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9日讯】 药家鑫死了，李昌奎活了。一切的一切，似乎不是同发生在中国大地的案件，而是一个在中国，而一个在美国，甚至是火星的判决结果。
作为一个应该是最严格，最统一，最明确的行为规范与处罚标准，我们的法律到底怎么了？我们到底应该抱以什么态度朝三暮四的判决？我们到底还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标准？到底我们的法律有什么病？
尽管云南盛产躲猫猫、处女买淫的疑团和今天罪恶滔天而活下来的李昌奎，我并不准备以恶意来怀疑云南的法官品德、智商与道德感。但一句“量刑失重”证明云南法官眼里，两条人命，强奸杀人的罪行并不足严重到让李昌奎那卑污的生命来抵偿。或者在云南法官看来，那只是两个符号，而非两条曾经鲜活的生命。
法律界的人必然嘲笑，你一外行人士，评什么法律。是的，我是外行，但我知道一个很朴素的道理，任何法律，都应该是全民意志的总和，而不是法律人士自家的后花院；法律不是空中楼阁，法律更不应该是某些人垄断的特权。任何法律，如果不得到民众的总体上的承认，都没有其权威性，纵然能一时推行，亦必短命。我们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大，不是法院，不是律师。我所发表的是我的意见，表达的是我的意志，尽管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P民，但如果我的意志正与这全民意志的总和一致，那么这就应该是法律，这就应该代表权威。
让李昌奎活着的法律理由很简单，自首，认罪态度好，积极陪偿。其实以上无论那一点，都不能改变罪行的性质与严重程度。
其中最为莫明奇妙的理由为“积极赔偿”一项。不谈受害者家属的看法，云南的法官们也大抵会把“三万”元是李家最大的赔偿能力，并不等于钱少就不积极等等作为理由抛将出来，所以我暂时不提，且看所谓“积极赔偿”行为的意义是什么。
赔偿其实不过是通过以金钱为补偿，来争取受害者家属的谅解而已。无论赔偿多少钱，都不能改变犯罪的性质与程度，如果说“积极赔偿”就可以减刑，其实质就掉进了“拿钱就可以买命”的陷井。积极赔偿唯一可以产生从轻处理的因素，在于受害者家属的态度，而非由法官大人们自行“酎情”。况且赔偿的对象是受害者家属而非法院，受者未曾发言，请问赔偿的“积极”与否怎能由法院确定呢？夫妻俩亲热，施者受者没吱声，何时轮到旁人来叫爽？
再说“自首与认罪态度良好”，自首与认罪态度良好实质不过是罪犯对执法机关的一种变相的贿赂。我犯罪了，我投案，我坦白，你们好办事，方便你们查案，你们给点好处，减我的刑，逻辑关系不过如此。这种贿赂从严格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执法部门受国民的委托，不应该为了方便自己的工作的开展就减轻了对罪犯的处罚。但现实来说，确实也有这么做的必要性。但自首与认罪态度良好也必须有个度，当罪犯有可能逃避处罚时的自首，坦白可以“酎情”，一个罪行凿凿又在天罗地网中的罪犯，如何能认定自首、坦白？
当然“自首、认罪态度良好，积极赔偿”里面还表达一个内容，那就是罪犯的态度。态度决定一切，知错者应该给改过的机会。然而有人说得好，在生死面前，魔鬼也会长出翅膀装天使，我们无法认定，一个人心里所想，我们无法知道，一个人真正的态度。我们也无法想象一个还残存良知的人会做出如此暴虐的事，我们更无法想象，一个毫无天良做出如此暴虐行为的人，在监狱里突然会长出一双天使的翅膀。当然，这个“我们”不包括云南的法官们。
既然我们无法认定一个人的态度，就不应该也不能拿这个无法认定东西来作为量刑的依据。法律不能靠猜。
自首也罢，认罪态度也罢，积极赔偿也罢，云南高院会有一千条理由来狡辩使其坐实，多说也无用。我只想，天平的一边放在两条生命，一个强奸罪，让云南高院把自首、认罪态度、积极赔偿和李昌奎的死缓放在另一边。请问平了吗？
若是不平，那么，把李昌奎的生命放上来吧。当然，还是不平，可以加上云南高院法官们的几顶帽子。
