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19日讯】中共自以为得计的策略是“凭借国家暴力撑控西藏，达赖兴不起大风浪；而西方国家有赖于中国大市场，不会真跟中国闹僵，因此尽可以不理达赖，把他拖死后，流亡藏人就会随之瓦解”，西方社会也就失去可捧的明星，那时在西藏境内转世一个新达赖，再收拢西藏人心。同时在西藏推行世俗化，让藏人变成像汉人那样只追求金钱。
达赖啦嘛认为：假如按照毛泽东等当年签署“十七条协议”时的中央对藏方针，以及后来胡耀邦对西藏的政策，不仅西藏问题，中国其他诸多问题也能顺利解决。
藏文化与藏人的宗教，传统，语言和特性等密切相关。达赖啦嘛指出“语文是表现民族本质的最重要的特征。藏民族具有特殊的语言文字，藏语不仅是藏族互相沟通的语言，也是藏人书写文章，历史，佛学教义或科学技术等知识的唯一语言文字。藏语文是一个与梵文相媲美的文字，具有很高的表达能力，从梵文翻译的内容，不论词意，藏语文是唯一可以还原梵文的语言文字。达赖啦嘛指出：藏语文，是完整记录自释迦牟尼佛诞辰两千多年来，形成和发展的佛教教义、佛教哲学，以及佛教科学的文字，包括那兰陀传承中，所有的显密论典。特别是因明论典的完整教、学传承和方式，当今惟有藏文中记载和保存。因此，保护和继承西藏文明，不仅有利于世界和平，也是众生的福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破坏行为，都无益于我们长远的、共同的利益”。
藏传佛教是佛教中保留最完整，内容最博大深奥的佛教传承。它能够延续发扬，是因为藏文所记载。
宗教涉及藏民的根本问题，佛教与藏人的本质密不可分。西藏是个佛教社会，历来尊奉喇嘛的传统。西藏流亡政府新当选首相洛桑森盖（LobsangSangay）指出“宗教是心灵和精神的事，对藏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藏民族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宗教和传统风俗习惯；达赖喇嘛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以佛法管理藏区，延续了近四百年。藏区佛教信徒高达90％，因此佛法、佛祖和喇嘛对藏人至关重要，是藏民族的文化传统。
佛教倡导清心寡欲、是超度来世的宗教，因此藏人重来世，来世和现世同等重要。佛教认为，生命在六道轮回中循环，不断经受痛苦；即使富人，也难免除精神烦恼和生老病死之苦。唯一的解脱之道在于修炼成佛，方能脱离六道轮回的苦难，得以在极乐净土永享安乐——这正是藏人追求的人生终极意义与目标。
而成佛之路皈依上师至关重要，但是佛为了普度众生，自愿放弃在佛界享受安乐，忍受往复转生之苦，屡返人世引导众生获得解脱。上师是信众与佛界之间的桥梁： “没有上师，就算所有的佛都对我们微笑也无法看到。”因此藏人的每日祈祷首要表达皈依上师，其次才是皈依佛、法、僧，因而上师的地位至高无上；除了佛陀释迦牟尼，藏人最崇拜的就是上师。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又是全藏精神与世俗的领袖，在传承上是所有上师的上师，得到所有教派的一致依从，因此达赖喇嘛成为每一个信奉藏传佛教者的根本上师[5]。因此，对西藏宗教的扼杀，实质上等于消灭了藏人的（精神）生命。
中共早在1950年代便大规模展开了灭佛运动。1962年，班禅喇嘛致信周恩来的“七万言书”披露了中共的宗教迫害事实：“‘破除迷信’，反对宗教；消灭佛像、佛经和佛塔；千方百计地使僧尼还俗。”“在各寺庙将僧尼集中在大经堂内，不分昼夜紧张地学习、强迫动员互相批评，对公开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分子和各种帽子，进行无法忍受的斗争打击”。“竟有让喇嘛尼姑和俗女各站一边，强迫互相挑选成婚”。“西藏原有各类寺庙 2500余座，民主改革后仅剩70余座；原有僧尼总数约11万人，除外逃1万，仅剩7000人”；“公然无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把许多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
据一份“人民解放军”内部资料披露，自1952年至1958年，共军粉碎了996次叛乱，仅在Kanlho东北部杀害超过一万名藏人；而在安多另一地区Golog，人口从1956年的14万人，下降为1964年的7万。
1956年西藏新年寺院被炸毁，至少2000名和尚信徒被杀死。西藏人不仅被枪杀，但还被欧打致死，虐待致死，活活烧死，淹死，被肢解，饿死，勒死，绞死，活活煮死，活埋，碎尸，砍头等野蛮残忍方式杀害。
1950-1960年期间，大量藏人被监禁，活着出狱者不到2%，他们分别被关押在166个集中营。对此班禅啦嘛证实：“大部分关押普通犯人的监狱管理极其糟糕，监管人员不关心犯人的生活、健康，恶言恫吓、恣意毒打的事情时有发生。更甚者，监狱管理者“故意把地势高低和寒暖差别很大的南北上下的关押犯迁来迁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体，褥垫不能防潮，帐篷、房屋不遮风雨，食不饱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凄惨，还让起早摸黑地劳动，把最重最苦的劳动活交给那些人去干，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御地出现体力日衰，疾病，加以休息不充足，缺医疗，使大量关押犯非正常死亡。”
