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16日讯】十八大前夕的中国充满各种变数，除了经济领域的各种变数之外，让观察者惊讶的主要是中国政治所出现的两大“破局”之举。破局之人一是温家宝，二是薄熙来。
一、中央集体领导的权威受到挑战
检视中共政治，会发现其经历了一种变化：毛泽东的独裁政治――邓小平的有限专权（邓本人对部分元老的政治权威有限）――围绕第X代核心形成的中央集体领导。目前这种围绕核心的集体领导体制正受到温家宝与薄熙来的挑战，温的挑战主要是言论方面，而且温本人也未打算将言论付诸实施；但薄熙来却是有计划且大张旗鼓地推行“重庆模式”，从意识形态到行动都对中央权威形成严重挑战。
先说温家宝的挑战及其有限性。回顾中共历史，从来只有领袖享有创设理论之权威，其他人即使理论上比领袖高明，其思想理论也得奉献给领袖让其笑纳为“伟大思想”的一部分。中共元老、理论家当中，从张闻天到陈伯达；从范文澜到艾思奇，谁也没少做这种事情。毛在世时，奉献者没人敢对此吭半声，但到毛驾鹤西游之后，不少人就要求认领思想权与著作权。面对这一“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纠葛，中共中央只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承认“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以平息来自党内人士的知识产权要求。
回顾这段历史，是说明中共的理论传统曾经是只允许一个大脑、一种思维。其他人的思想理论即使被采纳也得挂在领袖名下。温相从去年以来屡次提不具备任何实质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今年6月27日在英国皇家协会发表“未来中国的走向”这一演讲，算是进了一步，提到“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尽管温并不打算去实施这些主张，但这种姿态已与党中央的思想路线如“五个不搞”之类南辕北辙。这种情况在毛时代甚至在江泽民治下的中国都不可能出现。当年朱镕基就是因为在外放言“地雷阵、万丈深渊”之类的话，回国后被迫在国务院内所属的党小组民主生活会上做检讨。温比朱走得远，但从其锲而不舍地重复这个话题，可见作为“老大”的胡锦涛及其他政治局常委并未对他施加巨大的压力。
二、“重庆模式”的华丽包装
薄熙来以地方诸侯之身，想重塑意识形态并构建新模式，更是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之事。这一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前可追比春秋末年楚庄王问鼎之举，后可与晚清朝局相比——晚清经太平天国之乱，由原来内重外轻之局变为外重内轻（即地方权力日重，中央权力衰微）之局。尽管胡锦涛从上任以来就热衷于参拜西柏坡回延安之类，方向似乎与薄的唱红歌一致，但胡总对薄督此举之僭越未必欣赏，始终对“重庆模式”不置一词。从中央大员到地方诸侯，再到学界一班趋炎附势者，看到主弱诸侯强之势渐成，再揣摸一下十八大人事布局，为政治保险起见，于是以物美价廉的唱红歌作秀以预结薄督欢心，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预留退步，于是唱红歌蔚然成风。最近逢中共“九十高寿”，渐成政治潮流的唱红歌更是被推向高潮，等到对外视野最广的外交界与被目为最“出世”的宗教界这两大“行业”的人热情加入唱红歌行列，北京、重庆、成都三地学者们共聚一堂一本正经地为“重庆模式”理论加冕之时，中国的未来将走向何方就值得探讨了。
什么是“重庆模式”？对这个模式的通俗形容是“唱红打黑”。由于“打黑”备受批评，这面旗帜已被悄悄卷起，大力张扬的是“唱红”。从薄多年宦海遨游、始终徘徊在省部级这一门槛及其年龄来看，十八大是他此生最后一搏，唱红歌为表的重庆模式是其十八大晋位的政治资本，这点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薄之所以高举毛泽东这面有不少污秽的破旗，一是因其理论资源匮乏，二是现今的政权继承的是毛的政治合法性，毛的政治遗产和经过谎言包装的形象可以用来作为政治权争的武器。
抛开“重庆模式”唱红歌这一表征不谈，这个模式在经济上、政治上到底有什么特点？且先看薄熙来的学界追随者是怎样为重庆模式赋予意义的。
“薄粉”崔之元曾为重庆模式苦心总结出四条经验：一是经济上的国民共进；二是通过土地储备制度和地票交易，实现了“涨价归公”；三是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四是通过“三进三同”重建党群关系。但崔的这一理论总结不具备理论推广的战略高度，薄督大概只当作“重要参考”，还得继续找寻智囊将“重庆模式”总结成“放之中国而皆准”的理论。 2011年6月12日，来自北京、重庆与成都三地的一些学者在西南政法大学举办了“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讨论会。