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17日讯】7月11日李红卫被宣布劳教一年零九个月，关进劳教所。昨天八位朋友去劳教所看望她。见闻使人感慨万千。
在门卫登记后，我们进了接见大厅。工作人员说：不准非直系亲属探视。我们问是哪里规定的，他们支吾其词，我们要求见所长，他们说所长不在家。我们只得给李红卫写了个简单的字条：“李红卫：大家都在关心你，希望你保重身体静心学习，回顾历史，思考问题，尊重别人，面对现实，接受管理。附上800元，孙文广、巩磊、邵凌才、张金凤、陈彭莲、孙立冬、孙万宝等。
（一）中国的劳教所和看守所
中国劳教所，有非常严苛的管理制度，这次和我们一起前来的张金凤， 2009年被宣布劳教1年9个月关押期间，从没有见到一个亲戚朋友，她的好友李红卫几乎每月都要去探视，都被挡在门外，不得见人，只能送些钱物。
中国的劳教所和看守所管理很相似，1966年“文革”中我被两次关进看守所，在关押期间，不允许任何亲属和朋友探视，我哥不远千里多次来看弟弟，都被拒绝，哥哥走后，管理人员将哥哥带来的一斤糖果，转交给我，对我说：“这是对你特别的照顾”，我连忙说：“谢谢队长”，我激动的几乎掉下眼泪。因为在看守所中，最大的痛苦是饥饿，这一斤糖果我给自己规定，一天只能吃两粒。
在看守所四年多的日子里，我下定决心，有朝一日离开，我一定要写封揭发将这里黑暗的信，送给有关部门。1978年7月，我被判刑7年，进入济南劳改队，我写出的第一封信是给检察院的《看守所管理情况及管理建议》，信交给监狱领导转出，这也算了结我多年在看守所的夙愿。 33年之后，这封信被收入我在香港出版的《狱中上书》。
1982年我被平反，回大学教书，1988年开始，我当了10年济南政协委员，我仍然念念不忘看守所中的黑暗，后来我终于联系到一批政协委员，联名写了一个提案，建议去看守所视察调研，以便推进其改善其管理，结果石沉大海，渺无音讯，当时的政协，更乐意视察宣传那些“优秀”国企如：小鸭、康巴斯、机床厂，造纸厂等，到这些地方去视察，有吃有喝，还可以在媒体上曝光。
（二）台湾的看守所和监狱管理
大陆媒体上有关台湾看守所和监狱的报导我都很关心。我发现那里的管理很人性，近年陈水扁因“贪污”关进看守所，并判刑进了监狱，从报导中可以看到，不但允许家属送饭，还允许很多朋友进去会见，陈水扁在监狱中每天给报纸写专栏，一篇稿子两万台币稿费，据说年收入比当总统的薪水都高，坐牢期间陈水扁外面出版了三本书。有人说不准判刑之人在监狱写文章发表，马英九却说：陈水扁关在里面也有言论自由。
（三）台湾是大陆法治、民主的明灯
过去大陆宣传，台湾水深火热，民不聊生，非常黑暗。现在看来，正好相反，台湾的民主化法制化远远将大陆抛在后面。中国大陆不但在科技上、经济上要学习台湾，在法制、民主化上更应该学习台湾。
现在很多人到台湾自由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看看台湾的法治、民主、出版物和新闻自由的。我去台湾9次，每次去都是要跑书店特别是诚品书店、图书馆，看杂志报纸，那里有太多被大陆禁止的图书、刊物、报纸。每次回来我都带些书籍和刊物，海关查到要没收，但是海关太忙总有些漏网之鱼，不幸的是对我4次抄家，很多台湾带回来的禁书被抄走了，后来禁止我去港台，至今六年了，不知何时开禁。
（四）中国的劳教制度应该废除
中国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侵犯人权，违背宪法，是1957年反右的产物，是一部臭名昭著的恶法，早已引起公愤。2006年3月我执笔起草并发表了一篇：《高智晟、孙文广呼吁废除劳教制度》赵达功、牟传珩、刘荻、史若平、李昌玉、杨在新等都是发起人，这篇文章收集在2010年出版的《逆风三十年》中，第168页。
我希望在中国尽快废除劳教制度。
2011年7月16日于山东大学 手机13655317356 0531–88365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