1959年是西藏最黑暗的时期，同情起义的村庄被整村炸毁；伤员被遗弃，活埋或任由野狗嘶咬，大量人员自杀。1959-1963年，至少70000余名藏人死于饥荒，占人口的2-3%。最近的研究显示，死亡人数远远高于此，青海藏民死亡率高达50%。男女比率降成1比下7至11，亦即青壮年藏人基本上被消灭或监禁；1968年1月拉萨毛派与保守派武斗，致数百人丧生。1969年另一次拉萨起义被中共血腥镇压，康巴游击队战斗直至1972年；1987 年起义又起，1989年西藏实行诫严，据张少松将军称，18个月期间至少600人丧生。1984年西藏流亡政府估计约173800人被枪决；西藏1/4成年男子是和尚，1/6被划为右派；在四川藏区，2/3藏民被捕关押直至1964年或1977年。
文革结束后，藏区6259座寺庙，绝大多数被毁坏一空，仅13个仍开放，大多数被变成军营，商店或拘留所。寺庙内的大量珍宝，佛像，价值连城的字，画，经书皆被毁或盗空。1973年一家北京工厂熔化了600吨西藏佛相。1983年一个西藏代表团，在北京发现32吨西藏遗物，包括13573座佛相。直到 1979年所有的学校仅教汉语。依1984年西藏流亡政府估计：约120万藏人受害，其中约432000人在1959年起义中丧生。中国官方称自治区人口从1953年的280万降至1966年的250万。按正常出生率计扣除流亡者，藏人死亡人数至少80万以上，唯有红色高棉的大屠杀可比。
1980年代，虽然表面上宗教活动得以恢复，宗教的核心――通过高僧虔诚的信仰、深入的佛学钻研和教化活动启迪众生――却已难觅踪影。当局对现存僧团领袖实施“逆淘汰”选拔机制，“凡是坚持宗教原则、拒绝充当工具的领袖，都遭到打压整肃甚至判刑；而对个人利益至上，善于投机，放弃宗教原则，甘当工具的僧团领袖，给各种好处，安排人大、政协甚至政府官职，对其活动大开绿灯，提供资源。
1994年北京“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治藏路线转为强硬，达赖被当作了“打蛇”必须先打的“蛇头”。
1995年达赖认定班禅后，北京更将其视为敌人。西藏党委书记陈奎元指称：“达赖集团渗透最严重、最广泛的场所是寺庙，是他们施展阴谋、隐蔽藏身，追随者最多的地方……如果不能有效地管理寺庙，就无法制止达赖集团乱藏祸国的阴谋，西藏势必国无宁日。”陈还说：“假如群众完全接受宗教的引导，许多人会由于宗教信仰而被达赖引入分裂祖国、危害社会稳定的危险境地。”1996年下令收缴和销毁达赖像开始在整个西藏实施。由党政官员和公安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寺庙，僧侣被要求人人过关，接受审查；众多僧侣被赶出寺庙，遣送回乡，关进监狱；留下的僧侣则必须公开表态反对达赖；制定了限制寺庙活动的规章，如禁止自行修建寺庙，限定寺庙僧人“编制”，禁止寺庙之间串联，在寺庙以外不许宣传宗教等，甚至活佛转世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寺庙自主名存实亡，政府官员被安插进寺庙管理机构。
西藏党政干部和员工都被明文禁止信仰宗教，要视达赖为敌人，家里严禁挂达赖像，不许设经堂佛龛、请僧侣念经、做佛事、挂宗教性标志或让子女去西藏流亡政府办的学校上学，违者被开除党籍、公职，退休者扣发退休金，学生则不予升学。
如今形式上的宗教活动照常进行，然而西藏宗教的命脉——被称为“三宝”的佛、法、僧却都受到遏制和摧残。当局对讲经弘法的封杀，使宗教失去哲学思想的传播，百姓的信仰只能停留在形式与迷信层面，无法了解宗教真谛，由此必将造成宗教衰微，奢靡之风的兴起与社会风气的败坏。
严格控制宗教致命的后果是造成藏传佛教传承的断裂。传统西藏宗教有一套内部制约系统，达赖、班禅虽有“转世”制度，但格鲁派高僧和寺庙主持却实行任期制，由具有真才实学的喇嘛竞争，胜者成为葛丹寺主持，并成为达赖、班禅的当然老师。这个制度保证了藏传佛教纯正教义的代际相传和“高僧大德”的不衰，但 1959年后这种制度被中断。
王力雄先生认为：今日西藏并无真正的宗教自由。政府对登记在册的寺庙宗教活动严加管理，限定寺庙僧人“编制”，禁止寺庙之间“串联”，规定寺庙之外不许宣传宗教，对体制外自发的宗教活动严厉取缔。王正确指出中共迫害西藏宗教的逻辑是：只要藏民族保持一体，中国就难以在西藏巩固主权，藏民族之所以能保持一体，在于没有阶级斗争，而没有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西藏宗教。所以，且不说共产主义无神论与宗教先天对立，仅出于以阶级斗争发动底层群众、分化西藏传统社会的具体目的，也不可避免把矛头转向西藏宗教，把它当作 “麻醉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打倒。不打倒宗教，则不可能把西藏底层人民从上层社会的精神威慑下解放出来，使他们有敢于做共产党同盟者的勇气，中国的主权就无法得到在西藏扎根的群众土壤。
毛泽东亲口对达赖啦嘛说“宗教是毒药”因此毛的宗教政策是灭佛，而今日中共的宗教政策旨在诱导僧侣阶层整体堕落，对佛教更为致命。袁红冰教授深刻指出：“人是心灵的存在。对藏传佛教的最可怕的威胁在于，中国官僚寡头集团一直试图从西藏人的胸膛里，剜出那颗精神信仰的心，并塞进一颗在物欲中腐烂的心”[7]。综上所述，若没有确证证明中共有计划群体肉体灭绝藏人，无疑中共对西藏实施了宗教文化灭绝政策。而宗教文化灭绝实质上等同于精神心灵灭绝藏人。
the non-violent, moderate path espoused by the presentDalai Lama could be abandoned by Tibetans after his death. “Violence is something 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ibetans.But so long as we have the Dalai Lama it is not easy to organiseanything. It will take time," “The Tibetan Youth Congress’scommitment to independence will neverchange," Beijing is deliberately stalling in its sporadic talks with theDalai Lama’s representatives, since it believes that afterhis death the Tibet issue will simply vanish from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