据与会学者概括，“华盛顿共识”已经破产，在此际推出重庆模式具有以下重大意义：第一，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根据是薄熙来说“要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组织生产”；第二，重庆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第三，重庆模式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的进军号角。从理论上讲，在十七大推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是构建了一个框框，但并不完善，因为由“邓论、三论（三个代表）和科论（胡的科学发展观） ”还在相互整合。这些薄粉们的意思是说，加进了重庆模式，中共就能够形成与毛泽东思想并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作为薄熙来理论核心重心的经济理论，即薄主张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什么呢？这些智囊准智囊搜索枯肠，总算是发现了几条（以下是本人根据长达几万字的《京渝蓉三地学者：说不尽的“重庆模式”讨论会纪要》概括）：
一是在生产时要问姓社姓资，才能保证食品安全。薄公开批评了“不择手段去发展”，认为如果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生产，决不会允许假冒伪造，所以，不问姓资姓社，无论是针对食品安全还是其他问题，所采取的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之举。
二是和改革相结合的民生动力论。据说薄熙来从投资、出口和消费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来分析，认为消费这匹马不够大，所以要做大。
三是干部考核不能只看GDP。薄在与重庆区县党政负责人座谈时说：干部的考核、选拔机制“今后还要进一步充实、完善考核指标，将理想信念、社会正气等也纳入考核范围，不能只看GDP。”薄粉们说，现在学术界讨论怎样完善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什么“可持续力指标”、“生态环境指标”、“就业指标”、“收入分配指标”、“社会稳定指标”、“通胀指标”等等，还有权重计算，量化分析很多就是在做数字游戏，在扯淡，而薄督将“社会正气“纳入考核范围，“好得很，抓到了点子上”。比如重庆干部的“精气神”就是一例，上班实行是“5+1”，将星期六都投进去了。
四是开展“唱读讲传”红色文化活动，再加上打造城市名片，比如重庆现有五大城市名片：楹联文化、滨江文化、古镇文化、名人文化、爱情文化。
三、“重庆模式”：中央权威衰退下的政治怪胎
上述“重庆模式”，很有一点“拿来主义”气概。先说第一点，从历史上看，毛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从未生产出什么优质产品，都是工艺落后制作粗糙毫无竞争力之物。 70年代末打开国门之后连人家生产的折叠伞都成了当时中国人艳羡之物。从现实看，世界上最大的假冒伪劣产品生产地正是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堡垒，而不是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 “生产时问姓社姓资”又如何能够解决质量问题，恐怕只有薄粉们才能自圆其说。至于反对透支环境发展经济，更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从70年代以来兴起的环保主义的宗旨，与大跃进时砍光树林、改革时竭泽而渔这类不择手段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有何关系？
再说第二点，民生动力论这个名词勉强可以算创新，但内容却是标准地“拿来”。近十余年来，学界一直在检讨由于分配不公导致内需不足，使得三驾马车中的一驾国内消费萎缩。为什么标上“重庆模式”这个说法就姓了薄？第三点干部考核指标中要加上社会正气，这如同当年毛泽东时代考核干部提倡讲社会主义新风一样，也是效颦之作。 “5+1”只不过是“社会主义义务劳动”的变种罢了。只有第四点算薄督创新，但于解决当下社会矛盾似乎无补。在没有毛泽东这尊活神的情况下寄望于唱红歌加强思想控制，总体效果未必比意识形态淡出的“面包契约”好到哪里去。
自毛泽东发动祸国殃民的“文革”开始，中共当政者就陷入了意识形态与执政行为完全分裂的状态。进入邓小平以救党为实质目标的经济改革时期，所谓“革命理念”更成了政权合法性的装饰物，自我服务的自利行为成了各级政府的日常行为模式，权谋和权术成了执政党的基本运行方式。薄熙来以唱红歌为表、意在为其十八大上位而倾力打造的“重庆模式”，只是中共中央政治权威衰退下的一个政治怪胎。从这个模式中找不出任何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迹象，只看到政治权威可以肆意干预经济、锻造“民意”，让本来就非常虚伪与无耻的中共政治变得更加寡廉鲜耻。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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