企业进入铁路、电力、电信、公路领域投资，过几年很可能看你做大了就眼红，给你个超级低价把你“国有”化。例子就是：2008年媒体鼓吹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事后860亿捐款红十字会提取15%工作经费后，全部纳入当地财政开支，用于支付庞大的三公消费，实际用于贫困户救助的寥寥无几。
引诱、欺诈、眼红、掠夺，并且道貌岸然，堂而皇之，振振有辞，是一切专制统治集团的本质。动辄以党和人民的名义，“国有”化的名义，层出不穷的高尚名义，擅自就判处企业和投资项目死刑，让老百姓身败名裂，欲哭无泪。其指鹿为马、招摇撞骗、粉饰太平、强奸民意的本事，是人无法想象的。这和当年把民选的国民政府指控为卖国贼、四大家族一样，是同一个运作模式。但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当年清末的铁路国有化，激怒了四川湖北铁路投资者，使得立宪派站到了革命一边，引发了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
在病态的意识形态支配下，民不仅沦为了贱民，而且在沦为“毒民”。为了和“国有”争夺奄奄一息的生存空间，民只能不择手段地谋取利益。这种“毒民”的形成，和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息息相关，诚如网路所传，“通货膨胀是掠夺百姓最好的手段，是谁干的？据说，不是政府干的，是猪肉干的。”
前一段时间，西方主流热议中国的“西瓜爆炸事件”，让很多西方市民对中国食品感到恐慌。几年前国际社会就发现，中国国内很多掺了有毒化学制剂或造假的食品不仅“施惠国民”，也早已飘洋过海，向西方人悄悄进攻了。中国国民的“中国胃”，也都对许多原来爱吃的食品已经不敢问津，比如酸菜、木耳、咸蛋、皮蛋、辣酱等；后来报道又揭露许多乳酪制品也承继了三氰胺酸，香油、酱油、醋也被发现不对劲，就不再买“中国制造”了。但人们对中国的水果还抱侥幸心理，以为水果总不能造假。谁知最近一段时间又读到中国大陆出口的木瓜几乎百分之百是转基因木瓜。科学研究显示转基因木瓜可能会导致过敏反应，为抗病而导入的外源基因会产生一种蛋白，这种蛋白与可能导致过敏反应的蛋白非常相似。又读到中国产的西瓜有许多加了膨大剂，出现西瓜莫名其妙爆炸的现象。爆炸的西瓜自然不能出口了，但加了膨大剂又没爆炸的西瓜是不是悄悄出了国，到了国外的超市？!
有西方的舆论说，在中国超市看到那些包装鲜艳且贴着各式通过国家检测或得了各式奖的中国食品，就想起近年来中国大陆大量的文化出口——孔子学院。到 2009年为止，中国大陆在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82所孔子学院和272个孔子课堂。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圣人孔子在一夕之间，忽然被以反孔起家的中国大陆政权大举尊捧且扬名海外。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内涵。孔子留下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入学必读的大量著作，比如《论语》，《春秋》等，他还编注了《诗》、《书》，《礼》，《乐》，《周易》等。但这些所谓的孔子学院，却并不教这些正统的，受到西方高度尊敬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如一位美国孔子学院负责人所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是有偏见的，是负面的。我们希望通过孔子学院的工作，把真实的中国展现在美国人面前，让他们了解我们民族，理解我们民族，成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桥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所以，中国在世界上大量出口孔子学院，既不是宣扬传统的儒家文化，也不是向西方展示一个道德沦丧、假恶遍地的现代中国社会；而是以孔子华丽的外表为掩护，推销党文化，为红色贵族专制建立正统性与合法性，更多地迷惑西方人。
这些思想上，文化上的“致癌物质，三氰胺酸”，被巧妙地包装在孔子的大名之下，与中国大陆向西方源源输入的有毒食品，有异曲同工之效。
因此，有人形容在病态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形成的中国大陆六十年的变化：誓言变成了谎言，宣传变成了欺骗；红色变成了特色，官僚变成了贪官；流氓变成了大款，土匪变成了警官；农民变成了流民，工人变成了瘪三；人民变成了屁民，干部变成了老板；改革变成了掠夺，开放变成了污染；草原变成了荒漠，青山变成了荒山；碧水变成了臭水，蓝天变成了黑天；……。
一个月前，瑞典籍的小伙子应斯文成了新闻的热点，而这位曾经的复旦大学留学生成为新闻热点的原因，却是因为其被“特色中国”以“妨害社会管理”为由驱逐出境。出于纯粹的好奇，查了一下相关的新闻，原来这位不远万里来学中文的大孩子曾经连续三次在网上批评中国没有民主和自由，并呼吁线民7月1日到上海外滩举行“快闪式”抗议活动。他要求参加者用中文在自己身上写上“自由”二字，然后到外滩指定地点集合，站立5分钟之后解散，以示对中国政府的抗议。——看来，应斯文还是对“特色中国”基本国情不了解，不清楚“特色中国”境内一切人员唯一的“合法义务与权力”便是“唱赞歌、唱红歌”。
然而，在此事件中，有几个说怪不怪的现象却很值得大家品读。