达赖喇嘛，“你们不需要担心”，2011年3月19日在达兰萨拉大乘经苑的讲话
达赖喇嘛在西藏和平抗暴52周年纪念集会上的讲话（2011年3月10日）
Myhope is that Tibet will once again become a land where the six million Tibetanscan live in total freedom, according to theprinciples of Buddhadharma.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Dharma is a core issue for us. The whole Tibetan civilizationis built around Dharma, and the Tibetans, a Buddhist people, have evensometimes gone to the extreme of taking up arms to preserve the Dharma – I amnot saying this is the right approach, rather to stress the fact that Dharma isprecious to the Tibetan people. [In recent history] it wasn’t when the Chinesetook away the land from the Tibetan rich, but precisely when the monasterieswere being reduced to rubble, and when learned scholars and venerated religiousleaders were being imprisoned, and in many cases executed, that the Tibetansthroughout the plateau rose up and resisted. I would like Tibet to become amodernized country where its people can take full advantage of scientific and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 yet not at the cost of losing our Buddhistidentity. If we lost that, and even gained so-called total politicalindependence, this would be meaningless.Lodi Gyaltsen Gyari ,The Future of Tibet http://www.mandalamagazine.org/archives/mandala-issues-for-2002/december/the-future-of-tibet/
仲维光先生指出：任何一种宗教，由于追求的是人最根本关切的问题，坚持的是人最根本的价值，因此，在最根本上它必然是超越种族、地域的。它必然是人类最根本的宝藏。佛教如此，基督教、伊斯兰教也是如此。即便儒学，也是如此。达赖喇嘛像甘地、哈威尔一样超越了政治，地域，种族，宗教！哈威尔是从求真中，康拉德是从思想的对抗，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索尔仁尼琴、布罗夫斯基是从人性，从艺术，达赖喇嘛则是从价值关怀，精神信仰，文化伦理实现超越。以独立思想对抗专制，哈威尔、康拉德等知识分子树立了典范。以文化传统对抗当代共产党极权主义专制，中国学者陈寅恪，余英时、许倬云等人都努力过。如今，达赖喇嘛在以传统文化及信仰对抗专制，已经成为当代，乃至历史上最卓越代表人物。他在这一领域中树立的高峰，将和哈威尔等人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树立的对抗专制的丰碑并立。他树立的典范，不仅是以传统、文化、信仰对抗专制，而且是一种更重要的，更普遍的，对西方民众也非常迫切的超越政治的关怀与追求。
Tibet issue Tibetan viewBBC April 2008。An internal Chinese military documentstates that from 1952 to 1958,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rushed 996rebellions and killed over 10,000 Tibetans in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ofKanlho. Golog, another Amdo area, saw its population halved from an estimated140,000 in 1956 to about 70,000 in 1964.
袁红冰，“西藏的命运――写于《金色的圣山》新书出版之际” 2005年3月25日
文章来源：《博讯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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