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10日讯】（新唐人记者马宁综合报导）由于中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大批农民为了赚取更多钱维持家庭收入进城打工，但农民工犯罪率也在飙升。郑州大学教授许圣道主持的一项调查显示，5年间农民工犯罪发案率上升了21.7%。而在广西衍生了以抢劫为行业的“砍手党山村” 。
据《南方周末》报道：最典型的案例，“新生代农民工”阿星为了报复工厂拖欠工资，用两把西瓜刀与一把弹簧刀捅死了工厂的管工。
阿星生长在“出产砍手党”村庄
阿星5年后坦言不只是报复，其实还是一场与另一名同村打工者冯春毫预谋数天的抢劫。
他们都出生于同一个村庄，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在广东的媒体上，这座村庄更为响亮的名字叫“砍手党山村”。他们在广东因为曾经发过的几起闹市“砍手”抢劫而震惊公共舆论。
这是他的成长经历长久以来给予他的暗示，他的堂叔赵民显在深圳公明曾是风光无限的“黑社会大佬”，在贫困的家乡最早拥有私家车；常带他玩的表哥言明显，自从辞工后混社会、搞抢劫后就生活得光鲜有钱、不再受人气。那时，他们村里的许多年轻人加入了抢劫这个行当。
在一个只有两千人口的温江村，这个村庄参与犯罪的年轻人差不多已被抓尽，但又在上映乡其他的村庄遽增，整个上映乡保守估计有三四百年轻人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地抢劫被抓。
在阿星入狱前后，他曾经的同乡好友几乎都因抢劫被捕。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进城打工——辞工——犯罪；他们的经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数据的缩影：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
法官助理曹咏分析农民工犯罪产生的原因
顺义法院刑庭法官助理曹咏表示“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一般都是毕业后就来到城市务工，经受的磨练较少，但消费观念却很开放，喜欢追求时尚，对职业要求较高。可由于收入低，导致常常入不敷出，容易偏重私利、行为偏激。”
曹咏分析说，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另一个明显特点就是犯罪低龄化。平均年龄只有22.8岁，其中未成年的新生代农民工被告人占到了全部未成年被告人总数的57%。
曹咏还说，新生代农民工被告人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能够达到高中以上学历的仅有14%。
据《扬子晚报》报道:扬州中级法院院长时永才认为，对新生代农民工给予关爱，可有效减少这一特殊群体犯罪案件的发生。要以户籍制度的改革，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他认为，政府部门要不断完善针对农民工的各项社会保障措施，使暂时不能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得到更多的帮助。保障措施要涵盖工作、生活的各方面，努力解决农民工继续教育、子女就学、医疗、住房等主要问题。
农民工 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群体
《工会博览》杂志社副主编宋艾君认为，农民工长期受城乡二元结构户籍管理的体制性障碍，农民虽已进城务工，但始终戴着写有“农民”二字的大帽子，在劳保、社保、医保等方面不能完全享受和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其就业范围也受到很大限制。
许多进城务工人员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拥有城市户口，能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地生活与工作。但是现实中，他们面临着以下两方面问题：
一是意识的误区使农民工受到城里人观念意识的歧视。因为观念的歧视导致农民工在就业上存在工资歧视、雇用歧视和职业歧视。
二是他们和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经济上得不到应有的福利，政治上也缺少地位，沦为二等公民。并且在部分舆论的诱导下，农民工不断被妖魔化，因此经常遭受人身攻击，基本人格都无法得到尊重。
城乡劳动力流动受阻于户籍制，我国户籍制的改革几乎是目前进展最不显着的改革之一。户籍制度的禁锢，导致了农民进城务工所遭受的种种限制，他们似乎成了城里的异类人。
中国农民工生活。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