第一，就是这个叫应斯文的大男孩所谓的三次在互联网上批评中国没有民主与自由，其实只不过是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中发表的几篇文章而已，虽说现在已经无从查找其博文内容，但仅从其现存的博文内容来看，其中文水准实在一般，并且其博客的粉丝（估计也都是同校的同学）亦仅有数人而已，其热度绝达不到“公开”的程度，至少被驱逐前似乎未见有人评价与转载其文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博客内容，竟然能被““特色中国”的国安部门发现并如此重视，足以见当今“特色中国”在网路监管上投入的人力与财力达到如何程度，而这个财力却是无数纳税人“被节省”下来的血汗收入。
第二，若论影响程度，一个外国留学生的人气度与社会影响力，任何人都可以想像，更何况这位应斯文同学竟然是一位单纯到留什么发型都在网上发投票要同学们表决的程度。这样可以说是顽皮成性的大孩子的行为，却能令国安部门如临大敌，在其“号召集会”的日子里，将其禁固于学校警卫室里直至“号召集会时间过去”，再匆忙将其签证改成限期离境。这恐怕仍然是数月前的“花粉过敏症”尚未痊愈。
第三点，在此事过程中，“特色中国”似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恰恰是对应斯文同学的“驱逐离境”令这位本来句不见经传的留学生名闻天下了。试想，假使“特色中国”国安部门对其所谓“快闪号召”视而不见，到了时限便真的能有人去回应吗？估计顶多也就是三五个同学“黄浦江边半日游”而已。可如今这样帮衬，不但将本来毫无影响的“快闪”变成了世人同见的“闪电”了，如若应斯文同学回国后，再著书立作，大讲特讲一下与“特色中国”国安的相处过程，那才叫一记大耳光打在“特色中国”的脸上，而真正抡这一记耳光的，却当真是“特色中国”自己的国安部门了。
不过，回头细想一想，最近“特色中国”似乎格外的缺乏“正常理智”，便如那位宣称“德国民众上网非常难”的堂堂市长大人一样，似乎整个“特色中国”上下都已经陷入了一种不思后果、不思他人智商的程度。
大概在一个多月前，中国大陆忽然流行一个词语：“脑死亡”。也许，整个“特色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脑死亡”的状态；也许，因为长期在病态的意识形态支配下，中国的大脑已经失去了思维功能，中国仅仅在“利益”的药物输液下，靠“维稳”勉强保持着红光满面、神采奕奕。
可是，一旦“维稳”失灵，整个身体，就将后果危殆。
这种状况，只要头脑还稍微清醒的中国人都心急如焚。无论体制内外，正常而正直的人们都在着急，比如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日前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就一反“民主党派”自反右以后不与执政党政治相左的常态，而大声呼吁政治改革，从而引发民间舆论的广泛关注。
张梅颖说“如果有人一听见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扯到西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只能说他是偏执和神经过敏”；对“政治体制改革”，张梅颖又说，“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动力不足，与一些人担心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大有关系。”由于中国的“民主党派”被定位为“参政党”，再加上民盟在反右时被“引蛇出洞”的经验，因此，“民主党派”的高层往往谨言慎行，除重复执政党政治话语外，难见个人政见表达。因此，张梅颖关于政治改革的坦率呼吁引起了网民的重视和共鸣，更有网友担心张可能会遭遇强硬派打压。
对中国的改革，张梅颖呼吁，“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不能淡化改革，而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改革是绝对不能倒退的。开弓没有回头箭，倒退没有出路。”她建议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第一，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第二，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杜绝改革的部门化和碎片化。”对中国政坛对“稳定压倒一切”的说法，张梅颖建议要“正确解读”。她说，“现在一提就是社会刚性维稳。要知道为什么不稳定，不稳定的背后还是个公平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公平和民生等问题；同时，稳定背后还是一个公正问题；稳定还涉及到政策的稳定”；“老百姓没有过多的要求。中国的老百姓安分守己。只要中国老百姓得到一点儿好处，就感激得不得了。这也是我们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张梅颖说，我们处于转型矛盾高发期，注定与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共生，在共生中要提高社会管理艺术和能力，体现出的是生存与发展的智慧。
但笔者以为，中国大陆的病态，主要原因还在于是在病态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形成的；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的改革却维护现状，且在权贵资本主义泛滥中变本加厉。意识形态属于脑神经，一旦脑神经有问题甚至死亡，那么一切问题，都成了无法解决的问题。
文章来源：《博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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